凸顯文學研究在文明交流互鑒中的獨特作用 ——評《百年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
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多元互動不斷深化的當下,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既是學術研究的重要議題,也是文化戰略部署的核心環節。王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最終成果《百年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這部由國內外40余位專家學者合作完成的學術巨著,歷時十余年編纂,涵蓋英語、法語、德語、俄語、日語五大語種,體量達5卷6冊、近300萬字,堪稱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該成果入選了2025年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從研究史角度看,該書系統梳理了自1919年以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百年歷程,填補了全景性、多語種、跨學科綜合研究的學術空白。從文化戰略角度看,它為“講好中國故事”、增強文化軟實力提供了堅實的歷史經驗與方法論支撐。
海外傳播的歷史縱深
該書在導言中提出:“百年來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不僅是文學翻譯、出版與接受的歷史,更是中國在世界文化體系中不斷尋找、調整和建構自我形象的歷史。”這一判斷突破了以往單純從譯介史或接受史出發的研究路徑,將中國文學“走出去”置于全球文化互動與國家形象建構的雙重語境中考察,為全書的整體敘述奠定了理論基調。
全書采用“長時段歷史—多語種并行—跨學科方法”相結合的研究框架。首先,梳理長時段歷史,以1919年至2020年為時限,依次涵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激蕩、冷戰格局的意識形態分野、改革開放的文化轉型及全球化浪潮下的傳播新局,勾勒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階段性軌跡與動態演變。其次,采用多語種并行格局,在英語、法語、德語研究之外,將日語、俄語納入同等重要的分析視域。再次,大量引入跨學科方法,使文學史敘述與翻譯學、傳播學、文化史等領域的理論成果相互交織,既重視史料的翔實積累,又注重文化意義的深度解讀。這種方法上的整合,讓該書對“傳播”的理解遠超文本的物理轉移,強調了作品在目標文化中的再生產與意義重構。例如,在日語語境研究中,書中不僅詳列中國現代文學在日本出版的譯本目錄,還結合評論、批評、教材引用等多維度資料,分析譯介作品在日本文學批評體系中的話語位置,進而揭示翻譯活動背后的文化取向與價值判斷。
跨語種視野下的傳播格局
該書最為突出的亮點,在于宏觀格局與微觀個案的有機結合。宏觀層面,通過全景式的跨語種、跨時段比較,揭示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模式與動因;微觀層面,則以具有代表性的譯介案例為切口,展現了海外接受的具體情境與多樣化路徑。
例如,在英語世界,魯迅作品的譯介歷程始終是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書依托大量出版合同、版本記錄和譯者通信,勾勒出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魯迅英譯本的出版、改譯與再版軌跡,分析了不同譯者的文化背景與翻譯策略如何共同塑造了魯迅在英語世界的形象。通過這樣的分析,書中不僅呈現了文學文本的跨文化流動路徑,更揭示了翻譯背后的意識形態作用。
又如,在日語語境中,巴金的《家》《春》《秋》自20世紀50年代陸續譯介后,不僅受到文學評論界關注,還在戰后日本的社會倫理討論中引發共鳴。該書的研究團隊在考察這一案例時,將譯介史與日本戰后社會思潮的互動相結合,進而揭示文學傳播如何在跨文化情境中產生超越文本本身的社會影響力。
此外,該書的研究團隊通過整理俄文檔案與出版資料,還原了中國文學在蘇聯出版體系中的位置及其變化,既再現了當時政治格局下的文化交流面貌,也為理解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文學互動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撐。
這一系列案例研究均建立在龐大的史料基礎之上。該書的研究團隊利用出版合同、版權記錄、譯者往來書信、期刊評論等一手資料,輔以數字化數據處理,對海外譯介的數量、時間分布、出版類型等進行系統統計,使定性分析與定量研究相互印證。這不僅提升了研究的科學性與可信度,也為后續學者提供了可繼承、可延展的資料體系。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案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全書結構中形成了相互呼應的敘事鏈條:魯迅的形象建構、巴金作品的社會回響等內容,折射出不同歷史階段中國文學“出海”的動力機制。當這些個案置于同一宏觀框架中,讀者既能看到各自的傳播軌跡,又能洞察它們在世界文學版圖中的相對位置,進而把握中國文學與外部世界互動的多層面邏輯。
世界文學版圖中的中國敘事
該書提出,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是世界文學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不僅展示了中國文學在世界中的存在感,更體現了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建構與提升。該書不僅是對文學現象的總結,更是在全球文化格局中重新定位中國文學的一次學術行動。
通過對百年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整體描繪,該書將中國文學置于跨國、跨語種的文化網絡中審視。書中對英、法、德、俄、日等多語種傳播史的梳理,不僅展現了中國文學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接受路徑,也揭示了各國出版機構、譯者群體與文化政策之間的互動關系。這種視野將文學傳播與國家文化形象、國際話語權的塑造緊密關聯,凸顯了文學研究在文明交流互鑒中的獨特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這類研究強化了中國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的學術話語權。長期以來,世界文學史的書寫多由西方主導,中國文學往往被簡化為個別作家或孤立文本,缺乏整體性敘述。該書以全景化的資料和多語種視角,打破了這種單一化敘述,讓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史首次以自主、系統的形態進入國際學界視野。這不僅是學術成果的積累,更是文化主體性的確立。
此外,該書也為全球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具體范例。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中國文學的傳播、接受與再創造,既體現了普遍的文學交流規律,也呈現出因地制宜的差異性特征。例如,《紅樓夢》在日本的接受更強調審美意境與敘事藝術,而在歐美學界,則多關注其社會文化價值與性別議題。這種差異正是文明互鑒的生動體現。通過比較,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全球文學如何在多元互動中形成新的審美共識和價值認同,進而推動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
總體而言,《百年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以恢宏的規模、縝密的結構和豐厚的史料,呈現了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版圖上的百年歷程。這不僅是對歷史的深描,更是面向未來的文化戰略藍圖。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并存、文化交流與文化競爭交織的當下,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仍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課題。該書的價值,在于為這一課題提供了百年參照、方法論支持與戰略思考。可以預見,它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持續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貢獻學術力量與智識資源。
(作者系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