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轉業”的難題——論李劼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心跡和文學參與

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而言，“學而優則仕”向來是一個充滿誘惑的夢想。在多數深受儒家道統熏習的古代士人那里，“致君堯舜上”或者“為天地立心”式的政治理想，是他們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政治之于讀書人，有著不言自明的吸引力。盡管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傳統的中國士人已逐漸轉型為新型的知識分子，政治與文化也各自構建起了更為精細化、專業化的運行模式，但政治與文學之間仍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歷數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文學思潮，會發現廣義上的政治一直是其間或隱或顯的龐大參照物。無論是主張維護文學的純潔性與主體性，抑或熱烈地擁抱文學的泛政治化實踐，在對政治的趨避之中，文學與文學家從未真正脫離政治而生存。事實上，中國作家與政治的關系是一個陳舊的話題，但它又極其顯著且頑固地左右著文學史的走勢。因此，觀測作家在特定時期的政治心態，將作家的政治參與同其文學作品進行對讀，或可鉤沉出作家的幽微政治心理，繼而更好地還原當代文學史的生成過程。

在考察作家的政治心態時，有一類對象較為特殊，那便是兼具作家與政治家身份的“作家型官員”，譬如茅盾、郭沫若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相較于這份名單上的其他作家，曾擔任成都市副市長一職的李劼人遠非身份、政績最顯赫者，甚至從某種角度而言，他的副市長之路始終難掩一些尷尬與不和諧的色彩。20世紀50年代初，李劼人曾熱情地投身于成都市的建設事務，為了更好地調配自身的精力，他一度擱置了作家身份，以便適應政務工作的需求，但在此期間，李劼人持續面臨著“轉業”的難題。[1]直至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李劼人才逐漸將工作重心再次轉移到了文學事業上。以李劼人這一個案為切入點，考察其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心跡和文學活動，一方面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分析李劼人的文學創作，另一方面也能為理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提供一種別樣的視角。

李劼人

一、從“江湖”到“廟堂”：李劼人社會身份及職能的改變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李劼人或許難以躋身于最優秀的作家行列，也很難說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絕對是社會身份及職業履歷最豐富多樣的作家之一。1949年以前，李劼人歷任雅安縣第三科科長、《四川群報》及《川報》的編輯、嘉樂造紙廠及民生機器廠的廠長。除了涉足官場、報業及實業界之外，李劼人還曾被聘為成都大學教授，不久后他又辭去教職，與夫人楊叔捃一同經營川菜館“小雅”。[2]1949年之后，李劼人又迎來了一個全新的社會身份：成都市第二副市長。回望李劼人的一生，會發現他的行跡橫跨政界、商界與文化界，且面對每份職業時，他都不是抱著淺嘗輒止的“玩票”心態，而是興致盎然地經營著他的每一重社會身份。整體而言，李劼人是一個趣味極其廣泛、交游范圍頗為寬闊的人，上至達官顯貴、下至販夫走卒，三教九流無一不是他的觀察對象以及交往對象。正是這一“雜家”底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李劼人的入仕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1949年12月，賀龍、李井泉等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成都，成都和平解放。[3]成都被接管后，一系列市政規劃工作相繼展開。1950年1月5日，經中央人民政府批準，成都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3月16日至22日，成都市召開了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4]，李劼人以文化界人士的身份參會，并在會議上致閉幕詞。7月，李劼人被正式委任為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二副市長。“1950年9月，李劼人正式就職，在市政府分管民政局、文教局、衛生局、建設局四個局。”[5]從1950年7月到1962年12月去世前，李劼人一直擔任著成都市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設工作的副市長。李劼人的晚年際遇和心跡起伏，包括他在1949年之后的文學活動，都與“作家李劼人”和“副市長李劼人”這兩個角色之間的博弈以及二者的此消彼長密切相關。

從知名作家到市政府的高級領導人，李劼人適應這一身份及職能轉換的過程并不輕松。與茅盾、郭沫若等在1949年之前便已于黨內擔任相關職務的作家相比，李劼人最初對這一任命頗為猶豫。早在少年時期，李劼人便曾隨同舅父楊硯愚在雅安任職，他對政界絕非一無所知。此外，憑借著李劼人多年以來的廣結善緣及其在文化界和實業界的活動，他在成都乃至四川地區均堪稱聲望極高的社會名流，然而李劼人1950年左右的心態極為躊躇，因為他感到自己在心理和經驗層面都還沒有做好準備。據曾智中對《嘉樂制紙廠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登記表》原件的研究，他觀察到李劼人面對這一任命是“非常被動、躊躇的”[6]；在女兒李眉的記憶里，她也提到“委任書剛送來，他就把它退了回去”[7]。可見在最開始收到任狀時，李劼人內心有不少顧慮，這種顧慮與茅盾、郭沫若等黨內作家“名正言順”的主人翁心理大相徑庭。但沒想到的是，委任書又被送了回來，再加上其好友、中共黨員張秀熟及成都市市長李宗林等人苦口婆心的勸說，李劼人經過思索后終于接受了這份委任。

在考察李劼人1949年前后社會身份的轉變過程時，有幾個問題值得深入探討。首先，作為民主人士的李劼人為何會受到政府的再三邀約？和市長李宗林、副市長米建書相比，李劼人的政治資本乍看之下并不顯赫，但他在成都當地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甚或威望。這種知名度一方面來源于他在20世紀30年代創作的“大河三部曲”，另一方面也來源于他多年來在實業界的苦心經營，譬如在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刻，他一手操持的嘉樂紙廠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的用紙危機。[8]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齊邦媛的《巨流河》中瞥見其側影，她回憶道：“那著名于大后方的嘉樂紙有千百種面貌，從書法珍藏的宣紙，到學生用的筆記簿都是藝術品，是由精巧的手，將峨嵋山系的竹木浸泡在流經嘉定樂山大佛腳下的岷江水制成。”[9]此外，陶行知的信件和日記中同樣有“購嘉樂紙”[10]的記錄。由此可見，嘉樂紙廠的聲譽和市場知名度在當時可謂佼佼者；同時，嘉樂紙廠還設立了“文化補助金”，以便援助清貧教授與學子、扶持文化實業等等。

此外，李劼人的社會關系網絡亦堪稱四通八達，無論是四川民間秘密組織哥老會的成員，還是張瀾、張秀熟、馬識途、沙汀等高級領導人或黨內作家，都與李劼人有著不淺的淵源。因此，李劼人這樣一個兼具多重社會身份的民主人士，本身就有著不容忽視的統戰價值。更重要的是，李劼人雖非中共黨員，但一直都對中共表露出同情與支持的態度，并且曾在《天魔舞》等作品中大力抨擊過軍閥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0年代末，由于李劼人及其子女對共產黨事業的同情和幫助，他們更是長期被特務追蹤。據李眉回憶，成都解放前夕，李劼人代表成都文藝界寫了一份《歡迎解放軍入城》的熱情洋溢的宣言，成都被接管后，李劼人也帶頭發自內心地擁戴著中共的領導。加上1950年代初的成都治安堪憂[11]，敵特分子尚未被完全清除，而各行各業都需要號召力較強的領導人主持工作，以便迅速穩定社會局面。因此，基于上述種種緣由，任命李劼人為成都市第二副市長，是政治上相對安全且潛在收益較高的選擇。

站在政府的立場來看，對李劼人的任命背后有著高瞻遠矚的考量。那么，為何李劼人最初的態度傾向于拒絕，之后卻又欣然赴任呢？李劼人最開始拒絕入仕，除了擔心自己沒有做好實際準備之外，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1949年之前，李劼人本能地想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李劼人的父親和舅父都曾當過官，在此期間，他已飽覽官場之怪現狀。此外，在成都大學執教期間以及1940年代后期，李劼人都親身領略過軍閥統治與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其二，除了對政治本身的狐疑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李劼人想專心寫作，他擔心自己赴任后，文學事業會受到影響。盡管李劼人有著多重社會身份，他的精力也不可避免地被分散在了諸多領域，但在身份認同上，“作家李劼人”仍然是他極其眷戀的角色。據雷兵對李劼人檔案的研究，李劼人曾在干部履歷表的“熟悉何種業務或技術？志愿做何工作？”一欄里，填寫“熟悉教授中國文學史及小說寫作。極愿繼續寫作小說及雜文”[12]。由此可見，他并不希望自己的作家本色被政務所掩埋。

如果說李劼人最開始的拒絕主要是出于上述層面的考量，那么他之后選擇赴任，也與這兩方面的因素有關。當李眉表達自己的疑惑時，李劼人回答道：“共產黨的朋友，我認識不少，都是好人哪！我們這個國家，國民黨搞不好，看來，只有共產黨來。我參加工作，時間是要花費一些，不過，我要寫作，我相信共產黨是會支持的。”[13]從各方資料來看，李劼人十分信任共產黨，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會開創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局面，且會支持自己的寫作，因此之前的顧慮便逐漸消退。除此之外，李劼人赴任的深層原因，則在于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的入世熱情。雖然現代社會的政治與文化在形式上已經各立門戶，傳統的士人所承擔的政治功能已逐漸脫落，“士”轉型為“知識分子”，但恰如羅志田所言，“身已新而心尚舊”的現代知識分子，“在無意識中傳承了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及其對國是的當下關懷”。[14]這種入世熱情以及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興趣”，無疑在李劼人的入仕選擇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更何況，在此前的社會活動中，他已然多次扮演了類似于“江湖”中的“俠士”角色。從“江湖”過渡到“廟堂”，從懷揣著實業救國理想的文人到副市長，這二者之間的距離本身便不遙遠，而是有著悠長的因緣。因此，羅志田所揭示的民初知識分子與其所處時代之間若即若離的關系，以及他們的矛盾心緒，也正是理解李劼人1950年代初期對政治的迎與拒，以及他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搖擺心態的恰切角度。

二、1950年代李劼人的“轉業”難題

雖然李劼人的上任過程中不無小插曲，但甫一接受副市長之職，李劼人便竭盡全力試圖做好這份工作。和其他黨內領導人相比，李劼人并非“專業”的政治家，他會受到任命，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積累的優秀文學口碑及社會聲譽。從分管的政務范疇來看，李劼人承擔的職能主要集中于文化事業及部分城建事業，而非經濟或政治工作。

作為副市長的李劼人活躍度最高的時段，集中于1950年代前期。在此期間，李劼人為成都市所辦的實事，包括改造市區的排水系統、修整運河、道路建筑，以及修整杜甫草堂等等。據李劼人1953年所擬的《報告成都市市政建設及文化建設提綱》[15]記載，通過測量地形、設計下水道、疏淘河溝等舉措，原先被稱為“瘟疫養成所”的御河煥發新貌，成為了市中心一道美麗的風景線。此外，更能見出李劼人眼光與魄力的事跡，是他對成都道路的改建。李劼人對市政工作的關心，在他1920年代的法國留學歲月便已初露端倪。據李眉回憶，李劼人曾填寫過“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終身志業調查表，他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欄填了“公民教育、道路建筑”[16]。這種對于道路建筑的關注，也延續在李劼人所主持的城建工作當中。李劼人主要修整、擴建了市區內六條主干道，其中包括成都市區中軸線上的人民南路。李劼人決定吸取巴黎市政工作的經驗，遂將人民南路加寬至64公尺[17]，其余道路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繕，而這一系列實績堪稱李劼人的副市長生涯里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如今成都主城區的道路交通格局，一定程度上受惠于李劼人當時的規劃。

李劼人分管的城建及文化工作雖然頗見成效，但他的副市長之路并非順風順水。譬如在進行道路修整時，李劼人認為寬闊的馬路能“表現新社會人民的雄偉胸襟”[18]，同時能更好地適應成都人民生活及經濟建設的需求，但這一提案起初遭到了一些批評，最后在四川省建委主任馬識途的支持下，李劼人才以“先斬后奏”的形式完成了道路修整。[19]此外，在1950年代的其他風波中，李劼人遭受的詰難在性質和程度上都要嚴酷得多，其在1950年代的“轉業”難題，亦明顯地暴露出了他這類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

前文業已提到，作為民主人士以及成都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李劼人具備極高的統戰價值，他廣闊的社會活動范圍以及關系網絡，無形中都增添了他的政治資本。李劼人在成都的門生故交、親戚故舊極多，且他們的政治面貌較為駁雜，這一因素隱形地增加了他處理政務的復雜度。譬如在1950年代初的“退押運動”中，李劼人便遇到了棘手的問題。“退押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新解放區開展的清理土地產權，為土改準備條件的政治運動。”[20]顧名思義，“退押”即要求地主把土地的押金歸還給佃戶，“退押運動”則是土改之前的準備工作。1950-1951年，川西地區的退押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鄧小平親自領導中共西南局開展減租退押工作。李劼人主觀上十分贊同減租退押，也無比擁護土改工作，但在此期間，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令”與“人情”難兩全的困窘局面。

從李劼人1950年代初與成都市長李宗林、成都市委統戰部部長熊揚、中共川西區委第三書記龔逢春等領導人的通信來看，李劼人在退押運動中一直在為他人奔走呼告。譬如1951年1月18日，李劼人致信李宗林替蕭仲侖一家說情，信中言辭懇切地提到蕭仲侖已年邁中風，其子蕭萐父還曾參加中共組織的地下工作，為了響應退押政策，他們已經把自己的房產賣掉，因此懇求能借住在小天竺街的華大教員宿舍里。李劼人懇請李宗林予以照顧，批準他們一家借住宿舍；1951年2月22日，李劼人致信龔逢春，替成華大學英文教授廖學章說情；8月2日，李劼人再次致信龔逢春替蜀中知名學者劉咸炘的遺孀說情，表明“自從開始退押，其妻子便百方設法，賣房賣物，竭盡能力”[21]，并指出劉咸炘一家已將珍藏的價值不菲的書籍全部移交給了文物保管委員會，其情可憫，故希望工作小組予以體諒云云。

李劼人為這些積極配合但暫時無力退押的人奔忙說項，其實是他“江湖俠士”的慷慨行事作風的一種延續，而這也一直是他性格底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李劼人替人說情的步驟一般包括：陳述當事人面臨的客觀困難、申說當事人為國家做出的貢獻及其積極配合退押運動的努力。他幫助的對象不僅包括知名學者、大學教授，也有素不相識的普通人。客觀來說，古道熱腸的李劼人一定程度上對這些人起到了保護作用，譬如賀宏亮便發現，李劼人替廖學章說情的原件上有龔逢春的批示：“定一同志辦。查明屬實，押金可予減免。”[22]可見輾轉于民間和官方的李劼人，在其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調和作用。

盡管在李劼人看來，他的說情樁樁件件情有可原，但李劼人還是受到了“替地主說情”的詰難，其中更是有“身為人民政府副市長，地主一言，重如泰山，不加分析，武斷偏聽，輕率揮筆”[23]的刺耳聲音。對于副市長李劼人而言，“地主一言，重如泰山”無疑是極其嚴厲的指控。在和熊揚的通信中，李劼人言辭激烈地為自己辯白，聲明自己只是希望工作組“請再加了解”，旁人所指摘的“替地主說情”是“挾有意氣的批評”；此外，李劼人在信中還提到，自己最初拒絕副市長之職的原因之一在于“親戚故舊門生太多”，“將來必弄出麻煩”，但市長李宗林勸說他“能推脫的，就推，實在不能，可交我那里（指統戰部）代你辦”。[24]在李劼人看來，他已經做到了“六親不認”，代為反映的情況只占所有來找他的事件中的千分之一二，但還是受到了不公的評價。信件最后，李劼人不無激憤之語，直稱“像我這樣的人，確實也不配充任現在這個職務”，為避免“公私交弊”，請求“如何將我調一調”。[25]

李劼人反省自己掃除不了“資產階級意識中殘存的人情關系”，并聲稱自己“不配充任”，自然有一些發泄情緒的色彩，但這也暴露了他在身份轉型過程中面臨的窘境。李劼人性情豪爽，樂善好施，他的為人博得了很多人的贊賞，例如劉大杰便稱贊李劼人的心靈“青平如鏡”，并直言“比起他的作品來，我是更喜歡他的為人的”。[26]對于特定的生命個體而言，劉大杰的贊賞是極為難得的，但對于副市長這個職位而言，李劼人性情上的閃光點卻無形間成了他的“拖累”，但倘若李劼人對這些求助之人不聞不問，他又違拗了自身的本真品性。在“人情”與“政令”之間，或者說在“情”與“法”之間，李劼人注定難以充當一個雷厲風行、殺伐決斷的角色。

這種“情”與“令”的難以兩全，更深刻地體現在幾年后的“《草木篇》事件”中。1957年1月，四川省文聯主辦的詩刊《星星》創刊。在創刊號上，流沙河發表了組詩《草木篇》。《草木篇》屬于諷刺詩，流沙河憑借白楊、仙人掌、藤等意象，以“托物言志”的方式展現了不同性情之人的現實命運。《草木篇》屬于響應“雙百方針”的作品，從內容和手法等層面來看也并不出格，但詩作發表后引發了軒然大波，流沙河也遭到了輪番批判，繼而被打成“右派”。在此期間，李劼人曾數次表態，“批評當然也需要，但要與人為善，是為好而批評，不是為一棒子打死人而批評，總之，對青年人不要責備求全，要很好地培養和愛護他們”[27]。“對《草木篇》，不能說這組詩已達到大師的境界，詠草木，古已有之，《草木篇》無甚新意。這樣的文章，可以做，做來放在箱柜里留存，或給少數朋友看，可以；如要發表，則必須考慮效果如何。你懂得詩中寓意，別人不懂怎么辦？”[28]

從李劼人對《草木篇》及流沙河的態度來看，一方面，他主張愛護青年詩人，不宜苛責他們；另一方面，他從文學鑒賞的角度出發，指出《草木篇》的手法“古已有之”，并敦促流沙河要考慮讀者能否理解的問題。李劼人可謂用心良苦，他發自內心地認同“雙百方針”，并試圖將對于《草木篇》的討論拉回到文學的范疇，故而他不痛不癢的批評背后是一種深層的維護。然而，“反右”運動開始后，對《草木篇》的批判逐漸升級，并未嚴厲批評《草木篇》的李劼人也被牽扯其中。1957年7月8日，李劼人和沙汀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聯合發言，8月20日，李劼人在省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成都小組會議上發表檢查，8月28日，李劼人作“我已走到泥坑的邊緣上了”的檢討，9月，在成都市人代會上作“我堅決要爬出泥坑！轉變我的立場！”的檢討，1958年又作《我要堅決改正錯誤》等檢查。李劼人的上述發言不僅反省了自己在“《草木篇》事件”中所犯的“錯誤”，更深入批判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并表示要“做一個又紅又專的‘有出息’的人民作家，竭盡能力，毫不茍且地為工農群眾，為社會主義而服務！”[29]此番風波之后，李劼人逐漸從實務性的工作中抽身，并試圖重拾一直蘊藏在他內心深處的文學舊夢。

總而言之，經過“《草木篇》事件”后，李劼人終于深刻地體會到，他的文人本色與俠士情懷，與當時的政治氛圍捍格不入，而自己本質上只是一個業余的副市長，一個熱心的外行。

三、知識分子“仕”與“隱”背后的心靈圖景

平心而論，李劼人在擔任副市長職務期間做了很多利于民生的實事，譬如上文提到的修筑道路、疏通運河以及修整杜甫草堂等等。李劼人在1920年代的法國留學生時期便已流露出對城建工作的興趣，加之他曾長期擔任民生機器廠及嘉樂紙廠的負責人，所以他在1950年代初期處理成都市政工作時，是頗為得心應手的，而他傾注在這些基礎設施建設上的熱情，也被日后的成都市民口耳相傳。此外，李劼人在“退押運動”期間為事實上存在困難的人員說情，以及在“百花時期”堅持用文學標準去衡量《草木篇》、以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化等，都能見出他的膽識、膽色與俠義之心。然而，從政治標準來看，他并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也并不以輝煌的政績垂范后世，一本《死水微瀾》的影響力便足以蓋過他在任時的全部功勞。盡管李劼人去世后，他墓碑上所署的身份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成都市副市長、四川省文聯副主席”[30]，但恰如雷兵等人曾指出的那樣，李劼人的改行過程中時常透露出一絲力不從心的尷尬。在作家與官員的身份轉換之間，李劼人對作家身份充滿眷戀，在接受任命后又竭盡全力想做好副市長的本職工作。在人生的暮年，他想使自己的作家本色歸位，卻又面臨著新的困難、新的匱乏。擺在李劼人這類知識分子面前的，始終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如何處理文學和政治的關系？

不可否認，對于深受儒家道統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入仕”有著與生俱來的誘惑。為學術而學術、為文學而文學的觀念，在中國其實并沒有多么深厚的土壤。羅志田曾提到，“須知主張學術與政治分流、以為實際政治‘骯臟黑暗’，都不過是現代知識分子才有的固定認知，對傳統的士來說，政治本應該是‘清明’的”[31]。認為自己有責任參與構建一個政治清明的世界，也是相當一部分現代知識分子從政的初衷，譬如丁文江、胡適等人，哪怕他們曾約定不談政治，但對政治的興趣從未從他們的精神世界中消隱；又如《新青年》同人的分化，一定程度上也與編輯內部政治觀念的分化有關。李劼人之從政，也應當被放置在這一背景下進行觀照。

可是，對于作家而言，只擁有善良的意愿或者對政治的滿腔熱情是遠遠不夠的。如同韋伯所說，“政治是件用力而緩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時需要激情和眼光”[32]。歸根到底，政治考驗的是技術而非意愿。從李劼人這一個案來看，他在任時面臨的考驗主要來源于政治身份不夠顯赫、政治嗅覺不夠靈敏，以及難以妥善處理“情”與“理”之間的關系等等，故而更多地只能做文化方面的邊緣性工作。既要規避風險，又想有所作為與有所不為，對于李劼人這樣的人來說，實在是一樁難事。

1957年之后，李劼人逐漸淡出了眾人的視線，他與政治的合與離，也以別樣的方式體現在他的住址變遷當中。1930年代末，李劼人從好友謝蒼璃處買下了成都郊外的二畝多地，并修建了幾間茅草房。李劼人在門楣上自題“菱窠”二字，此后“菱窠”便成了李劼人一家安身立命之處。李劼人接受副市長之職后，為了方便處理政事，1952年春，李劼人舉家搬遷至成都市政府宿舍。1957年9月，李劼人在成都市人民代表會議上作第三次檢討，同月，“執意不愿再住在西馬棚街副市長公寓院內，舉家搬回‘菱窠’”[33]。從獨善其身式的詩酒田園“菱窠”到副市長公寓，這段時間剛好是李劼人最躊躇滿志的時期，而1957年之后逐漸從廟堂隱退、避居田園，也從側面折射出了李劼人前后的心態變化。退居“菱窠”之后，李劼人試圖重拾文學志業，作家李劼人曾為副市長李劼人讓道，如今人生的晚景已至，他發自內心地渴望能重溫文學故夢。

早在1950年代初期，作家出版社便曾聯系他修改“大河三部曲”，但李劼人一直難以集中精力應對。從政治事務中逐漸抽身后，李劼人可供自由支配的時間比之前多了不少，但事與愿違的是，他仍然難以達到自己理想的寫作狀態。一方面，李劼人仍處于在職狀態，他仍有義務參與各種會議或各項決策，譬如在1962年8月的信件中，李劼人提及，“今年七個月，開會及辦公，幾乎占去了五個半月，而用于寫作，不足兩個月”[34]；另一方面，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李劼人老病纏身，加上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為了讓親眷好友平安度日，他給他們接濟了不少豬肉、糧油等稀缺的物資。譬如李劼人秘書龔宜昭的女兒龔哲維便回憶道，李劼人委托龔宜昭給各路親友分發蒸肉，他們分得了大概一斤半肉，并且“碗上面蓋了一張紅字，上面寫了一個大大的‘福’字”[35]；此外，在與兒子李遠岑的通信中，李劼人也提到過自己的待客經歷，“沙汀夫婦、巴金等，在三個月內，已吃過我三次了。一次在和平餐廳包的席，使我花了七斤多糧票”[36]。李劼人與沙汀、巴金私交甚篤，這種輕微的牢騷之語反倒使我們從側面瞥見了彼時文人交往的一鱗半爪，也能更深刻地體會到，即便在最艱難的時期，李劼人仍未改變自身樂善好施的慷慨之風。不過可想而知的是，這樣一來，在日常生活中奔波忙碌的李劼人能夠花在文學上的精力便少之又少了。

總之，由于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想回歸作家本職的李劼人仍遇到了不少阻礙。1949年之后，與塑造了“具有科技素養與現代視野”[37]的“新人”形象的李準不同，李劼人已經沒有能和“大河三部曲”媲美的新作問世了，而經他修訂過的“大河三部曲”，其文學價值也并未超過1930年代的版本。將這種現象完全歸因于李劼人自身創作能力的衰退，當然是偏頗的。修訂本不如原著的現象，也并非李劼人所獨有，此處亦不再贅述。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如果細讀1949年之后李劼人的文字材料，會發現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他文學家才華的，是他的各種信件，尤其是給其兒女的私人信件。在這些信件中，李劼人似乎恢復了他作為藝術家的全部敏銳感官。譬如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信件中，他興致勃勃地歷數成都市面上各種蔬果的價格，如數家珍地提及自家食品的成色與品相。在這些私人文獻里，李劼人仿佛恢復了他寫《死水微瀾》時的自如與神采。在對豆腐乳、豬肉、紅苕等日常風物的津津樂道中，那個最擅長描畫成都市井風俗人情的優秀作家，通過別樣的方式得以回光返照。因此，是這些私人信件而非“大河三部曲”的修訂本，一定程度地還原了作家李劼人的本來面貌。

結語

從李劼人1949年之后輾轉于作家和副市長之間的經歷來看，這種既想入仕又擔心難以兩全其美的矛盾心理，既是李劼人的特征，也是新舊交替之際的知識分子所共有的困惑。這些知識分子有著與古典士人相似的兼濟天下之志，卻又面臨著現代社會的結構轉型。在這種轉型的驅動下，政治與思想文化已然各自分化、獨立出專門的場域。“仕”抑或“隱”，不僅關乎意愿、立場與技巧，還牽涉到個人稟性與政治需求之間的取舍。不過，盡管1949年之后的李劼人離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他的創作也并未超越其1930年代的文學成就，但倘若剝離掉所有外在的身份標簽，我們仍應當看到，李劼人晚年歲月里竭盡全力卻仍然難以完成的轉型，其實也構成了對某種珍貴人性的旁證。

注釋：

[1] 參見張義奇 ：《大河無聲 ：李劼人評傳》，四川文藝出版社 2023 年版。

[2] 參見李眉 ：《李劼人年譜》，《新文學史料》1992 年第 2 期。

[3] 參見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回憶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4] 參見成都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 ：《接管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1 年版。

[5][6] 曾智中：《副市長李劼人和成都市政建設》，成都市李劼人故居紀念館、李劼人研究學會編：《李劼人研究》，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56 頁、256 頁。

[7][13] 李眉 ：《回憶我的父親》，成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李劼人研究學會編：《李劼人研究：2011》，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0 頁、390 頁。

[8] 關于嘉樂紙廠的興衰及李劼人的實業救國理想，可參見付金艷 ：《實業家李劼人檔案揭秘》，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6 年版。

[9] 齊邦媛 ：《巨流河》，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版，第 169 頁。

[10]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 ：新編本》（第 11 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 541 頁。

[11] 參見成都市檔案館編 ：《成都解放》，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9 年版。

[12][19] 雷兵 ：《“改行的作家”：市長李劼人角色認同的困窘（1950-1962）》，《歷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14][31] 羅志田 ：《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權勢轉移 ：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6 頁、205 頁。

[15] 參見李劼人 ：《報告成都市市政建設及文化建設》，《李劼人全集》（第 8卷），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6—127 頁。

[16][30][33] 李眉 ：《李劼人年譜》，《新文學史料》1992 年第 2 期。

[17] 數據來源于李劼人 ：《成都的一條街》，《李劼人全集》（第 7 卷），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48 頁。

[18] 李劼人 ：《成都的一條街》，《李劼人全集》（第 7 卷），四川文藝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48 頁。

[20] 張楊 ：《川西地區退押運動研究（1937-1951）》，《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5 期。

[21] 李劼人 ：《510802 致龔逢春》，王嘉陵主編 ：《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 頁。

[22] 賀宏亮 ：《“并非無故代地主說情也”——1951 年川西土改前李劼人書信中的“退押”問題》，《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4 年第 1 輯。

[23][24][25] 李劼人 ：《511229 致熊揚》，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 1950-1962）》，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 頁、30 頁、30 頁。

[26] 劉大杰 ：《憶李劼人——舊友回憶錄》，成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李劼人研究會編：《李劼人研究：2011》，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86 頁。

[27] 李劼人：《把我國的科學和文化藝術推向新的繁榮》，《李劼人全集》（第8 卷），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5 頁。

[28] 李劼人 ：《答〈成都晚報〉記者》，《李劼人全集》（第 8 卷），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3 頁。

[29] 李劼人 ：《向黨交心》，《李劼人全集》 （第 8 卷），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03 頁。

[32] [ 德 ] 馬克斯·韋伯 ：《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 年版，第 117 頁。

[34] 李劼人 ：《620801 致舒澤淞》，王嘉陵主編 ：《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0 頁。

[35] 龔哲維 ：《永遠敬重、感恩的人》，成都市李劼人故居紀念館、李劼人研究學會編 ：《李劼人研究》，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60 頁。

[36] 李劼人 ：《610109 致李遠岑》，王嘉陵主編 ：《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1950-1962）》，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8 頁。

[37] 楊超高 ：《技術話語、“新人”形象與社會主義想象——論李準合作化小說中的科技書寫》，《東吳學術》2024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