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主義文明主導一切的工業時代，英國作家D.H.勞倫斯（以下簡稱勞倫斯）無疑是一個異類，因為他始終抱持著一種近乎執拗的信念：性愛的凋殘導致了英國人的精神空虛、文明枯萎；而只有使性愛回到自然、活潑的正常狀態，英國才有重生的希望。他和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認為觸覺即性感覺本身是所有感官中墮落程度最低的一個，言下之意便是，救贖基本上是一種性過程。為了表達對這種“血與肉的信仰”（阿爾多斯·赫胥黎語）的強烈推崇，這位始終在燃燒自我的礦工之子創造出了“血的意識(blood-consciousness)”這一專屬詞匯，并將之解釋為“本能、直覺，即黑暗中知識的巨大洪波，先于頭腦的知識而產生”。他甚至斷言：“我們的理智可能犯錯誤，但我們的血液所感、所信和所言永遠是正確的，理智不過是一具枷鎖。”

正是出于這種近乎宗教般的血的信念，勞倫斯才如此執著于對性意識和兩性關系的長時間反思，并用小說、詩歌、散文、戲劇、游記、書信等不同文學形式加以表現。也只有在此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勞倫斯為何還是一個毫不猶豫的為愛私奔者，一個遍歷五大洲的自我放逐者，一個始終被“俄狄浦斯情結”拉扯的困獸，一個試圖用寫作來抵擋疾病的勇士，一個沉醉于描繪肉體生命力的畫家（甚至出版過畫集）……當如今的年輕人喊出“人生不是軌道，而是曠野”的口號時，一百多年前的勞倫斯早已從一片曠野走向另一片曠野，在狂野的自然和火一般的文字中探尋生命的奇跡。而這份由碳基生命帶來的不朽奇跡，在洶涌而來的人工智能時代顯得更加珍貴。

D.H.勞倫斯

生活之書

據說，在煤炭氣味和機器嗡鳴聲中長大的勞倫斯練就了一種特殊的本領，那就是他可以在任何嘈雜的環境中高度專注地寫作。這種神奇的才能造就了勞倫斯身后的一大文學奇觀，只活了44歲就英年早逝的他竟留下了10部長篇小說、11部短篇小說集、4部戲劇、10部詩集、4部散文集、5部理論作品、3部游記以及大量的書信。作為一位罕見的全能型作家，勞倫斯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直追莎士比亞。不過，在所有文學形式中，勞倫斯對小說的藝術最為推崇，取得的文學成就也最高。他在著名隨筆《小說何以重要》中寫道：“小說是唯一光彩奪目的生活之書。”在勞倫斯看來，小說可以幫助人生活得更加完整，更加鮮活，“要活著，要做活人，要做完整的活人，這才是關鍵。小說，尤其是小說中的上乘之作可以幫你一把。它可以幫助你不做行尸走肉。”

在這種將小說視為生活之書的觀念的指引下，勞倫斯寫下了帶有強烈自傳意味的作品《兒子與情人》（1913）。在這部讓他聲名鵲起的早期代表作中，勞倫斯巧妙地構建了一個充滿內在矛盾的莫瑞爾一家。莫瑞爾太太由于與社會底層的丈夫在情感生活上形同陌路，從而將人生的希望都轉移到兩個兒子身上，但其教育觀念及行為使得整個家庭出現不可跨越的鴻溝，由此形成的家庭環境成為隨時發生沖突的雷區。而以上種種，幾乎就是勞倫斯一家的真實再現。小說出版后，評論家們都注意到了勞倫斯母親莉迪亞強烈的控制欲——這位出身中產階層的女性因受騙而下嫁礦工，她對于情感生活的渴望只能轉移到兒子們的身上，莉迪亞的教養、宗教觀念和她的期望，構成了勞倫斯思想的底色之一。

然而，勞倫斯的礦工父親阿瑟并不是通常所形容的酗酒的、粗暴的、打罵妻兒的男人。相反，阿瑟工作熱情，充滿活力，且極有忍耐力，他與妻子莉迪亞的矛盾更多源于兩人的階層差異帶來的生活觀念的差異，他與孩子們的疏遠也主要是因為妻子有意識地把孩子從他的身邊帶離。多年以后，勞倫斯逐漸理解了父親，可惜隔閡已經難以彌補，他也更加深刻地體會到，理想的兩性相處有多么困難。事實上，從大學時代的小說《白孔雀》（1911）開始，勞倫斯就一直在探討兩性沖突以及他對一段令人滿意的情感關系的種種想法。可以說，尋找兩性之間的和諧關系，構成了勞倫斯全部小說的共同主題。

如果說1910年母親的去世成為勞倫斯人生的轉折點（此后他停止教學工作，專心投身創作），那么他創作生涯的轉折點則是遇見那個讓他瘋狂的有夫之婦弗里達。這個大他六歲的德國女人似乎有著某種魔力，以至于他在1912年認識弗里達僅僅3個月后就與她私奔、同居和結婚。勞倫斯曾動情地對弗里達說：“你使我找回了我自己，認識了真正的自我。”在意大利甜蜜旅行的日子里，勞倫斯開啟了創作生涯的狂飆突進，《兒子與情人》第三稿完成，詩集《看！我們辦到了》出版，劇本《為芭芭拉而戰》上演。意大利之行噴薄的生命力讓勞倫斯產生了對性愛的頓悟，以至于他在經典散文《愛與人生》寫下了那句著名的格言：“男人由兩次誕生：開始時母親生他，然后他必須從他愛的女人那里得到重生。”

盡管婚后的生活充斥著激烈的爭吵，但這正是勞倫斯與弗里達這種富有激情的生活的相處方式。1915年，勞倫斯創作出了更高水準的杰作《虹》，他直言不諱地說：“這里存在著我的弗里達，那是一本屬于我倆的書。”雖然《虹》出版不久就因“有傷風化”而遭到查禁，但從不為世俗低頭的勞倫斯依舊我行我素，接著又完成了《虹》的續篇《戀愛中的女人》（1920）。這兩部杰作講述了20世紀初期叛逆的新女性突破階層，與出身低微的男性結合，雙方獲得了靈與肉的滿足，成為全人。勞倫斯在小說里強烈地表達了他對冷酷的、壓抑和扭曲人類自然感官的，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趨向惡化的資本主義機械文明的抗議。在他看來，只有復活人的原始本能，才能使暗淡無光、郁郁寡歡的人類生活重煥生機，才能恢復人們與宇宙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

世紀審判

隨著纏身日久的肺病的不斷加重，勞倫斯只得于1925年從鐘愛的墨西哥陶斯農莊（他曾夢想在此建立一個烏托邦社團）不舍地離開，返回意大利佛羅倫薩。隨后，經歷了幾次大出血后，勞倫斯飽受肺結核之苦，預感自己命不久矣。他放棄了對強力領導者的信仰，放棄了尋找戰后亂局的政治解決途徑的希望，再次回歸了戰前的信念：通過男女關系進行社會革新，并著力刻畫在生命中對抗逆境、體驗重生的人物形象。就這樣，勞倫斯用自己最后的文學和繪畫作品演繹了生命的絕響，其中耗費他最大心力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封筆長篇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部作品在1928年出版后很快因其露骨的大量性描寫而遭查禁，這讓勞倫斯聲名狼藉。兩年后，他便因肺結核不治在法國溘然長逝。

或許誰也不會想到，這部被禁長達三十多年的小說將迎來后世命運的超級反轉，并引發了一場世界范圍內的文學地震。1960年，英國著名的企鵝出版社為了紀念勞倫斯去世30周年，決定出版此書的未刪減版，當時已印出20萬冊準備發行，但此舉遭到英國監察部門的極力反對。后者向法院提出控告，認為它是“腐化讀者心靈”的淫書。檢方認為，這本書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將性牽扯進來，故事的其它部分不過是些補白。在開場陳詞中，首席檢察官默文·格里菲斯·瓊斯發表了一連串極具爭議性的言論：“這是不是一本你會隨意放在家里的書？這是不是一本你希望你的妻子或仆人去讀的書？”

企鵝出版社顯然不甘示弱，他們聘請的律師邀請了超過50位專家證人（包括伍爾維奇主教、英國上議院議員諾埃爾·安南、伯明翰學派大師理查德·霍加特、著名小說家E.M.福斯特、著名文學評論家海倫·加德納和雷蒙·威廉斯、桂冠詩人塞西爾·戴·劉易斯等）出庭作證。其中，霍加特的辯詞最為精彩，他堅持認為整部小說從頭到尾都是“清教徒式的”，甚至在赤裸的性愛描寫時也是如此。因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整個道德框架是屬于英國清教徒堅持真正良知的傳統。隨著審判日復一日地進行，代表出版社權益的辯方逐漸占據上風。第六天，經過長達三小時的商議，陪審團最終認定此書“無罪”。就這樣，一個世界文學史上的奇跡時刻誕生了。隨后的短短三個月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售出了驚人的320萬冊，不禁讓人想到那句著名的西諺：書籍自有其命運。

事實上，那些排著長隊購書的熱切讀者心心念念想要讀到的炸裂段落，從來都是勞倫斯疾風驟雨式的政治宣言。一如“他的進入像一把斧子劈開凍土”，他用這樣暴烈的隱喻撕裂維多利亞時代虛偽的貞操帶；又如麥勒斯“滑稽舞動的臀部”，以及交媾后“渺小而濕潤的萎縮”——恰恰構成了對機械文明最辛辣的嘲諷。當上流社會用試管嬰兒延續血脈，用沙龍調情維持體面，木屋地板上兩性交媾留下的汗津津的體液反而成了最圣潔的生命儀式。當康妮的子宮在麥勒斯身下綻放時，炸裂的不是道德禁忌，而是整個英國階級社會精心編織的謊言。正如勞倫斯在審判席上未說出口的辯詞：你們恐懼的不是性，而是性欲中蓬勃的生命力終將焚毀所有階級的高墻。而百年后的今天，當人們用約會軟件量化欲望，用情趣玩具模擬快感，查泰萊夫人的森林私奔愈發顯出末日狂歡的意味。

無論如何，歷史悠久的英國老貝利法院發生的乃是一場影響深遠的世紀審判，它的地位不亞于19世紀下半葉美國畫家惠斯勒與英國評論家羅斯金那場關乎現代藝術價值的著名審判。它不僅是1959年《淫穢出版物法案》的試金石，也標志著英國邁向文學自由的關鍵一步，更是成為“容忍社會”興起的一個重要時刻。英國著名詩人菲利普·拉金對描述這樣的社會曾留下了幾句經典的詩行：

從此，整個英國社會決定書籍是否適合出版的判斷依據只有一項，那就是書籍本身的價值——這讓作家們獲得了空前的創作自由。同時，陪審團解除了藝術娛樂活動中討論性的禁忌。幾年后，張伯倫勛爵對劇院令人窒息的審查制度被廢除，英國電影和戲劇迎來了歷史性的重生。后來，這股由查泰萊審判案開啟的文學和藝術自由之風吹遍了世界各地。1986年，盡管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饒述一譯本經歷了熱賣和查禁的波折，但逐步在全國范圍內掀起的“勞倫斯熱”已呈不可阻擋之勢。時至今日，《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各種中譯本累計已超過20個版本，成為浩如煙海的西方文學名著中的翹楚。

野性的朝圣

在中國的悠久傳統中，古人作詩為文，除了要求讀萬卷書，還講求行萬里路。不少文人賢達在少年時代就開啟壯游，于是便有李白“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豪興，有陸游“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的體悟，有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的妙語。在西方文學史上，“作家同時是旅行家”（writer as traveler）也是得到廣泛認同的說法。毛姆、康拉德、奧威爾、吉卜林等一大批作家的創作都帶有強烈的個人游歷色彩。游歷對作家創作的影響，誠有劉勰所謂的“江山之助”。不過，旅行足跡遍及全球五大洲的勞倫斯似乎與所有人都不一樣，他的一次次出游乃是抵抗席卷全球的機械文明的流浪，是真正走向曠野的自然生活狀態的尋根，正如他本人所謂的“野性的朝圣”。

勞倫斯出生于英國中部的礦區，從小就熏染了工業化的滾滾濃煙，對此他終生都深惡痛絕，而他纏綿日久的肺炎正與此相關。后來，在頻繁的搬遷與持續的創作中，勞倫斯越來越感受和體悟到工業化的弊端。在他眼中，工業文明破壞自然，讓原本優美的風景被污染；破壞人際關系，讓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消散，只以理性和計算來處世；更破壞人性，使人走向機械化，變得了無生氣。于是，勞倫斯在一戰后攜弗里達先后去往南歐、南亞次大陸、澳洲、中美洲等地漫游。在他心中，這些未被現代化進程“污染”、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文明，比所謂的理智、歐洲式的“教養”要高尚得多，因為那里保留了人類的本能。

然而，當勞倫斯來到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意大利后，映入眼簾的卻是大英帝國的后塵。在加爾尼亞諾小鎮居住的半年中，勞倫斯看到只有“紡婦與僧侶”是其中唯一能夠置身世外的異數，其他人的生活則多少受到了機器文明的沖擊，或者暴露出意大利傳統文化的沉疴與痼疾。“夫妻間似乎只剩下猜忌、暗斗與敵視。要不是孩子，他們的婚姻幾乎已經名存實亡。表面上，在兩性的戰爭中，女人像是占了上風。然而，咄咄逼人的她們卻也叫失勢的男性感到委屈、恥辱和無能。于是，男人只好把自己灌醉，或者回家打老婆，要不然就選擇逃離。”意大利已不再是那個能喚起種種美好聯想的地理名詞，旅途的見聞告訴勞倫斯，還有太多的靈魂仍漂泊在外，或已然迷失在路上。

勞倫斯在意大利一路輾轉多地后，當某日站在西西里島的大地上時，他似乎感受到了某種力量的牽引。“一種非要出發的緊迫感襲來，更有甚者，一定要朝某個方向出發。于是，這種緊迫感就是雙重的：非得出發，還要知道往哪里走”。是的，那個冥冥之中注定的方向正指向——撒丁島。古希臘人稱撒丁島為Ichnusa，意為“腳印”，傳說宙斯當年創造天地，把剩下的邊角料扔進大海，然后用腳猛踩，就形成了撒丁島。盡管這座島嶼一直很落后，但勞倫斯對它一見鐘情，或許因為撒丁島就像他本人，與別處格格不入。這座島嶼身上散發的那種難以馴服的野性之美，令勞倫斯心潮澎湃：

撒丁島獨一無二，它沒有歷史、沒有年代、沒有種族、沒有特長。我們就去撒丁島吧。人們說，不管是羅馬人、腓尼基人、希臘人還是阿拉伯人，都沒有能夠制服撒丁島。它處在外圍，在文明的圈子之外。……這個地方的靈魂是奇怪的，機械時代想要改變它，但是總也沒有成功。

有時，旅行就是探險，是去那些未知的所在，去體驗全然陌生的生活；但另一些時候，旅行者也希望在某個陌生的城市、村落或島嶼體會到一種熟悉的再現，想要在他鄉尋找故鄉。在撒丁島的那些荒涼的鄉村徘徊時，勞倫斯竟驀然地寫道：“一顆要尋找某種熟悉的東西的心，要返回到某個地方。”或許，這個自絕于英倫三島的自我放逐者，也曾在某個異鄉的黃昏時分從心底泛起了一絲難以言喻的鄉愁。

然而，真正的旅人的腳步從來難以停下，內心對于自然的向往與身體病情的不斷惡化，交織推動著勞倫斯不斷地來到下一個遠方——斯里蘭卡、澳大利亞、美國……最終，新墨西哥州的陶斯鎮成了勞倫斯的一生漫游的最后一個遠方。在此，他和妻子在這座小鎮度過了三年多的旅居時光。黃沙滾滾的美國西部成了他一直想要尋找的樂土，勞倫斯這樣記錄對這里的第一印象：“這一刻，我看見輝煌壯麗的，驕傲的朝陽在圣塔非的沙漠上空高高地照耀著。有什么東西靜靜地停立在我的靈魂里，使我充滿著期待”。墨西哥之行直接促成了兩部杰作的誕生：長篇小說《羽蛇》（1926）與游記作品《墨西哥的早晨》（1927）。

與此同時，勞倫斯為自己的旅行找到了一種全新的專屬定義：“野性的朝圣”。對此，勞倫斯的好友麗貝卡·威斯特曾解釋道：“勞倫斯漫游四方，是為了尋找他一次又一次痛苦地捕捉的那種人類的啟示性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