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文學中魯迅發出救救孩子的那聲呼喊開始，少年（孩子）一直都是現當代文學中重要的敘事對象。少年的形象往往不是一個完全中立或者客觀的敘事對象，而是帶有強烈社會責任意識的習慣性敘事，孩子等同于未來、希望、新生，未受思想封鎖、成見、流毒之沾染。新時期文學初期劉心武的作品接續了這個主題，《班主任》《醒來吧，弟弟》書寫承受“文革”帶來的心靈和肉體傷害的少年，他們行為上各有差異，但思想上幾乎如出一轍地僵化和教條，或者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成了患有社會運動后遺癥的病孩子。創傷是少年肉體上的病癥，更是具有隱喻色彩的民族和社會疾病。隨著社會的變遷和發展，疾病、少年與社會批判的常用組合愈來愈朝向疾病主體本身，他們真實的生存環境和精神狀況，比如作家涵逸1986年3月發表于《中國作家》的報告文學《中國的“小皇帝”》。這篇報告文學宣告了新一代特殊少年（獨生子女）的誕生：中國的歷史進入80年代以來，各種新的事物和新的問題一起來臨，其中就包括出現在每個家庭里的寵兒，更確切地說是那些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養起來的、幾乎無一例外地患了“四二一“綜合癥的孩子———獨生子女們。作家用一種泛泛而談的方式預測二十年后“小皇帝”們的問題和病癥：“在未來歲月里，中國將會出現更多的胖子，身高將會下降，肥胖病將要折磨一代人！”“精神病的發病率將會上升——自私、褊狹，實際上是誘發精神病的內在因素”“他們聰明、好學，有著很高的智商，但，同時也可能是極端的利己主義者。”“孤獨將是這一大批獨生子女的共同的痛苦……他們一個個都夜郎自大，內心里卻是空虛而寂寞的，他們的目光里很少有溫情。”作家的擔憂和淳淳教導如今聽來有一種刺耳和粗糙感，好在它也并未成為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顯著和典型的特征，但卻以另外的方式體現在下一代人身上。梁鴻的最新非虛構《要有光》接續了這一寫作傳統，也延續這篇報告文學對青少年的部分預測，比如精神和情緒疾病的上升，成為顯在的社會問題。

青少年的問題從來不是單獨出現的，跟經濟發展、教育制度、政策法規、醫學與心理學發展等纏繞在一起，從各類社會新聞、影視劇、主題圖書出版和相關醫學、社會學統計資料來看，抑郁癥的低齡化，青少年的情緒問題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客觀存在不能忽視的重要問題，但人們對此并未做好應對的準備。出現與此相關的社會事件，社會、學校、媒體和家庭基本都視之為一個需要隱晦處理，帶有禁忌色彩的話題。《要有光》中的精神科醫生張殊認為這種心態來自中國的傳統文化，并成為一種日常習慣，人們習慣性避忌和繞開精神病，視其為不祥之兆，即使是專業醫生聽到精神科的時候也會莫名的恐懼，“精神病意味著瘋癲、失控感，在成長過程中家長都會告訴我們遇到這種人要小心，要躲開，所以，你不自覺地就會有這種心理。” 當然這僅僅是問題的一方面，青少年的精神和情緒疾病還伴隨著社會和家庭的失敗、羞恥、無望和迷惘等情感，以及背后扭結在一起的眾多社會問題。梁鴻的《要有光》從文學的角度選擇直面深淵，它打開的是眾所周知卻又不愿意和難以揭開的一個沉痛世界，從這個意義上看《要有光》的寫作本身就是一束光，以文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視角試著去開啟影響著眾多人日常生活的話題。青少年的抑郁和情緒疾病在客觀存在的社會化之后，還需要實現另一種自身的社會化，讓他們的精神生活從模糊、晦暗、隱晦的暗房逐漸走到被嚴肅對待和綜合全面理解的前臺。“要有光“這句話帶有毋庸置疑的吁求和宗教色彩，無論發出的語氣是命令還是祈求，都帶有強烈的情感，因為它不是單一的聲音，而是包含著大眾、家庭和作者的聲音，當然也有青少年們的聲音。

《要有光》選擇從空間的角度把問題平鋪在中國大地上。第一部分選取了二、三線的濱海市，給出了幾個外省少年及其家庭、社會關系的群像，小夏、雅雅、敏敏、小關、鐵子、小麗等因為情緒問題彼此建立起一個小社會，他們狂躁、抑郁、焦慮，休學在家，與父母溝通不暢，沉迷游戲，拒絕外出，試圖自救但又總是失敗。家長和學校同樣也處在由此而來的困境中，他們同樣焦慮、無力、四處求索，尋找探索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思想、行動和方法扭結在一起。第二部分以京城命名，寫了三個高知家庭的孩子，他們是少年天才但內心復雜的競賽少年，從不上輔導班被擠下鏈條的佛系孩子，眾望所歸但敗走名校麥城的優異少年。不同的孩子攜帶著不同的家庭、情感和教育模式，殊途同歸的是，三位少年都在這個社會和教育系統中遍體鱗傷。第三部分進入的是更加復雜的縣域社會，從縣城到鄉鎮、農村，呈現的是青少年精神問題的另一種面向，通過花臂少年、娟娟、小立等人的治療，我們看到的是類似的癥狀和不一樣的原因，城鄉流動的家庭變遷以及縣域各種的社會問題提供了另外的故事景深。

法國社會學家阿蘭·埃倫貝格在《疲于做自己》一書中認為抑郁癥無法定義，“正因為其無法定義，抑郁癥的綜合癥才能層層疊疊、不斷累積，舊的被分解，新的又被添加。社會舒適度、消費狀況和社會流動的變遷已經悄然重塑了人的概念，精神病學的內部轉變是人的概念轉變所產生的巨大現實結果。現代生活的多變性被引入醫護領域，精神類藥物開始變得普遍，一切都在形成一個動態體系，最終建立起一種關于人的內心生活的特殊社會語言。它促進了精神的社會化，與此同時，它還參與到了社會的心理學化中。”關于社會和人的變化，以及人的概念的重塑，我們在《要有光》中也可以看到端倪和印證。作品中有幾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尋找藥方的專業人士和準專業人士，比如濱海市的阿叔是以奇人的形象出現的，以一己之力去改變父母的認知，精神科醫生張殊關注專業隊伍的心理學治療實踐及其效果，縣域社會的王振醫生、吳莊鎮衛生院李院長等人則在鎮衛生院實驗一種因地因時而宜的系統治療。他們都意識到社會和現實帶來的代際差異，最為明顯的是原生家庭內部認識上的落差，家長們把教育理解為狹窄的成績，城市家長要么特別忙碌，忽視和孩子日常相處，要么對孩子過度控制，把孩子給管死。農村家長很多出門打工，把孩子留給親戚或者寄宿，缺少對心理和精神生活的知識。從大城市三個中產階級家庭來看，出問題的少年們父母一代往往是“空心病人”，滿足于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成功經歷，以自己的標準要求孩子功成名就，而孩子的世界早已位移，他們想的是“我為什么活著”“怎樣活著更有意義”，中間的錯位導致激烈的沖突和難以穿越的隔膜。

新的動態系統呼吁新的語言，舊的認知、概念和知識必然失靈，作為頑癥的情緒疾病就是這個困境的外顯。流于皮毛的心理學治療和鼓勵撫慰式的心靈雞湯在疾病面前往往是無效的，藥物治療的歷史和科學推進的歷程在具體案例面前也顯示出它的匱乏和生長空間，青少年情緒問題帶來的是對社會整體性困境的認識，需要我們以更綜合的視角和多元的力量去理解疾病和被縮略為疾病的主體們。《要有光》是一本具有邊界感的文學作品，它帶來的是理解、記錄和探索，是整體社會應對中的一環。梁鴻說寫這本書最大的目的不是控訴原生家庭、教育體系、社會系統等等，“而是找到那樣一個節點，或者多個節點，它或者它們是事情發生質變的重要時刻。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樣的節點存在于我們最日常的話語和行為中，我們甚至根本不知道我們在用這樣的話語、行為、表情和孩子說話，而這樣的話語、行為和表情我們用了幾千年，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慣性一代代傳承下去。我們很難改變社會系統，但社會系統由我們這些成人構成，一點一點改變。”

《要有光》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孩子是雅雅，她因為有一個能夠理解自己的網友，而覺得心靈有了縫隙，有一絲光亮擠了進來，感受到有人關注和理解，她開始寫日記和閱讀，記錄自己的感想和讀書的一些感受，在心理煎熬中的思考和記錄。雅雅的一則日記寫到去上海的一次旅行，她把這次出行看作夢幻，在那里煥發出理想主義和生活的勃勃野心，但她依然保持清醒，知道這并非上海的全部，有自己無法看到的壓力、殘忍與野蠻之處，但她仍然想繼續這個以偏概全的夢，她說這是給自己的一顆糖果——“難道真正值得紀念的是上海嗎？不，其實是十八歲的自己。”無論是宏觀考察的作家，還是作為主體的病人，他們都知道疾病是一個系統和機制，但所能做的也只能回到自己，每一個自我都需要自己的糖果，發現一個問題，寫出一本書，記錄一段歷史。雷聲大雨點小會帶來失落，只問病癥不開藥方一直是文學的通行證，但值得珍重的是破題者的誠與真，是意識到邊界與局限，仍然要掙扎著前行一步，誰知道接下來如何，誰又能判定有無意義。《要有光》是一本充滿矛盾的作品，反反復復的疾病和時間的輪回，內心來來回回的父母，陷入自我困惑的張殊醫生，對治療疾病有一套自己理論，隨時斗志昂揚投入戰斗但也會釋放無力感的阿叔，既有遠見卓識又要考慮創收的鄉鎮衛生院院長，知道心靈雞湯無效，但又不斷釋放和尋找溫情時刻的作家。

《要有光》不是上帝之光，而是一束平行的光，是對寫作對象們的陪伴和自我鼓勵。它從空間描述開始，以無情流逝的時間結束，如果空間是困境的隱喻的話，時間不是，因為在時間中的每一個人都必須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