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在完成《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的編選工作之后，朱自清寫下的一則“選詩雜記”，常為后來的研究者引述：

我們現在編選第一期的詩，大半由于歷史的興趣：我們要看看我們啟蒙期詩人努力的痕跡。他們怎樣從舊鐐銬里解救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怎樣尋找新世界。

這則感想雖然簡短，卻道出了研究早期新詩的內在動力，以及基本的視角、框架，即：梳理所謂“第一期”新詩的歷史，研究者最主要關注的，應是新詩從舊詩的“鐐銬”中掙脫而出的努力，以及如何建立新美學、新形式的過程。如何勾勒從舊詩到新詩、從傳統到現代的線性軌跡，由是也成為早期新詩研究的重心。后來相關的新詩史敘述蔚為大觀、多種多樣，但大多或隱或顯以此為主軸，在詩體解放和形式建設層面，探討新詩的演進之路，如此也有了從“破壞”到“建設”、從“嘗試”到“成熟”、從“自由”到“格律”、從“散文化”到“純詩化”的歷史圖像。在這樣的動力驅動下，“啟蒙期”詩人們不同向度的寫作嘗試、不同層次的詩學思考，也包括層出不窮的群體和流派，都會相應地被安置于這一演進或“進化”的鏈條中。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的結尾，朱自清曾有一個著名的判斷，他認為要“強立名目”的話，早期新詩壇不妨分為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據他自己交代，這種分類方式也引起一些爭議：“有一位老師不贊成這個分法，他實在不喜歡象征派的詩，說是不好懂。有一位朋友，贊成這個分法，但我的按而不斷，他卻不以為然，他說這三派一派比一派強，是在進步著的，《導言》里該指出來。”后面這位朋友的不滿，或許代表了一種普遍的新詩史期待，對詩歌史現象、流派的認識，最終還是要上升到一種內在規律、“演進”線索的把握，要凸顯新詩是如何“進步著的”。

應當說，這種從“舊”到“新”、從“嘗試”到“建設”的線性敘述，吻合于新詩發生的歷史實際，也賦予了新詩研究的內在整體性，但正如很多學者已意識到的，這樣一套新詩史敘述在反復重申、不斷沉積的過程中，似乎已逐漸板結、固化，限制了我們對新詩歷史更為豐富、更開放的感知。比如，胡適曾言“從語言工具入手”，是他找到的白話詩實驗的突破口；在《談新詩》中，他又將新詩的內涵闡釋為“詩體的大解放”以及相應的表意能力的拓展。這種形式主義、工具論的新詩觀，看似簡單，后來也有不少批評和糾正，但某種意義上，在新詩史研究中卻具有相當的支配性。簡言之，新詩之“新”，似乎主要體現為語言、形式層面的變革。從文言到白話、從格律到自由的轉變，確實是新詩區別于舊詩最明顯的標志，但在晚清到“五四”峻急的歷史語境中，新詩的生成并未如此簡單，甚至也不單純只是一個文學事件。胡適等人的嘗試之所以能從“朋友圈”中的私人討論破“圈”而出，四方響應，成為新文學運動的急先鋒，這不僅得益于“五四”前后新文化思潮激蕩的歷史“勢能”，也是和近現代社會的整體轉型、都市和印刷文化的興起、現代“個人”的發現以及新青年群體的聚集等諸多因素緊密相關。“五四”之后，新詩之所以能吸引眾多的讀者，具有相當的文化感召力，也不單純因為表達的活力，更是因為其承載的對現代文化、現代新人、新社會的想象。因而，只是著眼于語言形式的變革，或只著眼于新詩的審美特質，很難說明新詩這一特殊文化實踐的歷史意涵。再比如，上文已提及，慣常的新詩史敘述往往會著力于新詩演進線索的勾勒，涉及特定的寫作個體、群落或特定時刻的寫作實踐或詩學思考，一般也會考慮如何將這些個案、這些具體的“時刻”放在“演進”的前后關系和邏輯（如從“解放”到“建設”、從“自由”到“格律”）中去把握。當蕪雜、紛亂的新詩現場被整理成一種流暢的、條理分明的“敘述”，某種“抹平”的效應可能也會發生，即：這些特定個體、特定時刻溢出“演進”邏輯的文學旨趣或關切，以及與同時代思想和文化情境的關系，有可能被忽略、被簡化。事實上，歷史意外的分岔和多重褶皺，可能是最有意味的部分，往往蘊含了打破常識、拓展問題空間的認識契機。

在新詩研究界，突破既有的知識格局、重構新詩多元歷史圖像的努力，當然也一直存在，像王光明老師多年前提出的“回到歷史過程”“開放問題空間”，就體現這樣一種自覺。20多年來，在傳統的流派梳理、文本分析、觀念辨析之外，在現當代文學研究范式整體轉換的驅動下，越來越多的新的方法、視野被引入新詩研究中來，被打開的“問題空間”也愈來愈開闊，20世紀新詩的歷史經驗與社會文化、思想潮流、政治運動、歷史進程之間的關系，得到了更多的挖掘和展現。從這個角度看，吳思敬老師主持的“百年新詩學案”，其意義便不只在于新詩史敘述體例的轉換，用“學案”的方式來重述已有的新詩發展史。通過挖掘更多的史料，來為既有的新詩史補充更多的細節、背景乃至掌故，也不是這項工作的全部。選擇以百年新詩發展過程中的“事”為中心來展開考察和描述，其突破和創新之處在于，可以通過不同類型“事”的聚合或一個個旁逸斜出的“點”的深挖，來充分吸納近年來新詩研究的活力，打破固化的線性敘述，呈現百年新詩豐富的歷史面向，其價值“不只是在詩歌美學上的，而且也是在詩歌社會學、詩歌倫理學、詩歌文化學上的”。

具體到“百年新詩學案”的第一卷，這一卷處理的是1917年到1936年的新詩歷史。從新詩的發生、展開、調整到形成大致的軌范，這一階段的新詩史圖像，似乎早已清晰、穩固。依據課題的整體構想，本卷設計的30個“學案”，大小不一，類型多樣，涉及新詩的發生、閱讀、出版、評價、論爭、形象塑造、與歷史語境的關聯等諸多方面。將這些“學案”匯集在一起，并不是要顛覆已有的新詩史敘述，而是試圖開放、活化這一敘述：或深入歷史地層，勘察支撐新詩生成和展開的內在社會文化結構；或打通周邊，把看似卓然獨立的新詩，放入其“成長”的具體語境和多重關聯中。簡單歸納一下的話，這30個“學案”大致指向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正如上文所言，新詩之“新”并不單純是語言形式的問題，它的生成和展開同步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整體進程中，20世紀20年代之后不斷高漲的社會思潮、革命思潮也構成了強勁的激蕩。這些看似外部的文化和政治因素，不僅影響了新詩的精神氣質和主題取向，同時也在內部塑造了其感受力和想象力。像周作人的《小河》，曾被胡適稱為是“新詩中的第一首杰作，那樣細密的觀察，那樣曲折的理想，決不是那舊式的詩體詞調所能達得出的”。胡適的評價不僅給出了《小河》的歷史定位，同時也借此傳達了他的新詩理解，《小河》之所以堪稱杰作是因其散文化體式帶來的表達自由。針對這一經典評價，學案《周作人的〈小河〉與“新村主義”》立足原初史料，辨析了“五四”時期周作人與“新村主義”的關系，提出如果將周作人的白話詩寫作理解為新詩的一個起點的話，通過這一時期思想及社會活動的梳理，恰好能說明這個起點不簡單呈現在文白交替的邏輯中，而是和新村主義、人道主義的社會思潮有非常內在的關聯。這些思潮不僅充當著新詩的發生背景，其實也為新詩寫作提供了豐沛的感性。如果說胡適的《談新詩》從形式的角度闡發了新詩成立的“金科玉律”，那么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自1920年起，早期新詩理論的一些代表性的文獻，如田漢、宗白華、郭沫若的《三葉集》，康白情的《新詩底我見》，宗白華的《新詩略談》以及后來葉圣陶的《詩的源泉》等，的確不同程度跳脫“形式”的框架，將新詩人的人格、詩人的修養看作是新詩得以確立的關鍵。《早期新詩人為什么討論“修養”問題》這一學案，也是回到“五四”之后青年群體特定的言論空間中，認為這種“向內轉”的趨向，動力與其說來自新詩寫作的內部，毋寧說是發生于當時青年人格、修養討論的總體氛圍之中，并由此延伸至新詩“源泉”“詩與勞動”“平民與貴族”等問題的考察。上述兩個學案，都是聚焦于社會改造思潮和早期新詩寫作、觀念的內在關聯，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五四”時期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相互推動、高度同一之關系的顯現。“五四”落潮之后，新詩的討論和實踐似乎逐漸從社會文化的場域中游離出來，其展開的動力也更多落回自身的形式和詩美方面。像1926年4月由聞一多、徐志摩等創辦的《晨報·詩鐫》，就強調形式、音節方面的“創格”實驗，由此糾正早期新詩的散漫作風，開啟了新詩格律化的階段，這似乎已是一種文學史的常識。然而，《詩鐫》的創辦恰恰在“三一八”慘案發生之后不久，創刊號上也集中發表了許多回應慘案的詩文。按照聞一多的說法，“鐵獅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詩鐫》的創立，不單是一種“碰巧”，更有詩學上的必然性。從這一特別的論述出發，本卷也專門設計了一個學案，通過梳理聞一多等人在“三一八”前后的政治參與、詩學觀念和詩體實驗，從另一角度揭示了新詩“創格”的意義：形式的錘煉之外，“創格”也指向了歷史鋼針觸碰時一種特殊主體構造的生成。這也意味著，20世紀20年代中期新詩寫作的轉換，并不單純是形式“糾正”的問題，劇烈變動的歷史境遇“碰巧”構成了一種內在加速、一種強力塑形。

其次，將新詩放在寬廣的社會文化視野中去重新審視，除了要關注社會思潮、歷史進程內在的介入與塑造，同時也有必要考察新詩的傳播、接受、社會影響，以及其和出版文化、文人群落等諸多方面的關系。要展開后一面向，某種文學社會學或文學“場域”的視角，顯然是不可或缺的。第一卷中也納入了相關的幾個“學案”，其中有以《女神》的接受為中心展開的對“五四”之后新詩閱讀狀況、閱讀程式的討論，也有從出版文化與新文化“資本”積累的角度對于“亞東圖書館”和“泰東圖書局”兩家新詩“專賣店”的對照分析。《作為編輯的徐志摩》這個學案，選擇一個特別的視角來審視這位“從頭到腳都散發著浪漫氣息的詩人”，細致梳理了他不同階段的編輯實踐，包括接編《晨報副刊》、開辟《詩鐫》和《劇刊》，后又主持《新月》《詩刊》。編輯事業貫穿了他人生的各個階段，同時也提供了一種廣闊的社會參與、政治參與的途徑，在當時“自由派”知識群體的相關文化政治活動中，徐志摩可以說是一個線索性人物，用奚密教授的話來說，他其實可以看作是一個“game changer”，在不同文化“場域”的穿梭中能夠改變規則、創造新的可能。由此可以延伸思考的是，在現代文化轉型和建構過程中，“新詩人”的位置絕非那么邊緣，往往能夠關聯各方、起到一種凝聚和轉換的作用，以新詩為媒介形成的社會連接、帶動的“場域”重構，思考新詩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面向。比如，20世紀30年代京派文壇十分繁盛，廢名、卞之琳、何其芳等“化歐”又“化古”的努力，成績斐然，代表了新詩發展的一個“高光”階段。這種成就的取得，離不開當時北平濃郁的學術文化氛圍和大小文學群體的錯落。《朱光潛的“讀詩會”和一場詩歌論爭》就以30年代在北平文化圈名聞遐邇的朱光潛家的“讀詩會”為對象，在北平知識分子群體“文藝沙龍”的歷史脈絡中，非常細致考察了朱光潛周邊文人群落的構成，其中包括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顧頡剛、羅念生、葉公超等已成名的前輩或者學院里的師長，以及卞之琳、孫作云、董同和、張清常等北平高校的學生輩或文壇新秀。“讀詩會”除作品誦讀、學術演講、論辯等活動之外，也著手雜志的創辦和編輯，30年代北平詩歌界、知識界對于“新詩格律”的關切，有關新詩“難懂”問題的爭論，也正生成于這樣的群體氛圍中。《梁宗岱與〈大公報·文藝·詩特刊〉》剛好與上一學案銜接，討論了“讀詩會”同人的詩學探討，在報刊上的同樣聚焦于“京派詩人”。《漢園聚散皆由詩》則在聚合離散的視野中，探討了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三位“漢園詩人”同步又交錯的文學路徑。以《漢園集》這個“點”，該學案引出了幾條延伸出來的“線”，討論了不同歷史脈絡如何走向這個“點”，又從這個“點”再出發走向新的方向，呈現了“京派詩人”在歷史中動態展開的可能性。

1931年，梁實秋談及新文學所接受的外來影響，曾有一個著名的判斷：“新詩實際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這個說法或許有些極端，但新詩的生成和展開，確實離不開外來詩歌、文學翻譯實踐的多方面影響。胡適在《嘗試集》“再版自序”中就自我指認，他的新詩成立的“紀元”，就是一首翻譯的詩歌《關不住了》，作者是美國女詩人薩拉·蒂斯黛爾。圍繞此“事”完成的學案，不僅詳細比較了此詩不同的譯本，揭示出胡適翻譯在“質”與“形”兩方面的突破，又回溯晚清以來的學術和文學翻譯，從“新詩現代性”和“翻譯現代性”的關系角度，整體討論了詩歌翻譯如何為新詩帶來新的詩體、語感、新的“國家”意識和“人”的觀念。如果開放討論的視野，外來資源的影響并不限于翻譯與創作的互動，其牽連的話題領域十分廣闊，既有內部的形式和詩學變革，也有外部的人和事的匯合、變動。本卷之中兩個重頭“學案”，尤其值得重視。1924年泰戈爾訪華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轟動一時，當時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影響，《泰戈爾訪華與新月社》這一學案，收集了當時報刊上的大量資料，相當細膩地描述了徐志摩等人為了迎接泰戈爾訪華，組織人馬排演泰氏《齊德拉》的過程。這次公演有其特定的文化象征性，吸引了眾多文化名流的積極參與，更有意味的是，我們熟悉的新月社正是因為這次公演，才由較為松散的“聚餐會”向正式的社團過渡。由此，也有了后來《晨報·詩鐫》《晨報·劇刊》的創辦。除了挖掘泰戈爾訪華事件的前后過程和豐富細節，該學案也提醒我們注意，像新月社這樣的文人群落實際展開了多種路徑的文化實踐，新詩的格律化探索與他們發起的國劇運動的內在聯系及背后的文化訴求，很值得進一步探問。相比于泰戈爾訪華，英國著名文藝理論家和教育家、“新批評”學派的理論巨擘瑞恰慈的多次訪華經歷，似乎不太為人關注，但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瑞恰慈在中國的講學和多位學者的交往，對于三四十年代中國新詩理論批評、中國詩學傳統的研究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讓“新批評”的學說、方法和基本理念融入了新詩理論與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中。有關瑞恰慈訪華的過程及影響，以往也有相關的評述和研究，但并不十分深入，本卷收入的《瑞恰慈在現代中國的交游、事跡及其著述的譯介和反響》采用史料鉤沉、整理的方法，極為全面、翔實地梳理瑞恰慈在現代中國的交游、授課、演講以及《科學與詩》等著述的譯介和反響，文章功力深厚，在材料方面也竭澤而漁。與瑞恰慈有所關聯的學者人數眾多，上一學案涉及有黃子通、李安宅、吳世昌、郭本道、葉公超、朱自清、水天同、陳西瀅、費鑒照、張沅長、溫源寧、邢光祖、錢鍾書、朱光潛、袁可嘉等。像朱自清，就有意識運用瑞恰慈的核心觀點與重要術語來重新審視中國詩學傳統，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另一學案的主角青年詩人曹葆華，恰好也是瑞恰慈的重要譯者，他選修過瑞恰慈在清華開設的課程，翻譯了《現代詩論》和《科學與詩》兩本重要的詩論集，匯集了瑞恰慈、艾略特、瓦雷里等人的代表性詩論，并且在主編《北平晨報》附刊《詩與批評》期間，譯介西方現代詩論，聚合當時北平的學院詩人。正是在與西方現代詩學資源的對話中，一代新的“前線詩人”由此成長起來。上述幾個學案，都涉及外國詩人和詩學的影響，但都并非一般的影響研究，而是立足于更開闊的學術文化視野，將校園環境、學術氛圍、城市文化空間以及報刊傳媒等因素綜合納入考察之中。

上述三個方面，或許更多指向新詩與外部的關聯，更多著力于“打通周邊”，這并非意味著新詩形式、美學問題遺落在“學案”的視野之外。正如前面談到的，一些特定時刻、特定個體的寫作和詩學實踐，有可能因被納入線性的新詩演進敘述，而被“抹平”其內在的褶皺、差異和獨特性。因此，一些看似已有定論的新詩個案，其實很有必要重新審視。本卷第一個“學案”，就重新檢討了胡適“白話詩”主張提出過程中的一次“偶然”、一次由“小船的打翻”引發的胡適與友人之間圍繞具體作品修改展開的爭論。在胡適的自述中，這次“偶然”被比較流暢地組織到白話詩覺悟形成的過程中，但如果回到爭論的前后過程，可以發現胡適最初“詩國革命”的方案中包含了“文與質”“詩與文”“文與白”的多重張力，“救文勝之弊”是他思考的起點，這與新文化“修辭立誠”的初衷緊密相關。后來，胡適的思考收縮到語言形式的層面，原有方案的彈性空間以及倫理意涵，反而有可能隱而不彰。呈現新詩展開多重層次、內在張力的努力，可能也隱含于后面的學案中。比如，20世紀30年代中期廢名和林庚圍繞新詩與舊詩、自由詩與格律詩的討論已為人熟知，往往也會被放入當時“格律”和“自由”兩派不同的立場中去理解。但如果進入廢名、林庚各自的論述脈絡中，會發現其實他們都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胡適確立的工具論新詩觀和線性的新詩演進邏輯，更多從詩歌內在的表達機制層面，以古典文學為認識和論述的資源，在共時性的文學視野中去探討新詩成立的前提和自我改善的路徑。像林庚討論“自由詩”和“格律詩”（“韻律詩”）區別，就不只著眼詩歌的形式層面，而是從“文”和“質”的關系入手，去把握新詩的內在氣質和文化風格：自由詩的“緊張驚警”代表了新詩沖破審美慣習的先鋒活力，而“格律詩”又被他命名為“自然詩”，其“從容自然”的氣質，意味了新詩走出偏執的個體感受，走向某種公共性的可能。這些討論的意義，顯然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自由與格律之辯，而是包含了對新詩的整體性反思，對思考新詩的當代前景也具有相當的啟發性。在30年代，與北方“前線詩人”遙相呼應的，是上海的“現代派”詩人。其中，戴望舒的《雨巷》是新詩史上的名作，似乎完美體現了古典詩詞美感、意境在新詩中的延續，關于這首詩的闡釋也十分充分，按道理，不應該成為一個“學案”。《〈雨巷〉與“新感覺派”》卻選取了一個“詩”與“小說”聯動的視角，將《雨巷》與“新感覺派”的小說（劉吶鷗的《熱情之骨》、穆時英的《夜》、施蟄存的《梅雨之夕》）對讀，聯系幾位作者日常密切的交往，討論了小說對詩的襲用和模仿，揭示了現代性感受和欲望機制在不同文體之間的流動。這個“學案”以小見大，從單一作品的重讀入手，更換了從傳統到現代的歷時性闡釋，橫向拉出了一個共時的、跨文體的維度。

最后，還有一個可以注意的面向，那就是相對于新文學其他文體，新詩大概是最擅長“戲臺里叫好”的，新詩的展開也一直伴隨著自身形象的塑造、生產。這種形象生產會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達成，如詩集的編撰、由序言和批評完成的“包裝”、詩歌選本的編定、經典作品的選擇以及新詩自身歷史的講述等。本卷也有幾個“學案”，嘗試從這個方面展開討論。像《早期新詩“選本”中的“分類法”和“讀者眼光”》，系統考察了1920—1922年間出現的四種新詩選本，在分析不同編選策略和作品來源的基礎上，探討了作品分類方式轉換中新詩觀念的生成，又以不同編者撰寫的評語、導讀為線索，透視出早期新詩“閱讀程式”的建立。對于后世影響最大的新詩選本，自然非朱自清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莫屬。《朱自清的新詩“中衰”說》選擇了一個獨特的切入角度，注意到了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的一個說法：1924年小詩運動偃旗息鼓到1926年《晨報·詩鐫》發行的這段時間，被他稱為中國新詩的“中衰期”。從這個特別的說法入手，該學案延伸開去，梳理了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多種新詩史“分期說”，并回到1924—1925年的新詩創作、閱讀語境，澄清了“中衰期”的具體含義，并以此作為思考20年代新詩內在危機和轉機的特殊視角。確實，30年代有關早期新詩“分期”的討論非常多見，許多批評家都試圖采用“三階段”“前后兩期”等方式整體鳥瞰新詩的歷史。這與30年代新詩站穩腳跟之后的自我敘述沖動相關，還有一個不容忽略的原因是，新詩在30年代開始進入大學課堂，成為系統研究、講述的對象。早期新詩的線索復雜、備受爭議，只有梳理出一條內在的發展線索，這段歷史才能從不確定的、實驗的氛圍中落實下來，成為一種可以把握的“知識”，“分期”討論恰好起到了這種作用。本卷最后一個學案，就以30年代朱自清、沈從文、蘇雪林、廢名等人的新詩史講義為對象，分析了這些講義背后不同的邏輯和動機。考慮到包括“分期”討論在內的30年代新詩史講述，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來以線性演進為中心的新詩史觀。怎么突破線性的、知識化的新詩史敘述，在特定問題意識和現實關聯中開放新詩研究的空間，正是“學案”的意圖所在。在這個意義上，以該學案作為整卷的收束，似乎有了某種“卒章顯志”的意味。

以上五個方面，不能完全概括第一卷“學案”的全部，但大致能標識用心之所在。當然，這30個“學案”還只是一些特別的“點”，并不能涵蓋早期新詩的全部問題。比如，大革命前后興起的左翼革命詩歌，在“五四”之后從“自由”到“格律”的脈絡之外，其實構成了另一種新詩的傳統，不僅強化了新詩與20世紀歷史的關聯，同時也突破了印刷媒介的限制和知識分子讀者的圈層，讓新詩可以朝向行動、朝向更大規模的社會組織和動員敞開。涉及此這一脈絡的“學案”目前只有三個，原來計劃中的一些構想，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未及完成，這應該是一個比較大的遺憾。另外，已有的“學案”也可能存在散漫、布局不均衡、風格不太統一、“論”多于“事”等問題。這些遺憾只能留待以后的研究來彌補了。換個角度看，這或許也說明了“百年學案”工作的開啟性、可能性：從“歷史的興趣”出發，關注新詩與現代中國社會文化的多重聯系，其意義不僅在于打破固化的線性敘述，展示更多的豐富性，同時也是在為將來全新的、更具綜合性和整體感的新詩史寫作，提供材料、方法的積累和準備。

注釋從略，詳見《南方文壇》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