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仁發:要寫出具有“發明性”的小說
說老實話,現在找到一篇小說讓你忘記“職業讀者”的身份讀下去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兒。正因為如此,偶爾看到一篇妙趣橫生的作品難免會心潮澎湃。陳昌平的《我們的寵物》就是一篇這樣的小說。
一晃兒認識昌平有二十六七年了,編發過他的若干個中短篇小說,其中被選載的、獲過獎的也不少。印象比較深的有中篇小說《英雄》《克里斯蒂娜》和短篇小說《教授與狗》。總的感覺他的創作量不是太大,也不喜歡張揚。我猜想他可能會使許多小說“胎死腹中”,每一個“降生”下來的作品都是被他反復自我檢測過的。
其實,任何時代的作家完成一篇具有“發明性”的小說都是異常艱難的。在今天若還是純粹的寫實,功夫再到家,樸素歸樸素,終顯得藝術方式的落伍,人們閱讀時也不大能打起精神。依靠觀念變形的寫法,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多少有些實驗過度了,再繼續這樣寫下去似有“輕浮”之嫌。顯然,昌平對如何進行有挑戰性的寫作是反復思索過的。相信讀者們看過《我們的寵物》后,不會把它看作是寫實性的小說,也不會當成奧威爾《動物莊園》式的寓言小說,更不會判定為卡夫卡式的借動物進行某種象征的小說。
現代小說如何處理與現實的關系,對作家的認知與才能構成了雙重考驗,甚至可能有一些作家正因為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而失去了寫下去的信心和欲望。在我看來,昌平的小說理念,既延續著小說誕生以來一條大河的波瀾壯闊,也標識出發源于一隅的涓涓溪流的獨一無二。他在《我們的寵物》的創作談《非“燉”不可》中說:“小說離不開現實描寫,但是小說里的現實描寫的目的,一定指向現實背后的意蘊。相對于小說所要表達的意蘊,現實應該是一個寓體,或者說,是一個被故事掩護與遮蓋的寓體。小說的悖論又一次出現了,小說不是簡單的寓言,小說的寓體必須貼合現實,但是現實與寓體的關系應該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者說,既在此也在彼。他們的關系充滿著緊張與張力,是彈性的,恍惚的,若即若離的,同床異夢的。”好一個“既在此也在彼”“若即若離”“同床異夢”,把他心目中理想小說的狀態講得再明白不過了。昌平清楚意識到在這樣的理解中,小說寫實方面的要求不但沒有放寬,反而是格外苛刻。要像魔法師一樣,整個寫實過程不能漏出絲毫破綻,這樣才能使閱讀者被發生在身邊的日常化的故事帶入某種情境,自然而然地接受著由充分邏輯線條咬定的莫名其妙的變化,感受到猶如坐過山車般刺激。
在《我們的寵物》里,無論是先前因被騙而買到家里的笨豬“佩奇”,還是后來作為“糾正”的寵物豬“佩奇”,在它們身上似乎都不承載什么格外的寓言性或象征性,豬就是豬,笨豬也好,寵物豬也好,不是某種符號。一個家庭為了治愈有早期自閉癥的孩子,購買一只寵物的動機,再合理不過了。買貓還是買狗是兩個大人的選擇,而孩子喜歡的是豬,一千個一萬個反對的道理也沒用,還是得順從孩子的意愿。這樣把一只笨豬當作寵物豬買回來再自然不過了。起初,“佩奇”還是給孩子帶來許多快樂,包括語言發音都有進步,家庭氣氛一片祥和。可好景不長,當一家人帶著“佩奇”到小區里廣場上散步游玩時,引發人們的驚奇與議論不絕如縷。樓上鄰居家的小女孩朵朵剛想要伸出手摸摸小豬,立馬遭到媽媽的呵斥。接下來,這只寵物“佩奇”作為笨豬的真相暴露出來以后,造成的各種沖突越來越激烈,物業出面協調已經不夠,派出所警察都不得不出面。直至影響到妻子在單位里的升遷,甚至干擾了夫妻關系的和諧……小說中所有人物從各自的角度分析,沒有誰的想法缺乏合理性,都是那么的無懈可擊,可是當這一切再正常不過的因素組合在一起的時候,荒誕性發生了。在荒誕性中是不需要尋找誰對誰錯之類的問題的,有是非判斷時是不產生荒誕性的。
昌平在他的創作談中提到了他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另一個短篇《大閘蟹》。2004年8月,這篇小說發表之后,我給一家地方報紙副刊寫閱讀筆記專欄時就關注過,那時寫下了一些“表揚”的話:
陳昌平的悟性真是很好,他的小說越寫越像樣,能有這么明顯跨越式發展的小說作者非常鮮見。換一種表揚方法,得說陳昌平對小說是什么東西理解得徹底。拿陳昌平藝術精致的小說與那些粗鄙不堪的小說一比,真是有個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大閘蟹》說的是一個北方佬出差蘇州,從著名的大閘蟹故鄉——陽澄湖帶回三只正宗大閘蟹,準備與兒子、老婆一同分享一頓美餐的過程中發生的故事。這不太像可以多么引人入勝的故事坯子,可在這貌似沒有小說的地方還真長出了一篇有點靈氣兒的小說。
記得多少年前一個很樸素的老作家就講過一個很樸素的道理:小說就是折騰。但這折騰也是有好多說道的,瞎折騰肯定不靈。陳昌平有點像比賽興奮型選手,一旦他感到小說成竹在胸時,寫起來很在狀態,一招一式頗見功夫。大閘蟹從那么老遠的地方帶回來了,又從電腦上查找到了驗明正身的資料,經核對無誤后,妥妥帖帖地讓它們呆在廚房的塑料盆里再活一個晚上。然后趕緊給住校讀書的兒子打個電話,先預告一下好吃螃蟹的兒子有口福了。然而,第二天早晨風云突變,三只螃蟹從主人給它們留的一條透氣的縫隙間爬出去不見了蹤影。接下來便是一波三折地尋找走失了的螃蟹的過程,直到眼巴巴地在垃圾箱里看到最后一具大閘蟹的尸骸,才算終結。怏怏不樂的主人,最后不得不跑到農貿市場買三只本地的蟹子——赤甲紅,來向兒子交待。
這是一篇寫實的小說嗎?顯然不是。但也不能說是一篇寓言式的小說。所有的微妙都在這似與不似之間蘊藏著。好的小說是讓你會心一笑,也不必再說清道明。評論者也未必一定要劃出什么條條框框,非得概括出個什么主題才算罷休。從純粹的小說標準出發(我們姑且認為有這樣一種標準存在),《大閘蟹》的確是接近完美的,它在意義和形式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焊接的痕跡,它的雙重結構套裝得渾然一體。
假如一定要挑挑這篇小說的毛病的話,倒也未必無處置喙。比如在尋找丟失的蟹子時,主人公一次次地張貼啟事,而且啟事的內容越來越接近荒誕,這樣的地方還是有失自然的。
回過頭來看,《大閘蟹》已是昌平走向進一步“發明小說”的一個標志了,當然之后他也做過一些其它方面的嘗試,而現在的《我們的寵物》在我看來特別成熟了。在昌平的筆下,不必尋找喻體與寓意的某種對應關系,也無須把人變成甲蟲,或者把“佩奇”變成人,一切該呈現與表達的東西都蘊藏在一個包羅萬象的尊重生活自然的“塊莖”之中。這篇小說寫作過程中題目發生了幾次變化,由《豬頭》到《佩奇》,再由《寵物》變成《我們的寵物》,無意中完整勾勒出一條“發明性”的意識軌跡,由實物到抽象,由個體到普遍,在逐步打破舊有的固化思維后,小說走向了寬廣與深邃。
高爾基在《文學寫照》一書中記錄了托爾斯泰談到《淪落的人們》時的情景:“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您是一個發明家,所有您那些庫瓦爾達都是您發明出來的。’……我對他說所有的作家大概都多多少少發明過一點東西,他們以為那些人物在實際生活中間應該什么樣子,他們就照什么樣子把他們表現出來;我又對他說,我喜歡那些愿意使用任何手段(即使是暴力也好)去反抗生活里的惡的積極人物。”昌平非常滿意《我們的寵物》的結尾,而且這個結尾是在這篇小說動筆前就已經想好了的。當“我”把一只從表兄大龍家冷凍倉庫里帶回的酷似寵物“佩奇”的豬頭掛在窗口時,一點一點融化的淋淋漓漓的血水順著窗臺滴到小區的樓下,雪白的豬頭睥睨著窗外的廣場。我們不能狹隘地認為這僅僅是一種發泄方式,而應該視為這是“我們”對整個荒誕世界的共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