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寓言與敘事的星叢

——論李洱《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的對話詩學

梁塵

（北京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

摘要：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界具有深刻哲思穿透力與獨特文體意識的作家，李洱的《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不僅是一部文學評論集，更是一場語言的實驗與敘事的探險。本文以“對話”理論為基石，結合“寓言”概念、“星叢”理論與“塊莖”思想，剖析書中隱喻叢生的意象系統與經驗解構的敘述話語所蘊含的文學評論，解構評論主體視角的流動、嵌入與批評范式突圍的價值。在歷史語境的規訓與個體經驗的沖動之間，李洱的評論話語呈現出寓言張力與多聲部融合的特征，既有對同時代人寫作語境的深切體認，也有對自身文學審美的獨特彰顯，給予當代文學評論尋求更豐饒表達可能性提供了一條充滿啟示的路徑。

關鍵詞：李洱；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經驗；對話性

李洱的《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 年） 作為一部極具文體自覺的評論文集，其語言實踐與敘事結構不僅承載著李洱對同時代人寫作的深刻體悟，更用評論實踐努力構建出一種獨特的對話詩學。評論文本本身即是對巴赫金對話理論的積極踐行，在理論話語與創作經驗的碰撞中，在歷史幽靈與當下經驗的互照中，在同時代寫作者心靈密碼的破譯中，評論成為一場永未完結的對話。李洱以“超低空飛行”的姿態掠過同時代人的寫作現場，他所繪制的不僅是文學地形圖，更是一張記錄時代精神赫茲的聲紋譜系，用語言寓言經驗，在敘事的星叢中，放大那些微弱而真實的聲響，期待收獲辨認與回響。

在歷史罅隙與日常褶皺間的寓言話語

《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這部文學評論集是李洱對同時代人寫作的一部漫談筆記，按李洱在序中的解釋，即是對話經驗，與時代、與作家“保持緊張的對話關系”①。書分三輯，加上序，共有《汪曾祺的語言是革命性的》《作為一個讀者紀念史鐵生》《我們與張潔無法道別》《建法先生》《憶德公》《因為欣賞，多以批評——淺談何紹俊先生》《關于莫言的“ 看” 與“ 被看”》《看〈朝霞〉》《談張瑋，說格非——兩篇短論》等23篇文章。作為李洱思考中國當代文學精神圖景與作家命運的重要結晶，這本書的語言風格呈現出一種個性灑脫、切中肯綮的話語結構。這種語言游走于歷史縱深與現實褶皺之間，在冷靜的思辨剖析與充滿張力的修辭表達中，構建了融合創作敏感與評論洞察的“超低空飛行”話語形態。

（一）意象與隱喻的編織，歷史與個體的共振

“超低空飛行”本身即是一個高度凝練、極具張力的核心隱喻。它勾勒出李洱所理解的同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姿態與書寫圖景：“飛行”象征著知識分子超越日常的精神追求與理想維度；“低空”沉重地指向了歷史經驗的規訓、現實語境的壓力以及個體在宏大敘事夾縫中求存的困境；“超”一字暗含出李洱飽滿的情緒感知和積極的信念追求，在超級低的“低空飛行”和超越“低空飛行”，李洱用作家慣用的文字游戲巧設迷局，堅定中有猶疑、自知和勉勵，正如文中借德公之口的自嘲“在嚴肅的前額下，你有一張嘲笑的臉”②。這一意象貫穿全書，成為理解李洱評論視角的關鍵鑰匙。

“超低空飛行”是統攝全書的評論視角與美學姿態的凝練表達，它可以看成既拒絕高空懸浮的 “形而上學眩暈”，又警惕沉溺于瑣碎經驗泥沼的危險，而選擇在“樹梢高度”進行一種緊貼人物真實 空間、敏銳感知細節還保持必要審視距離的模式。這首先體現在一種深切的“同時代人”意識上。阿 甘本在《何謂同時代人？》中提到，真正的“同時 代性”恰恰意味著一種斷裂與不合時宜，“同時代 人”是要有勇氣的，能夠堅定地凝視時代的黑暗，也能夠感知黑暗中的光，瞥見光中隱秘的晦暗，被 源自他們生活時代的黑暗光束所吸引而非融入其光亮。③李洱對“同時代人的寫作”的審視，正植根于此，同時他的評論語言帶有一種內在的親歷性與共情溫度。其次，“超低空飛行”體現為對歷史經驗與當下語境復雜糾葛的持續勘探。李洱的文本中，歷史是如本雅明所言的充滿當下時間的爆破力的星叢，而非凝固的背景板、單一的參照維度。他對文學編輯者及其寫作的評析、對知識分子作家精神譜系的梳理，無不滲透著對歷史幽靈如何纏繞當下寫作的犀利洞察。最后，李洱在書中言明，“接近文學現場，就像超低空飛行”④。他有意規避理論體系的直接套用，其思考路徑表現為碎片化、充滿即興的火花，通過意象與隱喻的反復編織，使得一種內在的、有機的、關于他理解的同時代作家寫作精神癥候的認知圖譜逐漸浮現。這呼應了本雅明的“寓言批評理論”⑤，通過具體的形象和故事來象征或隱喻更為復雜或抽象的概念和思想。李洱收集歷史碎片、現實情感、文學意象，通過蒙太奇般的并置，在同時代人寫作的超低空中凝聚飛行的信念和勇氣。

《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的語言充滿隱喻性與意象密度，其評論話語猶如一座精心構建的“意象森林”。朗西埃在《感性的分配》中提到 藝術與現實的張力關系，藝術應打破感性的分配的 既定格局，通過重新配置感性經驗，挑戰既有的感 知框架，重塑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藝術家要具備 社會責任感，應積極探索新的創作路徑，以開放的 姿態介入社會現實，推動感知和認知的變革。⑥李 洱正是通過大量精準的隱喻意象，重構了我們對當 代寫作的感知圖景。他較少從作家的文本細節出 發，而是借由獨特的視角，回到文學現場，從自身 與作家其人的交往、生平軼事中體悟人格性情，進 而提煉出具有歷史概括力的評論意象。比如聽聞史 鐵生去世的電梯間，張潔的油畫，林建法的玻璃瓶 子，程德培的衣著和笑聲，李敬澤的掛杯，何向陽 的一滴雨，邱華棟的腳步……這些意象并非孤立存 在，它們相互指涉、彼此纏繞，如同德勒茲與加塔 利所描繪的“塊莖”結構——去中心、非層級、多 入口、充滿連接性⑦。通過這種意象的“塊莖式”蔓延，李洱深入歷史與個體心靈交匯處，進行真切 提純，使表達既具現實穿透力，又保持詩意的曖昧 與開放。這些意象既是審美的，更是認知的，是在 “時間的子宮”⑧內給經驗與對話架設橋梁，使勇于冒犯的評論話語獲得了可觸可感的“肉體的形象”⑨。

（二）思辨的冷峻與反諷的鋒芒，解構與重構的辯證

修辭立其誠。李洱的評論語言帶有冷靜克制的思辨色彩。他避免簡單的價值判斷、情緒宣泄，有意識地選擇層層遞進的邏輯推演。在分析“同時代人”所面臨的“與時代保持緊張的對話關系”時，他細致剖析了歷史語境、現實場域、語言自身負載以及作家主體性建構等多重因素的復雜交織，指出當代小說創作的困境，“我們對當代作家的要求，可能已經超出了對科學家智力以及對人類想象力的要求”⑩。

與冷峻思辨相伴而生的，是行動妥協又野心勃勃、既當又立的反諷語調。李洱調動記憶，闡述經驗，捕捉歷史情境與個體命運、宏偉理想與卑微現實之間的罅隙，并以一種看似激昂磅礴、內里自尊自傲的方式呈現其荒誕性。例如，他提到文學的本質就是反對本質主義，“文學或者談論文學總是意味著冒犯”“那些思考和絮語一旦落筆，就可能意味著它已離開或將要離開，它將使你的文字宛如刻舟求劍，但是刻舟求劍不正是每個寫作者在逝川之上的肖像？”。在平靜陳述和反問中蘊含著的，不僅有廉價的嘲諷，更有穿透現象直指本質的犀利解構，同時也在解構中隱含著對寫作倫理的重構渴望。

小說中應存在不同社會階層語言、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的混雜，巴赫金強調文學話語的多聲部特征，“作家讓所有詞語和形式，同自己本人的意向中心，保持或遠或近的一段距離”。在《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中，能清晰地看到幾種主要話語的糾纏：學院化的理論話語（敘事學、批評美學、歷史哲學等）、對同時代作家作品進行精準描述與剖析的評論話語、充滿個人體溫與敏銳直覺的作家感悟式話語，以及偶爾閃現的、帶著泥土氣息或煙火氣的讀者口語碎片。例如，在談到李敬澤的話語時，李洱既能熟練的引用維特根斯坦的兩句話、本雅明意義上眾多“拾垃圾者”的守夜人、福柯式的知識考古等及運用“星叢”“靈韻”“歷史天使”“道器、體用、本末”等理論術語進行深度開掘；又能突然轉向一種詩人般的敏銳，“他的悲憫和仁慈就像高度年份酒一樣會出現‘掛杯’現象，飛觥獻斝之際依然會長掛懷中”；以及不時閃現的機鋒碎片，“他的耐心是驚人的，仿佛巨細靡遺，傷人乎？傷馬乎？……突出了聚光燈下的行動和細節，其余暫時模糊成為背景。傷人乎？不問馬”；又能嚴肅指出李敬澤的話語實踐是“在眾人游蕩的時刻，充當了一個守夜者”“它們是即興的素描式的現場記錄，也是生動的檔案式的歷史文獻”“具有隱蔽的寓言性質”。這種語言的寓言性及經驗的對話并非簡單的拼貼，而是源于李洱對評論主體位置的自覺——他既是“在場者”，親歷著同時代人的精神跋涉；又是“觀察者”，嘗試以理論之光照亮寫作的幽暗地帶；更是“對話者”，渴望與作家、與歷史、與文本進行平等而深入的交談。再比如，寫張潔的創作狀態，“在波峰浪谷之間奔涌，時而撒歡，時而撒潑；時而涼爽宜人，時而悲涼徹骨” ，用身體感觀隱喻語言風格的撕裂與彌合，及捕捉畫展的生活細節讓精神顯影。這種評論語言呈現出“喧嘩與騷動”的雜語場域，文中引經據典、名家大師的理論觀點信手拈來，多種話語在此交匯、碰撞乃至相互佐證，皆是圍繞文章主旨的闡發而自然生發、噴薄涌現。一方面，展現了李洱豐富的學識，在文學、美學、哲學上的理論儲備，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受到外國作家學者及文藝理論的影響頗深。阿多諾在《美學理論》中強調，“批評或評論并非附加在審美經驗上的外在因素，而是內在于審美經驗之中”。李洱的評論話語實踐，正是對此的捍衛，通過語言的復調抵抗單一闡釋的暴力，在話語的裂隙中為思想、為審美開鑿空間。

（三）“及物”的評論與“在場”的語調，歷史文本化的實踐

李洱的評論語言具有強烈的“及物性”。他的論述并不緊扣作家作品、具體的文本細節，而是借助獨特的交往經歷，時常展開對具體事件的描摹，進而表達作者的真實意圖。他對“同時代人”寫作的分析，不僅建立在對大量文本肌理的細致觸摸之上，更是受到其人其事的真切影響。這使得他的評論具有現實根基與說服力。而且，李洱往往選擇先從人物的一個性格特征出發，再引導到人物的創作。比如，評述汪曾祺時，先從人物出生年 1920講起，“出生在1920 年的文化人的文化態度非常值得琢磨”，再引到汪曾祺語言的口語化是“經過自覺地選擇，然后苦苦追求、嚴格地自我訓練，最后在造出來的一種語言”，“要用小說的形式寫抒情詩”。如此認識到汪曾祺口語寫作的革命性是語言本體性覺醒：“汪曾祺，在口語中找到了自己的家。你在家里，當然要說人話”。這一論斷揭示汪曾祺通過給漢語“松綁”，讓語言回歸“誠實的個人”與“世俗的煙火”，瓦解了歷史語境及意識形態對語言的規訓，使汪曾祺的語言及文化態度在當代逐漸凸顯出生長性。評邱華棟城市書寫，大膽及物地談到“如果說別人寫的是孤島，那么他寫的就是大陸”，“就當代城市書寫而言，邱華棟肯定是最有力的開拓者”，“這是一種自信地立于當下、欣喜地面向未來的寫作”，引導出邱華棟筆下“欲望的烏托邦”的城市書寫特色。甚至毫不掩飾對最近十年邱華棟寫作轉向的贊賞：“之前的那個興致勃勃的、腳步輕快的邱華棟，此時滿臉狐疑地、步履蹣跚地行走于千年廢墟”，“他朝向語言風景獨自旅行”。因為作為老友和讀者，他知道“邱華棟的藝術實踐，因為不斷地面對新的領域，所以需要得到我們的尊重”，最終發出大膽預言“文學史上的邱華棟將完成一次逆襲”。

同時，李洱在文中的語言風格也呈現出獨特的“在地”語感。盡管討論的是作家與文學命題，行文卻常常融入帶有現實印記和生活氣息的表達，甚至是某種知識分子圈層特有的、略帶調侃的“行話”。這使得其文本具有一種可感的現實溫度和某種共時性的親和力，是與“同時代人”的直接對話。這種語調的選擇，本身即是對同時代人的寫作的語言實踐層面的呼應。寫史鐵生，從在協和醫院電梯里接到莫言的短信、得知去世的消息開始，用周圍人的反應場景即“短暫的紀念儀式”來映襯大眾對這位作家的態度，也流露出作者的態度，評析史鐵生的文字發展出一種“向內心行走、用思索行走的獨特的文體”，“打開了漢語敘事的另外一個向度”，并贊譽“史鐵生寫下的才是真正的心靈史”，“在敘事上進行精神敘事的突破性實驗”，“是對漢語寫作的最大貢獻”。 同時，李洱敏銳察覺到，大眾容易把史鐵生的文字被當雞湯文閱讀而忽視其在漢語文學史中開創的精神敘事模式，藉此他發出沉痛的在場語調，在評論吳亮的《朝霞》時再一次指出，文學發展需要“奇遇”，史鐵生因個人的不幸而發展出來的敘事，某種意義上給漢語文學強行注入了一個傳統，表現的是可感的，由肉到靈，由心到魂，向內心行走、用思索行走，寫下的是真正的心靈史。此論直指中國文學界、批評界對精神性書寫的乏力和盲視。

作家同行對莫言的解讀，既羨慕嫉妒恨，也激賞自慚愛。李洱在閱讀《晚熟的人》，感受到莫言小說變化的過程，“從敘述腔調上看，可以說他是從吶喊到彷徨”，并大膽在場提出，需要在莫言的研究文叢中收錄作家批評，為此通過舉例索爾·貝婁與菲利普·羅斯、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福克納與海明威、薩特與加繆、庫切與納丁·戈迪默等名家名評做論證。隨后及物對比，分析莫言的創作穿 透魔幻現實主義表層，如何直抵魯迅傳統的敘事突 變，以及莫言怎樣改造了“看”與“被看”模式， “被看者”開始真正發聲，讓“我看見了看見”， “看者”看見了“看見”，“被看者”也看見了“看見”。說理及物、個性在場，使評論話語平和溫潤 又深刻澎湃。還有，李洱收錄《致廣奈》問答和書 信體評論，舉凡里爾克、布魯姆、博爾赫斯、卡夫 卡、卡爾維諾、托爾斯泰、契訶夫等人的創作經 驗，以對話激活思想，在場及物地循循善誘廣奈， “一個成熟的作家，會有自己的修辭……最終，這個問題可以表述為，你是否能發現自己，成為自己，而后又成為另一個自己”。

李洱在《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中構建的語言實踐，是一種在歷史現場與現實及物之間尋找平衡點的獨特嘗試。它以冷峻、精準、充滿寓言張力的方式，通過凝練的隱喻意象、深刻的思辨與反諷以及呼應歷史碎片化經驗的書寫結構，進行了一次對“同時代作家”的人文與寫作的深度勘探。這種語言是他剖析對象的利器，也構成了一種極具風格化的寫作實踐，一種在“超低空”的逼仄空間內進行的、充滿理性鋒芒和美學自覺的“飛行”，也寄予了作者“超”“低空飛行”的文學理想。他在歷史文本的褶皺處和個體經驗的幽微處進行探秘，從而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譜系中，重構一種融合了學者之智與作家之敏、兼具歷史厚重感與現實批判性的獨特話語范式，也是對碎片化時代進行有趣言說的努力探索。

敘事的星叢與結構的塊莖：評論敘事嬗變

李洱的《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不僅以獨特的語言美學建設了批評文本新范式，其敘事策略與結構形態的自覺革新，也是當代文學批評的一次重要嬗變，構成了一種極具先鋒性的評論實踐。李洱的敘事策略與結構轉變深刻呼應了其“超低空飛行”的美學理念與對“同時代人”精神圖景的復雜勘探，其評論實踐呈現出一種“星叢式”的敘事邏輯與“塊莖狀”的結構肌理，在碎片化的聚合中生成思想的密度與歷史的縱深感。

（一）敘事視角的“同時代人”嵌入與蒙太奇切換

李洱的評論敘事首先表現為一種深度嵌入的“同時代人”視角，并在此基礎上實現視角的多重流動，形成敘事的“蒙太奇切換”。這顯著區別于傳統批評中常見的、保持距離的客觀全知視角及單一的理論俯瞰視角。

1.“在場者”的敘事身份與同時代作家的“共在”式對話

李洱反復強調其作為“同時代人”的在場性，這種身份定位使其敘事天然帶有親歷性與共情性。文集并未遵循嚴格的作家代際更迭或文學思潮演進的時間線索進行編排。如“80 年代先鋒派”“90 年代個人化寫作”“新世紀底層敘事”等常見框架，反而進行一種在場就地茶話會。在分析張潔、莫言、張瑋、格非、梁鴻等作家的創作時，他不僅解讀文本，更試圖還原創作現場的精神氛圍。如描述80 年代先鋒文學群體面對歷史重負與形式革命時，提出“先鋒文學里面有技巧，有虛無，以技巧包裝虛無，里面卻沒東西，就是一包虛無或快活的空氣”。這種敘事，如阿甘本所言，是真正“同時代人”的姿態。這里面有對作家的分析，更隱含著深刻的自我指涉和自我剖析。同時，“對于杰出的作家而言，在任何時代，對個人經驗的守護和表達，依然是他寫作的始發站”，李洱的評論絕非居高臨下的審判，而是建立在深切理解與精神共鳴基礎上的“共在”式對話。他試圖進入同代作家的“寫作情境”，理解其形式選擇背后的精神驅動力和歷史壓力。在分析中，他不斷向文本發問、向作家發問、向自己發問，這種發問本身充滿了探索的誠意和思想的交鋒。

2.蒙太奇切換的生成：并置、拼貼與思想爆破

本雅明視蒙太奇為一種革命性的認識論方法，通過打破事物固有的連續性，將看似不相關的元素重新組合，形成具有批判性的思維工具，“提供的形象是一個分解成許多部分的形象，各個部分按照一個新的原則重新組織在一起”。李洱的評論敘事深諳此道。視角的流動與嵌入性敘事相結合，催生了獨特的“蒙太奇切換”手法。他并未追求論證的步步為營，而是將理論洞見、文本細讀、個人感 悟、歷史鉤沉、作家軼事等看似異質的“鏡頭”進 行跳躍式組接。如在探討“知識分子寫作”的命運 時，他可能突然插入一則關于某位作家在特定歷史 瞬間的軼事，或一段對某部經典作品細節的聯想。這樣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幾乎每一篇文章都有 涉及。如評賀紹俊注重知人論世，舉例其對鐵凝、莫言、阿來、張煒、邱華棟等作家的評析，提到 “有家創意寫作雜志請他當主編”，一年后因不能異地辦刊而黃掉了，“為中國文學的發展黯然神傷”。 這種組接并非隨意拼貼，而是如本雅明所推崇的蒙太 奇原則，通過并置與拼貼產生的“震驚”與“爆 破”。李洱試圖照亮那些在平滑敘事中被忽略的裂 縫、悖論與精神創傷。這種視角的流動，如同熱奈 特所分析的內聚焦與零聚焦的交替運用，變音和復 調的綜合，創造出一種立體、多維的敘事效果，使 評論文本本身也具備了小說般的豐富層次感。

（二）碎片化敘事與互文性網絡：共時性張力的營造

在整體結構上，《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雖為評論文集，但李洱的書寫常呈現出一種非線性的、碎片化的傾向，呼應了本雅明的“星叢”理念與德勒茲的“塊莖”思想。他較少構建嚴整龐大的理論體系，而是圍繞核心關切（如同時代作家的命運、寫作的困境、經驗與對話的關系），進行多向度的挖掘。各篇章相對獨立又相互指涉，如同在共時性的平面上播撒開的思想節點，共同編織成一個關于“同時代作家”精神圖景的互文性網絡。這種碎片化的敘事策略，恰恰是為了應對他所描述的“小說家正是捕風者，正是歷史的見證者和探究者，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考古學家” 的時代語境。線性的、碎片化的敘事本身可能就構成對復雜歷史經驗的簡化。李洱采用這種形式，或是為了在語言結構上呼應其批評對象所身處的歷史與現實的內在斷裂感，并試圖在碎片的連綴與碰撞中，讓 “同時代人的寫作”精神世界的復雜光譜得以更真實地顯現。這種形式上的選擇，是其語言特色與思想內涵統一的體現。

1.星叢式的聚合

本雅明主張思想應如“星叢”，真理并非線性邏輯的產物，而是通過歷史片段之間的碰撞與并置顯現。李洱的文集結構正是如此。討論先鋒文學的內容可能附著于對某位“非典型”作家的解讀，關于歷史敘事的探討可能與語言實驗的反思交織在一起。如在《它來到我們中間尋找騎手》一文中，李洱講述他閱讀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用文學介入現實） 的當年趣事一二，聯想到博爾赫斯的偉大（用文學逃避現實），到昆德拉的輕佻 （個人真實性），到哈維爾對復雜生活事實的精妙分析（生活的荒誕性），再到拉什迪的日常經驗傳奇式表達對綜合性寫作的啟示意義等的思考過程，這是一個認識自己的過程，也是一場與自己文學經驗的梳理和對話，發出希冀能從世界文學那里獲得諸多啟示，帶來必要的勇氣和智慧。這些篇章通過主題的隱秘共鳴（如對“形式與歷史”“個人與時代”“語言與現實”等關系的持續叩問） 形成強大的引力場，共同勾勒出當代文學精神地貌的復雜星圖。其結構力量不在于演繹的嚴密，而在于聚合的密度與啟示的爆發力。這種“星叢”結構絕非隨意拼湊，其內在統一性建立在李洱對“同時代人”精神內核的深刻把握上。李洱通過結構的星叢化，恰恰是為了讓這些分散的、被宏大敘事遮蔽的個體精神微光，在相互映照中共同勾勒出那個時代的輪廓，即一代人在歷史轉型、價值震蕩、語言危機中的共同掙扎與求索。

2.塊莖狀的蔓延

德勒茲與加塔利用“塊莖”比喻一種去中心化、非等級化、非示意、任意點皆可連接且無限延展的多元結構，它對抗著以“樹”為模型的層級化、二元邏輯的思維模式。李洱文本的結構深具“塊莖”特質。

首先是多入口與連接性，讀者幾乎可以從書中任意一篇文章進入，都能迅速感受到其與全書核心關切的關聯。篇章之間通過主題的復現（如“歷史經驗”“ 敘事模式”“ 知識分子精神”“ 對話性”等）、意象的呼應（如“迷宮”“朝霞”“雨滴”“書信”）、人物的互涉 （不同篇章提及的同代作家構成網絡） 等方式，形成豐富的橫向連接。例如，對《賈寶玉長大之后怎么辦》的分析，與另一篇探討《從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說起》的文章形成互文，共同指向對“紅學研究”的思考。如《為什么寫，寫什么，怎么寫》《何為小說家的經驗》《從〈一千零一夜〉開始》三篇文章的橫縱連接，探討文學與生活的場域關系與時代印記。同時，李洱在文中，思想不是從某個理論制高點向下演繹鋪陳，而是在具體文本、具體現象、具體問題的深耕中橫向蔓延、多點開花。對吳亮“朝霞”的解讀、對何向陽“苦難敘事”的剖析、對梁鴻“虛構與非虛構”的認識、對“紅樓夢研究”的反思，都如同塊莖上生長出的不同“莖節”，它們平等地貢獻著對當代寫作復雜性的認知，共同編織成一張理解之網。這種結構形態，有效承載了李洱對當代精神狀況碎片化的體認，也使其批評能夠更靈活、更包容地應對文學現場的紛繁復雜。

（三）敘事嬗變與批評范式突圍

李洱在《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中所實踐的敘事視角嵌入與流動、結構形態的星叢化與塊莖狀蔓延，蘊含著人文關懷與反省自覺。

1.批評主體性的重構

李洱的敘事策略重塑了批評家的主體位置。他既非高高在上的理論審判者，也非亦步亦趨的文本附庸者，而是一個深陷其中又努力抽身反思的“勘探者”，一個在文本與歷史、自我與他者、理論與經驗之間不斷穿行的“對話者”。這種主體性，使得批評成為一場充滿個人體溫與思想冒險的精神實踐，是一種在思想與經驗、判斷與同情之間保持張力的艱難努力。

2.“詩性思辨”批評范式的確立

這種敘事結構天然抗拒任何試圖對當代文學進行簡單定論或強行納入某種“進步史觀”框架的企圖，反而通過無數微觀敘事的星叢式聚合，使歷史本身的復雜肌理、個體與時代間的張力關系得以更為鮮活、更具悖論性地呈現。其結構雖“散”，但思想的星叢自有其內在凝聚的光輝； 其敘事雖 “活”，但流動的視角始終錨定于對文學本真與時代精神的深切關懷。

李洱的敘事充滿與中外文學傳統和理論資源的深度辯難。他頻繁引用、討論本雅明、巴赫金、福柯、卡夫卡等人的思想，但絕非簡單的理論套用。他總是在具體文本分析中檢驗這些理論的適用性與邊界，與之進行辯駁、修正或創造性轉化。例如，在運用西方敘事理論分析中國先鋒小說時，他敏銳地指出其形式實驗背后獨特的歷史無意識和本土經驗維度，從而實現了理論的“在地化”對話。同時，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如魯迅的精神遺產、先鋒派的成敗） 的梳理與重評，也是一種充滿問題意識的、激活傳統的對話。

3.與讀者、未來的“召喚”式對話

這種敘事特色最終指向其最核心的特質：深度的對話性。巴赫金認為，語言的生命在于對話。所有的話語都是對話的，對話的條件建立在對個體的尊重，并且參與對話者應該是平等的。李洱的批評敘事將這一理念發揮到極致，使其文集本身成為一個巨大的、未完成的對話場域。李洱的敘事結構（星叢、碎片、多聲部）和開放性的問題意識，本身就對讀者構成了強烈的召喚。他拒絕提供封閉的答案，而是呈現思考的過程、困惑與可能性。其文本中大量的隱喻、未盡的討論、相互指涉的碎片，都邀請甚至“迫使”讀者參與意義的編織，進行獨立的思考和判斷。這種結構上的開放性和未完成性，使得《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并非一部凝固的著作，而是一個持續的、面向未來的對話邀請。它期待讀者（包括未來的研究者） 帶著自己的問題意識進入這個星叢，激活新的連接與闡釋。

李洱在《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中實現的敘事嬗變，構建了一種更具包容性、開放性、對話性與啟示性的批評空間。這種空間如同本雅明筆下的“星叢”、德勒茲描繪的“塊莖”，不僅是對當代文學批評文體的一次有力拓展，更是在審美方法層面對如何言說碎片化時代經驗、如何激活歷史記憶、如何在批評中保持主體精神活力等問題提供了一條充滿啟示的路徑。

當然，由于是評論、發言稿、演講稿整理的文集，文中隨處可見的閑言碎語和個人化情感表達，難免親疏有別、公允難斷。至于閱讀快感和見識期待，自當有用則取、無益則棄。

“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在雪影中發現鷺鷥，在柳林里指認鸚鵡。李洱認為小說家的工作如此，他的評論也有這樣的使命。李洱的評論實踐本身，就如同他的“超低空飛行”，在緊貼文本與經驗的地表處，以獨特的語言寓言及星叢敘事航跡，繪制出一幅充滿思想張力與美學魅力的當代文學飛行路線。

注釋見紙質刊物

本文刊發于2025年4期《西部文藝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