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隨母親再訪我的出生地，安徽六安一個名叫騎龍廟的小村，弟妹們陪同。我們駕駛一輛商務車，在騎龍廟所屬的江家店鎮稍作停留，又接上母親當年的兩個學生，一行人駛往3公里開外的騎龍廟。

根據導航，車停騎龍廟，可眼前卻是一座新建的磚廠。一臉疑惑的母親剛走下車，磚廠的工人間就有人高喊：“蒯老師！”這人原來是我的童年玩伴，他竟然還能一一說出我和弟妹的小名。經他指點，母親才意識到，她和父親當年工作過的騎龍廟小學舊址就是眼前這間碼放磚頭的庫房。母親來回走了幾步，停在廠房中間偏北的一個位置，語氣肯定地說：“這就是那棵大白果樹所在的地方！”

1955年，畢業于六安師范學校的父親來到騎龍廟小學任教，3年后的1958年，母親從金寨師范學校畢業后也來到這里。他倆的相遇是偶然的，是命運使然，而他倆的相愛卻幾乎是必然的。父親祖籍山東，將近一米八的身高在當地算是打眼的，他又生著標準的國字臉，濃眉大眼，還總是滿面笑容。母親生在上海，她父親是上海灘一家小紗廠的老板，新中國成立后她才隨父返回原籍合肥，在合肥三中畢業后考入金寨師范。在上海和合肥長大的她，身上的“城市范兒”在當時想必是有目共睹的。這對金童玉女是方圓幾十里僅有的兩個外來人、城里人和文化人，他倆當時如果沒有相戀相愛，反倒是一件讓人難以理解的事情。一年多之后的1959年底，我出生了，出生在騎龍廟小學。

我不記得騎龍廟小學當年的模樣，也沒見到過當年的照片。20年前，我和父母回去過一次，才發現那不過是一個由十來間房子圍成的正方形庭院，房子破敗不堪，課桌椅破破爛爛，一個上了年紀的女教師在院子里翻曬蘿卜干。不過據父母說，他們來到這所小學時，學校的所在地的確是一座廟。在這所建在破廟上的學校里，我的父母一干就是五六年。在我的記憶中，父母很少言及他們當年的艱辛，但通過他們后來偶爾吐露的只言片語，我還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他們當時的生活和工作場景。母親說過，她生我的時候是自己給自己接生的；她去洗衣服要先用棒槌砸開池塘里厚厚的冰層；我吃不上奶，是外婆從合肥送來幾罐煉乳才救了我的命。父親說過，當年學校很荒涼，唯一的鄰居就是馬姓獵戶，他以打野雞、野兔為生，學校四周樹木林立，夜間甚至會聽到狼嚎……母親提到的那棵大白果樹（即銀杏樹），我倒是有一點印象，記得旁邊還有一棵桃樹。

我的父母是城市戶口，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生活在城里，他倆都是師范學校畢業生，以他倆的學歷和人脈，在縣城甚至省城找一所學校當老師，應該不難。但是，他們卻在騎龍廟小學這所“初小”（初級小學，即只有3個年級的小學）默默地工作，直到因為工作出色被調往一所“完小”（完全小學，即有6個年級的小學），那是一所建在一個稍大的廟里的稍大的學校——南岳廟小學。

我們驅車前往南岳廟。母親看到車窗外的電線桿小聲告訴我，當年她帶著我從合肥返回騎龍廟，在江店下車后要步行回騎龍廟。她把我用布帶捆在后背上，兩手提著從合肥帶回的行李。步行途中，她會數路邊的電線桿，每走5根電線桿，她就會背靠著電線桿，喘上幾口氣，再繼續前行。

較之騎龍廟村，南岳廟鎮要大上數十倍，當時可能有數百戶人家，是遠近聞名的集市。每天早晨，唯一的街道上人來人往，叫賣聲此起彼伏，街道的中心位置還有百貨店、供銷社和鐵匠鋪等店鋪，儼然一座微型城市。位于鎮東頭的小學更是氣派，有數十間房舍，校門又高又大，記得有一道很高的門檻，當時才三四歲的大弟很難邁過，他就會先側趴在門檻上，然后順勢翻過去。院里兩側的廂房依地勢逐漸升高，使得大門正對的正殿顯得很威武，這里成了學校的大禮堂。校門前有對石獅子，我和大弟時常騎在上面，俯視門前的操場和池塘，就像一對小門神。

我們是在傍晚到達南岳廟鎮的。下車后走在鎮里的街道上，我們試圖找回兒時的記憶。街道的位置和走向依然如故，只是屋頂的瓦片換成了彩鋼板，店鋪前的木板門也都換成了防盜門。街道上一片沉寂，突然，迎面走來一個女子，她借助微弱的光線居然認出了我母親，驚呼一聲：“蒯老師！”然后便沖四周大喊：“蒯老師回來了！”剛才一片沉寂的街道頓時響起幾下開門聲，一轉眼工夫，母親身邊就聚起了好幾個當年的學生。這場景十分感人。無論是在騎龍廟，還是在南岳廟，人們都能立即認出多年未見面的老師，這或許也證明了，他們當年的老師、我的父母，是他們一生中記憶頗為深刻的人物。

父母當年工作的這個地區為何有如此多的地名帶有“廟”字呢？據母親的一位學生講，這跟當地民間傳說有關，我卻愿意給出一種更平實的解釋。被閑置的廟宇用來開辦學校，是物盡其用，構成一個富有象征意味的舉動，即學校代替寺廟成了老百姓寄托希望的新處所。

當時因為各種原因，父母曾主動要求到一所大隊小學——殷家畈小學教書，后來大約因為工作出色，又從殷家畈小學被調至公社所在地，負責創建分路口中學。他們白手起家，在一片荒山頭上建起一所初級中學。幾年后，父母又被調往獨山高級中學，然后再調往六安縣委河西黨校執教，直至退休。

在鄉村學校工作期間，我的父母要用微薄的工資養活一大家人，但對于那些比我們更窮的學生，清貧中的父母總是樂善好施，他們給交不起學費的學生墊付學費，我們兄妹幾個常發現自己為數不多的衣服會突然出現在某個學生的身上。我的父母會一次次地家訪，說服那些不讓孩子繼續上學的家長改變主意。他們會把他們的學生帶到合肥參觀，赤腳走在省城馬路上的那支學生隊伍曾引來路人詫異的目光。后來，較之于我們兄弟姐妹，他們的許多學生都考上了更好的大學，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正因為如此，他們的許多學生至今依然像對待父母一樣對待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從未高談闊論過他們當年扎根基層是在為祖國的教育事業作貢獻，相反，他們更多地說是為生活所迫，為稻粱謀，他們把在鄉村里教書30年當成一件自然而然、天經地義的事情。然而，正是這種“無意識”證明了他們的作為之重要、之崇高。正是我的父母和千千萬萬像我父母這樣的人曾在中國最貧瘠的文化土壤上播撒知識的種子，維系了鄉間的文化香火。沒有他們這樣的人堅守在鄉村的學校，就很難有千千萬萬的人在改革開放后步出鄉村，投身改革開放的大潮。

如今恐怕很少有建在廟上的學校了。廟上的學校逐漸被各種現代化的學校所取代，但我希望中國鄉間的文化味不會淡化，中國社會需要文化的圣殿，也需要知識的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