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目雖是《中國文學史》，內容卻不知道是什么東西！有人說，他都是抄《四庫提要》上的話，其實，他是最奇怪——連文學史是什么體裁，他也不曾懂得呢！”這是鄭振鐸先生在《我的一個要求》中寫下的話，批評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

在相當時期，林傳甲的這本書被視為國人寫的“第一本中國文學史”，但據學者陳國球在《文學的名與實：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考論〉》中鉤沉，當時共有三本書，出版時間接近：

一是竇警凡的《歷朝文字史》，共53頁，可能是南洋師范的教材，脫稿于1897年，1906年正式出版。

二是黃人的《中國文學史》，170余萬字，1904年開始撰寫，1907年作為東吳大學教材內部出版。

三是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7萬字，1904年印成講義在京師大學堂內部流通，1910年出版。

三本書中，林著傳播最廣。這可能是因封面印有“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字樣，似乎“高大上”，其實林傳甲在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僅任教一年，當時該學堂還不是大學，此書是“優級師范科”的講義，林傳甲只寫了三個多月，未認真對待，但本書也有可取之處。

林傳甲生于1877年，福建侯官縣（今屬閩侯縣）人。祖父林寶光曾任成都府通判（正六品），父林文釗在湖北應山縣當過典史（未入流，九品之下）。林傳甲6歲喪父，母劉盛出身名門，在她教導下，林傳甲于1902年中舉，但次年會試失敗。1904年，經同鄉嚴復推薦，28歲的林傳甲在京師大學堂任教。

林姓是福建巨族，林傳甲曾說：“每遇改革之際，吾閩林氏必犧牲一二同胞以為紀念。戊戌變法時之林旭，黃花崗之林廣塵（即林覺民），首入南京之林述慶（辛亥福建三烈士之一），皆最著者也。”

從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中，能看出他也是個敢離經叛道的人，比如他寫道：“吾讀諸子之文，必辯其學術，不問其合于儒家不合于儒家，惟求其可以致用者讀之。”“吾惟視今日之實學，遠勝古人，不欲使才智之士，與古人爭勝于文藝，明白曉暢，盡人可知，何必為古人之奴隸乎？”

今人讀這本書，難免大吃一驚——竟從文字變遷講起，接著是音韻變遷、訓詁變遷、古今文章之別，直到第八篇（全書共十六篇），才開講周秦傳記雜史文體，總算有了一點文學史意味，如此編目，系直抄當時的教學大綱，可見本書“非專家書而教科書”。

細讀下去，更覺離奇：本書只講散文史，不及其他。林傳甲對日本學者笹川種郎的《中國文學史》將雜劇、院本、傳奇、小說等也視為文學，深感不滿，甚至說：“有王者起，必將戮其人而火其書乎。”

林傳甲觀念落后，不懂文學史，但他的主張中，有重實學的原因。當時科舉未廢，學生仍需“練習各體文章”，而大量灌輸文學知識，只能給學生以“表面博學”的幻覺，無法真正提高寫作水平。

清末人眼中的文學，專指操練各種實用文體的學問，在《中國文學史》中，論述了如何寫應用文、公文、告示等，林傳甲認為：“今日撰中國歷史者，溪徑各別。雖周秦古事，亦注意今日政策者，然后知修史之材與作史之法，皆歸于致用也。”而今人眼中的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與實際應用無關。

林傳甲的這本書是寫給那些有志從政，愿通過文字思考、自我修煉的讀者。直到清末，他們還是主流，世易時移，如今已被邊緣化，難得后人理解。

1905年，林傳甲去廣西當知縣，不久又去了黑龍江，成為當地教育變革的先鋒，并作為教育學者、輿地學者而青史留名。

學者陳國球認為：“《中國文學史》并不是林傳甲的重要著作。”“至于他留下的‘講義’為后來的文學史論述帶來了什么深義，相信他本人不會非常在意。”不過，拋開今人對“文學史”的定義，品味林傳甲所理解的“文學史”，亦別有一番滋味。

1922年，林傳甲因病逝世，年僅45歲。他一生著述甚勤，弟子眾多，他后在中學又講授過“文學史”，不知是否仍用這本講義。

本書1904年版、1906年版已佚，現存最早的版本應是1910年武漢謀新室版。想真切感受古代“文學之士”的狀態，本書仍可作門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