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作家開始敘寫童年與故鄉，那往往是他探索建立自己寫作根據地的開端。這種探索有時基于個體真切的生命回憶，有時則是一種回憶基礎上的再加工，前者構成了其寫作的真實性，后者則更多傾向于虛構。趙雨的《橋頭嚴》或許兩者兼有——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共存于“橋頭嚴”這一空間之中，他們彼此的命運在此相互交織，因而作者將作品的體裁界定為“中篇小說”，而從整體結構和行文風格上看，這部作品又顯然具有散文的特征。在這種虛實相交的文字氛圍中，趙雨逐漸勾勒出一個充滿了日常風姿與素樸鄉情的水邊小村落。

作為趙雨的文學根據地，“橋頭嚴”指的是一塊方圓一里多的地理空間，里面有數十戶人家，一條河，一個場院。小說開頭的“引子”交代：“南邊一座石坊門，北邊一座祠堂，祠堂和石坊門之間相距一里，中間隔著一片青皮竹。主體部分是一個場院，場院兩邊住著數十戶人家，以及外圍區域，一條河，這就是橋頭嚴。”小說分為五個章節，每個章節又分為若干小節，依次展開生活在橋頭嚴的一位人物的命運遭際，如瞇瞇阿太、小太公、小太婆、厚方和厚忠兄弟，以及“我”的家人外婆、阿太、大舅、小舅，等等。如同歲月的流逝，這些人物在小說中不斷相遇，相互依偎。

如同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州、蘇童的楓楊樹鄉，或是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馬爾克斯的馬孔多，橋頭嚴作為趙雨的文學地標，不僅是一個空間的符號，更寄托著他對生活、對世界的全部觀察和想象。與此同時，橋頭嚴也是中國鄉土社會以及鄉土人情的一個標本、一面鏡子，根據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中國鄉土社會的基本社群是“家”，這個“家”不同于西方社會中的“家”，有明確而嚴格的界限，在廣大鄉土中國，“家”是可擴張、可延展的，接近于人類學意義上的氏族。小說中，橋頭嚴是以嚴氏為核心的社群團體，“我十五歲前大半時光在此度過，對住戶們熟稔于心，其中有親人、族人、鄰里、外鄉人。”“我”的外公姓嚴，且是族長，小說敘事所聚焦的人物、主要的情節線索，也集中于外公一家，以及與他們的生活緊密相連的外鄉人——某種意義上，這樣的敘事結構，也對應著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如同費孝通先生發現的，這是一種“水波紋”式的結構，它從自我出發，從己到家，由家到國，由國到天下。

鄉土社會以血脈氏族區分遠近，這種聯系既穩固又脆弱。水波紋式的差序格局，導致鄉土社會的群己界限并不分明，外鄉人、外族人常常被視為異己的力量。但這只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平均狀況，在現實生活中，夜以繼日的時光、漫長而細密的相處，往往能夠改寫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橋頭嚴》就寫了這種例外，小說中的盧阿伯本來是個外鄉的乞討者，一路乞討到橋頭嚴，餓得奄奄一息。外公看到伏在石坊門下的他，收留其看管嚴氏祠堂。盧阿伯從此住進祠堂，還經人介紹找了老伴。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雷雨之夜，盧阿伯得到了一張藏寶圖，里面清楚標明了祠堂內藏寶的位置。盧阿伯大可趁著夜深人靜將其據為己有，但他卻堅稱這寶物“是嚴家人的，不是我們的”。第二天一早，盧阿伯將此事告訴外公，在眾人的見證下，一尊手掌高的金菩薩破土而出。在盧阿伯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樸實和善良，那是屬于普通人的知恩圖報、善惡因果。這種善良不僅出于本心，更來源于鄉土社會中長久以來形成的道德觀念。在以自我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克己復禮”“君子求諸己”等，是對一個人基本的道德要求。盧阿伯本可以自己將寶貝挖出來、藏起來，就像他老伴說的：“現在挖出來，沒人知道，寶貝就是我們的。”但正是出于“克己”的道德標準，盧阿伯沒有選擇順從“私欲”，而是出于“公德”，將嚴家祖先的財產歸還了嚴家子孫。

類似這樣的行為和情義，讓盧阿伯這樣的外鄉人，或者那些本不太被接受的人們，越來越親密、深刻地融入了橋頭嚴。小說中的厚忠公公常年在西瓜地里看瓜，孩子們喜歡去那里玩，但家長卻不同意孩子們搭乘他的拖拉機。原因很簡單，厚忠公公的拖拉機不僅用來拉西瓜，也拉死人。村里哪家死了人，就會叫厚忠公公過去，因為這個，橋頭嚴的人們大多與厚忠公公（尤其是那輛拖拉機）保持著距離，怕染上這“晦氣”。某個夜晚，林奇表舅的妹妹林偶忽然臨產，急著要去十公里外的縣醫院。怎么去呢？這時候顧不上吉利不吉利，大家能想到的，只有厚忠公公的拖拉機。厚忠公公對于人們的疏遠不可能全然不知，但是在要緊的關頭，他毫不遲疑地挺身而出，“即刻披衣，出門”，一路上“使上雙倍力氣”“身體上下浮動”，那輛無數次拉過尸體的車此刻成了救護車，成了諾亞方舟。寶寶順利出生后，人們順理成章地坐著拖拉機回來，此前的種種心理芥蒂瞬間煙消云散。

經由生活在橋頭嚴的幾代人不同的人生際遇，小說的敘事時間也得到了充分擴展：外公的母親、“我”的阿太有一雙曾經纏足又放了的雙腳，她常年不離手的黃銅色的火熜、禪房一般的房間，令少年的“我”充滿好奇，更令小說穿越了時空的屏障，指向屬于阿太的過去時光。瞇瞇阿太的哥哥早年間被國民黨拉夫，去了臺灣，直到80年代兄弟倆才恢復了聯系，這一段心酸復雜的家國歷史，在小說中妙筆帶過，余韻悠長。“我”的外婆來到橋頭嚴是在1946年，她從舟山逃難而來，經人介紹嫁給外公。那個年代的外婆為何背井離鄉，像她這樣的人還有多少？……小說中所涉及的這些歷史，仿佛蒙上了一層時間做成的磨砂玻璃，若隱若現地將一段段并不遙遠的時光呈現至我們眼前。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席卷而來，橋頭嚴這個小小的村落亦不能例外。市場經濟時代，橋頭嚴涌現出不少經商者，但他們的命運卻大不相同。“我”的小舅聰明大膽、頭腦靈活、敢闖敢拼，八十年代創業成功，買下了全村第一輛本田王摩托、建起了全村第一棟兩層樓房，一時間風頭無兩。一個偶然的機會，小舅誤入賭場，從此沉迷其中，不僅家產散盡，還欠了一屁股債，直到外公去世，小舅始終在外逃亡，生死未卜。林奇表舅則相對務實，他雖然發跡晚于小舅，卻穩扎穩打，從家庭作坊開始一步步拓展業務，不僅買下全村第一輛桑塔納轎車，還在鎮中心買了兩套房。兩相對比，其中人物命運的天壤之別，不僅源于個體的偶然選擇，更令人感嘆時代的變遷，讓生活其間的人們如同逐浪者，載浮載沉。

“出走”是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鄉土社會遭遇的最大挑戰，而鄉土生活的現代性遭遇，也始終是自“五四”以來文學作品熱衷討論的話題。小說末章，因為父母工作的關系，“我”要去六十公里外的N城讀書了。這場即將到來的遠行前夕，橋頭嚴經歷了一次數十年不遇的大水。屋外疾風驟雨，夜黑如墨，“我”決定就在此刻與橋頭嚴做一次告別：先是走到祠堂，在那里拜過祖宗牌位，告別了盧阿伯，又繼續在水中行走，一路上遇到無數鄉親，“我”與他們一一作別，一路走到方家橋。方家橋已被水淹沒近半，“我”站在橋上，看著眼前消逝的世界，感到一種蒼涼：“原來世間萬物的被遮蔽只是一瞬間的事，再堅固看似能夠永恒的東西說不見就不見了。”這或許是十幾歲的少年第一次感受人生的無常。果然，五年后，橋頭嚴集體拆遷。那些曾經朝夕相處的家人、朋友們，就像是五年前被淹沒在大水中的風景，在“我”的生命中逐漸消失不見。在這個意義上，五年前的那場告別，不僅是“出走”的“我”與故鄉的告別，也是橋頭嚴與鄉土社會的告別、與這個世界的告別。對于作者趙雨而言，寫作《橋頭嚴》的過程或許也可以視作一次告別，他從記憶中那個確鑿的、真實存在的故鄉開始寫起，又最終將故鄉一點點埋葬，仿佛只留下一場虛幻的夢境。與此同時，趙雨也用文學的方式重建了一個故鄉，在這里，人們來了又走，創造著各自精彩的人生。期待此后趙雨的寫作，也能以“橋頭嚴”為新的出發點，面向更加廣闊的世界，生長出全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