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寧善于處理都市題材，尤其長于刻畫知識分子形象。讀罷《太行賦》，發現他駕馭鄉村題材同樣得心應手。而以往對都市、對知識分子的熟悉和了解，又為《太行賦》的鄉村敘事開辟了新的想象空間和可能性。

《太行賦》的主題是插劍嶺的脫貧攻堅，作品通過文學敘事對這一時代主題進行正面強攻。通過人物刻畫和情節描寫，讀者可以深刻意識到，“扶貧”的根本是“扶志”，不能把“脫貧”膚淺地視為扶貧工作隊的目標任務，它只能是村民自覺的歷史實踐。當然，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小說的虛構世界里，所謂“扶志”，都不應該是居高臨下地給農民講道理。如何把文件中的“扶志”轉換為小說中的文學敘事，恰是一個作家的功力所在。在作者筆下，“扶志”集中體現為插劍嶺基層黨支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在我看來，這不僅抓住了脫貧攻堅的“牛鼻子”，也為從生活到小說的藝術轉換找到了落筆處，是現實性與文學性的統一。

《太行賦》用了一半的篇幅描寫插劍嶺村黨支部、村委會的改組。這個過程錯綜復雜，但也正是在領導班子改組的一波三折中，工作隊隊長楊伯峻、現任村支書老裴、村主任暴二來、劉會計、老支書劉丙瑞、新任村支書韓小實的形象站立起來了。

我讀過很多描寫脫貧攻堅的文學作品，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是把“脫貧”簡單地視為當下一項工作，由此弱化了其中深厚的歷史感。事實上，對于中國鄉村、中國農民、乃至中華民族來說，“脫貧”是從歷史深處傳來的期盼和呼喊。從土地革命至今，其間經歷的改革、探索、創造和挫折，無不是為了爭取解放、擺脫貧困、過上富裕日子的歷史實踐。在《太行賦》中，這種歷史實踐在改組插劍嶺村黨支部的文學描寫中，具象化為游錫五在插劍嶺建立第一個黨支部；劉丙義帶領全村開山、修渠、修梯田的往事追憶，將眼前的脫貧攻堅置于深遠的歷史背景下，作品主題因歷史的厚重感得以深化。

圍繞插劍嶺村黨支部、村委會改組的情節主線，《太行賦》在描寫鄉村生活風貌的同時，進一步突出了家族在鄉村生活中的重要存在感，呈現了鄉村生活的內在肌理。作為一種社會生態，家族是鄉村版圖中不可忽視的因素。這種血緣的紐帶，無疑會頑強地表現出溫情脈脈、纏繞羈絆的一面。以文學描寫的筆觸，去探尋家族及其背后人性隱秘而真實的存在，正是文學的魅力所在。

在《太行賦》中，扶貧工作隊不是一個簡單的功能性符號。楊伯峻、江小童、梅長風、黃俊濤的故事，讓我想起《暴風驟雨》中進駐元茂村的工作隊。他們是有故事、有心路歷程的。這無疑得益于作者對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的觀察和理解。小說中，扶貧工作隊成員也有著精神的苦悶。插劍嶺的貧困戶需要經濟上的脫貧，楊伯峻、江小童、梅長風、黃俊濤等何嘗不需要精神和心理上的“脫困”。這作為小說的一條副線，與主線構成了對照的互文關系，也拓展并深化了小說的主題。

這部小說分為上下部，以一半的篇幅寫插劍嶺村黨支部、村委會改組，用另一半的篇幅寫插劍嶺扶貧項目的規劃和落地。就鄉村脫貧攻堅而言，組建一個“好班子”，落地一個“好項目”，這是近乎“完美”的構思。可惜的是，在《太行賦》中這兩者之間的結構關系不夠緊密。具體表現為，“好班子”在“好項目”的謀劃落地過程中被邊緣化了。當然，投資方有意隱匿投資的真實意圖，有意阻止他人介入項目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好班子”乃至扶貧工作隊對項目的介入。但費盡移山力改組的插劍嶺村黨支部、村委會，對項目謀劃、落地介入不深、作用不大，在閱讀效果上，導致了作品前后兩部分出現脫節。倘若能在項目規劃、落地的過程中，寫出各方力量和不同訴求的博弈，寫出鄉村振興中自覺的歷史意識，想必是一番新的境界。

（作者系河北省作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