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當下的評判標準來審視《貓城記》，就“科幻”而言，這部小說多少會顯得有點“不夠格”。雖然小說中的“貓城”是在火星，可是，整部小說并沒有太多內容真正的與科學技術相關。比起“科幻”，它倒更像是“架空”，老舍借著火星這個場域，將許多發生在地球上的事情重新加工演繹，讀起來不僅不“幻”，反而很“實”，火星成為老舍測試地球文明的試驗場，很多在現實中不方便說的話，借著“貓人”這些實驗道具便能說了；很多因為太過殘酷而不敢推演的內容，借著“貓人”的行動也便順理成章地推演下去了。正如老舍在《貓城記》自序中說的那樣：“貓人是貓人，與我們不相干，管它悲觀不悲觀。”

可是，請不要把“科幻”的概念想窄了，社會科學也是科學，在《貓城記》中，老舍創造了一個能夠承載自己對社會的觀察與理解的“貓城”，并在與“貓人”的辯駁性對話中勾勒出一個理想中的世界，在《貓城記》的“實”中，卻又真真切切地蘊含著“幻”的成分。故而，將《貓城記》定義為“科幻小說”也并不為過，只是，這部小說是一種特殊的“科幻”，“科”乃是社會科學，“幻”則主要關于社會建構和社會制度。就這個角度來看，老舍的《貓城記》與晚清的一眾科幻小說有著深厚的譜系淵源，此類科幻小說亦可被視作是“政治幻想”小說，其根本不在于闡明科學知識或者寄托某種形而上的哲思，而是在于為理想讀者展露自己的政治期待與抱負。

雖然老舍并不是那種性格激進的人，但是這并不代表他對中國的時局無所用心，相反，從老舍早期的多部小說中都能看出他對發生在身邊的政治風潮不僅十分熟悉，且有著自己的價值判斷。如果細讀老舍的很多作品，便會發現他對現實的態度并非是冷眼旁觀、事不關己，他不僅能在問題的制度性方面“幽”上一“默”，而且對人事上的“小九九”更是洞若觀火。老舍心中有一個“理想國”，在這個理想國里，有許多“應有之是”，這些是老舍所一直追尋的東西。在《貓城記》里，這些“應有之是”是通過“我”對“貓人”的質疑與否定展現出來的。“我”心中有個確定的主意，即“我與大蝎的關系，據我看，永遠不會成為好朋友的”，這無關于種族，“貓人”的世界觀在不停觸犯著“我”的底線，甚至在很多場景下，這會逼得“我”不適，逼得“我”不得不掏出那把手槍。不過，“我”掏出手槍并不代表老舍的《貓城記》是“文明沖突論”的證據，手槍于我而言，更多是一種防衛性的工具，整部作品中，“我”也沒有掏出幾次，而“我”和“貓人”之間的關系更多是一種互相觀察的姿態，“我”不屬于“貓城”，而“貓城”與“貓人”也從來沒曾想過“我”會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如果結合老舍本人的經歷來看，《貓城記》中的“我”與現實中的老舍的確存在著交集。在創作《貓城記》之前，老舍有五年多時間是在英國度過的，他在教書之余也在不斷反思著中外文化之間的差異。老舍并不傾慕英國的文化，但是通過英國文化的鏡子，又使他看清了中國社會在當時存在的種種問題。老舍和《貓城記》中的“我”一樣，成為了觀察者，他不屬于曾經的老舊中國，也同樣不屬于當時仍然繁榮但已經處于崩潰邊緣的英國。

老舍來到英國后不久，便爆發了1926年的大罷工，雖然在目前有關老舍的文字里沒有看到相關記載，但是這場波及整個英國的大罷工對初來乍到的老舍而言不會僅僅是新聞里的報道。而在老舍離開英國漫游歐陸時，那場影響了整個世界的大蕭條正在醞釀中，及至老舍在新加坡逗留的那幾個月，大蕭條已經開始向全世界蔓延了。而這一事件在亞洲影響最大的區域便是日本，隨之，日本便在中國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抗日戰爭爆發。而在1932年，日本侵華的火焰還真真切切地燒到了老舍的身上，在一·二八事變中，日軍轟炸上海，導致商務印書館被炸毀，老舍的長篇小說《大明湖》手稿也在其中，就此煙消云散。在創作《貓城記》時，戰爭的陰影籠罩在老舍的文字之中。數年后，老舍回憶起自己的這部小說，仍是對“《大明湖》的稿子燒掉，《小坡的生日》的底版也殉了難”的事情耿耿于懷。

在《貓城記》中，很多地方都能讀出老舍對于日本侵略者的恨意，當“外國人”開始攻打“貓城”，“我”眼中的這些敵軍不僅身量“多數都比貓人還矮些”，臉上的神氣也“似乎都不大聰明”，且帶著“小氣與毒狠的樣子”。但是，即便是面對這樣一些敵人，“貓人”也習慣于逃跑、不抵抗，乃至投降，即便是明知要被盡數屠戮，“貓人”也只是逆來順受。在老舍的行文中，分明能感到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緒，他“不能承認這些矮子是有很高文化的人”，但是“貓人”比這些矮子還要更遜一籌，因為這些矮子的心中至少還有“國家觀念”，而“貓人”的心中卻只有自己。即便是在最后，“我”看到了一些“貓人”開始了反抗，但是，“他們還是三個一群，五個一伙的干”“他們至死還是不明白合作”。不難看出，“三個一群”“五個一伙”在老舍的眼中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合作”，合作是要有國家觀念在背后作為支撐的。在外敵的侵略下，如果沒有國家這樣一個能夠凝聚人心的強大主體，一切國家便會像“貓人”們一樣，最終滅絕。老舍的這一論斷是非常有見地的，其實后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點，“貓城”不只是當時老舊中國的隱喻，其范圍實際上覆蓋了整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區域。

李長之曾經批評《貓城記》，稱其“是一篇通俗日報上的社論”或是“還算有興味的化妝講演”，這點其實并沒有說錯。在《貓城記》中，情節的發展常常會被其中人物有關政治和文化的長篇大論打斷，例如第十八節，整個一節便是小蝎的獨白，老舍上來只是一句“下面是小蝎的話”。這種寫法可溯源至晚清，尤其是梁啟超等人推行的新小說，而這種寫法并不利于小說的閱讀體驗。但是，從老舍的連篇累牘中，即便是再愚鈍的讀者也能夠感知到這些話是他非說不可的，甚至說，整部小說的情節也許正是為了襯托出這一段段看似游離在文本之外的“講演”。在戰爭的陰影下，老舍其實對隨時可能到來的硝煙是充滿焦慮的，他迫切地想要通過自己的寫作傳遞出自己的所思所想，甚至不憚于頂著批評家的詬病。

把《貓城記》中的“講演”文字抽出來閱讀，讀者們就可以發現老舍對當時社會的認識雖然會有部分偏頗，但是就整體而言卻是十分深刻的。如果說“貓人”的性格是整個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隱喻，那么“講演”文字的內容卻是老舍對這當時中國的現狀發聲了。此外，老舍還尖銳地指出革命在“貓城”“成了一種職業”。讀者們可能會對老舍的這些論斷感到吃驚，這正是茅盾在《幻滅》《動搖》《追求》以及《子夜》中所提出的問題，其實，面對同樣的時代背景，只要是對社會有責任感的作家，無論是老舍或是茅盾，都不能不去思考這些問題。

由于長期從事教育文化事業，老舍還在相關領域有新的發現。在《貓城記》中，小蝎稱其父親大蝎為“專門作政治的”，而自己“能充分幫忙”的“只有文化事業”，并直截了當地點明了“文化事業由我作他的代表”。這其中便蘊含著老舍對于政治與文化之間關系的思考，政治是“父”，而文化是“子”，即便是作為“子”的文化事業再有想法，如果作為“父”的政治仍是因循守舊，那么“子”依舊是無法有任何作為的。只需看看“貓城”里的大學，號稱是“最高學府”，也只不過糊弄了事，第一天入學，當天便畢業。學校如此，學者亦然，若是有“貓城”這樣不堪的政治，學術也只能任其腐爛下去。

在老舍的眼中，于文化教育事業而言，知識性和技術性的學習倒還在其次，最重要的則是對于國格的培養，而“貓城”人最欠缺的便是這方面。借用“外國人”的口，老舍申明了自己對于“國格”的看法：“武力缺乏永遠不是使國際地位失落的原因”“國民失了人格，國便慢慢失了國格。沒有人愿與沒國格的國合作的。”老舍還說：“國弱是有多種原因的，天災，地勢都足以使國家貧弱；但是，沒有人格是由人們自己造成的，因此而衰弱是惹不起別人的同情的。”這也是戰爭的陰影在這部科幻小說中留下的痕跡，老舍清醒地意識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所面臨著的精神危機，他一針見血地將其道出，并期待著人們能夠讀到，并能夠清醒。

如果回到《貓城記》的創作年代，戰爭的陰影始終籠罩在世界上空，正如老舍筆下火星上灰色的空氣，使人感到壓抑和窒息。《貓城記》雖然看起來不夠“科幻”，但卻寄托了老舍對中國當時的批判和對未來的期望，也正是由于有了這樣一批作家，中國現代文學才能伴隨著中國人民度過一個又一個艱難時刻，沖出戰爭陰影，迎來光明曙光。

（作者系海南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