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抗戰時期重要的根據地之一，晉綏抗日根據地在黨的領導下所開展的抗戰文藝實踐影響深遠。這些實踐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為指引，結合晉綏實際情況，走出了一條“文藝為大眾服務”的獨特道路。這些實踐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早期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道路上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重要節點，回顧晉綏抗戰文藝大眾化的實踐，對于我們今天推動文藝繁榮發展仍具有重要的啟發價值。

堅持文藝與勞動生活相結合

晉綏邊區文藝工作者經常深入農村、部隊等生產和抗戰一線邊創作、邊演出，許多農村劇團從民眾的墾荒、織布等日常生產勞動中汲取創作靈感，從群眾支前抗敵和后方游擊戰中獲取素材，創作出《減租勞軍》《兄妹開荒》《一切為了前線》等貼近現實生活和戰斗需要的作品。其中，反映火熱斗爭生活的秧歌劇最為典型。這種演劇是一種古老而大眾的鄉村舞蹈，以農民為主角并以農耕生活為主題內容，采用民歌曲調串聯舞步節奏，既能緩解生產勞動帶來的困頓疲乏，又是鄉村社會交往關系的重要載體，在寓教于樂中促進鄉村文明建設。再往深處說，農民從減租減息和生產運動中獲得了利益和實惠，改善了生活境遇和物質條件，農民大眾由此對革命產生了一種堅定的信念和信仰，通過秧歌劇等文藝作品，讓農民看到了自己的新變化和新希望，點燃了他們依托革命主宰自身命運的激情和斗爭，一種新的信仰從文藝作品和群眾心底油然而生，他們相信革命和斗爭能夠創造新的生活，于是文藝源于生活又引領和塑造生活的功能獲得了充分體現。

由此可見，無論是晉綏文學家筆下對勞動人民生產的生動書寫，還是美術家刻刀下對抗戰軍民斗爭場景的細膩刻畫，抑或是揭露敵人暴行的秧歌劇演繹，都與人民大眾日常的生產、生活和勞動實踐緊密相關，豐富多樣的生產生活賦予晉綏抗戰文藝大眾化、群眾性、民族性的典型特征，成為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形成了“文藝源于勞動、又促進勞動”的實踐范式。

晉綏抗戰文藝實踐對新大眾文藝的啟示值得認真總結，新大眾文藝應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和引領生活，在扎根生活中捕捉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給農民帶來的新變化和新希望，積極表現新時代他們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情感追求方面的現實和夢想，努力創作反映新農人勞動精神、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文藝聯系群眾和服務群眾就是服務國家戰略，完全可以通過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同時，形塑新的鄉村交往關系和村社結構，有效動員和提高人民的生產積極性，激勵廣大群眾參與鄉村振興，為鄉村文明建設和文化軟實力的提升貢獻力量。

堅持文藝與革命斗爭相促進

晉綏邊區是華北地區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具有承西啟東的戰略地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斗爭形勢直接影響著文藝的創作方向，促進了“文藝服務革命，革命引領文藝”的雙向互動關系的形成。面對敵人侵略和物資匱乏的雙重困境，文藝作為戰斗武器發揮了和槍桿子一樣的重要作用。文藝創作以通俗易懂、生動活潑的形式，在組織動員和揭露批判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被賦予明確的革命功能，成為啟發群眾革命思想、動員參與抗戰、開展生產自救的有力武器。

晉綏抗戰文藝以革命任務為導向，通過生活化、通俗化、大眾化的創作表達，將革命口號和革命理想融入各種文藝形式中，不僅讓人民群眾理解了“為誰革命”的時代主題，更使群眾的思想變化和革命的實際效果同頻共振，從根本上贏得了群眾對革命的理解和支持。例如，取材自晉綏邊區民兵英雄的《呂梁英雄傳》，很好地向群眾傳遞了全民參與、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取材于呂梁山抗戰生活的《黃河大合唱》和姊妹篇《呂梁山大合唱》，在喚醒民族意識、激發群眾的愛國熱情和斗爭精神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點燃了黃河兩岸民眾的抗日斗志和激情，讓敵人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除此之外，慷慨激昂的街頭詩歌運動以直白有力的語言和簡單樸素的情感振奮人心。這些寫在村落土墻、懸崖峭壁上的抗戰詩篇，成為凝聚人心、激發斗志的精神武器，形成強大的革命斗爭合力，成為“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武器，為抗戰勝利、革命成功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在新時代背景下，新大眾文藝不僅是新的審美形式和載體，更應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和時代命題，繼承晉綏抗戰文藝傳統。具體而言，應積極圍繞時代主題和國家發展大局，深入鄉村振興和科技攻關的一線，圍繞重大戰略部署、重要工程項目和關鍵領域突破開展主題創作。通過這樣的實踐，更好地發揮文藝激發斗志、凝聚共識、促進發展的積極作用，讓新大眾文藝成為推動新時代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為民族復興偉業貢獻精神動力。

堅持文藝與人民群眾相貼近

晉綏抗戰文藝在藝術形式上追求大眾化和通俗化，以呂梁山區、陜北地區的方言俚語和審美習慣進行創作。在音樂創作領域，歌詞大量引用晉西黃河兩岸的民歌和道情唱詞，為地方曲調賦予新的斗爭生活內容，使歌曲充滿鄉土氣息和生活韻味，實現了與人民群眾的深度共鳴。在戲劇創作中，廣場劇、話劇、新編秧歌劇廣泛流行，如《大家好》《提意見》等劇目，采用方言與民間小調，群眾主動參與傳唱。不僅如此，在創作導向方面，晉綏文藝始終與群眾斗爭緊密結合，成為思想啟蒙和革命教育的重要手段。例如，在復雜的土改斗爭中，群眾自編自演的《劉成龍告狀》《賣牛》等劇目，以身邊事警示身邊人，強化了階級斗爭的復雜性和艱難性。美術工作者則通過版畫、木刻、主題畫報等形式，引導群眾改變舊習俗、樹立新風尚。此外，邊區還創辦了普通民眾喜愛的晉綏《人民畫報》《晉綏大眾報》，以通俗化的群眾語言和大眾化的插畫傳播戰斗新聞，吸納民間藝人成立戰斗劇社、七月劇社、湫水劇社等文藝社團，人民群眾既是劇作者，也是劇中人，真正成了文藝的主人和主角。這些實踐證明，晉綏文藝不僅是大眾文藝的模范，更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典范。

由此看來，今天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向晉綏抗戰文藝學習，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將時代主題和地方文化緊密結合，拉近文藝作品和群眾之間的距離，既要教育和引導群眾，更要傳達主流意識形態的聲音，主動回應人民現實訴求，反哺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發揮文藝振奮民族精神、凝聚奮進力量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呂梁學院黨委書記，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