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蔣錫金先生，是在大學的課堂上。那是1978年，作為“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我們有機會聆聽到一些來自民國、而在五十年代后的各種政治運動中一度被褫奪了講課資格的著名教授的授課，蔣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記得蔣先生講授的課程是《魯迅舊體詩講讀》，是選修課。我選修這門課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在“文革”動亂時期和下鄉的時候，自己把能找到的魯迅的書大致都看了，但由于年輕和知識結構的欠缺，對魯迅的舊體詩不甚理解，因此非常想彌補不足；二是開課前就聽說蔣先生是著名教授，是從三四十年代就開始參與現代文學歷史進程的人，有這樣的名教授講授自己喜歡的課程，真是天賜良機，于是積極報名選課，歡欣期盼之情溢于言表。

上課的地點在老中文樓的中教室里，走進教室的時候，蔣先生已經站在講臺上，身材瘦削，臉上掛著笑容，是那種瞇著眼睛、自信而和藹的笑，那種歷經歷史風云、悟透造化玄機、發自內心的從容的笑，這種笑容不僅始終伴隨著他的講課，而且在以后見面時候，他總是面帶這樣的微笑?？梢哉f這是一種蔣錫金式的笑容。

蔣先生講課的情形令人難忘。他說的是帶有江南口音的普通話，即過去所說的“藍青官話”，音調鏗鏘，朗朗，又帶有江南水鄉的柔媚。講課的過程中蔣先生非常專注和投入，直視的目光似乎“目中無人”，又似乎一直盯著你，講到忘情處，先自輕笑起來。記得講到魯迅《哭范愛農》中的“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一句時，蔣先生自問又似乎問人地說道：“魯迅為什么要用‘雞蟲’這個詞匯？出典何處？指的是誰？有幾層含義？其中大有意味”。接著從唐代杜甫的《縛雞行》講解“雞蟲”的來歷，從《晉書·阮籍傳》講解“白眼”的典故，從作為魯迅老朋友的范愛農“眼球白多黑少”的長相，講到范愛農蔑視爭權奪利的宵小之徒的性格，以及當時（清末民初）有個叫“何幾仲”的自由黨主席排擠范愛農，范愛農生前也鄙視他。而“雞蟲”在浙江話里和“幾仲”諧音，這也是對他的暗諷。講到此，蔣先生從座椅上站起來，連聲贊嘆魯迅用典之妙，爽然朗笑，像一個孩子那樣忘情，忘世，忘我，好像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事。

蔣先生的課堂講課往往是一氣呵成，課間稍事休息后依然神采奕奕，那種忘我興奮的神情和狀態一直延續到下課，以致收拾和整理講義的時候，手指還微微有些抖動，有時反而把收拾整齊的講義弄亂了。然后，蔣先生掏出煙盒，抽出一支含在嘴里，香甜地、美美地、深深吮吸著，神情也是那么忘我和陶醉，陶醉在那可能不為外人所知的境界中。蔣先生抽煙往往是一支接一支，直到上課鈴響，才掐滅煙火，重又精神抖擻地投入講課中。

蔣先生不愧是著名學者，在講課中充分顯示出淵博的學識，精辟的見解。此前曾有一些父母是師大教師的同學，講過蔣先生五十年代就是二級教授，開設過眾多的課程，是中文系文藝學、外國文學、兒童文學、現當代文學等學科的開創者之一，有名的博雅多識。蔣先生的講課使我們深深領會到這一點。他對魯迅舊體詩的講授，有近代、現代文學和歷史的知識，有對古代歷史、文化和文學的熟悉，還有外國文化和文學的背景，真的是旁征博引，貫通古今，聯系中外，出神入化，令莘莘學子懂得了什么叫淵博深廣和大家風范，因而由衷地景仰、欽佩。

聽完蔣先生的全部課程后，又在校園內外幾次見到過他，但可惜除了《魯迅舊詩講讀》外，先生沒有再開過其他課程，沒有再在課堂上系統地聆教。大三的時候，中文系發起成立學生科研小組，我被任為現代文學研究小組組長，加之蔣錫金女兒和其男朋友是大學同系同學，關系很好，所以組織中文系科研活動時，就有機會去蔣先生家拜訪。先生家是東北師范大學第一教區的紅磚樓，三居室，基本沒有客廳，朝南的十七八米主臥室就兼做客廳，白墻壁上掛滿了大作家茅盾和樓適宜題寫的詩詞。蔣先生對我們的訪問十分熱情，談起來就滔滔不絕，不停地抽煙，夏天還可以開窗通風，冬季東北寒冷門窗緊閉，于是滿屋子燦爛陽光中煙氣裊裊。

記得是1979年秋季，自稱“出土文物”的東北作家群著名作家蕭軍重返東北，在一條馬路之隔的吉林大學做了一場講學，在吉林大學中文系讀書的老鄉、以及我們班級大姐級女班長——她與也在吉林大學中文系讀書的男朋友都是我們師大中文系教師家屬——都告訴了我們去吉林大學禮堂，在那里看到了依舊神采奕奕的蕭軍，聽到了他鄉音不改的東北腔講述的事情，第二天受蔣錫金等人之邀，也來到了師大一教的俱樂部禮堂作報告——蕭軍在1946年9月任東北大學（現東北師范大學前身）魯迅藝術學院院長，是我們最早的院長之一。緣此，與蔣先生的談話自然少不了蕭軍與蕭紅的往事，他說抗戰初期的1938年，蕭軍蕭紅還有端木蕻良等人，在武漢大會戰之際來到武漢，就住在蔣先生位于小金龍巷的家里，蔣先生談及了一些他所知道的關于二蕭、端木蕻良、駱賓基、舒群等東北作家的事情。那時候他正在撰寫有關蕭軍蕭紅抗戰時期的一些回憶性史料文章，發表于各個刊物，記得好像有吉林省的《社會科學戰線》雜志。2014年上映的電影《黃金時代》，也把蔣錫金與蕭軍、蕭紅、駱賓基和端木蕻良等人的交往故事寫進其中，由東北黑龍江省出生的演員張譯飾演蔣錫金，還別說，張譯臉型容貌多少有點像一生都瘦削的蔣錫金先生。

在拜訪蔣先生時，其中一次恰好有一位女學生來拜訪，她是高我們一級的76級工農兵學員，畢業論文是一部蕭紅年譜，為此經常前來請教蔣先生。那時“文革”后恢復高考的我們七七級大學生，存在一種對尚未畢業的工農兵學員的看不起現象，他們也有些自卑，可是在蔣先生那里完全看不到這些偏見，他對我們交口稱贊那位畢業生早早動手研究蕭紅，讀書做學問的路子對，向我們贊賞地介紹該學生及其論文，說與其寫一些不著邊際的高頭講章似的、缺乏史料基礎的論文，倒不如扎扎實實地搞一些基礎性的史料研究，并以自己的經歷說很多看似時髦的論點觀念，時過境遷之后就一點價值也沒有，并以系里五十年代編纂的受蘇聯影響很大的文藝理論教材為例，說那時候系里若干很有才華的留校青年教師還去北大跟蘇聯專家進修，回來后編寫了文藝學教材，歷經動亂后那教材毫無價值了，那教授現在堅決不搞文藝理論而是改專業了。蔣先生沒有提及的是五十年代的文藝理論教材，他也是主事者之一，合譯過蘇聯大學教材《文學理論教學大綱》。他以史料的重要性啟發我們如何做學問，對我影響很大，所以參加工作后，我曾經把東北師范大學圖書館籍藏庫（不對外出借）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幾乎都摸排一遍。

記得一次拜訪蔣先生時，談起一件事：若干同學被系里資料室主任陳老師調去搞勤工儉學，幫助清理和處理一些歷史文件，其中就有系里當時某教師五十年代當學生時，舉報蔣先生的揭發信之類，蔣先生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大概與這些檢舉信不無關系。師大教師家屬背景的同學說，五十年代是德高望重的蔣先生和另一位來自西南聯大、曾經是聞一多助教的何善周教授介紹，他們去北京拜訪茅盾、郭沫若等名流，或者親自帶著前往京滬等地。每當問及這些往事，蔣先生一概微笑不語，不置一詞，倒是先生夫人趙老師有時憤憤不平插嘴說幾句，立即就被蔣先生制止。

八十年代中期，我研究生畢業后從南方回到東北師范大學中文系，有幸和蔣先生隸屬現代文學教研室共事。其時他已經退休，但如有需要還參加教研室活動的時期。其間我與蔣先生有聯系的事情，比較重要的有兩件。第一件事是當時中文系副書記也是現代文學專業副教授，建議我擔任蔣先生的助手，幫著蔣先生整理著述和個人史料。我很愿意承擔這份工作，可惜因為歷史糾葛，中文系人際關系復雜，善良的張老師出于保護我的意愿，最后不想讓我夾在中間受牽連，此事不久作罷。東北師范大學中文系五十年代曾經那么輝煌，一大批名流學者在此任教，如穆木天、彭慧、馮沅君、陸侃如、張畢來、吳伯簫、唐圭璋、逯欽立、蔣錫金、何善周、楊公驥等人，八十年代國家建立博士點之初就有古代與現代文學兩個博士點授權學科，當時在東北獨此一家。

第二是當時教研室集體編寫一部《中國現代文學詞典》，蔣先生擔任顧問，我也承擔其中部分內容，最后甚至實際承擔了副主編的工作——全書完稿后張芬老師對于教研室某些人撰寫的詞條很不滿意，就把本來都由她一人審閱修改的書稿，交給我一部分，讓我核對原始資料加以修改或重寫，當然該詞典出版時副主編里沒有我，那也是張芬老師的吩咐，因為當時教研室我最年輕，不想讓人知道后產生對我的誤解和“排擠”。那個時候學風純正，主編張芬老師治學嚴謹，要求撰寫詞條時最好查閱第一手資料，不像后來某些人編辭書時東抄西拼。為了完成任務，我就到有關圖書館和資料室查閱民國時期的舊書刊。但查閱時遇到不少困難，如書目的不全，內容的散佚和缺失。在這種時候，有時就不免去請教號稱現代文學史活字典的蔣先生，而先生則是有求必應，百問不厭，以一貫的笑容與耐心傾聽與解答，連類比附，指點迷津，滔滔不絕，甚至把自己收集和保存的民國書籍資料提供出來。有時先生自己手頭沒有某類書刊資料，他就會憑記憶告訴你到某資料室或圖書館，在某某地方可能找到。按先生的指教再去查閱，往往大有收獲，甚至會發現一片新的天地?？梢哉f，對蔣先生的求教，每次都獲益良多，滿載而歸。那次編撰詞典和求教的過程，使我感到過去所學的現代文學，不再是干巴巴的教科書式的陳述和歸納，而是鮮活的歷史，對蔣先生的求教也不是簡單的交談，而是在那段歷史的參與者、在場者和見證者的引領下走進歷史，重歸歷史，是在與歷史對話。

也是那次編寫詞典，我驚奇地發現中文系資料室和學校圖書館，居然有相當豐富的民國時期的文化與文學史料和期刊。對于不是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中心、僻在塞外且歷史上一直人文不盛的東北高校，何以會有這么多的民國時期的文學文藝期刊和政治、文化與文藝作品書籍——包括1947年晉察冀根據地鄧拓主編出版、現已成為珍本的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學識豐富的蔣先生告訴說，這有幾個原因：第一，張作霖父子統治東北時期，他們對于教育和文化是比較重視肯于花錢的，不僅東北大學、馮庸大學和各個省級圖書館大量購買關內出版的書刊，還曾經重金聘請如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到東北大學任教，薪資高于當時的清華大學。第二，東北淪陷時期，實際統治偽滿洲國的日本和偽滿當局，對于某些并非宣傳赤色革命和共產主義的新文學作品，如曹禺的話劇等，不僅不排斥還經常由各地劇團演出，對魯迅的作品也不排斥而是允許存在和研究，而早在1905年從俄國人手里“戰奪”大連作為日本海外殖民地“關東州”后，日本殖民當局及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即“滿鐵”，就出于收集情報和進行思想文化殖民的目的，在大連、長春等南滿鐵路沿線建立圖書館和各類學校，關內的新文學作品自然也在收集購買之列，日本人是比較重視收集中國出版的各種書刊資料的。第三，則是抗戰勝利后，中共從關內各個根據地解放區，向東北派遣了兩萬多名干部，其中包括大量的從事宣傳出版、文化文藝的干才，像陜甘寧邊區的著名文藝人士王大化、張庚、周立波、劉白羽、柳青、李之華、胡零等人，都來到東北，延安魯藝也整體遷移到東北，而中共把七屆中央委員的超過三分之一的干部也派往東北，其中就有曾經的中共總書記張聞天，他可是現代文學史上最早寫長篇小說的人，也是最早對魯迅進行正確評價的人，還有曾在延安擔任過中組部部長的陳云。這么大批量的干才、機關、學校遷移到東北，當然帶來了大量書刊，像全套的《解放日報》中文系資料室就有。而東北師范大學前身東北大學建立時，其中一部分是張學良弟弟張學思、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丁浩川帶來延安大學的，他們都先后擔任過東北大學的校領導，學校在撫順建立后也吸收了部分留在沈陽的東北大學的書刊資料，所以東北師范大學圖書館里不少舊書上蓋的書名章就是東北大學的藍色圖章。再有就是1948年底東北全境解放后，東北野戰軍進關解放全中國，一方面東北解放區東北書店和各大書店，利用偽滿時期留下的現代化印刷機械和最好的紙張，大量印刷出版的書刊——毛主席當時最滿意并致函致謝的、紙張印刷質量遠超晉察冀版的《毛澤東選集》，就是東北解放區印刷出版的——源源不斷隨大軍進入關內各大被解放的城市，火車不夠就用大馬車裝載運輸，一方面東北大學和有關方面，也派員到關內各個解放的城市，把戰亂中被關內民眾出售的各種書刊資料，購買后運回東北。這就是東北師范大學系里與校圖書館曾經擁有比較豐富的新文化新文學史料的原因。可惜，文革中被作為封資修黑貨，清理燒掉不少，也遺失不少，那時亂糟糟的圖書館的窗子都有破損也無人管，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在編纂辭書和后來的教學生涯中，我經常到系資料室查閱資料書刊，發現資料室的圖書目錄卡片，字跡工整，筆體好看，內容清晰有序，一看就知道是“有根”的人所為。后來知道，蔣錫金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允許繼續教書寫作，發配到資料室整理書報雜志，編寫書目卡片。而他十分投入，樂此不倦。不僅中文系的幾大屋子的書目卡片，就連現代文學教研室內部的專業圖書目錄卡片，也大都是他當右派時的“杰作”。八十年代我參加工作時的教研室，靠墻立著很多書柜，里面都是專業所用的書刊目錄，編排有序，還有很多民國時出版的現代文學作品。后來我出國工作時，被學院都以廢紙價格賣掉，十分可惜。據一些老師說，當年蔣先生以右派身份在資料室工作，經常是在整理某架書刊時候，翻到某本好書，就坐下來看下去，而忘了時間和自己的“本職”，直到被人呼叫或喝斥，再站起來繼續整理，難怪蔣先生對系里與學校圖書館的史料文獻如數家珍那么熟悉，原來他以右派身份做了二十幾年的資料員。但我以青年教師身份與蔣先生交談時，他從來沒有提過當右派的事，也沒有一點憤懣暴戾之氣，始終是那么平和、謙和。從民國走過來有參加過革命的老教授的高風大德，我們有幸親炙過，難忘懷。

因為與蔣先生隸屬于一個教研室，逢年過節之際，教研室和系里不少教師都愿意去蔣先生家拜訪談天，端的是高朋滿座。最愛聽蔣先生講述他經歷和參與的歷史與“故事”，而蔣先生肚子里的民國文壇“掌故”似乎特別多。由此我知道了蔣先生是江蘇宜興人，出生于《新青年》前身《青年雜志》創刊的同年——1915年。受父親影響，學生時代就開始寫詩，曾在《申報·自由談》《人世間》發表詩歌，參與編辦《當代詩刊》《中國新詩》等刊物?？箲鸨l后，先后與孔羅蓀、馮乃超合編《戰斗》旬刊、與穆木天合編《時調》詩歌半月刊及《詩歌綜合叢刊》。尤其是與著名作家茅盾等人主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機關刊物、也是抗戰時期國統區影響最大的刊物之一《抗戰文藝》，并參與創辦《文藝陣地》半月刊。1939年參加江南游擊戰爭，在江南抗日義勇軍（新四軍）任江南社（新華社）記者，編輯《新華日報》華中版副刊。數年前我在揚州大學開會，會后被安排到著名的沙家浜參觀。在那里的新四軍紀念館，我看到了穿著新四軍軍服的蔣錫金先生與新四軍領導人張云逸等人的合影，黑白照片，有些斑駁，十分珍貴。

抗戰中期蔣先生到上海，利用“孤島”環境先后與樓適夷、王任叔等人合編或參編過《大路畫報》《魯迅風》《文藝新潮》《文藝新聞》《行列》（詩歌半月刊）、《上海詩歌叢刊》《奔流新集》等。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孤島”淪陷，他滯留上海并在建承中學任教以“暫棲身”?？箲饎倮蟮?946年，應組織之邀和安排，受命去蘇北根據地淮陰主編華中《新華日報》副刊，不久去華東局宣傳部繼續擔任宣傳工作，后來隨新四軍去往山東解放區與八路軍會合，隨之調入山東省文聯工作。1947年隨著陜甘寧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大批軍隊與文化干部調往東北，參與建設革命奪權與建國大業牢固基地的東北根據地，不久被上級組織調往1946年成立于撫順、此時遷往北滿合江省省會的佳木斯東北大學文學院任教，此后一直工作在東北大學和東北師范大學。七十年代后期，蔣先生到北京參與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魯迅全集》的整理注釋等編校工作，做出了積極的貢獻。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研究百題》，是參與《魯迅全集》編校出版工作的學者們寫的，其中有蔣先生寫的好幾篇。我在系里參加工作后，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和專業內部印刷了《魯迅年譜》《郭沫若年譜》《茅盾年譜》，其中《魯迅年譜》也是蔣先生帶領教研室教師完成的，后來蔣先生還參與了《郭沫若全集》的整理出版。

我在讀東北師范大學本科和在那里任教時，就聽過一個有關蔣錫金在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之前上課的故事和“段子”：說蔣先生抗戰前后在蘇北新四軍根據地工作時，由于秋冬之際陰冷潮濕，在深夜編刊寫稿時，為了祛風御寒，經常懷揣一扁瓶酒，時常喝一口。1947年到冰天雪地的佳木斯后，為了驅寒，也經常如此，這成為生活習慣。1952年原五四時期著名的創造社成員、北伐戰爭時期從軍、抗戰時在延安擔任陜北公學校長、1950年創辦中國人民大學并任校長的成仿吾，調到東北師范大學擔任校長。上任后不久，有人向教務處反映說，二級教授蔣錫金上課的課間休息時，不喝水（那時每個教室都有白瓷鐵皮開水壺），而是從懷里掏出一個扁瓶，在走廊里喝一口。上課后教室前排同學經常聞到一股酒味，懷疑蔣先生喝的不是水而是酒。十分重視教學、經常不打招呼獨自一人進入教室后排聽課的成仿吾校長——他早年留學日本時學習理科回國后卻從事文學和政治和教育，文理兼通，所以全校文理科的課程他經常來聽，檢查督導，促進和提升教學質量。某天他默默來到蔣先生的課堂——蔣先生能講文藝理論、兒童文學、現代文學和寫作等課程，課間休息時，果然看見蔣先生掏出扁瓶喝一口的舉動，于是校長走近蔣先生身旁打招呼，兩個人交談了一會兒。詩人氣質的蔣先生不知校長為何而來，因為成仿吾校長經常到各個院系不請自來聽課，所以也見慣不怪沒有訝異。事后，成仿吾校長對教務處說，教師上課時口渴絕不許喝酒，只能喝水，唯獨蔣錫金例外，第一這是他戰爭年代養成的習慣，第二他只喝一口，且喝后講課更加精彩……云云。在與蔣先生共事期間，我曾問過此事，先生朗然一笑說沒有那樣的事情。不過，我在蔣先生的檔案里看到過他到東北后的一幅照片，頭上戴的是東北那時特有的、哥薩克風格的棉皮帽子，十分風雅有致。

蔣先生這樣豐富的人生經歷和參與現代中國文學歷史進程的往事，我在與蔣先生工作中和接觸中益發感到彌足珍貴，便打算以訪談和口述實錄的方式，把他的歷史經歷記錄下來，整理成書。那時候國內好像還不大有口述實錄，我大概算是開風氣者之一吧。不過，理想和想法很好，但也是由于我不久擔任教研室主任、后來又做系主任和院長，復雜的歷史糾葛和人事關系使我不便出面，于是就讓我的碩博弟子和畢業后留校任教的吳景明老師，完成這一份我無法完成的歷史任務。吳老師（而今也還是教授博導）刻苦精進勤于治學，在教學科研之余抓緊時間完成了對蔣先生的訪談記錄，整理修飾后以《蔣錫金與中國現代文藝運動》為題，由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其中一篇我們合署的訪談文章《蔣錫金與抗戰時期的武漢文化界》，發表于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新文學史料》2005年第1期，后來被中國文聯主編、2015年出版的口述實錄《抗戰時期的中國文藝界》收錄。

蔣錫金2003年5月25日逝世時，我剛從日本的大學講學兩年歸來，時任文學院院長不是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學校讓撰寫悼詞沒有完成，后校領導緊急召見我，讓我到人事處翻閱蔣錫金先生的全部人事檔案，盡快寫出悼詞。于是我奉命緊急調出蔣先生的檔案材料，連續數日翻看整理，在學校要求的時間內寫出蔣先生逝世的悼詞，張貼于學校，刊登于校報，在有省市領導人參加的吊唁儀式上由校長代表學校讀誦，據說那是東北師范大學有史以來最長的一份悼詞。

蔣先生直到逝世，住的房子不過百平米，還是八十年代蓋的，已經很舊了。有人說，以蔣先生的資歷，當年如果留在軍隊或從政，至少是省軍級待遇，東北師范大學六十年代后調來一位轉業干部擔任校領導，原來也是學師范的，1938年后參加革命，論學歷資歷學識社會知名度等，比蔣先生差遠了。但參加革命后一直未脫離部隊，所以轉業到地方后也是高干，住有豪宅，出有專車，有高干病房和醫療，即使退休后待遇依然，學校車隊保留一輛奧迪專車，車牌照是特殊的，上路行駛各檢查站收費站一律放行。蔣先生若不在1947年到高校任教，必不會受那么多的困厄和酸楚。我以為，歷史不能這樣假設，故這種比較也就沒有意義。我只知道蔣先生確實受了不少冤屈，晚年境況也不闊綽，但他安之若素，未聞牢騷，一直活到八十八歲，得享米壽。所以，窮通榮辱，是耶非耶，對于這些久經歷史風云的學者大德而言，無需以世俗眼光看待評說，或者一說便俗，根本不必細究與比較。

最后說一點花絮。蔣先生一生瘦削，飯量很小，他說他少年患病，大夫醫者說他活不過四十歲，結果大謬不然。年老以后，每頓飯最多只吃一小碗——比酒盅大不了多少。一度抽煙很勤，每天都需要兩盒，所以蔣先生夫人趙老師，不斷限制他的抽煙數量，從兩盒削減為一盒、半盒到最后每天只許抽四支煙。趙老師是蔣先生到東北后認識并結婚的，比蔣先生小許多，但早于蔣先生過世。他們夫婦有個兒子原先是工人，新時期蔣先生右派平反落實政策后，學校把他調進師大中文系在辦公室管收發與后勤，字寫得很好，書法有造詣，系里學院的各種通知公告都是他用毛筆字書寫的。蔣先生夫婦在我當系主任后曾經囑托我對其多加關照，我也與蔣公子曾經私交甚好。趙老師逝世后，對于蔣先生由女兒女婿還是兒子兒媳承擔晚年照顧問題，我也一度參與參謀和幫助裁定。我離開東北師范大學進京后，蔣先生女婿、也是師大中文系和文學院教師，與幾位同事好友十分不舍，依依送別，后來與他們和蔣公子的聯系也疏淡了。其中某年我擔任了在京任職高校的學校圖書館館長后，鑒于此前圖書館獲得了何其芳家族捐贈的何其芳的全部藏書，故此我也專程回到東北，找蔣先生的親屬聯系，打算把蔣先生的藏書和字畫由我校圖書館購置收藏，當然捐贈更好，但想法與現實脫節和信息了解不夠，沒有如愿，是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