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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報案，我父親不見了，昨天早上他出門買菜，到現在還沒回家。

我低頭掃了一眼手機屏幕，09:35，至此我的父親張仲德已失聯二十六小時。

小警察長一張清白瘦臉，兩頰綴幾粒青春痘，20歲出頭的樣子。我補充道：我父親叫張仲德，70歲，身體健康，頭腦也不糊涂。

小警察看著我，嘴角微微朝上抿了抿，帶點故作姿態的溫和，表情卻嚴肅：你父親出門穿什么衣服？有沒有帶身份證和手機？打過他電話嗎？

他一連問了三個問題，臉上的青春痘瞬間漲得緋紅，看來有些緊張，不會是警校剛畢業的實習生吧？我加快語速：護工阿姨說，他出門時穿的是淺藍短袖襯衣、米色長褲、黑色跑步鞋，身份證不知道他帶沒帶，手機他隨身帶的，我打過他電話，一開始有接聽音，后來關機了……我一口氣說了很多，老父親失聯，作為女兒的我有些窘迫，我想，我不能表現得過于輕描淡寫，當然也不能太氣急敗壞，我希望自己的情緒表達是急切而又略微克制的，我想讓小警察明白，父親失聯我很著急，但我來自一個有教養的家庭，不會因此而失態。

小警察從記錄本上抬起頭：你父親有交往比較多的朋友嗎？或者親戚，有沒有問過？

問過，我說，我給我孃孃和堂伯父打過電話，他們都說好久沒見我父親了。嗯——我家有個情況，我母親中風癱瘓，三年了，我父親一直在家照顧她。我沒和父母住一起，平時要上班，周末去……

小警察緊繃的面容松弛幾許，青春痘也沒那么紅了。遇到我這樣的中年女性，到派出所報案，不崩潰，不痛哭流涕，相對理性，對一個疑似還在實習期的新手警察來說大概算幸運。事實上，我的確沒那么著急，丁阿姨給我打電話時，我就急了那么一小下，我急的是，我父親若是不回家，晚上就沒人照顧我母親了。

昨天下午將近四點，丁阿姨突然打來電話，遠郊口音的本地話從聽筒里颶風般刮進我的耳朵：東家一早出去到現在還沒回轉來，老板娘快來替我，四點半我還要去別人家做生活，來了先喂女東家吃飯，她不肯吃我燒的飯……掛掉電話，我立即請假趕去了父母家。

丁阿姨管我的父親和母親叫“東家”和“女東家”，管我叫“老板娘”。她這么稱呼我，也許是因為給她發工資的人是我。每個月底付她薪水，丁阿姨總會說一聲“謝謝老板娘”。我說叫我小張就行。丁阿姨嘻嘻笑：曉得哉。下回給她發工資，她還是會說“謝謝老板娘”。

丁阿姨六十出頭，大嗓門，大臉盤，性格開朗、身體健康。我母親中風后，我從家政公司請過三個護工，都只干了幾天就辭了，不是嫌癱瘓病人不好伺候，就是嫌工資不夠高。后來我父親的一位廣場舞朋友給我們推薦了他的一位遠房親戚，就是丁阿姨。丁阿姨除了干活粗糙一些，別的都好，手腳麻利，力氣還大。要的就是她能把我那癱瘓在床的母親搬到輪椅上的力氣，就這樣，丁阿姨在我們家一干就是三年。

丁阿姨的東家有很多，她一天的工作從早到晚排得滿滿當當。白天在我們家，下午四點離開，騎著她的小電驢去接她另一戶東家的孩子，還要給他們家做一餐晚飯。她一周來我們家五個白天，主要任務是陪伴和護理我母親。周末是她的休息日，她要回她的遠郊老家，距離市中心七十多公里的海邊農場，她老公種了兩個大棚的蔬菜，她得回去幫忙。丁阿姨回老家的那兩天，白天就由我護理母親。晚上我不住父母家，我得回自己家，我有一個叫莊勇的丈夫，我還收養了一只叫“阿橘”的流浪貓，他們都需要我的陪伴和照顧。我和丁阿姨一起分擔了我母親白天的護理工作，她五天，我兩天，區別是，丁阿姨有工資，我沒有，我還要付工資給丁阿姨。丁阿姨晚上住哪里？我沒問過她，據說她和幾個同鄉合租了一間民房，她們都是出來做鐘點工的。我和丁阿姨都不在的晚上，護理我母親的工作就由我父親負責。

對我父親而言，護工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三年來，他的生活節奏保持著相對規律。每天早上七點半，丁阿姨在樓洞口停下她的小電驢，進走廊，用鑰匙打開102室銀灰色防盜門，對，丁阿姨有鑰匙，我給她配的。丁阿姨進門時，我父親已經給我母親喂過早飯，自己也差不多快吃完了。他喝掉最后一口豆漿或牛奶，抹干凈嘴巴，說一聲“我去買菜了”，接著把自己穿戴整齊的身軀移到門口，換鞋、出門。三小時后他將回家，帶回買好的菜，開始做飯，炒兩個爛乎乎的紅燒菜，喂完我母親，再自己吃。丁阿姨只負責照護我母親，以及洗刷屬于我母親的衣物，她不吃我父親做的飯，她的飯都是自己帶來的，她嫌我們家的飯不好吃。可我母親愛吃，她一輩子都愛吃那種煮得爛乎乎的紅燒菜。下午，丁阿姨洗衣服、拖地板，每隔一小時給我母親翻一次身，隨時替我母親更換染了屎溺的紙尿褲，為她擦洗身子。天氣好的話，把我母親搬到輪椅上，用看護帶把她攔腰捆在椅背上，推著她在小區里逛一圈，大約二十分鐘后回家。有一回，我在超市里買了一堆打折紙尿褲，趁午休時間送去父母家。剛進小區，就見中心花壇邊停著一臺黑棕色輪椅，我的母親歪坐在上面，一群左鄰右舍的阿姨媽媽散立在周圍，丁阿姨也在其中。她們正在聊天，我隱約聽見幾句八卦，媳婦睡懶覺、女婿賺不到錢、老頭藏私房錢……我母親的輪椅幾乎處于中心位置，她仰著腦袋，歪嘴扯來扯去，想要插嘴的樣子，卻又無法說出口，急得一頓眉眼亂飛，口水都溢出了嘴角。

我喊了一聲：丁阿姨！

丁阿姨一轉腦袋，大臉頓時緋紅：老板娘！儂哪能來了？

我趕緊說：丁阿姨帶姆媽散步呢？讓我姆媽和你們聊聊天，蠻好的。

丁阿姨臉皮一松，笑了。我并不是要標榜自己是一個體恤人心的好主顧，我真覺得，我的母親需要出去見人，哪怕不能說話，也該聽聽別人說話，多多接觸外面的世界，這樣對她的病情有幫助。我也相信，那些阿姨媽媽的“八卦”一定充滿了別人家的狗血與狼藉，我希望我的母親因此而覺得自己并不是最悲慘的那個人。

丁阿姨推著我母親在小區里溜達的時候，就是我父親給自己安排的午睡時間，直到下午股市開盤，他才會如期醒來。接下來，他就坐在主臥隔壁的“專用炒股室”里，眼睛盯著書桌上的臺式老電腦，十二寸大的屏幕上布滿縱橫交錯的紅綠線條。所謂的股票走勢圖，在我眼里就是一片充滿壓力感和膨脹感的涂鴉，他卻對一整屏混亂的線條樂此不疲。

“專用炒股室”曾經是我的臥室，后來我和莊勇結婚，買了房子，就搬出去住了，電腦和寫字臺都是我淘汰下來的。可是我父親好像從未在股票中賺過錢，我甚至懷疑，他只是不想讓我們覺得他太過悠閑，于是把自己打扮成“忙碌”的樣子。下午三點前，他幾乎一分鐘都不會把腳步移去別處，直到股市收盤，才從“專用炒股室”里出來，一臉疲憊地朝躺在主臥大床上的我母親喊一句：蔣來娣，今天股票漲啦！我的三百股張江高科賺了五百多……他賺的只是一個數字，這個數字明天就有可能被抹掉，但是沒有人能反駁他，丁阿姨不能，他的妻子蔣來娣更不能。

我母親中風癱瘓三年，我父親過了三年這樣的日子，對此他從未提過異議，也沒說過半句不樂意，直到昨天，他出門買菜，一去不回。

對于父親失聯這件事，我有種并非僥幸的樂觀，也許過不了幾天他就會回來，因為，他有過離家出走的歷史，年輕的時候，還不止一次。在我的童年記憶中，每次出走，他都會拎一只黑色人造革提包，就像一次例行公事的上班，并且在某個我們想象中的日期內返回，還是拎著他的黑色人造革提包，一如任何一次例行公事的下班。

是的，我的父親大人，張仲德，他喜歡離家出走……這話我沒對小警察說，這只是我的個人臆測。以我對我父親的了解，我不認為他會出意外，所以報案也不是我的主意，而是我那躺在床上口齒不清的母親以一天一夜的絕食行動對我的威逼。

2

三年前，一個冬天的上午，我那正坐在沙發前看電視的母親突然中風。彼時，張仲德正在觀瀾廣場“晨練”。那時候，他的活動中心還在這個本區最著名的老城墻遺址公園，雖然離家有點遠，但環境好、人氣旺。張仲德的“晨練”時間與現在并無多少區別，只不過早晨出門更早，中午回家更晚。那天他照例在觀瀾廣場唱了歌、跳了舞，或許還學了幾個太極拳招式，又和一群涂著紅嘴唇的老女人閑聊了一陣，直到十一點，他才優哉游哉地踱步回家，到家已是十一點半。張仲德踏進家門時沒有聽見廚房里傳來鍋碗瓢盆的碰撞聲，也沒有聞到紅燒肉、紅燒魚、紅燒蘿卜的香味。按照慣例，十一點半左右，蔣來娣應該已經做好一葷一素兩道菜，此刻正在烹制最后一道湯。可是張仲德踏進家門，卻沒有感受到任何午飯的聲色，他一邊喊“蔣來娣，中午給我吃啥？”一邊走進客廳，然后，他就看見了令他驚慌失措的一幕：他的妻子蔣來娣躺倒在沙發前的地板上，雙眼緊閉、不省人事。張仲德從未遇到過這樣的事，他首先想到的竟是給我打電話。我正在上班，我沖著電話吼：打120啊！快打120！他恍然大悟，掛了我的電話，轉而撥打120。萬幸，蔣來娣的命救回來了，但屬于突發出血性腦卒中，最兇險的中風，手術后在ICU住了一個月，最后成了一個癱瘓在床、手腳佝僂、眼斜嘴歪、話都說不清楚的人。

病情穩定后，蔣來娣再不肯住醫院，也不愿意進護理院，只想要回家。一回家，就讓我們把她搬到輪椅上，她伸手指向哪里，輪椅就推到哪里，床邊的“夜壺箱”是她的第一個目標。蔣來娣把床頭柜叫“夜壺箱”，這是本地人的古老說法，顧名思義，用來放置起夜用具，哪怕都有抽水馬桶了，她還愿意叫“夜壺箱”。蔣來娣指揮我打開“夜壺箱”，拉開抽屜，只見一堆亂七八糟的雜物：生銹的杏花樓鐵皮月餅盒、邊沿磨損的皮封面筆記簿、檀香木手串、一沓發票，以及各種證件。我一樣樣拿出來問：是這個嗎？是這個嗎？她連續搖了五次腦袋，直到我打開鐵皮月餅盒，找出一本紅色的工商銀行存折，她才猛點一下頭，歪著嘴囫圇出兩個字：撥我（給我），而后伸出雞爪似的手顫顫巍巍地攥了過去。從那以后，那張存折就被她藏了起來。也不知道她不靈便的手腳是怎么操作的，總之，那個紅色小本本，不是壓在她的枕頭下面，就是藏在她貼身的睡衣口袋里。畢竟是患過腦卒中的人，不聰明了，她也不想想，以她的能力，藏在哪兒又能不被我們找到？

實事求是地說，張仲德對待錢的態度還是很令人放心的，蔣來娣癱瘓三年，他從未惦記過她那張存折。與其說他看不上那點錢，不如說他對錢不敏感，他所熱衷的一切，都和錢沒關系。他最熱愛的，就是整個上午的娛樂生活，去公園、去廣場、去唱歌跳舞、去會朋友、去聊天吹牛，關心股票，關心美國大選，關心臺海問題……只要離開他那長年躺著一個癱瘓女人的家，他就是一只放飛的風箏，雖無用卻自由。

有一回，我給蔣來娣換床單，發現存折藏在她的尿墊下面。我把小紅本交還給蔣來娣，笑著逗她：姆媽，你把密碼告訴我吧，鈔票就是要用的，給你買個新房子好不好？大一點的，這個“老破小”也該換了。

蔣來娣坐在輪椅上，一臉橫眉冷對，那表情，帶著中風病人不能自控的猙獰，又飽含著真實的惱怒與警惕。張仲德在一旁插嘴：你媽最擅長的就是藏鈔票，我和她過了一輩子，六個數的存折密碼，從沒有吐露過一個字。

我說：爸爸，鈔票不夠用就問我要。

張仲德笑了，瘦長臉扯開，露出一嘴不太整齊的牙：我有鈔票的。

張仲德退休金四千多，不算少，但請不起護工。我是事業編，區廣播電視臺廣告部副主任，一萬出頭的月薪，還有績效獎。再加上我家的高薪男人莊勇，汽車銷售公司高管，六十萬年薪，中產家庭無疑。所以，請護工的費用，每個月七千，我沒讓張仲德出。

大約是得了我的支持，張仲德當著蔣來娣的面開始吐槽：我就搞不懂，藏鈔票做啥？想當年，我從云南回來休探親假，正好日本電影《追捕》上映，好不容易搶到兩張票，請她去看電影，她說不去，叫我退掉一張票，那一年我們剛結婚……蔣來娣沒反駁，這位腦卒中患者無法流暢地說出四個字以上的句子，她只能任憑張仲德毫無障礙地翻舊賬。

張仲德吐槽蔣來娣的點其實不在錢上，他更想說的是，這輩子他娶了一個沒文化、沒品位、沒情趣的女人。記憶中，張仲德每每在童年的我面前賣弄他“有文化”的人設時，一般就從名字開始：“仲”這個字怎么解釋，曉得嗎？

沒等我張嘴，他就開始解答：“仲”，居中的意思，放在名字里，就是排行第二，知道“仲尼”嗎？就是孔子，他是家里的老二，我也是老二，你堂伯就叫昆德，昆，是“哥哥”的意思……

小時候，我會仰著崇拜的腦袋問：姆媽是外公外婆的第三個女兒，她名字里哪個字是老三的意思？

張仲德撇了撇兩片薄薄的嘴唇，搖著瘦長的腦袋，露出一臉同情：唉，你外公外婆是農民，給你媽起這么土的名字，也是情有可原。

他說這話時并不避諱我母親，他會指著正擦桌子、拖地板、打掃衛生或者埋頭替我打一件毛衣的蔣來娣說：我早就講過，給你姆媽改名字，到派出所去修改一下戶口本就可以。說著提高音量：蔣來娣，你為啥不肯改名字？你現在的名字，用北方話講，就是“土得掉渣”。

正忙家務的蔣來娣一定會以三個字開始她并不激烈地反駁：發神經！緊接著便是她一貫穩定的輸出：你起的那叫啥名字？怪里怪氣，要么像男人，要么拗口，喊起來也不響亮……蔣來娣說話聲音輕弱，語速還緩慢，一個字一個字勻速吐出，不像是在駁斥張仲德，更像是在念經。

爸爸，那你要給姆媽改個什么名字？我的興致有效地鼓舞了張仲德，他搖晃著瘦長腦袋，模仿著電視里的學究樣子：《詩經》曉得吧？唐詩、宋詞，曉得吧？我選了四個名字，你姆媽一個都不滿意……

蔣來娣不接話，但一定會用她的鼻子發出一些噴射音，以表示對張仲德的不屑。我卻越發興奮起來：爸爸你說嘛，你給姆媽起了什么名字？

張仲德開始掰手指頭：第一個，“野有蔓草，零露漙兮”，零露；第二個，“屬我嵫景半，賞爾若光初”，若光……還沒等他數到一半，蔣來娣低沉而又緩慢的聲音再次傳來：買電子琴的三百塊，幾時還我？電子琴能吃能喝？學了就能當電視里那種人？鈔票白白扔水里……

蔣來娣的腦庫里沒有“藝術家”這樣的詞語，她用“電視里那種人”概括所有從事文藝相關職業的人。20世紀90年代流行學電子琴，小學五年級的我一心想報名區少年宮電子琴班，張仲德強烈贊成，蔣來娣也沒反對。可是少年宮每周就星期天一堂課，平時要在家里練琴。老師說，有條件的同學，買一臺電子琴，入門級的卡西歐，兩三百元就夠，雅馬哈貴一些……可是哪怕兩三百元，對冶煉廠普通工人張仲德來說，也是一筆大宗支出，他只能向蔣來娣申請。

張仲德每個月的工資都上交給蔣來娣，后來用銀行卡發工資了，他就自覺地把卡交給蔣來娣保管，每個月蔣來娣會發給他一筆固定的午餐費、交通費和少量的零花錢。蔣來娣農民出身，沒正式工作，就在附近一家飯店打零工。她對我們家有限的收入精打細算，從不肯在一日三餐之外花任何“冤枉錢”，這我從小便知道。買連環畫、七巧板或者圖畫彩筆等非學習必需用品，都得向張仲德討錢，問蔣來娣，那是決計討不到的，無論理由多么充分，在她眼里都不如吃飯重要，拒絕理由極顯農民本色：買那有啥用？有這鈔票不如買塊五花肉，給你燒紅燒肉吃。電子琴屬于計劃外消費，蔣來娣肯定不愿意出錢，不過后來還是買了，是在張仲德和我聯手軟磨硬泡下她才勉強同意，條件是，扣除張仲德每個月的部分零花錢，以分期歸還購買電子琴的三百元。張仲德答應了，電子琴也買回來了。我歡天喜地而又熱情高漲地學了兩個月，第三個月開始厭倦，半年后，電子琴被冷落，幾乎成了我們家的一樣擺設。后來，電子琴突然就不流行了，人們開始學鋼琴，而我，也對枯燥而又耗時漫長的學琴過程越發厭煩，直到進初中，終于徹底放棄，那臺適用于初級教程的兒童電子琴從此束之高閣。

蔣來娣早就預言了電子琴的下場，那就是——“鈔票白白扔水里”。不得不承認，她是對的。那年月，人人都想盡辦法出去掙錢，據說那些辭職下海的人都發了財，張仲德卻窩在國有冶煉廠里不肯動彈。也許是這位西雙版納回滬知青太珍惜他那份來之不易的工作了，也或者，他自知沒有做生意的頭腦，便不敢輕易放棄鐵飯碗。在蔣來娣眼里，一切與賺錢或省錢無關的付出，都是“不務正業”，所以在我們家，類似“電子琴”事件一旦發生，蔣來娣就會不痛不癢地來一句：鈔票呢？有工夫搞這些，不如出去賺鈔票……

蔣來娣輕弱而又沒有起伏的語調任何時候都不會對我有殺傷力，但是對張仲德卻極具傷害性。她輕描淡寫地這么一說，張仲德的臉色也許就會從紅潤變成青灰，而后伸出右手，指著他的妻子，丟出“擲地無聲”的幾個字：你，你，沒文化，庸俗！

接下去，很有可能，張仲德會一抬腿，跨出家門，玩一場“離家出走”的游戲。

3

在我的童年記憶中，張仲德至少有過三次離家出走的記錄。為什么要離家出走？我從沒問過他，我的母親蔣來娣有沒有問過他我不知道。起因往往微不足道，說出來可能讓人不敢相信。譬如有一次，他被他的師兄請客在德大西菜社吃了一次炸豬排和羅宋湯，突然就變成了一個喜歡吃西餐的人，天天宣講炸豬排有多香脆，羅宋湯有多美味。那一年春節，他特意去新華書店買了一本《家庭西菜烹飪》，他說：你姆媽做的都是鄉下菜，醬油一言堂，紅燒肉、紅燒魚、紅燒雞、紅燒鴨，連蘿卜、青菜、荷包蛋都紅燒，還燉得塌塌爛，我要讓她學學人家高級菜是怎么做的。

那會兒，蔣來娣正在廚房里做一道我們家過年的必備菜——走油肉，磚頭似的方塊肉正在油鍋里發出刺啦刺啦聲。我搶過張仲德手里的《家庭西菜烹飪》，翻開，彩色圖片上印著一道道令人多巴胺暴漲的西式菜肴：蒜蓉黑椒牛扒、法式奶汁烤土豆、紅酒香草烤羊排、奶油蘑菇湯……

蔣來娣的廚藝沒有因為這本《家庭西菜烹飪》而有所改變，她大概只在拿到書的第一天草草翻了翻，還輕聲抱怨了一句：一本書要十二塊？夠買兩只鴨子了。后來，她就再沒打開過那本由很多漂亮的彩印圖片組成的昂貴的書。三個月后的某個周末，張仲德突發奇想，要親自動手做西餐，他沖我吆喝：笑笑，去把那本烹飪書尋出來，我給你們做一道炸豬排。

對了，我叫張笑倩，家里人叫我“笑笑”，張仲德起的名字，來自《詩經·國風·衛風·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從起名字這事兒就能看出來，張仲德是一個附庸風雅的人，他熱愛美食和美物，更喜歡用“高級”這個詞來形容一切雅氣或洋氣的事物。

那一日，我翻遍家里每一個角落，也沒有找到《家庭西菜烹飪》。蔣來娣正坐在小板凳上洗張仲德的一件冬季工作服，她從巨大的洗衣盆里抬起頭，說了四個字：我不曉得！

20世紀90年代，作為城市居民，蔣來娣竟還用手洗衣服，也算是我們樓里的獨一份。張仲德提議了好幾次買一臺洗衣機，她就是不肯，還說機洗不如手洗干凈。其實我們都知道，她就是怕花錢，買洗衣機要花錢，用電也要花錢，只有她自己的勞動力是免費的。

正在洗衣服的蔣來娣用四個字回答了《家庭西菜烹飪》的去向：我不曉得。倘若就這四個字，張仲德應該不會有太大反應，但接下去她又順嘴多說了一句：那種高級菜，是給高級人吃的，我們這種低級人吃不來，也學不來，放在家里有啥用？賣廢紙還能賺兩角洋鈿。

蔣來娣說話一如既往，輕聲輕氣，沒有情緒起伏，但她平靜的話語成功地傷害了張仲德。他臉色漸漸變青，而后伸出手，指著他的妻子，發出近乎結巴的控訴：你把書當廢紙賣了？你你，你不求上進，還諷刺打擊人，我，我和你，沒有共同語言……

蔣來娣從洗衣盆里抽出濕淋淋的雙手：我沒賣廢紙……只見張仲德拎起他的黑色人造革提包，一扭頭，跨出了家門。這一走，就是三天。

張仲德的離家出走，在蔣來娣看來就是作妖，是矯情，是吃飽了撐的。而我卻對張仲德的突然消失充滿擔憂，我擔憂的是，倘若他一去不回，我就再沒有機會被允許擁有一日三餐之外的娛樂與興趣愛好。后來漸漸長大，我居然有些期待張仲德偶爾離家出走一次，因為每次出走后回歸，他都會給我和蔣來娣帶禮物。再后來，我對張仲德也有了那么一點點理解，可我理解他，卻不能認同他。他熱衷于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叛逆少年或者文藝青年的角色，他讓自己的胸腔里裝滿了某種無中生有的尊嚴，這些都令我感到可笑。當然，我也并不贊同我的母親，她的確是一個勤勞賢惠的女人，但她從未改變過不解風情的本色。

張仲德出走最久的一次長達十天，事情發生在我9歲那年暑假。某一日早晨，他坐在餐桌邊看著面前的早餐，一臉委屈地說：怎么老是泡飯？就不能換換花樣？

蔣來娣已經連續五天給張仲德吃了同樣的早餐，一鍋泡飯、一碟醬瓜、六個花生米大小的黃泥螺。黃泥螺是蔣來娣浦東娘家的農村親戚自家腌制的，裝在一個醬菜瓶里。她給張仲德的定額是三個黃泥螺下一碗泡飯，她預估他一頓早餐吃兩碗泡飯。張仲德捏著筷子撥弄了一下碟子里稀疏平躺著的六個黃泥螺，黏糊糊的醬汁從筷子頭上拉出一根細絲：嘖嘖，一股腥氣，早餐嘛，就不能搞點牛奶、雞蛋、面包？

蔣來娣的回答讓張仲德又一次受傷：你一個月就賺那點鈔票，只好吃吃泡飯了。

張仲德的臉色暗淡下來，他看著餐桌上的泡飯，像在做什么重大決定，沉思了好一會兒，緩慢地站起來，拎起黑色人造革提包，轉身出了門。

那一次，張仲德連續十天沒回家。前三天，蔣來娣一點都不著急，那時候手機還沒發明，“失聯”不算什么事，耐心等上幾天，人自然就回來了。可是，三天過去了，張仲德沒有回家，這就有些超出蔣來娣的經驗了。第四天，蔣來娣向飯店老板請了半天假，帶上我，坐了四十分鐘公交車，去了一趟張仲德的單位。依稀記得，蔣來娣牽著我的手走進寬大的廠門，穿灰色工作服的工人騎著自行車在水泥大道上來回穿梭，每過一兩百米，頭頂上就有一根粗大的鋼鐵管道橫亙而過。冶煉廠很大，大到我幾乎走不動了，蔣來娣才把我帶到張仲德的車間。那是一間寬敞得望不到邊的廠房，屋頂空闊高深，墻壁頂端全是灰蒙蒙、油膩膩的玻璃窗，很多玻璃都碎掉了，但并不影響廠房給我留下的宇宙般巨大的印象。蔣來娣指著從車間底部走過來的一只灰色螞蚱說，那是你爸爸的領導，等一會兒要叫人。灰螞蚱變成了灰馬鮫魚，又變成了站立的灰袋鼠，最后變成一個精壯的灰色男人。男人一臉莫名地看著我們，蔣來娣說：笑笑，喊伯伯。

我那聲響亮的“伯伯”被頭頂上隆重駛過的行車轟鳴聲掩蓋。接下來，蔣來娣把我留在門口自己玩，她跟著“領導”進了車間。姆媽和伯伯進去講話，乖點，不要亂跑，她說。

我沒有亂跑，我仰著腦袋看穹頂下移動的行車，它架在空中，像一條巨型手臂，它從車間底部轟隆轟隆移過來，又轟隆轟隆移回去。我還看見一條戴著安全帽的馬鮫魚坐在行車一側的小艙里，我猜就是他把巨型手臂開動起來的。

蔣來娣重新回到車間門口大約是在二十分鐘后，“領導”跟在她的身后，我聽見他正與她寒暄道別：那我就不送了，走好！然后，蔣來娣就牽著我走在了出工廠的大路上。

我問：爸爸啥時候回家？

蔣來娣很瀟灑地回答：不曉得！不要管他，回家姆媽燒紅燒肉給你吃。

也不知道蔣來娣有沒有打聽到張仲德的消息，接下來，她帶著9歲的我，安靜地過起了有紅燒肉吃的日子。一星期后，張仲德回來了，拎著他的黑色人造革提包。一進家門，他就從包里掏出兩盒蘇州豆腐干遞給我，又掏出一個漂亮的紙盒交給蔣來娣：蘇州的絲綢，很高級的，戴出去不要太有面子噢。

張仲德給蔣來娣帶了一條絲巾，他再次使用了“高級”這個詞，這次蔣來娣沒有用“低級”來駁斥他，但她還是在打開紙盒看到那塊流光溢彩的絲織品時說了一句極具個人風格的掃興話：介貴的東西，買來做啥？鈔票長蟲了，戴上也不暖和。

這句話依然很容易傷害到張仲德，但他剛回到家，就不適合為這句話再次離家出走了。或者說，他滿血復活回歸，一時還不太容易受傷。他一如既往地給妻子和女兒帶回了禮物，這是張仲德最喜歡的場面，他喜歡看我們收到禮物時歡天喜地的樣子，我從小就知道。但蔣來娣很少能讓他如愿，這種時候，我就會充當那個捧場的角色。我一把搶過蔣來娣手里的絲巾盒：姆媽不喜歡就給我，我喜歡。說完沖張仲德來一句：謝謝爸爸！

蔣來娣是不會輕易把絲巾讓給我的：小囡家，哪能用介貴的東西？說完把絲巾奪了回去。她是真舍不得貴重的絲巾被我糟蹋嗎？也許并不是，其實，漂亮的絲巾她也是喜歡的吧？小小的我這么猜測。

這是張仲德最開心的時刻，他會咧開大嘴笑出一連串“哈哈”聲，瘦臉上開出一朵長溜溜的牽牛花，一口七翹八裂的白牙齒幾乎要蹦出牽牛花的喇叭口。

對于張仲德的離家出走，蔣來娣的態度始終令我不解，她只對禮物的價格和實用性提出一以貫之的批評，然而，張仲德出走那么多天，他干什么去了？住在哪里？和誰一起？這些她有絕對知情權的信息，她卻沒有半句提問，至少我沒聽見。也有可能，在我睡著后的半夜，他倆會用他們的方式悄然解決掉彼此的疑慮和矛盾吧？

總之，從小到大，我就沒看懂過這對夫妻的相處方式。張仲德貌似有文化，卻脆弱不堪；蔣來娣農民出身，卻在與張仲德的較量中從不落敗。張仲德雖然經常被蔣來娣欺負，可她無條件相信他對她從無二心，對于丈夫是否愛這個家、是否對她忠誠的問題從不追究，還允許他無緣無故地離家出走。這讓少年的我十分困惑，我甚至懷疑，只要張仲德有足夠的能量，他就可以催眠他的妻子。問題是，張仲德做不到隨時有充沛的能量輸出，這位催眠大師經常處于精神的營養匱乏中，這就造成了他的妻子從未變成他所希望的妻子的樣子。

是的，我的母親蔣來娣是一個頭腦簡單、情感寡淡的人，我一直這么認為。但張仲德不是，他敏感、細膩、文藝、抒情……當我羅列出這些“雅氣”或者“洋氣”兼具的詞語時，我發現，我與蔣來娣產生了同樣的質疑與不屑。這些詞與張仲德并不般配，事實上他只是一個退休工人，他從一個拎著黑色人造革提包上班下班的中年男人，變成了提著環保袋去菜場買菜、去離家八百米遠的月亮灣廣場唱歌跳舞的瘦削老頭。他不再嘗試著做炸豬排和羅宋湯，他最拿手的就是煮一鍋塌塌爛的紅燒菜，喂完蔣來娣吃，再自己吃。他每天下午待在“專用炒股室”里盯著電腦屏幕上的股票指數上上下下一年到頭只虧不賺，他和大街上任何一個市井老人有什么區別？在他身上，我幾乎找不到“雅氣”和“洋氣”的元素。這么想的時候，心里竟泛起些許莫名的辛酸，搞得眼眶有點發熱。也許是同情吧？可我在同情誰呢？同情癱瘓了整整三年的蔣來娣？好像不是。同情老去的文藝青年張仲德？應該也不是。

張仲德什么時候開始不再離家出走了？似乎是在我上高中后，我在成長，他好像也成熟了。誰能想到，活到70歲，他竟重拾舊好，故技重演了，這實在是令我有些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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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見《芙蓉》2025年第4期

【作者簡介：薛舒，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品發表于《收獲》《人民文學》《十月》等刊物。出版有長篇小說《殘鎮》、小說集《成人記》、長篇非虛構《遠去的人》等十余部。曾獲《人民文學》獎、《上海文學》獎、《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獎、《中國作家》獎、《長江文藝》雙年獎等，多次入選《收獲》文學排行榜、中國當代文學最新作品年度排行榜、城市文學排行榜等。部分小說被譯為英語、法語、德語、波蘭語、葡萄牙語發表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