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兩種同名舊籍《蘆蕩火種》，一是京劇版，一是滬劇版。人們說：劇本劇本，一劇之本。與其說當年這兩種戲劇的演出成功，不如說是兩個劇本的編寫出色。距這兩種版本出版已過六十多個年頭了，如今出版業已難尋為一出戲出版薄薄的單行本了。摩撫舊版，甚感珍惜。

先說滬劇版《蘆蕩火種》。此書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于1964年 10月出版，首印一萬八千冊。封面上標示“上海市人民滬劇團集體創作、文牧執筆”。扉頁有“內容提要”，文不長照錄如下：“抗日戰爭時期，我新四軍某部轉戰江南抗擊敵人。在一個戰役結束以后，部隊奉命轉移，留下了十八個傷病員。縣委將掩護傷病員的任務交給了地下聯絡員阿慶嫂。阿慶嫂不顧日寇‘掃蕩’，在當地老百姓的協助下，機智地將傷病員隱蔽在蘆葦蕩中，保存了革命火種。日寇勾結‘忠義救國軍’大肆搜捕，采取了封鎖港口等手段，企圖以斷糧絕援來困死傷病員。劇本由此展開了一場曲折復雜的斗爭，最后這支革命隊伍克服了重重困難，深入虎穴，全殲敵人，獲得勝利。”劇本從《序幕湖邊接應》開始，然后是第一場《軍民一家》到第十一場《甕中捉鱉》，并以五首《蘆蕩火種選曲》結尾。

雖然劇本為集體創作，但執筆者文牧功不可沒。他是上海郊區松江人，原名王瑞鑫，藝名王文爵，從縣立實驗小學畢業后，為生活所迫，只得去城南豐泰和米行當學徒。由于愛戲，十七年那年拜師學滬劇，抗戰期間隨劇團串街走鄉演出，1948年進入丁是娥、解洪元創辦的上藝滬劇團，從演員做到編戲。1953年公私合營后進入市人民滬劇團，成為國家編制的專業編劇。他先后創作及合編了《好女兒》《羅漢錢》《雞毛飛上天》等滬劇。五十年代后期，文牧受電影《鐵道游擊隊》的啟發，想寫一部新四軍抗戰題材的現代戲，他的這一想法與劇團黨支書、副團長陳榮蘭一拍即合，陳馬上找來一大摞部隊征文，文牧從中看到了崔左夫撰寫的一篇報告文學《血染著的姓名——三十六個傷病員的斗爭紀實》，覺得題材好，能出戲，適合改編成滬劇現代戲。這一想法，更得到了劇團領導的支持，立即組織文牧等人去故事發生地常熟陽澄湖畔，他們深入原部隊，進行實地采訪。文牧在創作中，結合自己的演戲生涯，調動生活積累，使劇本體現出特有的江南風光、民俗風情和滬劇特色。原作中的東來茶館老板胡廣興是男性，而滬劇團中旦角力量較強，文牧就把主角改為老板娘阿慶嫂。1959年10月初稿完成，劇名為《碧水紅旗》。一邊投入排演一邊聽取意見，1960年1月底，正式以《蘆蕩火種》為劇名，由丁是娥、解洪元、石筱英等主演，楊文龍執導，在上海共舞臺首演。此后連演多年，已相當成熟，可謂爐火純青，至1964年累計演出580多場，觀眾達八十多萬人次。正如文牧所說：一出劇的成功，劇本“要通俗，生活化，也要生動，有文采”。晚年，文牧在病榻上，還對好友沈鴻鑫說：“等身體好些，希望重返蘆葦蕩體驗生活，寫一部《蘆蕩火種》的續集。”可惜，他因病去世，未及完成這一愿望。

再說京劇版《蘆蕩火種》。封面上在“汪曾褀、楊毓珉、蕭甲、薛恩厚改編”一行字下，有“根據文牧編同名滬劇改編”字樣，這就把京劇本的來源說清楚了。作為北京京劇團的專業編劇，汪曾褀的名字本來排在改編者末位，不知什么原因又調換成第一了，而后面三位都是來頭不小的人物。楊毓珉曾是汪曾褀1942年昆明西南聯大的同學，又一起發起成立學生劇團“山海云劇社”。解放后，楊在北京文化處主管戲劇工作，從汪曾褀在新華社工作的夫人施松卿那里得知，汪曾褀在武漢的一所中學任教務主任，夫妻兩地分居。楊向原西南聯大校友、時任文化處副處長的王松聲建議，很快就把汪曾褀調到了北京文化處，任屬下《北京文藝》《說說唱唱》的編輯。可是不久，汪曾褀下放到張家口農科所勞動。1962年，時任北京京劇團藝術室主任的楊毓珉，接到汪曾褀的來信，說右派已摘帽。楊找到劇團黨委書記薛恩厚、副團長兼導演蕭甲，獲得同意，經報市人事局，把汪曾褀調回北京，任京劇團專職編劇。可以說，汪曾褀兩度逆境逢生，楊是汪的貴人。

汪曾褀在1956年寫過第一個劇本《范進中舉》，上演后得了北京戲劇會演劇本獎。進劇團后，他寫的第一個劇本是《王昭君》，可惜上演了四五天后就停了，連劇本也沒留下。

京劇版《蘆蕩火種》的《前言》中寫道：“京劇《蘆蕩火種》是根據同名滬劇改編的。滬劇本刻劃了幾個鮮明的人物性格，安排了富于戲劇性的情節，為我們的改編提供了豐厚的基礎。京劇本如果有一點成績，溯本追源，應該首先歸功于滬劇團同志的辛勤勞動。”又說：“我們的改編工作是在滬劇的基礎上進行的。除了對人物、情節作了一些更動之外，主要是為了讓它能適合京劇的演出。京劇不同于地方戲，因此編劇方法也應該有所不同，比如結構組織、人物的上下場、唱和念的作用、彼此的關系、推移、起轉、過渡、銜接。用什么語言念，什么語言唱，如何生活化又戲曲化，本色和當行，工整和參差，守格和破格，以及平仄抑揚。浮聲切響，這都是搞現代戲的新的課題。”這就把改編的作用作了簡要說明。很顯然，這樣的文字表述，既謙遜實在，又十分內行，當出自專業編劇汪曾褀之手。

1963年5月，北京京劇團將滬劇《蘆蕩火種》改編成現代京劇。據楊毓珉回憶：“改編《蘆》劇僅用了十天左右，集體討論分頭執筆，但其中主要場次，如‘智斗’、‘授計’都是汪曾褀寫的，他的唱詞通俗易懂，合轍押韻，舒展貼切，而且極口語化。”以《智斗》中阿慶嫂的唱詞為例，滬劇是這樣的：“擺出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砌起七星爐，全靠嘴一張。來者是客勤招待，照應兩字談不上。”京劇唱詞：“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有什么同詳不周詳！”后來曾有關于京劇署名權的紛爭，只要看看兩種劇本中的唱詞，就可知曉。汪曾褀曾在《用韻文想》中說：“唱詞是戲曲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寫好唱詞是寫戲曲的基本功。我們通常所說的一個戲曲劇本的文學性強不強，常常指的是唱詞寫得好不好。唱詞有格律，要押韻。我寫的‘人一走、茶就涼’，就是在韻律的推動下，自然地流出來的。我們應該鍛煉自己的語感、韻律感、音樂感。”這是汪曾褀作為劇作家的經驗之談。從滬劇到京劇，是改編不是創作，主要情節、人物等，當然不會差得離奇，甚至汪曾祺覺得原劇中的好唱詞，也適當予以保留，這是對原作的肯定。但因劇種不同，對唱詞的要求也會不盡相同。

由于滬劇《蘆蕩火種》在上海等地的演出成功，文化部特意安排滬劇團于1963年12月進京演出。借此機會，滬劇團與京劇團進行座談交流，之后京劇的劇名從《地下聯絡員》改為《蘆蕩火種》，由趙燕俠、張君秋、譚元壽等主演，蕭甲、遲金生執導，從劇本到表演，都有了很大提高。1964年3月底，北京市主要領導審看了此劇，在給予高度評價后，當即批準此劇對外公演，連演一百多場，盛況空前。《北京日報》為此專門發表社論及相關評論文章，反映了觀眾的喜愛之情。四月，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等觀看此劇后，也給予了高度評價。京劇團聞此歡欣鼓舞，京劇《蘆蕩火種》就此定稿，劇團一邊加緊排練，以迎接七月份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一邊將劇本交中國戲劇出版社，于1964年6月正式出版，首印一萬冊，出版日期比上海的滬劇本還早四個月。該書從《第一場接線》到《第十一場聚殲》，最后也以幾首京劇《選曲》收官。

至此可以說，無論滬劇還是京劇，南北兩位編劇高手文牧與汪曾褀作為劇本《蘆蕩火種》的執筆者，在充分吸收各方有益意見后，以新四軍在蘆葦蕩堅持抗戰為題材，各擅其長，精益求精地完成了優秀的一劇之本。《蘆蕩火種》的成功演出及劇本的順利出版，為此劃上了圓滿句號。

至于后來京劇《蘆蕩火種》改名《沙家浜》并列為樣板戲之一，196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只署“北京京劇一團集體改編”，以及《沙家浜—主旋律樂譜》一書，197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那都是后話，也許那可以另作一文《汪曾祺與〈沙家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