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十五年來的中國“非虛構”：

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西方的非虛構文學概念便開始被零碎地介紹到國內。不過，非虛構寫作實踐在中國文學界的大規模展開，要從2010年算起。在這一年，《人民文學》雜志開辟《非虛構》專欄并推出“人民大地·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理論評論界也迅速跟進討論。此后，文學非虛構、新聞非虛構、歷史非虛構、素人寫作等多種類型均有亮眼實績，“非虛構”也從一個合法性曖昧不明的新概念，變為文學期刊、文學評獎、創意寫作教程和書店暢銷榜上的固定分類，更延伸出“全民寫作”的時代潮流。

概而言之，十五年來中國非虛構的成就，主要體現為三方面：第一，最早的一批非虛構作品，已產生了廣泛和持久的影響力。《人民文學》2010年第9期刊出的梁鴻作品《梁莊》（出版單行本時更名為《中國在梁莊》）和首期簽約“人民大地·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的李娟，不僅已幾乎成為各類中國非虛構研究的原點與標桿，而且也是當下新鄉土寫作、地方性文學、新女性寫作等熱門討論中繞不開的對象。第二，非虛構寫作與大量重要社會議題形成了緊密呼應，如梁鴻“梁莊”系列與鄉土中國的城市化、《我是范雨素》與“新工人”、《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與“躺平”“內卷”、《我在北京送快遞》與“零工經濟”。非虛構寫作對于當下中國的深情注目與快速反應，使其成為一種極具“當代性”的當代文學。第三，非虛構寫作已探索出一套可被效仿和推廣的寫作模式，如田野調查、數據統計、個人視角等。這一寫作模式原有挑戰傳統虛構文學之意，卻又因其在描寫現實、介入現實等方面的有效性，反過來對虛構文學形成影響，使得當代虛構文學中也大量出現了非虛構文學的特征。綜上，當代中國的“非虛構”是一個在新情境中涌現出的文學新類型，并已呈現出作為新時代的新文學經典的特質。

本期專欄的兩位作者，都通過梳理十五年來中國非虛構寫作的發展歷程，不僅將非虛構視為一種具有特定內涵的文類，更將其視為一種由社會各界力量合作完成的文化實踐。路楊將非虛構寫作視為一種“工作方法”，格外重視不同出身的寫作者在深入社會田野、與他人交談交往和共同生活的過程。這一過程既讓不同人群的差異和區隔變得可見，也讓原本不可見的社會紐帶得以建立，從而帶來大眾經驗與集體情感的擴容。田淼通過細讀魯敏以新聞非虛構為表現對象的小說《或有故事曾經發生》，描繪出21世紀10年代中期以來文學非虛構與新聞非虛構之間的文體糾纏與解釋權博弈，更探討如何以非虛構為界面，打破專業壁壘，直面社會現實。路楊和田淼的文章，都不約而同地談及非虛構寫作的本土資源。路楊看到，非虛構影響力的擴展，重新激活了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深入生活”“到群眾中去”等創作機制和群眾文藝運動、工農兵寫作運動等實踐；田淼則將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中國新聞界的“特稿”與“深度報道”視為當下非虛構寫作的重要前史。在中國，非虛構寫作走過十五年之際，他們的發現提醒我們：是否可以總結出一種“中國的”非虛構傳統？

羅雅琳

中國社會科學院

2010年，《人民文學》雜志開辟《非虛構》專欄，同年推出“人民大地·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在文學領域正式開啟了非虛構寫作的潮流。這一來自權威文學期刊的命名與組織，以及此后一系列非虛構文學作品的問世，如梁鴻的“梁莊”系列、慕容雪村《中國，少了一味藥》、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李娟《冬牧場》等作品的刊發與出版，既在讀者接受和文學批評領域引發轟動，也推動了“非虛構”寫作理念的傳播。此后，這一在狹義上來自20世紀美國的圖書分類以及20世紀60年代“新新聞主義”熱潮的寫作樣式，在接下來的十五年中，也逐漸成為當代中國讀者的閱讀經驗與文化生活中不容忽視的重要類別。在中國語境中，“非虛構”最初命名時在文體識別上的權宜性與包容性，也在此后跨領域、跨學科、跨媒介的多元實踐中，生成了觀念與形式上的創造性。與此同時，依托移動互聯網的技術發展與新媒體平臺的內容生產，非虛構寫作產生了大量具有代表性和話題性的作品。如《我是范雨素》這樣近于現象級事件的作品，其作者的階層身份、命運與文學實踐所觸發的公共議題，也在輿論場中引發熱議。時至今日，非虛構寫作因其強烈的公共性與社會性關切，以及將經驗現象問題化、歷史化的方法意識，特別是打破專業壁壘、尋求普通人的自我表述的平等訴求，已使其成為文學、新聞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諸多領域共同關注的一種重要的文化實踐。而在長期以來圍繞非虛構寫作的諸多論爭中，有關“真實”與“虛構”、“自我”與“他者”、“旁觀”與“介入”、“文學”與“非文學”等問題的爭辯，也折射出內在于當代中國的社會狀況及其現實感知的一系列結構性問題。質言之，非虛構寫作在各個文化領域不同的表現形式，生產與傳播的不同媒介，創作主體在身份、動機、姿態上的多元性，及其與讀者接受層面的聯動性，也共同構成了一種整體性的時代癥候。

一、問題的提出：為什么是“非虛構”？

2018年10月，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舉辦了一期主題為“跨學科視野下的非虛構寫作”的工作坊。在人文社科研究者之外，參與者還包括新聞媒體從業者和非虛構作家。有意思的是，在這場跨界對談中，多位發言人雖然在專業領域和閱讀偏向上各不相同，但在談及有關非虛構的閱讀選擇時，不約而同地對以小說為代表的虛構文學表達了失望。如作為當代文學研究者的劉大先就談到，“相比虛構作品，我更愿意看非虛構的，因為現實生活的‘狗血’、戲劇性甚至超越了作家們的想象力”。在想象力的匱乏之外，來自“界面新聞”的記者張瑩瑩提供了另一重觀察。她回溯了自己曾經作為小說讀者，遭遇的一次具有轉折性的閱讀體驗：“2013年我讀到余華的《第七天》和格非的《春盡江南》，當時這兩本小說就引起了眾多爭議，尤其是《第七天》，照搬了多起新聞事件，看完后我強烈地感受到：小說已經很難把握住社會現實了，閱讀視野也不得不隨著時代的變化從虛構轉向非虛構了。”與之相呼應的是《中國藝術報》記者張成的判斷：“《第七天》《天注定》，還有《小偷家族》，其實都是新聞的拼貼，但如果把新聞寫作放到整個泛文本比較當中去研究，我們會發現它不如真實的生活精彩。……如果用新聞拼貼的方式去組成虛構的文本，它的力量是不夠的。所以我猜想，這兩年非虛構寫作獨立出來、越來越火，或許就是大家對傳統文本的不滿和突破。”［1］這些觀察觸及了一個重要問題，即虛構文學還能否有效地“把握社會現實”？對新聞事件的搬演或拼貼，既透露出虛構文體似乎尚未找到消化現實經驗，對劇變中的社會狀況加以組織或解釋的形式路徑，又意味著新的經驗的確在呼喚一種超越新聞報道的、新的敘事形態。對此，非虛構作家、“真實故事”計劃總主筆袁凌在“小說的想象力”與“非虛構的限知視角”之間發現了一種張力關系：

事實上，小說走到今天面臨的問題正是不受限制，最后反倒什么都沒有了。小說家們已經習慣了在不受限制中任意揮霍想象的自由，以至于想象力與受到限制的實際生活脫離了直接的聯系，變得千篇一律，變得比現實更成熟，更單調，更蒼白。而非虛構寫作在受到視角限制的情況下敘述的生活經驗，借助于它的共情性，反而更能開拓人的情感世界，喚起共鳴。［2］

換言之，與其說虛構文學面對社會現實時的失效是源自想象力的“匱乏”，不如說是由于想象力的“過剩”或“過熟”，使其與實際生活相脫離，反而落入了某種觀念或形式的窠臼，喪失了與真實經驗及公眾感知之間的血肉關聯。事實上，李敬澤在任《人民文學》主編提出“非虛構”這一概念時，即對小說在當下時代狀況中的失效有所察覺，他認為實際上，非虛構是“把有些困擾著我們的問題放到了臺面上：文學如何堅持它對‘真實’的承諾？小說在這個時代是不是在這個問題上面臨極大的困難？”［3］這都提示我們思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整體轉型，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的文學方案隨著意識形態轉換而不斷受到挑戰之后，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關系變得更為多元，但也隨著這一關系的松動，產生了新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非虛構寫作在當代中國的興起并非文學領域的獨創，而是在各個文化領域近乎同步發生的整體性現象。已有年輕的研究者嘗試在文學場域與其他知識場域及媒介環境的互動關系中展開考察，或對作協體制、文學期刊、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界關于“非虛構”的制度性建構做出有益的梳理［4］，或以知識考古的方式敏銳地揭示出，非虛構寫作主體的分化與更新，離不開新媒體平臺內嵌于市場邏輯的內容生產模式，且需要不斷與分屬不同場域的行動者展開協商。［5］實際上，《人民文學》提出“非虛構”概念的時期，也是移動互聯網與新媒體平臺發展的重要階段，這不僅直接影響了新聞出版行業的產業結構轉型，也在社會公眾領域打開了文化實踐的空間。張慧瑜即指出，“2010年，以手機為終端的移動互聯網成為Web2.0時代的網絡基礎，2011年以微信公眾號為代表的自媒體打破了印刷媒體的壟斷，手機App成為移動互聯網應用的主要平臺，‘人人都有麥克風’、用戶生產內容等為互聯網時代普通人參與知識生產和傳播提供了可能性”［6］。也正是在這一物質、技術、媒介發展的基礎上，非虛構寫作得以在文學出版體制或傳統媒體的寫作范式之外，以某種兼具切身性、在場感、當下性與話題性的書寫方式，生產出大量的社會文本。

在如何更有效地“把握社會現實”的問題上，非虛構寫作從文學場域“溢出”并在其他專業或社會場域中的“擴散”，到底帶來了哪些經驗現象的擴容或工作方法上的轉換，是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換言之，如果我們寄望于一種新的寫作實踐能拓展傳統文學創作的現實感知，那么非虛構又帶來了哪些新的問題視野呢？若從創作主體的角度加以分殊，我們或可對不同領域的非虛構寫作呈現的問題意識及其背后的現實結構略作一點梳理。論者大多將中國十余年來的非虛構寫作劃分為文學創作、新聞寫作與素人寫作三類。如果結合創作主體與媒介特征，我們大致可以得到如下描述。

一是文學領域的非虛構寫作。其中既包括文聯、作協體制下的專業作家，如喬葉的《蓋樓記》《拆樓記》、李娟的《羊道》《冬牧場》，都是在文學期刊組織的《非虛構》欄目策劃或“非虛構寫作計劃”活動中完成的；也有非職業作家、有文學專業的高等教育背景，并在高校中從事專業研究的學院派知識分子寫作，如梁鴻的“梁莊”三部曲、黃燈的《大地上的親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王磊光的《呼喊在風中：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除梁鴻的寫作主要依托傳統文學的期刊發表與出版體制外，黃燈和王磊光的寫作則是首先通過微信公眾號、朋友圈、微博等新媒體傳播引發大量關注，再由此反身進入圖書出版的。而上述這些具有代表性的非虛構作品引發社會影響的焦點，基本集中在當代中國城鄉結構變動中的鄉土命運，以及城鄉流動者的社會觀察、自我審視與精神困境。

二是新聞領域依托新媒體展開的非虛構寫作。寫作者多由傳統新聞行業轉型進入新媒體平臺，大多是受過新聞寫作的專業訓練，有著較為豐富的深度調查或特稿寫作經驗，甚至具有社會學、人類學、傳播學等專業背景的媒體從業者。如“真實故事計劃”總主筆袁凌曾歷任《新京報》深度報道部記者，《財經》《鳳凰周刊》《Lens》等刊物的記者、主編、主筆等職；專欄作家、媒體人淡豹，曾先后在北京大學、芝加哥大學接受過社會學、人類學的學術訓練，后加入上海財經新媒體界面新聞下的“正午故事”這一非虛構寫作平臺。2015年，騰訊“谷雨實驗室”、網易“人間”、界面新聞“正午故事”、民間同人平臺“地平線NONFICTION”，以及《南方人物周刊》《時尚先生Esquire》《智族GQ》《單讀》八家媒體聯合發起“中國非虛構作品創作聯盟”［7］。也正是這些新媒體平臺及其寫作者，借助“用戶生產內容”的模式，產生了一批閱讀量達到“10萬+”并引發輿論熱議的非虛構作品。《小鎮做題家：一個211高校學生的命運陷阱》《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平原上的娜拉》《我在北京三甲醫院當陪診師》等選題，聚焦當下社會的諸種結構性問題，如功績社會的價值導向下青年人的困境與出路、平臺經濟對新業態勞動者的精細控制、農村女性的性別處境與精神抵抗，以及性少數群體、罕見病患者、老年人照護等邊緣人群的生活與倫理境遇等等，觸及的是優績主義、勞動關系、性別秩序、老齡化社會、醫療公平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三是素人寫作與普通勞動者的自我表達。這類寫作以家政女工范雨素的自傳性作品《我是范雨素》、打工者胡安焉敘述自己19份工作經歷的《我在北京送快遞》，以及大廠員工張小滿書寫出身陜南農村的母親在深圳務工生活的《我的母親做保潔》為代表，其創作主體并非職業作家或新聞媒體從業者，因此也被稱為與“職人”相對的“素人”。這些普通勞動者大多從事其他行業，有文學閱讀、寫作的興趣與經驗，并通過不同的渠道或平臺接觸非虛構寫作。相比之下，胡安焉與張小滿的寫作更為個體化。對胡安焉這樣有多年純文學創作經驗的寫作者而言，豆瓣寫作小組與黑藍文學論壇構成了他重要的寫作平臺。在進入互聯網大廠之前，張小滿也有在《深圳晚報》《新周刊》從事深度報道的記者經驗，她的早期文稿也得到了豆瓣、“真實故事計劃”等平臺的推介。與此不同的是，《我是范雨素》雖然是經由界面新聞“正午故事”的約稿和發表，成為瀏覽量破百萬的“爆款”文章，但在范雨素背后實則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新工人文學小組的集體實踐。由北京的高校教師、作家、媒體人組成的文學志愿者，通過授課、分享與交流，陸續培養了范雨素、郭福來、李若、施洪麗、苑偉、王成秀、李文麗、萬華山等業余作者。文學小組成員的創作不僅在文學刊物、新媒體平臺上發表，其中九位寫作者的非虛構作品也結集為《勞動者的星辰》一書，由世紀文景出版社策劃出版。［8］這類非虛構寫作引發關注，與其對家政工、快遞員、保潔員等城市底層勞動者及弱勢群體之生存境遇的精細表現有關，雖然其側重點各有不同。如胡安焉在經驗描摹背后其實更關心從“工作”與“自由”的關系角度展開自我的內在探求，范雨素和張小滿的寫作觸及更多的則是城市底層勞動者的可見性、勞動保障與尊嚴問題，以及經濟變革與城鄉流動過程中，不同代際、階層的打工者之間的互照與互看。

綜觀上述三類非虛構寫作，我們會發現這些創作所處理的經驗現象和社會問題大多涉及勞動、性別、階層、家庭與代際，以及城鄉關系、貧富差距、勞資矛盾、生產與消費、公平與效率、平等與尊嚴等問題。而在這些以社會區隔為表征的議題之外，非虛構寫作在理解當代中國的社會狀況時，還往往需要處理歷史和當下之間的關系。記者張瑩瑩在北大的跨學科工作坊中就談到這樣一個問題：“寫作時往往免不了追根溯源，這就要求對歷史有一定的了解，但我們近幾十年的歷史其實是有斷裂的，怎樣去融合這個斷裂呢？前段時間“正午故事”刊發了郭玉潔老師寫的《社會主義女子圖鑒》，郭老師采訪了幾位老太太，她們在社會主義時期受到感召，希望建立更加公正平等的世界，并為此奉獻了幾十年。我跟郭老師討論過這篇文章要怎么寫，寫得太‘過’會變成老掉牙的‘好人好事’，在當下的語境中把她們真正的光環、真正打動人的地方挖掘出來，并且寫得好看，對我們來說還是有一些挑戰的。”［9］這一寫作上的“難題”，折射出的實則是革命史與現代化、前三十年與后四十年、社會主義的革命政治與去政治化的文化邏輯之間的斷裂。具有悖論性的是，在一個“告別革命”的時代語境中，如何理解和書寫這種“感召”和“奉獻”，似乎需要重建一種話語體系，然而面對上述一系列社會問題，又正是對于一個“更加公正平等的世界”的共同渴望，構成了非虛構作品在創作和接受上的驅動力。在這個意義上，如何經驗性地直面這些社會區隔與歷史斷裂，或許正是當代中國非虛構寫作的現實感與問題性的來源。

二、跨界的范式：寫作如何“認識社會”？

非虛構寫作的跨領域實踐及其在傳播、接受上的熱度，傳遞出一種從作者到讀者，都希望通過對經驗現象的描述與分析，重新認識社會現實的普遍興趣。也正是因此，非虛構寫作中包含的在場、觀察、記錄、訪談、深描等田野民族志式的觀念和方法，以及一種互為主體性的文化立場，也成為人文社科多領域、跨學科的知識生產所共享的一種工作理念。即使在文學領域，很多非虛構寫作所展開的現實觀察及其分析方法，也都帶有強烈的社會學、人類學式的眼光。如在梁鴻的“梁莊三部曲”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寫作者是攜帶著大量社會科學的“前文本”回到“梁莊”的。無論是西方人類學家具有奠基性的研究，如詹姆斯·弗雷澤的《金枝》、克利福德·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和政治學》，還是社會學領域以“鄉土中國”為對象的經典著作，如費孝通的《鄉土中國》、閻云翔的《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等等，這些基于田野調查又高度理論化的著述顯然構成了寫作者進入鄉村的知識視野，并使其自覺地揀選了一種更具整體性、結構性的觀察與書寫方式。用梁鴻自己的說法，即“以一種整體的眼光，調查、分析、審視當代鄉村在中國歷史變革和文化變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內在性的廣闊的鄉村現實生活圖景”，采取的工作方法是：“每天，我和村莊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飯說話聊天，對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關系、家族成員、房屋狀態、個人去向、婚姻生育做類似于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調查。”［10］盡管面對某些批評，寫作者有時也并不愿意承認其寫作是“社會學的”［11］，抑或在不同的批評者那里，對寫作者在“文學”與“社會學”之間所處位置的判斷及評價也各不相同［12］，但這些爭議的發生，恰恰說明了非虛構寫作對某種既定的文學范式的打破，以及對一種廣義上的社會科學范式的接近。

事實上，不只非虛構寫作，近年來不少在專業或大眾領域獲得反響的文藝實踐，也體現出一種重新面向社會現實的自覺。在《人民文學》發表非虛構作品《蓋樓記》《拆樓記》十年之后，作家喬葉出版了長篇小說《寶水》并獲得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這部作品雖是以虛構的方式聚焦老家河南的農村現實，但作家觀察鄉村、攝取材料、感知現實的方式卻帶有一種將社會科學的認知視野納入文學虛構的自覺與抱負。喬葉的創作準備兼及“歷史的田野”與“現場的田野”：一方面搜集與閱讀大量有關中國農村的社會學論著及田野調查報告，如李昌平、溫鐵軍、賀雪峰等學者的研究，兼及地方志、村莊志、地方文史資料與相關新聞報道；另一方面通過“跑村”和“泡村”，既根據全國范圍內的一二十個村莊觀察鄉村建設的整體面貌，同時對河南內部不同區域和類型的三個村莊進行深度跟蹤與在地觀察。［13］與之相應的是，小說的主人公/敘事者也被設置為一個長期生活在村莊里的外來者，以一種人類學家式的觀察與傾聽姿態，向農村的生活世界與現實結構敞開其主體感知。更可貴的是，這一作家/敘事者位置的選擇，使小說中的現實觀察突破了既有的鄉村知識與理論預設，在自我與村莊互為主體的觀照中，呈現出一種關注盲點、意外、差異、悖論和聯系的經驗質感。［14］不獨文學創作，近年來的大眾文化生產也顯現出一種重新把握社會現實的愿望。《山海情》《山花爛漫時》等熱播電視劇在內容取材上轉向現實中的社會變革與真人真事，在創作方式上則呈現出一種扎實刻苦的創作姿態與生氣淋漓的現實主義手法。入圍第7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劇集單元的迷你劇《平原上的摩西》聚焦20世紀90年代東北的社會狀況，選取的是一種影像民族志式的拍攝手法與影像風格。影視改編也開始對準非虛構作品，由李娟《我的阿勒泰》改編的同名迷你劇，在制作過程中特別強調實地采風與文化細節上的咨詢和求證，力求真實地表現“當地的民族文化和生活狀態”［15］，致力于講述“游牧文化與現代文明”在代際和文化上的沖突［16］，這使其在與風景、鄉愁、療愈相關的美學追求之外，確實包含了一種人類學式的影像表述意圖［17］。與此相應的是，在觀眾和批評家那里，這些作品對于“真實”的再現效果如何，也構成了評價甚至爭論的焦點。我們或許可以說，這些文藝實踐從創作到接受，都開始顯現出對一種“非虛構性”的追求。這種“非虛構性”并不是對新聞報道、人物原型或歷史資料的簡單拼貼，而是如何用一種結構性的問題視野與社會關切，整合經驗性的現實感知與豐沛細節，并進一步內化為敘事、影像層面的美學形構。

非虛構寫作的跨學科屬性，也使其成為不同專業的學術研究領域共同關注的實踐方式。文學、新聞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領域的學者除了在學科內部展開討論，也以學術組織的方式主動尋求跨學科對話。如《探索與爭鳴》雜志以“非虛構寫作與非虛構中國”為主題組織跨學科系列論壇，推動文學與社會學、歷史學關于非虛構寫作的對話，于2021年至2022年刊發了系列成果《非虛構寫作與中國問題：文學與社會學跨學科對話》和《非虛構寫作與中國記憶：文學與歷史學跨學科對話》。從中可以發現，以非虛構寫作為中介，不同學科的研究者都表現出一種學科反思的自覺與相互借鏡的努力。特別是在關于如何重建專業領域的知識生產面向社會的公共性與有效性這一問題上，各個學科的發言都傳遞出類似的焦慮感。值得注意的是，就現當代文學研究而言，這種“朝向社會”的興趣并不局限于非虛構研究，在最近十余年來的文學史研究中，實際上已經構成一次強勁的范式轉換。以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中國當代史讀書會”提出的“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為代表，新的研究范式關注的是文學實踐如何深入社會肌理，關心的是“歷史中的人”與“社會中的人”。2024年出版的“新解讀”系列研究作為這一范式下的代表性成果，既重視人在歷史中具體所處的倫理關系、人際網絡、道德處境和情理選擇，更強調人群在社會中共享的“社會經驗、情感經驗、心理意識、價值感”，并尤其看重人在介入社會的過程中的身心安頓問題。［18］在實踐方式上，讀書會成員在研讀原始文獻、開展跨學科研究的同時，持續十余年以田野調查的方式進入研究對象所處的地方社會現場，并非將文學研究直接與田野調查相對接，而是嘗試“打開文學與歷史—社會—現實的復雜關系，體察文學如何在諸多復雜關系中生成感覺意識”［19］。與這一范式轉換相關，在文學批評領域，亦有學者開始自覺地借鑒人類學、社會學的反思性概念或工作方法，對非虛構寫作或具有“非虛構性”的文學創作展開批評。如李音就從社會科學研究對田野作業本身的反思出發，指出鄉土非虛構寫作對田野調查方法的粗淺使用可能帶來的瑣碎化、微觀化、局部化等問題，而如何在寫作中“形成真正的認識，擺脫社會科學和文學各自的陷阱”，則需要發掘新的理論性與文學性，從而“重塑鄉村的詩學”［20］。又如鄧小燕關于梁鴻、喬葉等人的研究，一方面辨析知識分子返鄉書寫背后農村社會學近二十年來的發展在整個知識界引發的影響和討論，另一方面則結合自身對鄉建派實踐的參與和觀察，對小說處理的原型村莊展開實地調研。［21］這些批評方式同樣蘊含著從文學研究和社會科學方法出發的相互觀照與省思。

在新媒體場域中，非虛構寫作與社會科學視野之間的關系甚至更為直接。事實上，與近年來依托新媒體平臺展開的非虛構熱潮相伴隨的，正是以項飆、上野千鶴子、韓炳哲等學者的著述或言論為代表的人類學、社會學、哲學與社會批判話語在移動互聯網上的廣泛傳播。在“界面新聞·正午”“谷雨實驗室”等新媒體平臺推出的大量非虛構寫作中，項飚的“把自己作為方法”、重建“附近”、尋找“生命力”等主張，韓炳哲的“妥協社會”“倦怠社會”“透明社會”等概念，以及上野千鶴子的“厭女”“恐弱”“無償勞動”等女性主義論述，常常被作為重要的理論資源，為個體或群體性的經驗現象提供解釋框架，以及批判或抵抗的思想路徑。項飚在現實觀察中創造的諸種鮮活的概念，與韓炳哲針對當下社會狀態的一系列通俗化的命名，包括上野千鶴子引發熱議的自媒體對話事件，也使援引這些論述的非虛構寫作以一種“流行社會學”或“大眾哲學”的面貌進入讀者的視野。又或者說，新媒體平臺對這些知識人及其知識表述的推介，與非虛構寫作將其作為某種知識前提展開的社會剖析，本身就是同步展開且相輔相成的。與此同時，社會現實中的新現象、新問題及其在日常經驗中的日益凸顯，也使其同時進入媒體觀察和學術研究的視野當中。如平臺經濟、數字勞動以及快遞員、外賣員、網絡主播等新業態從業者的勞動狀況，既是社會學、傳播學研究的學術議題，也是新媒體的非虛構平臺進行深度調查的重要題材，同時，這些勞動者的自我表述也會經由媒體的發掘和推介，同步進入公眾視野。［22］換言之，出于對同一社會現象或現實問題的關注，專業研究者、新媒體與普通勞動者從理論、調研、經驗等不同維度出發，在一種共享的非虛構理念之下，形成了寫作與傳播上的密切互動。這也使一種廣義上的非虛構寫作在專業領域、媒體領域和公眾領域，形成了一系列彼此參照、互為注釋、能夠相互打開的文本集合，豐富了甚至是補全了我們對于某些邊緣經驗與社會問題的認識。

總體而言，跨領域、跨學科的非虛構寫作背后，有著共同的知識范式與理論關切。整個知識生產領域從問題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轉向了對“社會”的認識。無論針對何種對象、經由何種路徑，范式轉換的核心都在于如何認識和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經驗、結構與問題，以及如何在國家、社會、個體及群體的互動關系中，重新把握“人”的境況、行動與可能。在這種整體性的轉向當中，非虛構寫作成為了一種具有中介性的文化實踐空間，激發并容納各個專業領域的自我反思與調整，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種使知識話語進入社會視野與公眾認知的可能。對于讀者而言，在一種亟待對當下處境加以觀察、識別、命名和反思的時代語境下，人們越來越需要一種能直面社會狀況、發現并解釋問題的知識實踐，來應對自身所處的結構性困境。事實上，在社會區隔和歷史斷裂之外，非虛構寫作面對的也是與之相關的另一重問題，即知識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距離。由此，以非虛構寫作為表征，上述知識范式的跨界實踐如何在重新介入社會的過程中，重塑當代中國人的經驗模式與社會感知，以認識并克服這些距離、區隔與斷裂，也就成為了新的問題。

三、重構社會感知：“重新連接”如何可能？

在學術界以非虛構為主題的跨學科對話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專業研究者從學科反思的角度出發，談及非虛構帶來的啟示。社會學研究者田豐就曾談到“社會學學科自身的窄化需要我們以新的方式往前突破，而非虛構可能是一個可以提供動力的路徑”，而面對專業研究在公眾視野中的“缺席”，他直言“我們需要‘出圈’”［23］。事實上，以非虛構寫作為中介，不同文化場域的實踐者也在主動尋求“破圈”的可能，以重建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關聯。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聯合《人物》、《新京報書評周刊》、“新周刊·刀鋒時間”、“財新mini+”、“正午故事”、“看理想”、“澎湃翻書黨”等媒體，共同發起“不一樣的社會觀察”懇談會，自2021年至今已經舉辦了五季。每季活動大多由社會科學領域的知名學者領銜，通過新媒體平臺的傳播，在線上面向社會征集選題及文稿，入選者則以懇談會的形式展開面向大眾的線下論壇，進而遴選出“優秀選題”予以寫作基金、學術發表、簽約出版等方面的支持。從征文入選者來看，寫作者以來自全球高校的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法學、新聞傳播、文學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或在讀研究生為主，也包括從事深度報道的記者、編輯等媒體從業者，以及少數素人非虛構寫作者。征集范圍涉及社會學、人類學及相關學科，題材上要求“立足中國社會，話題性突出，體現社會關懷”，寫作樣式上則面向學術論文、學位論文、研究專著、雜文隨筆、深度調研報告、非虛構作品等多種形式敞開。［24］征稿啟事給出的樣稿以及后續發布或出版的作品也是如此，既包括《基于死亡敘事的醫療社會生態分析》（景軍）、《芝加哥舞女、中國洗衣工與北平囚犯：都市中的陌生人》（杜月）這樣的學術論文，《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田豐）、《懸浮：異鄉人的都市生存》（嚴飛）這類采用社會學寫作方法的田野筆記或觀察隨筆，也包括《我們與教育的距離》（岳飛，“正面連接”公眾號）、《在富士康熬社保的女工們》（謝紫怡，“每日人物”公眾號）等新媒體上的“10萬+”文章，以及《張醫生與王醫生》（伊險峰、楊櫻）、《鹽鎮》（易小荷）、《樹兒：我的女兒來自星星》（朱矛矛）這樣的非虛構作品。在這類規模較大的系列活動之外，在不少非虛構作品的圖書推廣環節，出版社、新媒體平臺或讀書類自媒體也會邀請寫作者（如范雨素、胡安焉、張小滿）、專業研究者（如張慧瑜、呂途、莊家熾、項靜、張秋子），以及記者、編輯、播客主播（如燕舞、甜菜）等，共同參與各類線上或線下的對談、共讀活動。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文化實踐尋求的不只是學科之間的跨界，也是以資源整合的方式，力圖實現知識生產、傳播、接受等場域中的聯動，將傳統出版業、融媒體、新媒體、學術研究者和素人寫作者集合在一起。在運作機制上，這類活動將線上閱讀與線下分享相結合，選擇書店、咖啡館等城市消費空間，以面向都市讀者的文化沙龍形式向大眾敞開，將精英化的、小圈子里的學術研究或思想交流，改造為有吸引力的、能夠進入公眾視野的文化活動，也是在以現實中人與人、面對面的碰撞，嘗試拉近知識生產者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距離。

需要指出的是，這類文化實踐的跨界聯動雖然具有明確的“破圈”意識，但就其受眾而言，仍是以生活在都市，接受過大學教育，能夠熟練使用互聯網，有閱讀能力、知識興趣和思考習慣的讀者為主要對象的。而非虛構作品聚焦的對象群體如外賣騎手、快遞員、家政工、保潔員、農村女性、三和青年、流水線工人等，包括范雨素、胡安焉這樣從事底層勞動的寫作者，與文學、媒體、學術領域的非虛構作者，以及中產階層或白領階層的讀者之間，都存在階層上的差別。然而，非虛構寫作正是在不同群體的意識、經驗、關系等多個層面，展現出一種打破區隔、重建關聯的實踐性。

一方面，非虛構寫作所秉持的“文化的互為主體性”（cultural inter-subjectivity）理念，在“以自己為方法”將個人經驗問題化的同時，也帶來一種在自我與周圍世界的互動中，“以他人為方法”的可能。尤其在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進程中，個體競爭加劇帶來的高壓，與一種高度自我關注的、個人主義的文化語境相伴生，導致個體在日常實踐中似乎越來越難以與他人及他人的世界發生真正切身的關聯。而非虛構寫作深入社會田野的工作方法，及其對他人生活的深細描摹，則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個體為本位的經驗模式與認知方式。尤其在文學領域和素人寫作中，非虛構作為一種個體化寫作，處理他人經驗的過程也往往伴隨著寫作者自我感知的曲折變化。換言之，非虛構寫作形成并組織社會感知的過程，也為新的主體意識的形塑提供了契機。也只有在這種新的自我意識下，他人的生存處境與社會關系網絡、行為邏輯與道德選擇、理性思索與情感反應、對事物的感受與判斷、在具體情境下的計算與妥協、堅持與抗爭，以及精神生活中的諸多面向，才有可能擺脫某種獵奇式的窺探或景觀化的書寫，使一種“作為主體的他人”在文本中浮現，真正豐富我們關于社會的認識。

另一方面，非虛構寫作也在分屬不同階層的寫作者、被書寫者及讀者之間形成了某種經驗與情感上的連帶感。張小滿《我的母親做保潔》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頗具層次感與啟發性的案例。與其他非虛構寫作不同，對于張小滿而言，引發其寫作興趣的并非陌生人，而是與自己有著深切的血緣與親情關系，但又不乏矛盾與沖突的母親。張小滿將這段共同生活與寫作的經歷，視為一次“重新連接”［25］的契機。正是借助這位陜南農村母親的“眼睛”，在深圳工作、生活的女兒開始真切地進入母親的工作空間和人際網絡，不僅經由對保潔員群體的觀察，記錄下一個超級大都會的“垃圾”產業鏈條上不同工種的勞動者生活，也在母親與其服務對象的交集處，觀察到公務員、金融從業者、公司白領等不同階層的人群。這使其寫作呈現的不僅是底層勞動者被壓榨、剝奪和漠視的苦難經驗，也會特別聚焦母親與不同階層的個體之間的短暫交往或細膩牽絆。除了讓處于都市底層或邊緣位置的群體經驗變得“可見”之外，這一寫作還呈現出兩重認識性的動力機制。一是“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出身”［26］。為了理解自己和母親在生活上的分歧和沖突，張小滿對母親深圳務工經歷的敘述，是和追溯母親此前的鄉土勞作與城鎮打工生活相伴隨的，其中也夾雜著自己從農村到城市、從兒童到青年這一流動中的成長經驗。這一回溯與追認的過程使其意識到：正是父母在城鄉之間艱辛的勞動，為兒女在大城市接受教育、工作、生活、消費提供了支撐；而與西北農村的日漸凋敝和人口外流相伴隨，也正是農村不斷向城市輸送的勞動力，支撐著這個東南沿海大都會的迅猛發展。二是“誠實地面對母親的保潔員工作”［27］。通過母親的講述，張小滿得以了解到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對于“潔凈”的極致追求，是如何通過不同層級的單位之間森嚴的等級關系與技術化的管理方式，將勞動者納入一整套規訓系統當中，以嚴密的監管、大幅度剝奪個人時間、無休止的重復勞動，維系著城市的運轉。而張小滿自身工作的高壓狀態，以及母親對寫字樓里的年輕人職場壓力的觀察，又與保潔員群體在規訓與過勞中掙扎的處境，不斷形成一種跨階層的映射與經驗性的共鳴。這些輾轉的認識過程，使張小滿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在社會這個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漸意識到，我和他們有一樣的來處。我雖然做的是白領工作，但我們仍處在同一個階層”——“他們也是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我們”［28］。事實上，這種感受也在讀者反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和回應，互聯網與新媒體為閱讀提供的互動性，也使一種超越個體經驗與階層視域的共情機制成為可能。［29］在“豆瓣”這類圖書影音社區網站或“微信讀書”等移動閱讀App上，我們會看到大量讀者在閱讀胡安焉、張小滿的作品時，不斷被喚起相似的個人經歷或家庭記憶。對這些大多屬于白領階層的讀者而言，書中打工者的經驗并非他者化的：“他們”與“我們”之間既可能存在生存空間、代際經驗或日常互動上的牽連，也讓“我們”辨認出在一個資本全球化與后工業時代的勞動力市場中，與“他們”相類似的位置感、異化感與不穩定性。

饒有意味的是，上述這種在自我意識和階層認識上的聯結感，正是在關于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消費與生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等一系列社會區隔的辨認過程中逐漸生成的。通過非虛構寫作，情感區隔背后的深層結構得以重新浮現，在可見的階層分化的背后，那些不可見的社會紐帶也得以被重新感知。正如張小滿在前言中所說：“我們母女的對話總是有著長長的似乎無法跨越的裂縫，但并不妨礙我和她對話”，因為這是“一條我們母女共同在走的路”［30］。這一對話從區隔開始，但最終也是在對話中形成了深切的連帶感。其中所昭示的正是在當代中國城鄉流動與階層重組的歷史過程中，以母親和女兒為代表的兩代城市打工者，前后相繼且內在關聯的際遇與困境。面對這些區隔，這一寫作在實踐機制層面還提供了另一重啟示。如正文最后附上的《媽媽的話》和兩篇后記中呈現的那樣，母親春香實際上構成了這部作品的另一個“作者”。一方面，書中這個超級城市少為人知的“B面”，正是經由母親主動地觀察和言說才得以呈現。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深圳”［31］一同彰顯的，還有母親從一種自覺、敏感的自我意識出發，對自身的工作境遇、人際關系、城市生活的特點及其變化的深細觀察與鮮活表述。面對自我和城市，母親及其身邊的許多勞動者都表現出一種認識、思考和表達的愿望與能力。他們有對于自由、公平、信任、尊嚴等價值的堅持，也懂得如何“守住自己的立場和節奏”［32］；面對從事相近工作的勞動者會產生自覺的階層認同和情感羈絆，也會對城市中其他階層的人群有自己的判斷和理解；有對美好生活的熱愛、追求和規劃，也會為技術發展對未來勞動形態的巨大改變抱有憧憬或隱憂。也正是母親身上這種活躍的主體狀態調動了張小滿的觀察興趣，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寫作的位置和敘事選擇。［33］另一方面，這本書在現實性的寫作層面，也是以一種母女“合作”的獨特方式完成的。在觀察、體驗、表達等多個層面，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合作與互動：母親向女兒分享自己的見聞、發現與感想，女兒則在傾聽和記錄的過程中“補充提問，并鼓勵她繼續觀察”，也跟隨母親參與她的勞動過程和人際交往；在形成敘述時，女兒將每篇初稿打印成大字紙本請母親批評，識字不多的母親則通過小聲默念、猜測聯想等方式加以理解，提出修改和補充意見，女兒再加以反饋，“讓她多留心哪些細節、哪些人”；在語言表達上，女兒以“寫一本媽媽也能讀完的書”為目標，母親則以其愛交朋友的交際能力和愛講故事的表達天賦，直接為寫作提供語言質料，“這本書中的很多‘金句’，就是從她嘴里直接‘搬’過來的”。［34］由此，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寫作者與文化程度不高的勞動者也同步展開了對自我和社會的重新感知與認識，完成了一個自我教育、情感聯通與共同成長的過程。同時這一家庭內部的、個體性的寫作經驗也會讓我們聯想起：在北京皮村工人之家的新工人文學小組，這種合作式的寫作有著更具主動性和組織性的實踐形式。高校教師、作家、媒體人等志愿者的授課與分享，既在制度的“缺席”地帶為打工者提供了自我認識與表達的文學資源與技術輔助，也構成了一種打破階層區隔，在不同的個體與群體之間搭建現實關聯的社會實驗。當被表述者真正開始自我表述時，非虛構寫作也使我們看到，所謂對自我和社會的感知能力并非專業人士或知識分子的專利，而是能夠在普通勞動者身上得以發掘、呈現，并訴諸自我書寫實踐的。

在張小滿與母親內含沖突與區隔的代際經驗背后，也關聯著如何認識歷史斷裂的問題。在記述母親及其工友的個性、生活與人生之路時，某些看似遠去的時代經驗或文化記憶也會在對當下的敘述中不斷回返。在母親、木蘭阿姨這樣的“紅火人”那里，我們看到的是她們像李雙雙一樣勤勞、干練、熱情、勇敢的人格，年輕時在村里插秧、收稻、搞基建、修橋梁、修水庫，樣樣能干；聽到她們打掃衛生時唱出的是《瀏陽河》《赤腳醫生向陽花》的歌聲，木蘭年輕時在村里的宣傳隊，“婚喪嫁娶，她都被請去唱歌”［35］。面對工作中不平等的對待時，我們也會看到母親的憤怒和她的價值認同：“誰給他下的命令，讓他可以說罰錢就罰錢？我們勞動人民是光榮的，我們刷馬桶掙的錢是光榮的錢。”［36］這提醒我們，如果要在當代中國的歷史中更確切地理解個體、家庭乃至階層的處境，也必須面對某些經驗或價值的不可抹除。在創作機制的意義上，當代中國的非虛構寫作在文學脈絡和歷史經驗層面也有著看似遙遠但實則內在的基因與資源。盡管論者大多強調，相比于過去的報告文學寫作，非虛構寫作的提出更重視寫作的個體性而非意識形態性，但這一寫作實踐在實際展開過程中表現出的針對性是雙重的。一方面，非虛構寫作針對的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現實主義寫作陳規，包括報告文學的創作模式，但另一方面針對的也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形成的某種不斷遠離現實政治、朝向文學內部的觀念傳統。對于后一重針對性，梁鴻就相當自覺并曾有尖銳的批評：“就文學本身而言，非虛構寫作激活了文學內部的某種自我禁錮。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學越來越邊緣化，‘文學要回到自身’，其語言、修辭都傾向于內化，而非虛構重新打開了文學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空間，這是文學自身的一次‘反動’，它使得‘文學’這一日漸固化和封閉化的概念再次進行自我修正。”［37］在這個意義上，非虛構寫作對后一種傳統的“反撥”，也在某些方面構成了朝向前一種傳統的“回返”。雖然今天人們對于“真實”的理解和呈現方式已經發生轉換，但也需要承認，非虛構寫作在創作姿態和工作方法上，與社會主義文藝的一系列基本主張與文學傳統之間，的確呈現出深刻的關聯性。回看“深入生活”“到群眾中去”等創作機制，以及群眾文藝運動、工農兵寫作運動等實踐，我們會發現在近十余年的非虛構寫作中，這一文學傳統中的很多機制性的經驗與資源也被重新激活：如知識分子寫作位置的自我調整，認識與改造社會的抱負，將普遍的文化權利平等地賦予更廣大的人群，打破現代市民社會對于人和勞動的精細分工與階層區隔。這也意味著在寫作實踐之外，“重新連接”的愿景更有賴于一整套社會系統的重新規劃與組織，在根本上是以一種尋求平等而非差別、聯結而非區隔，以公平、尊嚴、友愛為訴求的文化立場與政治理念為依托的。

結語

非虛構寫作對于社會感知的介入與重構，既是當代中國不同文化場域的共同趨向，也是文學面對社會變遷與經驗轉型時自我更新的內在訴求。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而言，自我與他人、個體與時代、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一直具有結構性的意義。在今天這一知識生產已經跨領域、跨學科、跨媒介的時代語境下，這些問題也對文學創作者的社會感知與實踐路徑提出了更高的挑戰。面對諸種社會區隔與歷史斷裂，我們如何在宏闊的歷史變革中，具體地走近不同階層、位置、身份的人們，深入其復雜、多樣的意識狀態？文學創作如何既能把握當代中國的歷史結構與社會肌理，也能看到擁有不同處境和視點的個體與人群各自的經驗、情感與命運，成為新的課題。由此出發，寫作者在鍛造自身的文學能力與工作能力的同時，才有可能與我們的時代之間形成一種兼具批判力與建設性的關聯方式，以文學的感性方式與形式實踐，參與構建一種良好的政治設計。這或許也是我們今天要在對“非虛構寫作”展開回顧、思辨的基礎上重新出發的意義所在。

（作者單位 北京大學中文系）

注釋

［1］ 參見劉大先、張瑩瑩、張成的發言，張慧瑜：《跨學科視野下的非虛構寫作》，《長江文藝評論》2019年第1期。

［2］ 參見袁凌的發言，張慧瑜：《跨學科視野下的非虛構寫作》，《長江文藝評論》2019年第1期。

［3］ 李敬澤：《論非虛構——答〈文學報〉陳競》，參見李敬澤《致理想讀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頁。

［4］ 田淼：《創造“非虛構”：2010年代的中國文學場域》，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

［5］ 甘鵬祺：《“跨階層”情感共同體的可能——以范雨素與胡安焉的“素人寫作”為例》，參見王嘉敏、甘鵬祺：《底層說話之后：互聯網時代的底層自我表達》，北京大學本科生科研訓練結題論文，2024年。

［6］ 張慧瑜：《勞動者在書寫：新工人文學小組的非虛構實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2期。

［7］ 魏雪慧：《中國“非虛構”寫作大事記（1980-2021）》，《揚子江文學評論》2022年第4期。

［8］ 張慧瑜：《勞動者在書寫：新工人文學小組的非虛構實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2期。

［9］ 參見張瑩瑩的發言，張慧瑜等：《跨學科視野下的非虛構寫作》，《長江文藝評論》2019年第1期。

［10］ 梁鴻：《中國在梁莊：當代作家與她的故鄉》，臺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2頁。

［11］ 同上，第318頁。

［12］ 如李洱將梁鴻的“梁莊”與費孝通的“江村”相聯系，認為“梁鴻以作家的方式，講述這個時代差序格局的變化”。見李洱：《梁鴻之鴻》，《揚子江評論》2018年第1期。鄧小燕則指出，梁鴻的想象方式是“鄉土文學啟蒙傳統與農村社會學結合的產物”，但這種整體性眼光反而將充滿細節的鄉土生活抽象化了，反而“不能反映鄉村類型與變化趨向的多樣性”。見鄧小燕：《梁鴻論——知識分子返鄉書寫癥候分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10期。

［13］ 參見喬葉：《感悟鄉村》，《解放軍報》2023年1月4日；《跑村和泡村》，《長篇小說選刊》2022年第6期；李喆：《喬葉：誠實地去傾聽，樸素地去寫》，《北京青年報》2022年1月9日；舒晉瑜：《喬葉：永遠保持誠實的寫作態度》，《中華讀書報》2022年12月21日。

［14］ 參見路楊：《當代鄉村書寫的經驗質感 ——論喬葉小說〈寶水〉的寫法與讀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5期。

［15］ 王媛：《〈我的阿勒泰〉背后，那個想要話語權的女人》，“人物”微信公眾號，2024年5月22日。

［16］ 王一、余晨揚：《講述的不僅僅是一個地方的故事——專訪導演滕叢叢》，《解放日報·周末周刊》2024 年7月26日。

［17］ 王都：《劇版〈我的阿勒泰〉的影像傳統與敘事邏輯》，《文藝理論與批評》2025年第1期。

［18］ 賀照田：《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賀照田、何浩主編：《社會·歷史·文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3年版，第18-20頁。

［19］ 陳雅靜：《田野之行：文學研究者的尋“真”之旅》，《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2月18日；深耕人間：《〈田野之行：文學研究者的尋“真”之旅〉編者按》，“深耕人間”微信公眾號，2025年2月26日。

［20］ 李音：《從“實證性”到“文學性”：呼喚一種新的鄉村詩學》，《文藝報》2020年7月31日。

［21］ 鄧小燕：《梁鴻論——知識分子返鄉書寫癥候分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10期；《再造“故鄉”——以喬葉〈寶水〉的鄉建書寫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12期。

［22］ 如傳播學研究者孫萍關于外賣員平臺勞動的研究：《“算法邏輯”下的數字勞動——一項對平臺經濟下外賣送餐員的研究》，《思想戰線》2019年第6期；《如何理解算法的物質屬性——基于平臺經濟和數字勞動的物質性研究》，《社會與科學》2019年第3期；后出版專著《“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7月；社會學研究者陳龍的相關研究：《數字疾馳：外賣騎手與平臺經濟的勞動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人物》記者賴祐萱關于外賣員的深度報道：《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人物”微信公眾號，2020年9月8日；“外賣詩人”王計兵、打工者胡安焉以不同的方式書寫外賣員、快遞員在平臺管理機制下的緊迫的勞動狀態，先后出版詩集與非虛構作品，參見王計兵：《趕時間的人：一個外賣員的詩》，臺海出版社2023年版；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遞》，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

［23］ 參見田豐在《探索與爭鳴》“非虛構寫作與非虛構中國”文學與社會學跨學科論壇第二單元“自由討論”環節的發言，《非虛構寫作與中國問題：文學與社會學跨學科對話》，《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8期。

［24］ 參見《“不一樣的社會觀察”第三季征稿開始！》，“新京報書評周刊”微信公眾號，2023年2月26日。

［25］ 張小滿：《我的母親做保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ⅲ頁。

［26］ 張小滿：《我的母親做保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80頁。

［27］ 同上，第249頁。

［28］ 同上，第249、381頁。

［29］ 關于中產階層讀者閱讀這類底層非虛構作品之共情機制的生成及其感覺結構的演變問題，甘鵬祺的研究有敏銳的洞察。參見王嘉敏、甘鵬祺：《底層說話之后：互聯網時代的底層自我表達》，北京大學本科生科研訓練結題論文，2024年。

［30］ 張小滿：《我的母親做保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ⅴ、ⅵ頁。

［31］ 張小滿：《我的母親做保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1頁。

［32］ 同上，第218頁。

［33］ 康凌的研究也觀察到這一寫作對“分化”的克服，是通過“獲得勞動者的視野”展開的“一次彌合腦體分化的努力”。參見康凌：《分化世界中的勞動者：腦體分工與當代中國的打工題材非虛構——以〈詞典：南方工業生活〉〈無塵車間〉等文本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5期。

［34］ 張小滿：《我的母親做保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1-382頁。

［35］ 同上，第284頁。

［36］ 張小滿：《我的母親做保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8頁。

［37］ 梁鴻：《非虛構寫作的總體思想》，見《非虛構寫作與中國問題：文學與社會學跨學科對話》，《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