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亭畔的神童

黔西南的夏是一種既辣且寒的夏，是一股被群山推涌的無盡波。我揣著一套傳記文學《張之洞》，踏上尋訪張之洞地理文脈的路。他在貴州安龍縣度過的那段童年，究竟發生過什么？安龍現在又如何？一切都在山路十八彎中得到了答案。

安龍招堤的黃昏，荷風裹挾著水汽漫過三百余米的石堤，康熙年間游擊將軍招國遴捐俸修筑的這道屏障，不僅馴服了陂塘海子的水患，更將喀斯特峰林的硬朗與萬畝荷塘的柔媚揉作一幅長卷。西側山崖上的半山亭，像一枚玉印，靜立城市山脊上。

十一歲的張之洞就是在這里，讓《半山亭記》的墨香與荷香一同飄散在安龍壩子的暮色里。“四時之景不同，而觀者亦無窮也”，少年筆下的文字并非憑空而來——從亭中俯瞰，東接海子的波光、西枕山脊的蒼黛、南望天榜山的層疊、北倚街市的煙火，構成了他最初的“天下”模型。這種地理格局的認知，我理解為日后他寫的《勸學篇》的雛形，其中有“知地理者知天下”的喟嘆，而那時，少年的“天下觀”只是流淌在宣紙間。

張之洞的父親張瑛在興義知府任上的身影，是這方地理中最厚重的人文注腳。道光年間的安龍，滇黔桂三省交界的特殊性讓它既是軍事隘口，也是文化孤島。張瑛卻在此“修試院、建義學、增書院”，每月親至書院授課，夜色中“聽夜誦聲瑯瑯，輒燃燭巡視”，燭火的光暈在石墻上搖晃，與學子的誦讀聲一同鑿穿了地理的閉塞。興義府試院的飛檐與斗拱，在喀斯特的灰巖底色上，搭建起儒學的殿堂；“倡置公田”的義倉制度，讓貧寒子弟也能捧起經書——這種在堅硬基底上深耕文化的執著，宛如安龍地下暗河對石灰巖的緩慢溶蝕，終將閉塞的環境釀成思想的涌泉。

難怪少年張之洞能在《半山亭記》中寫出“德及則信孚，信孚則人和，人和則政多暇”的見解。小小的他，曾跟隨父親同去勘察“苗疆”，看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地理分布如何影響治理；當他看見父親摩挲府署里的輿圖，學著辨識興義府與下屬各縣的行政脈絡，也許，地理早已不是背景，而是融入血脈的認知方式。半山亭的石柱上，至今留有當年刻下的《半山亭記》，文字間能讀出一個少年對“無窮之觀”的向往——后來他經略湖廣、兩廣，每到一地必先勘山川形勢，或許正是此刻在安龍壩子上埋下的伏筆。

地名的嬗變

安龍的地名一度讓我迷惑。這是一頁被反復涂改的歷史手稿，每一次墨痕都浸透著權力與地理的角力。

明代永歷帝朱由榔在此建行宮時，取“真龍安駐”之意定名“安龍”，試圖以地名的祥瑞對抗命運的傾頹。城西的“明十八先生墓”，黃土下掩埋的不僅是忠臣的骸骨，更是一個王朝在地理險要處掙扎的殘影——即便坐擁滇黔桂的屏障，終究沒能讓“真龍”安駐。

清軍入關后，“龍”字成了禁忌，安龍被改為南籠，仿佛要將前朝的記憶關進地理的牢籠。直到嘉慶二年，朝廷設興義府，才讓這片土地在行政地圖上獲得新的身份。更有趣的是行政地理的錯位：如今的興義市，當年只是府轄下的興義縣；而府治所在，正是今天的安龍縣。這種空間關系的倒置，似歷史與地理開的一場玩笑，卻藏著中央政權經略西南的深意——通過行政中心的設置，重新編織邊疆的地理網絡。

張瑛任興義知府時，正處在這場地理重構的關鍵期。他處理公務時，有意識地帶著兒子張之洞“早熟官場”——穿行于少數民族村寨，看不同族群如何在山谷間劃分生存空間。那些關于寨老制度、梯田水利的討論，那些對地理邊界與文化認同的觀察，后來都化作成年張之洞治國思想的底色。比如，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寫的“明形勢者明得失”，很可能是來自安龍時期的啟蒙。

地名的更迭從不是簡單的符號替換。

當“南籠”變回“興義府”，當試院的鐘聲取代軍事隘口的號角，地理空間正在被重新定義。張瑛在任上推動的地名規范化，讓陂塘海子、九龍山這些自然地標與興義府試院、珠泉書院的人文坐標相互映照，構成立體的認知體系。少年張之洞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早已懂得：地名是歷史的腳印，每一步都踏在地理的肌理上，而讀懂這些腳印，才能讀懂一個地方的靈魂。

山水之間的改革先驅

離開安龍后，張之洞的仕途成了一部地理探索史。從山西巡撫到兩廣總督，再到湖廣總督，他每到一地，必先做三件事：觀山川走向、查水系分布、訪地方耆老。這種近乎本能的地理考察，源頭正是安龍壩子上的少年時光——在那里，九龍山教會他看地形，陂塘海子教會他察水勢，父親處理布依族、苗族等少數民族事務的經驗教會他辨人文。

在武漢，他將長江的黃金水道化作工業動脈，漢陽鐵廠的煙囪與黃鶴樓的飛檐在江霧中對峙，鐵水的熾烈與楚文化的厚重熔鑄成“中學為體”的基底；湖北織布局的機器聲里，能聽見安龍試院夜讀的余韻——只是此刻的“西學”，成了織機上的經緯。在廣州，他利用沿海優勢開辦水師學堂，珠江口的浪濤與安龍海子的漣漪，在他心中同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載體。在山西，黃土高原的溝壑讓他想起安龍的喀斯特溶洞，都需要因地制宜的智慧，于是推廣新式農業，讓耐旱作物在溝壑間扎根。

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亦是一份安龍地理的隱喻。喀斯特地貌的石灰巖基底，是“中學”的堅守；而溶洞暗河的開放溶蝕，是“西學”的包容。張之洞太熟悉這種地理特質了——安龍的山是堅硬的，卻能被水蝕出千奇百怪的溶洞；安龍的海子是靜謐的，卻能滋養出萬畝荷塘的生機。這種守正與創新的平衡，正是他從地理中讀懂的生存哲學。

細數一下，張之洞在安龍生活的1841年至1849年，恰是他知識體系形成的關鍵期。張瑛“以教化為先，以民生為本”的施政理念，在他心中種下經世致用的種子；試院里兼授的文字訓詁與聲律之學，培養了他對“中學”的根脈認同；而安龍作為文化交融地的特質，又讓他早早懂得“他山之石”的價值。山水之間的改革，從來不是對傳統的背叛，而是對地理智慧的延伸。張之洞在各地的實踐，都帶著安龍的印記：尊重地理的限制，更挖掘地理的可能；堅守文化的根脈，更擁抱時代的浪潮。這種從山水間習得的智慧，讓他在晚清的風雨中，成為一棵根系深扎傳統、枝葉擁抱新知的“改革之樹”。

荷香深處的當代回響

如今的安龍，不再有當年試院的燭火，取而代之的萬家燈火，煤礦的關停讓白鷺重新回到荷塘，它們掠過荷葉的姿態，與張之洞童年所見或許并無二致。招堤上的張之洞雕塑面朝東北，望向北京的方向，似乎說著“夫治國之道，貴在因時因地制宜”。

“因時因地制宜”的智慧，正在安龍續寫新篇。曾經因地理偏遠被視為劣勢的喀斯特峰林，如今成了生態旅游的寶藏；萬畝荷塘不再只是景觀，而是“荷下養魚、荷上觀景”的立體農業樣本。布依族村寨的吊腳樓里，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用古法染布，絲線的顏色取自山間草木，而直播間的鏡頭，正將這份古樸傳向全國——地理的邊界，在數字時代變得模糊，而安龍選擇在堅守中開放，恰如當年張瑛在閉塞中播撒文化種子。

暮色中的半山亭，楹聯“極目千里，問幾輩能挽河山”被夕陽染成金紅。這聲跨越百年的叩問，至今仍讓人心生慨嘆。

尋訪張之洞的地理故事告訴我，真正的大師既能深耕一方水土，又能超越地理局限；既尊重地域特色，又具備全局視野。在這個交通發達卻容易迷失方向的時代，我們更需要這種“扎根與超越”的地理智慧。這，或許就是時代之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