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教師節。當人們在感念師恩之時，或許會聯想到孔子、韓愈、朱熹等許多在中華民族教育領域閃耀光輝的名字。這些被稱為“大先生”的教育家，或開創平民教育先河，或革新理念、躬身實踐推動教育改革，以智慧照亮人們的求知路，傳承中華文明的圣火。

孔子讓平民走進教室

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讀書是件奢侈的事。那時實行“學在官府”的教育制度，教育機構與政府機構合二為一，教師多由官吏兼任。學生學習的內容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但只有貴族子弟才能上學。

就在這時，魯國出現了一位先生，他身邊總是圍滿了前來聽講的人：有穿草鞋的農夫，有推小車的商販，甚至還有無所事事的閑散人員。這在當時堪稱“奇觀”。因為在那之前，教室內根本沒有平民的位置。

這位創造“奇觀”的老師，就是孔子。《論語·衛靈公》記載，孔子的“招生簡章”很簡單：不管你是賣肉的、趕車的還是種地的，只要你想學，都可以來，這就是澤被后世的“有教無類”。他在杏壇設教，收弟子3000人，不分貧富貴賤，只要拿10條干肉作拜師禮，都能成為他的學生。因此他的弟子來自三教九流，背景極其復雜：有出身貴族的南宮敬叔，有住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的顏回，也有“野人”子路，還有坐過牢的公冶長。

孔子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因材施教。《論語》里有這么一個故事——子路問：“聽到道理就馬上去做嗎？”孔子說：“有父親、兄長在，得先問問他們。”后來，冉有問同樣的問題，孔子卻回復：“聽到了就去做。”旁觀的公西華不解，孔子解釋：“子路太莽撞，得讓他慢點；冉有太猶豫，得推他一把。”他的教育不是“一刀切”，而是看見每個人的不同，針對個人情況提供教育指導。

漢代初期，戰亂初平，百廢待興。年輕的漢武帝雄才大略，不滿于現狀，下詔征求治國安邦的良策。各地賢良之士紛紛上書，其中最耀眼、最系統的當數董仲舒的三篇奏疏，史稱“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的第二策是修建太學，建立中國首所中央最高學府。從此，太學總是飄出瑯瑯書聲：博士捧著竹簡授課，學生席地而坐。學生中有穿綾羅的富家兒郎，也有穿布衣的貧家子弟。這正是董仲舒的初衷，他曾對漢武帝說：“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意思是太學是給天下人開的，要配備好的老師，學生只要考上就能學，同樣不分出身貴賤。

這一制度為漢朝培養了大量人才，并且影響深遠。《漢書》載：“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訖于元始……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鑿壁偷光”的匡衡出身農民，卻酷愛讀書。他到富人家做短工，不要工錢，只求借書看。匡衡憑借鄉里推薦被召入太學。在那里，他專攻《詩經》，日夜誦習，學識大進，還在太學的畢業考試中奪魁。他在一次講經中得到漢元帝賞識，從郎中起步，一路升遷。他多次上疏治國之道，深得皇帝信任，數年間官至丞相，封樂安侯，完成了從寒門學子到“一人之下”的跨越。

韓愈怒寫“師者”宣言

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朱熹畫像。

唐代，科舉制度盛行，讀書人紛紛投身科舉，希望通過考試謀取一官半職。然而，當時的科舉考試存在著諸多弊端，只注重文辭的華麗，而忽視了學問的實質。學生們為了應付考試，整天死記硬背一些空洞的文章，缺乏獨立思考和創新精神。與此同時，老師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戰。一些學生仗著自己的家世或才華，對老師不尊重，“恥學于師”，甚至嘲笑老師所教的知識“無用”。在這種教育風氣下，真正有學問、有品德的老師感到十分痛心。

面對這種歪風，時任國子監四門博士（相當于京城國立大學教授）的韓愈，又氣又急。他毅然站出來，寫了一篇石破天驚的文章——《師說》，不僅為“教師”這個職業正名和辯護，也教育了青年，起到了轉變社會風氣的作用。“師者，所以傳道、受（授）業、解惑也。” 這11個字，成為中國歷史上對教師職責最經典、最全面的定義。他說，只要別人有比你強的地方，你就可以拜他為師。學生甚至可以比老師厲害，所謂“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他以孔子為例，說孔子曾向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等人學習過。連圣人都要不斷學習，普通人還有什么理由不拜師？從此，教師的地位得以確立，“不懂就問”成了學習的基本原則。韓愈還提出“業精于勤荒于嬉”的學習態度，至今仍是校園里常見的座右銘。韓愈也成為對后世影響深遠的教育家。

宋代文化繁榮，教育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然而，當時的教育存在著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品德的問題。學生們雖然讀了很多書，但卻不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將所學知識運用到實際生活中。

朱熹就把目光投向了日常德育。他在江西省九江的白鹿洞書院辦學時，第一課不是“四書五經”，而是學習“灑掃應對”——也就是掃地、端茶、待客這些日常生活技能。他常說：“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皆所以為修身之本。”在他看來，掃凈庭院不僅是“活計”，更是“養心”的功夫。真正的學問不是脫離實際的高談闊論，而是在掃地、待人、接物這些最平常的事情里。

他認為教育要“格物致知”，引導學生從日常事務中探究“天理”。據《宋史》記載，他令學生擇“竹尺一枚……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度其長短”，通過實際測量日影，來比較不同地區日影長短的差異。此外，《宋史》也曾記載：“朱熹家有渾儀，頗考水運制度。”其強調科學實驗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朱熹在修復白鹿洞書院后，親手制定了《白鹿洞書院揭示》（又稱《白鹿洞學規》）。這份學規里沒有一個字提到科舉考試、功名利祿，而是告訴學生如何做人。這份《揭示》很快超越了白鹿洞書院本身。公元1241年（淳祐元年），宋理宗親臨太學，“御書《白鹿洞規》賜諸生”，首次把《揭示》確立為官方教學綱領。隨后，理宗再頒詔書，命各州府縣將《揭示》刻碑立石，遍示諸生，使其成了全國書院的“通用章程”。從此，書院不再是“死讀書的地方”，而是“學做人、長本事”的樂園。

王陽明把課堂設到田間

王陽明的畫作流露出在山水田園中實踐“知行合一”的向往。

明代中葉，科舉以程朱理學為唯一范本，“格物致知”被異化為背誦章句，士人“知而不行”成為通病。王陽明正是在這種“文盛實衰”的風氣中，提出“知行合一”以救其弊。

正德年間，王陽明因為上書彈劾宦官劉瑾，被廷杖四十，還被貶謫到當時的蠻荒之地貴州龍場，做了一個小小的驛丞（驛站站長）。那里環境惡劣，瘴癘橫行，語言不通，文化凋敝。然而，他并未沉淪，而是在當地百姓的幫助下，親手建造了“何陋軒”“君子亭”等講學場所，建成了龍崗書院。他和當地人一起生活耕作，白天砍柴、挑水過日子，晚上便和學生圍坐一起，給他們講學。

據《王陽明年譜》記載，王陽明不僅與弟子探討心性義理，還常常走出書齋，走進田間地頭，把課堂設在耕作之間。春耕時節，王陽明帶著幾名學生，來到龍場附近的農田旁。田間，農人正在翻土、插秧，泥土翻涌，水光映天。王陽明沒有帶書卷，也沒有擺講案，而是站在田壟邊，看著農人勞作，開口對學生們說：“《尚書·舜典》里講，浚哲文明，溫恭允塞。這‘浚哲’二字，是說心思深邃、智慧通達；‘文明’，不只是典籍文章，更是人心的光明與通達。”他告訴學生，真正的學問，不是死讀經典，而是要在“事上磨煉”。正如這農人插秧，一株一株，不急不躁，既要用力，也要用心，才能讓秧苗成活、生長、豐收。做學問也是如此，要一步一步踏實地去做，在實踐中體悟道理，才能讓“知”與“行”真正合二為一。

《近溪子集》是王陽明再傳弟子羅汝芳的著作，其中評價王陽明的教學風格時說：“只在日用常行間，親切有味。”他不空談玄理，而是把高深的《尚書》語句，講進農事中，講進每一個尋常日子里。讓學生明白：圣賢之道，不在遠方，而在當下的每一件事、每一次行動中。

李大釗點亮青年“信仰”之燈

1917年，北京大學來了一位新校長——蔡元培。蔡元培給北大帶來了全新的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邀請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新青年》也由此遷入北京；引進胡適當教授，推動白話文運動；同時還聘請辜鴻銘講授《春秋》，尊重其學術專長。面對學生質疑辜鴻銘的辮子，蔡元培回應：辜先生雖留辮，但其學貫中西，尤精《春秋》，不可因形棄才。同時，他廢除校長“一言堂”，設立教授會、評議會，允許學生自主選課、管理社團。

在蔡元培的領導下，北大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成了“思想的搖籃”。陳獨秀在這里發表《文學革命論》，魯迅在這里教《中國小說史》，連毛澤東都去聽過課。

與此同時，李大釗在北大開設《唯物史觀》等課程，還創辦了《每周評論》，用犀利的文字批判舊禮教、宣傳新思想。這份刊物成了青年學生的“思想武器”。1918年，李大釗成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不僅負責文獻管理，更利用這一特殊崗位，接觸、團結和影響了一大批進步青年。這其中就有毛澤東。在李大釗的引導下，毛澤東開始系統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逐步認識到社會變革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先進的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多年后，毛澤東深情回憶：“李大釗同志是我真正的老師，他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陶行知也是近代教育家的典范。1927年，陶行知脫下西裝、離開大學講臺，決定到民間去，在南京老山下創辦了曉莊師范。他帶著學生去農村辦夜校，教農民識字；去染坊看師傅調顏色，學化學知識；去田埂上數青蛙，教生物學。他寫下“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格言，要把學校“種”在田埂上。

陶行知曾經幽默地說：“我不是‘教育家’，我是‘田家’（農民）。”他穿著草鞋，和師生一起開荒種地，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真正結合起來。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教育事業，積極培養教育人才，一批又一批優秀教師不斷涌現，其中有不少人榮獲“人民教育家”的稱號，如中國基礎教育的改革先鋒于漪、致力于國家深地資源探測的黃大年等。

2023年教師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全國優秀教師代表的信中，首次提出“教育家精神”，即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理想信念，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的道德情操，啟智潤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學篤行、求是創新的躬耕態度，樂教愛生、甘于奉獻的仁愛之心，胸懷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這6方面生動詮釋了何為“經師”和“人師”相統一的“大先生”，也為教育家精神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和活力。

從孔子的杏壇，到陶行知的田埂，這些“大先生”用不同的方式做著同一件事：讓教育更公平、更有價值、更有溫度。今天的學生能夠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正是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大先生”的不懈努力。

國外名師

各具特色的西方教育家

在西方歷史中，不少杰出教育家以獨樹一幟的教育理念和深邃洞察，為教育領域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

蘇格拉底：思想的“助產士”

教育的意義，是讓學生“學會思考”，而不是“記住答案”。公元前400多年的雅典街頭，蘇格拉底常攔住年輕人追問：“勇敢的本質是什么？”他衣衫樸素，卻以連續提問剝開表象——不直接給答案，而是讓學生自己“生出”智慧。這種獨特的教學方式，后來被稱為“蘇格拉底式問答”或“產婆術”——他自稱是思想的“助產士”，幫助學生“生出”智慧，而非強行灌輸。這種“產婆術”顛覆了灌輸式教育，讓哲學從廟堂走向市井，其學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后來成了西方哲學的“兩座高山”。

夸美紐斯：讓知識如陽光普照大地

17世紀的歐洲，教育仍是貴族的“專屬花園”。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目睹此景寫下《大教學論》，以“驚雷”之姿掀起改革：提出“泛智論”，高呼“將一切知識教給一切人”，打破階級壟斷；更以《世界圖解》為鑰匙，用圖畫讓知識變得觸手可及。他堅信教育當“遵循自然”，反對體罰與死記，讓學習如種子破土般自然生長。這位“近代教育學之父”提出：教育的使命，是讓每個生命都能“平等地觸摸智慧”。

杜威：讓教育回歸真實生活

1896年，美國教育家杜威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一所實驗學校。他不滿傳統課堂只教死記硬背，決定讓教育回歸真實生活。他讓孩子們在學校開墾菜園種蔬菜，然后自己記錄生長、計算收成、參與買賣。這完美體現了他的理念：孩子們是在解決真實的問題。在這所學校，數學不是紙上的數字，而是田里算賬的工具；科學不是課本里的術語，而是觀察植物生長的眼睛。

蒙臺梭利：用可觸摸教具創新兒童教育

1907年，蒙臺梭利在羅馬貧民窟創辦了“兒童之家”。這里的孩子曾被視為“不可教化”的人，她撤掉刻板課桌，擺上可觸摸的教具：圓柱體插座感知空間，色板訓練視覺，孩子們還自己掃地、稱豆、算賬。蒙臺梭利發現，當兒童自由選擇“工作”時，專注力會自然迸發——有人通過反復穿珠子探索規律，有人凝視沙漏理解時間，讓學生自主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