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孟繁華（左一）、興安（右一）與《草原十二騎手》 主編阿霞（中）在敕勒川草原為新刊拍片

在中國廣袤的文學版圖中，從古代游牧史詩到近現代作家的創作，內蒙古文學創作一直以其獨特的地域文化和深厚的歷史底蘊占據一席之地。

《草原》雜志是全國少數民族地區最早的漢文文學期刊之一，由內蒙古自治區文聯主辦，迄今已經堅守75年，自治區的老中青幾代作家的創作都是從《草原》起步。近日，由《草原》雜志編選的新書《草原十二騎手》出版上市，該書匯集了內蒙古12位中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說佳作。這些作家橫跨70后到00后4個代際。書中作品以開闊的視野呈現了內蒙古大地的風土人情、歷史文化、社會風貌。在著名作家邱華棟看來，中國當代文學中，內蒙古作家以多元的風格和豐富的題材，詮釋了草原文化的時代精神和審美意蘊。

前不久，《草原十二騎手》主編阿霞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分享了她對草原文學的理解與觀念，講述了以筆為馬馳騁在文學草原上的新一代青年作家的創作歷程。她認為，在一定程度上，《草原十二騎手》的出版不僅僅是藝術與情感的表達，更是在傳承多民族文化，反映當地人民在多元文化交融中的和諧共生。

建構起獨具魅力的“北疆文學”景觀

北青報：《草原十二騎手》作品集亮相，作為主編，能否談談選擇“草原十二騎手”這個意象和書名的緣起與立意？

阿霞：“騎手”象征著自由、力量和對遠方的向往，這本身就是草原精神的象征。選擇“騎手”，正是因為它天然融合了內蒙古的精神特質與文學創作的核心品格。這12位作家，可以說是當下內蒙古中青年作家的精銳力量——70后作家海勒根那、拖雷、趙卡，80后作家娜仁高娃、肖睿、阿尼蘇、陳薩日娜，90后作家蘇熱、渡瀾，00后作家曉角、田逸凡、艾嘉辰，4個代際12位作家，他們像“騎手”一樣，在文學的疆域里縱橫馳騁，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獨特的視角和旺盛的創造力。他們不光書寫草原，還有森林、沙漠、鄉村以及都市，帶著各自的地域特色，協同奔赴文學的遠方。

這次出版，也可以看作是內蒙古中青年作家的一次別具意義的“代際接力”展示。希望通過這部作品集，讓大家看到內蒙古文學有著鮮活、多元的當下和充滿可能的未來。期待這片土地孕育的獨特聲音、故事和思考，能更廣泛地被聽見、看見，并且得到認可，匯入更遼闊的中國文學版圖。

北青報：能否介紹一下《草原十二騎士》中作家們的成長背景和風格？

阿霞：這部作品集的出版，也是我們為“新邊地寫作”提供重要研究樣本和作家群體標識的一種嘗試。集子里既有對草原和北疆歷史、游牧和農耕文化的深刻挖掘，也有年輕作家用新視角對當代都市各階層人情感、困惑與突圍的文學呈現。這種代際和題材之間的碰撞本身，也顯現了他們寫作的獨特價值。

比如70后海勒根那，他出生在內蒙古通遼。童年放牧時，他僅有一本梁曉聲的《天若有情》用來反復閱讀，曾因沒錢購買供銷社的《苦菜花》，自行虛構故事講給伙伴聽。他打少年起就走過很多地方，青年時期更是在內蒙古“四處為家”。所以，他的小說里會有草原森林，有沙地戈壁，有鄉村牧區，也會有北方城鎮。這種四處漂泊的命運似乎暗合了其游牧祖先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其創作主題往往融合蒙古族烏力格爾說書傳統與拉美魔幻主義，聚焦草原生態與騎手精神，代表作有《父親魚游而去》《鹿哨》。

80后娜仁高娃出生于鄂爾多斯庫布其沙漠腹地，鄰居都是淳樸的牧民，玩伴是牛馬羊駱駝。小時候太祖母給她講過很多民間神話故事。童年的生活、家鄉的一草一木成為她無法割舍的牽掛，也為她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她堅持以簡練文字挖掘沙窩地人群的沉默溫情，如《草地女人》《門》等。

90后渡瀾出生在內蒙古一個名叫庫倫鎮的地方，庫倫在蒙古語里有著“庭院”的意思。她說：“我的家鄉也的確是個如庭院般美麗的地方，周圍是寺廟，生活節奏很緩慢，這里的蕎麥很好吃。”渡瀾從小受蒙漢雙語教育，她喜歡漢字與漢語書籍，可以“將一張家用電器的說明書，從頭讀到尾”，這份喜愛讓她嘗試用漢語寫作，很快受到關注。她的小說極具包容性，蘊含著悲憫的力量。

北青報：策劃、編選這部作品集的背后，寄托著怎樣的文學設想？

阿霞：“草原騎手”的命名和這本書的編輯出版，源于2013年《草原》雜志開設了“草原騎手”欄目。當時的主編是尚貴榮老師，那一年《草原》全面改版，我提議開設一個專門推薦本土青年作家的欄目。因為當時的內蒙古文壇有點沉寂。我想《草原》需要一個欄目將這些年輕作家團結聚集起來，讓他們亮相文壇。尚主編特別支持。一開始“草原騎手”欄目是“九人聯展”，全年十二期刊物連續推出，其中有廣子、趙卡、拖雷、安寧、娜仁高娃、晶達等。12年過去了，這一批作家依然是內蒙古當下最為活躍的作家，創作質量和影響力穩步提升，已日漸成為內蒙古當代文學的中堅力量。

積極為青年作家提供嶄露頭角的機會，是一個文學雜志的職責所在。當時，“草原文學”新一代青年作家的聲音尚未形成集體共鳴，他們的創作散落在不同平臺，缺乏系統性的展示與推介。作為本土文學期刊，我們意識到需要一個專門的陣地，為那些扎根草原、兼具現代視野的寫作者搭建舞臺，這既是對“草原文學新力量”的一次主動挖掘，也是對時代命題的自覺回應。至今為止，已經有50多位作家從這個欄目走向全國。

2025年，《草原》雜志全年交替推出“草原騎手·00后”和“草原騎手·多文體”欄目，“草原騎手”作為一個文學群體，持續集中呈現內蒙古青年作家文學創作的審美趨向和地域特色，建構起獨具魅力的“北疆文學”景觀。此次推出《草原十二騎手》作品集，既是對12年成果的梳理，更是一次“精神定格”。

草原文學中有一種原生的創造力

北青報：不同代際作家的作品，有哪些差異？是否能體現出草原文學的獨特性？

阿霞：差異很明顯，就像草原上不同走向、不同形態的河流。70后作家，他們的根更深地扎在傳統的土壤里，對草原的描摹往往帶著史詩般的厚重和對游牧文明的深情回望，主題常圍繞草原的變遷、傳統與現代的沖突。比如海勒根那的《巴桑的大海》《請你喝一碗哈圖布其的酒》；80后的作家，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轉型，作品里更多是傳統與現代碰撞下的張力、困惑與堅韌，敘事手法也更趨多元。更年輕的90、00后“騎手”們視野更開闊，他們筆下的草原融入了城市經驗、全球視野，甚至科幻元素，探索著身份認同的更多可能性，語言也更靈動跳躍。

無論哪一代，不管怎么寫，對這片土地的深切眷戀、對自然萬物的敬畏、對生命韌性的歌頌、對自由的追求，還有那種開闊的胸襟，都是流淌在文字血液里的。

北青報：您提到草原文學是一場由“邊緣”向“中心”的文學遠征，這里的“邊緣”和“中心”您是如何定義的？

阿霞：我說的“邊緣”，更多的是文學話語權的位置。過去，“草原文學”常被看作“地域文學”，作品多被貼上“少數民族”“地方特色”的標簽，不常進入主流文學討論的核心。但恰恰是這種“邊緣”，讓我們的視角更獨特——沒有被同質化的創作環境，反而保留了對自然的敬畏與感悟，對生命本真的思考，題材也更貼近土地和人的關系。

“邊緣”和“中心”是相對的，正如評論家興安所說：“邊緣與中心它不是二元對立，而且‘邊緣’對于‘中心’有補充、創新甚至塑造的力量。”換個角度想，草原文學在地理和文化上的某種“邊緣”位置也是優勢——邊緣意味著較少受到某種固定模式的束縛，反而能保持一種野性的、原生的創造力，自由生長。比如渡瀾、曉角這些更年輕作家的“橫空出世”或“一鳴驚人”。

北青報：您認為哪些關鍵事件、作品或人物，標志著草原文學開始突破地域限制，引起更廣泛文壇和讀者的關注？

阿霞：《草原》雜志75年的堅守，無疑是最重要的基石，郭沫若題寫刊名，茅盾、老舍等大師為我們題詞鼓勵，賦予了它高起點和深厚底蘊。

瑪拉沁夫、納·賽音朝克圖等第一代作家，他們的作品如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長詩《狂歡之歌》，第一次系統地將草原生活、革命歷史帶入新中國文學主流視野。上世紀80年代作家張承志以草原為背景的《黑駿馬》《金牧場》等作品，充滿激情與哲思，極大地提升了“草原”在文壇的文化符號價值，吸引了廣泛關注。烏熱爾圖、馮苓植、白雪林、肖亦農、路遠、阿云嘎、滿都麥等作家，他們持續地深耕，作品獲得全國獎項，被譯介到國外，標志著內蒙古作家個體影響力的突破。

當前草原文學正處于一個充滿活力的“破繭期”，已經有一批作品和作家開始被主流文壇“看見”，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版圖上不可或缺的、極具辨識度的閃光點。但離真正的“中心”還有距離——我們需要更多有全國影響力的作品，讓它們能毫無障礙地進入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的閱讀視野和評價體系，成為影響文學發展和思潮的重要力量。我們持續推出新人新作，舉辦有影響力的活動，如“草原文學獎”，以及出版《草原十二騎手》，都是“遠征”路上的堅實步伐，是集體力量的有力展示。

北青報：在推動草原文學從“邊緣”走向“中心”的過程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阿霞：最大的挑戰在于，如何讓“草原性”超越地域標簽，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性”表達。既要保持內蒙古文學的獨特性，又要讓這種獨特性能被更廣泛的人群理解和共識，避免被獵奇化，也要防止在追求“普遍性”中迷失自我。還有就是“草原文學”概念的延展。因為內蒙古幅員遼闊，地貌豐富，它不僅有游牧文化，還有農耕文化，以及森林、沙漠、都市等文化，這些文化匯聚成了今天內蒙古多民族共生的“北疆文化”。

《草原》雜志75年來一直是草原作家的搖籃和家園。無數作家從這里起步，像書中許多“騎手”的早期作品都發表在《草原》上，它確保了內蒙古草原文學創作血脈的延續和代際傳承。

我印象很深，00后曉角因為家里窮和母親生病不能上學，她識字是七八歲開始的，外公當過民辦教師，他就找一些舊書來逐字教她。后來，她們家有了手機，她特別喜歡閱讀電子書，讀了很多書，慢慢開始嘗試寫作，抒發內心的情感。再然后就開始投稿，《草原》雜志刊發之后，還上了《作家周刊》，后來又上了《中國校園文學》，她目前在家務農，仍在寫作。

每年改稿班交流碰撞很激烈

北青報：在作品集的籌備過程中，不同代際的作家之間是否有過交流互動？這些互動對他們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阿霞：我們每年都要舉辦一次重點作家的改稿班，交流碰撞很熱烈，大家會互相學習對細節的打磨。這種火花的碰撞，會直接體現在他們的作品里。

對年輕作家來說，他們能直接聆聽成熟作家的創作心得、人生閱歷，學習那種對文字的敬畏、對草原的深刻理解。比如，談如何處理歷史題材的真實感與文學性，對于年輕作家如何處理當下經驗就很有啟發。這是最直接的“傳幫帶”。對資深作家來說，年輕一代的銳氣、對新技術新觀念的敏感以及他們筆下展現的草原新面貌，這種跨代際的交流，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和創作生態。

北青報：在您看來，老一代作家最寶貴的、最值得繼承的“文學遺產”是什么？文學的“薪火”如何相傳？

阿霞：今年是北京市文聯成立75周年，《草原》與《北京文學》同歲，到今天都75歲了。茅盾、老舍、曹禺、葉圣陶等大文豪也都曾在《草原》發表過作品，自治區的老中青幾代作家的創作都是從《草原》起步。

《草原》一直堅持給新人機會，每期都有“新發現”欄目推出新人；同時通過改稿班、師徒結對等方式，讓老一輩作家的創作和人生經驗直接傳遞給年輕人。現在很多年輕作家說，他們第一次發表作品時，編輯手把手改稿的場景，就是他們文學夢的起點。

還有就是對民族語言與文化的自覺守護與藝術轉化。十二騎手中，有幾位作家是從民族語言轉入漢語寫作的，比如娜仁高娃、渡瀾等，他們努力在漢語寫作中融入蒙古語的思維、意象和敘述節奏，將民族民間故事、史詩傳說、習俗禮儀升華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資源。他們的寫作無疑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方式提供了獨特經驗，同時為中華文化的豐富性增添了獨特光彩。

北青報：您認為這部作品集對于當下的文學創作生態有著怎樣特殊的意義？

阿霞：首先，它集中展現了內蒙古文學獨特的美學氣質——那種與自然、歷史、族群血脈相連的磅礴與細膩，那種在現代性沖擊下依然堅韌的生命體驗和哲學思考。所選作品題材多樣、風格各異，而且故事的發生地既有呼倫貝爾草原、鄂爾多斯荒漠、烏蘭察布鄉村、科爾沁沙地、大興安嶺原始森林，還有城鎮與都市，這些富有地理特征和獨特審美意義的寫作，共同構成了內蒙古文學的“精神圖譜”。它證明了地域性寫作不僅沒有枯竭，反而因其獨特性成為突破同質化的寶貴資源。

從社會價值上來說，它是一次多元復合的“文化呈現”，讓更廣大的讀者了解當代內蒙古作家的經驗、思考與表達，感受內蒙古暨北疆文化在當下的脈動與變遷，促進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理解與對話，也為本土年輕寫作者樹立了標桿和信心。

真誠寫下眼中的現實就是最有力量的

北青報：新一代的“草原騎手”們，展現出哪些新的文學特質、關注點和表達方式？他們面臨著哪些與前輩不同的創作環境與挑戰？

阿霞：新一代作家，面臨著多重的挑戰，這些挑戰有來自外部環境的變化，也有源于文學本身的內在矛盾。

新一代的“草原騎手”，很多只有城市生活的經驗，甚至有海外留學的經歷，草原和鄉村不再是他們寫作的主要背景，而是融入更復雜多元的現代生活。他們更關注個體的內心世界，比如年輕人的焦慮、對身份的認同等等。表達方式上，他們擅長用輕小說、科幻等形式講故事。語言更個性化、實驗性更強，敘述方式更新穎。

北青報：草原騎士的筆，如何讓草原走向世界？

阿霞：首先，要加強“破圈”意識，積極嘗試與影視、戲劇等跨界合作，讓內蒙古的故事以更多元的形式傳播。作家要更主動地擁抱時代，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寫草原”，而是要寫出這里與世界的緊密連接。希望“草原文學”能涌現出更多具有全國乃至國際影響力的扛鼎之作，出現能夠代表一個時代高度的文學大家。也期待年輕一代“騎手”用他們的作品證明，“草原文學”——內蒙古的文學，永遠在路上，永遠充滿可能。

北青報：對于正在成長、未來可能加入這場“遠征”的更年輕一代草原寫作者，您最想給予他們怎樣的寄語或期望？

阿霞：生長在數字時代，應該有更開闊的視野和新思維，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草原文學”。不必刻意追求“傳統”或“現代”，真誠地寫下你眼中的現實，就是最有力量的。

另外，永遠不要丟掉對草原、對大地、對生活最本真的熱愛和好奇。不要被任何標簽或框架束縛，新時代的中國故事可以用一萬種方式來講述。擁抱新技術、新思想，找到屬于你自己的、獨一無二的表達。不刻意迎合，不隨波逐流，而是用你們獨特的、充滿力量的草原聲音，去豐富人類共同的精神世界。加油，未來的騎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