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時代也是書信的時代，而伏爾泰正是這個時代的一位書信大師。伏爾泰留存至今的書信多達15000多封（估計他一生寫過4萬多封），涉及約1800個通信人。它們跨越六十多年，逐日逐月、一點一滴地記錄伏爾泰生命中的某個時刻：宮廷中的廷臣生活，法蘭克福之囚的痛苦，定居于日內瓦的愉悅，監管費爾奈的建設工作，才思迸發的寫作，與“卑鄙”的戰斗；也展現出那個時代的風貌：城市與宮廷，戰爭與災難，戲劇與沙龍，國王與權貴，哲人與女士，商人與律師，乃至農夫工匠、販夫走卒。這些無與倫比的書信，既是書信的典范，也是一個天才的人生與洞見的完美展現，還是那個時代的理想見證。

作為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的兩大主要貢獻分別是他那些宣傳啟蒙思想的著作，以及他與社會弊端的激烈斗爭。本書根據伏爾泰這兩種身份，作家（“最糟糕的偉大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歐洲的良心”），從他的15000封書信中，精選6個主題、300余封信，展現他創作《路易十四時代》《中國孤兒》《巴黎笑話集》《哲學辭典》等代表作的寫作生活，以及他介入卡拉斯案、推動熱克斯稅務改革等社會活動。讀者可追隨每一個主題，了解一個事件相對完整的發展過程和伏爾泰的心路歷程，并感受伏爾泰那種風雅、機智、俏皮、精致的書信藝術和人格魅力。

生活的安慰

“生活的安慰”，這是伏爾泰對書信的定義，“它將不在場轉變為在場”。啟蒙時代的郵政業，仍然以馬匹的行進速度和惡劣的土路為根本限制條件，一切順利的情況下，一封信從巴黎寄到日內瓦大約需要4天，從巴黎到柏林有時需要1個月；每日的郵政服務也十分罕見，郵車通常按照日程表每周發車一兩次；郵費也非常昂貴，而且可能被他人偷窺、竊取信息。但郵政承包商的業務改進、四輪馬車的發明以及郵路的維護，仍然使郵政業發展到前所未有的先進程度，創造出遠距離交流的奇跡，縮減了時間與空間，為相隔遙遙的人們創造出一個“書信空間”。伏爾泰不算是一個情意綿綿的人，但也對能夠傳遞情感、友誼和關懷的書信充滿感激：“給自己所愛的人寫信是一種莫大的安慰，通過20蘇就能讓相隔150法里的人相互交談，這是一個美好的發明。”很多人的日常生活節奏也與郵車的發出與到達日期協調起來，寫信收信成了一種生活必需、一種身份地位的標志、一種情感寄托。

對于分布在歐洲各地的知識人，郵政系統為他們建立起方便的、互通消息的聯系網絡，創造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書信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通常意譯為“文人共和國”），名副其實。伏爾泰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遠離他的朋友們，遠離啟蒙運動的中心巴黎，有時是因為他頻繁的旅行，但更多時候是由于他不為當局所歡迎而不得不逃離。他的通信人也分布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從那不勒斯到斯德哥爾摩，從倫敦到圣彼得堡，遍及歐洲各大城市，甚至有人從印度、北美給他寫信。正是得益于書信，流放于法瑞邊境地區長達二十多年的伏爾泰，才能夠維持他在文人共和國中的重要聯系，保持“在場”于巴黎。通過書信，伏爾泰了解正在巴黎發生的“蠢事”，安排自己的作品出版，向朋友們公告自己的新作品，向巴黎的公眾發出呼吁，從遠處指揮與“卑鄙”的戰斗。書信本為一時一刻的即時事務所主宰，但頻繁而穩定的通信，使伏爾泰的很多書信圍繞某個事件形成了相對完整連貫的系列，因而具有了檔案一般的信息價值。

對伏爾泰而言，書信不僅僅是純粹功利意義上的工具，也是精神意義上的媒介。作為一個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處于流放之中的人，伏爾泰急迫地需要通過書信來維持他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伏爾泰真誠地相信，作為一種交流媒介，書信能夠毫無減損地傳遞觀念和情感。這種信念，源于啟蒙運動對人類交流的普遍信念。因此，書信給這一代人創造了一種感覺，覺得超越了對話者的物理在場、延展了交談。18世紀的書信，很大程度上不具備今人所理解的私密性，信封還僅僅是一種特殊情況下才需要使用的工具。書信實質上往往是一群人寫給另一群人的，這種集體性又以書信的公開朗讀體現出來，這是18世紀社交文化的重要部分。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寫給達米拉維爾的信中，有整段寫給達朗貝爾或狄德羅的話；寫給德芳夫人的信中，有寫給舒瓦瑟爾公爵夫婦的話，或者寫給她的沙龍圈子的話。于是，書信作為一種媒介，創造了虛擬的“沙龍中的交談”，即便朋友們身處于千里之外，書信也使伏爾泰感覺在與朋友們談笑風生，耳邊回響著珠璣妙句和歡聲笑語，成為生活的安慰。

伏爾泰抱怨自己“被從本地治里到羅馬的通信壓垮了”，也曾宣布要停止寫信、以免把郵政業“累著”，然而我們知道，他明顯樂在其中。通過書信，交談從沙龍、咖啡館等啟蒙公共領域中延伸到了超越時空限制的交流網絡中。顯然，如果沒有可靠的、定期的通信，伏爾泰不可能成為啟蒙運動的王者。

風雅書信

從根源上來說，18世紀法國書信風格受到塞維涅夫人的深刻影響，她那口語化、情感洋溢的表達方式和機智風格，引領著整個啟蒙時代書信的品味。伏爾泰自小浸潤于這種品味之中，嫻熟地掌握書信的黃金規則。他的書信類型廣泛，風格多樣，從匆忙之中完成的、實用的便條，到精心撰寫的信件，不一而足。風雅書信、家信、情書以及各種類型的事務書信，伏爾泰都能夠熟練撰寫，并賦予他鮮明的個人風格，其中最受歡迎、最具趣味、流傳最廣的是他的風雅書信。這是一種誕生于上流社會的社交生活、即被后人回溯性地稱為“沙龍”的那種文化氛圍之中的書信類型。在這種上流社交生活中，“風雅”被用于形容一個人正派、文雅、愛好社交、能夠進行愉快的交談，是個好伙伴；風雅書信則是指那些具有舒適的社交氛圍、閃現著“高貴的快活”的書信，精巧生動、令人愉悅的詼諧，精致的思考與說話方式，展現著寫信人的機智、對社交生活的精通。伏爾泰是撰寫這種風雅書信的大師，他的書信是人們爭相傳閱的對象。

伏爾泰的風雅書信，其風格表現為快活的語調、措辭巧妙的恭維奉承和機智風趣的諷刺揶揄，這種風格與當時的沙龍文化是一致的。恭維，是風雅書信的必要裝飾品，但是必須以迂回的方式巧妙地表達出來，否則就容易變成阿諛奉承而遭人恥笑。伏爾泰是恭維的大師，他頻頻“親吻天使們的翅膀尖”，將達讓達爾夫婦奉為自己的守護天使；他贊賞達朗貝爾對洛布呂塞爾那充滿戰斗性的批駁，“人家從來沒有燒毀過一本洛布呂塞爾的書，但有一天他們會把您燒死的”；他撒嬌地抱怨德芳夫人，“您根本不回我的信，反而還抱怨我……您挑逗別人，當人家被您控制住之后，您又把人家晾在一邊”。這些恭維自然流暢，與被恭維對象的特點與形象恰到好處地結合起來，并具有語言和感受上的美感，毫不突兀尷尬，讓收信人及其社交圈的讀者們都感覺美滋滋的。

諷刺，是風雅書信的另一種必要裝飾品。以非常優雅的方式說反話，這是伏爾泰的拿手好戲。他嘲諷巴黎人的淺薄、瘋狂：“據說有個博物學家正在寫一本猴子的歷史，如果那個作者在巴黎，他應該能看到一些出色的片段。”嘲諷迫害者顛倒黑白：“您想象一下被屠夫指控吃了一只小羊羔的四只綿羊。”他嘲弄帕里索對自己與狄德羅、達朗貝爾等哲人的離間：“我還深度參與了《百科全書》這個惡毒的陰謀……我還是最早開始頻繁使用‘人性’這個可鄙的詞匯的人之一……如果這樣我都還不能被冠以哲人的頭銜，那真是這世上最令人發指的不公正。”對于那些鼓噪反啟蒙聲浪的人，他說，“我是一個好基督教徒，因此從心底里我可以原諒他們，但在筆尖上我不能。”意料之外的轉折又態度鮮明、直擊要害，連他的敵人們也往往忍俊不禁，只要自己不是被他直接攻擊的人。

對讀者來說，伏爾泰的書信的樂趣也源于其中的“梗”：“我看清他已經擠出了桔子汁，現在應該考慮拯救桔子皮了”（腓特烈二世已經把我利用完了，現在應該考慮拯救我自己了）。這些“梗”，部分是為了避免偷窺，但很多時候就是通信人之間的游戲，寫信人只說出一半，由讀者將其余信息猜測出來。這意味著讀者需要具有相應的背景知識才能了解文本的隱藏含義。有的“梗”源自于典故，比如，借用拉封丹講述“火中取栗”的寓言故事《猴子與貓》，伏爾泰向達朗貝爾和孔多塞表達他甘冒風險、為啟蒙事業奉獻：“拉東發自內心地為貝特朗取栗子”；同時也不忘了向他們撒個嬌，“拉東將其兩只燒傷的小爪子并置于兩位親愛的、卓越的貝特朗的面前”。也有的源自于個人經歷、作品或時事，“我們的讓娜（《奧爾良貞女》）給我造成了更多痛苦”，“瓦代小姐向羅賓羊求助”（伏爾泰想要出版商羅賓出版一些小冊子）。還有伏爾泰書信中各色人物的綽號，也大多源自某個“梗”，比如“呂克”（腓特烈二世），“咬他們”教士（莫雷萊）等。這些“梗”，使書信成了伏爾泰與讀者之間的合謀，給讀者帶來解謎的成就感和身為“圈內人”的快感。當然，由于背景信息以及往來書信的缺失，有些“梗”后人可能永遠也領會不到了。

有著“變色龍的靈魂”的伏爾泰，寫信給不同的人，風格又各不相同。對于同樣受過古典教育的精英朋友，他會忍不住掉書袋、引用幾句拉丁語，賀拉斯和維吉爾就這樣頻頻現身。基督教《圣經》也經常出現，但常常被以一種調侃揶揄的態度加以利用。在這個以詩歌作為社交游戲的時代，他的書信也常常包含著即興創作的詩句。寫給德芳夫人等女士的信，往往又另有一種風味，巧妙的恭維，情意綿綿，細膩溫柔。寫給達朗貝爾、達米拉維爾等啟蒙運動的“兄弟們”時，信中則充滿斗志昂揚、不屈不撓的戰斗氣息。有的信件就是為發表而撰寫的，比如寫給達米拉維爾的那封陳述自己參與卡拉斯案全過程的長信，駁斥帕里索的兩封長信等。這時，伏爾泰會變得嚴肅起來，敘事論理，真誠坦率，苦口婆心。或許，18世紀禁止使用一般代詞“你”的書信規范，讓今人感覺這些書信缺乏親近感，但他直白的吐槽（“您的字寫得就像貓爪子爬出來的一樣”）或許可以讓人立刻擺脫這種感覺。

相比之下，伏爾泰其他類型的書信沒有風雅書信這么魅力十足，但同樣滲透著伏爾泰的個人風格，具有實用信息價值。因此，本書中也適當摘選了一部分。與伏爾泰關系最親近的親屬，只有兩個外甥女（德尼夫人和豐丹夫人）和一個外甥（米尼奧教士），因此他的家信數量很少，但同樣風格鮮明。家信拒絕儀式性的套話，簡潔親切，隨興而行筆，在多種話題之間自由切換，表達出長輩對晚輩的關心，也不乏幽默。在單薄的家庭成員之外，伏爾泰與其他一些人，譬如鄰居、領地居民、年輕一代的文人后輩等，也在書信中表現出家人一般的情誼，與他們談及身體病痛、田間收獲、四季變化等，顯得平易近人、親近隨和。

伏爾泰的事務書信，推薦、感謝、抗議、道歉、拒絕、懇求，訂購食物和美酒，處理個人投資，對出版商的指揮與呵斥，甚至是禮節性的書信，呈現出與風雅書信迥然不同的面貌。這些與出版商、公證人、銀行家、商人、工匠等各類人員打交道的書信，形式簡單，直擊重點，僅有極少數與伏爾泰私交甚密者，會得到幾句問候或玩笑之語。這些書信，令盛譽之中的伏爾泰更加豐富立體，費爾奈族長、領主、作家、投資人等多重身份在這些書信中栩栩如生地展現出來，他的權威甚至霸道也泄露出來。

根據收信人和傳播方式的不同，在措辭、格式、日期、稱呼語、開篇詞、結束語、署名等方面，遵守又刻意曲解運用這些禮節性的規范，也構成了伏爾泰的書信藝術的標志。“不，您沒有大叫大嚷，親愛的、偉大的哲人，但您猛烈地敲打了那些大叫大嚷的法國佬”，直白又唐突的開篇詞，立即將讀者帶入情景之中。在1760年8月與反啟蒙勢力如火如荼的斗爭中，在書信上署上日期還不夠，他非要給“8月”加一個從句，“呸——8月真野蠻！”寫給權貴、不熟悉的人的信，他會恭恭敬敬地遵從規范寫結束語，“懷著誠摯、恭敬的感激之情，我榮幸地做您非常卑微、非常順從的仆從”，并根據與對方的關系將這句恭維寫得更浮夸、更花哨或更質樸一些；寫給關系密切之人的信，往往只寫“請接受我非常誠摯的敬意”“我擁抱您”；而寫給啟蒙哲人們的信件，則會使用古羅馬式的信件結尾“再會”，這是啟蒙哲人們都主張的、驅逐了所有等級身份的形式。署名也一樣變幻莫測，最簡單的一個字母V，質樸的“伏爾泰”，或者“費爾奈的老病人伏”，浮夸的“國王內侍伏爾泰”，分別獻給不同的通信人。

無論風格如何多變，伏爾泰書信不變的閃光點是時不時冒出的箴言警句，明快凝練，一針見血：“生命所剩時光已經不多，難道要將這些時光用于做奴隸嗎？”“如果生活是一成不變的，那么它就是極其無聊的。”“相比于別人教的真相，人們更喜愛他們自以為自己發現的真相。”“理性的進步是緩慢的，偏見卻根深蒂固。”總而言之，規范卻又變化多端的形式、風趣詼諧的語言風格、精巧雅致的恭維與諷刺、格言警句的表達方式，創造出一個坐在扶手椅中，與朋友們侃侃而談、妙語連珠的虛擬沙龍。

“最糟糕的偉大作家”

在書信中，伏爾泰常常將自己的作品稱為“廢話”“夢話”“在紙上亂涂亂畫”。但他肯定從沒想到，有一天人們真的會這樣看待他的作品。對于18世紀的人來說，伏爾泰是一個著名的詩人、劇作家、史學家，人們津津樂道的是他的長篇史詩《亨利亞德》、悲劇《俄狄浦斯》等作品。然而時代與品味的變化，已經讓他大多數曾經大獲成功、為他奠定作家聲譽的史詩、悲劇在后人眼中徹底失去了魅力，真正成了“廢話”，他也被19世紀的人冠以“最糟糕的偉大作家”的頭銜。幸好，還有《路易十四時代》《哲學辭典》《老實人》等膾炙人口的作品仍然足以保證他的作家魅力。

書信，讓經歷跌宕起伏的成功之榮耀與失敗之苦澀的作家伏爾泰被充分揭露出來。構思、闡述、撰寫、征求意見、修改，時不時手稿被盜，與出版商的糾纏，為避免作品被扣押而采取的各種花招，以及朋友們對他的作品的反饋；如此種種，反映出他的作家生涯的不同面相。還有文人世界的競爭也總是困擾著他，伏爾泰時不時抱怨自己遭到嫉妒與爭名奪利所引起的陰謀詭計的迫害：“誹謗一直追蹤我到世界的盡頭”。這些書信，與他的作品具有很好的互文性，結合起來閱讀，別有趣味。

當然，不同類別的作品，書信所透露的消息是非常不均衡的。《老實人》等哲理小說在伏爾泰書信中消隱無蹤，這是一個謎團。除此之外，伏爾泰的其他各類作品，多多少少在書信中均有痕跡。其中，歷史類、戲劇類作品，如《路易十四時代》《中國孤兒》等，往往從構思、創作、征詢意見、修改、出版或上演都可以全程追溯。通過書信，我們看到了被放逐的伏爾泰，如何通過朋友們在巴黎保持自己的身影，讓自己的作品在巴黎印刷、傳播。不過更加有趣的是，我們能夠從書信中看到那些完全外在于文學本身的意圖與欲望。比如《中國孤兒》，是伏爾泰爭取凡爾賽宮的傾心、尋求重返巴黎的一次嘗試。甚至《路易十世時代》，也不免包含著這種企圖。在整個創作過程中，伏爾泰這個在凡爾賽宮和無憂宮都遭遇失敗的廷臣，他心心念念地是如何討好宮廷的觀眾，防止不友好的人加以惡意解讀、得罪權貴，從而讓他回到令他魂牽夢繞的巴黎，盡管他嘴上一直說他是自愿退隱的，并對巴黎這座“輕浮”“愚蠢”的城市大加撻伐。

《哲學辭典》當之無愧是伏爾泰的代表作，卻幾乎只以“否認”的方式出現在他的書信中。與之類似的還有一類在18世紀常常引得洛陽紙貴、如今卻已經被人遺忘的作品：論戰小冊子。收錄于《巴黎笑話集》的那些小冊子，可算是伏爾泰諷刺論戰作品的代表作。這類作品的創作高峰是伏爾泰定居法瑞邊境地區之后，啟蒙運動遭遇的危機激發了他的斗志，使他更加積極地參與到與反啟蒙勢力的斗爭之中，以他那支尖銳的筆、將嬉笑怒罵的風格盡情施展，“粉碎卑鄙”。這類被他稱為“玩笑”的諷刺論戰作品代表了最為經典的伏爾泰風格：直率尖刻、機智風趣、振聾發聵、鞭辟入里。用法國文學批評家朗松的話來說，即“咄咄逼人的諷刺和置人于死地的奚落”，“不懷好意的花招、出人意料的虛構、滑稽可笑的移花接木”。讓荒謬、愚蠢、迫害顯得可笑，讓人們在笑聲中瓦解“卑鄙”，這是伏爾泰的戰斗策略：“笑吧，笑吧，然后您就把它們摧毀了。”

這類引起教俗權力當局敵意的作品，書信中保留的構思、創作痕跡很少。除非伏爾泰有時似乎忍不住提前向朋友們漏一點兒口風、寄點兒樣品試探一下讀者反映：“我暫且有一篇小文章，是為我自己使用而撰寫的一部辭典的M字母下的一個詞條。”或者以打探消息的方式，通知朋友們自己的新作：“有一部題為《咖啡館》的戲劇，一份《伽拉西茲修士旅行記》，它們是什么？”“有人跟我談起《俄國人在巴黎》，一首奇特的詩”……了解他的朋友們立即心領神會：馬上又能讀到伏爾泰的新作了。

當這些作品流傳開來、并被識別出伏爾泰那鮮明的個人風格之后，伏爾泰立即“以我慣常的坦率老實和天真無辜否認此書”。《哲學辭典》的相關信件就是這樣一場經典的“否認”游戲。他呼天搶地地大喊冤枉，大聲嚷嚷有人栽贓陷害自己：“那本惡魔般的辭典中有那么多令我顫抖的內容，這本書及其作者都會被道德和文學的敵人們燒死的……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樣的瘋狂，有人固執地認為我是其作者……我一點兒也沒有參與到這部地獄之作中去。”同時，他還迫不及待地為此書捏造各種作者，一會兒說是“荷蘭的一個神學小學徒”，一會兒又說是一個叫德比特的新教徒，一會兒又說這本書是由不同作者寫出的文章、由無知的書商匯編而成。

為了這場與“卑鄙”的“秘密戰斗”，伏爾泰為自己的各種作品編造假名近200個，一會兒是哲羅姆·卡雷、一會兒又成了瓦代表弟，一會兒又變身為英國牧師休謨，一會兒又變成巴贊教士……他將達朗貝爾稱為普羅透斯，其實他自己才是那個隨心所欲地變形的海神。甚至這些假名本身也形成了一個敘事系統，在伏爾泰的書信中演繹他們的故事。

“歐洲的良心”

孟德斯鳩“為了表現才智而寫作”，盧梭“為了寫作而寫作”，“而我為了行動而寫作”。且不論伏爾泰對孟德斯鳩和盧梭的“拉踩”是否公正，他的自我標榜絕非妄言。盡管他自稱“退隱到一塊瑞士奶酪中的耗子”，但他從未真正背棄那個千瘡百孔的世界。在他的絕大部分作品失去了古典主義品味的讀者之后，伏爾泰的身后聲譽主要源于他不知疲倦地“粉碎卑鄙”的斗爭，這些斗爭為他贏得了“歐洲的良心”的美名。

在伏爾泰的措辭中，“卑鄙”就是一切不能為啟蒙運動所接受的陳舊習慣、作為和思想。伏爾泰從不滿足于抨擊“卑鄙”，他還要付諸行動：“一個啟蒙哲人的習性不是同情不幸的人，而是幫助他們。”正是在寫給達朗貝爾、達米拉維爾等啟蒙同道的書信中，伏爾泰一遍遍地喊出“粉碎卑鄙”這個戰斗口號，將這句口號變成一個團結“兄弟們”共同戰斗的認知符號。1760年代，在寫給達米拉維爾等人的信件中，他常常以這句口號的縮寫“Ecrlinf”作為信件結尾的署名，甚至搞得日內瓦的郵遞員當真以為有這么一位“Ecrlinf先生”。與“卑鄙”的斗爭，是伏爾泰整個人生的中樞，使他圣化為啟蒙運動的領袖和象征，而這些書信就是斗爭的對話空間、發射臺和共鳴板，是這場斗爭的見證人，是它的化身。

卡拉斯案是伏爾泰與“卑鄙”斗爭的一座豐碑。書信展現出伏爾泰介入此事的全過程，從最開始的嘲諷、迷惑、震驚，轉而幫助這個不幸的家庭，聯絡各方，游說高官權貴，對公眾發動輿論攻勢，排除一切艱難險阻。黎塞留公爵、貝尼斯紅衣主教等顯貴都勸他不要管一個新教徒的閑事。但他卻怒火中燒，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這場戰斗中去。憤怒、焦慮、低落，但他從沒有絕望過，即便在看起來最沒有希望的時刻，他仍然在充滿斗志的鼓勵所有為卡拉斯而努力的人們：“如果我能看到迫害與狂熱主義失去威信，我死也滿足了。”從這個案子出發，通過發動公眾的呼聲，他使宗教寬容的原則在公共輿論中發酵、生根。1778年3月，當伏爾泰回到闊別近30年的巴黎時，人們跟在他的馬車后面，管他叫做“救卡拉斯的人”。在這一刻，伏爾泰事實上已經圣化了：人們親吻給他拉馬車的馬，從他穿的大衣上拔毛，就像對他們所崇拜的圣人那樣。

卡拉斯案是伏爾泰介入的事件中最著名的一個，卻絕不是僅有的一個。他還介入西爾萬案、拉巴爾騎士案、拉里將軍冤案等司法不公的案件，呼吁廢除酷刑，為解放汝拉山區的農奴而奔走呼號。作為費爾奈的領主，伏爾泰也要解決近在眼下的矛盾、糾紛和不公，他要減輕本堂神甫對居民的欺壓，阻止酗酒的男人毆打妻子，幫助被駐軍侵占了房屋的村民，攆走粗暴、敲詐勒索的稅務員，為居民奪回被耶穌會士搶占的地產。他視自己為“所有被撕碎、被吊死的人的堂吉訶德”。

這位“堂吉訶德”要面對的一個“巨人”，就是長期困擾熱克斯地區的弊端叢生的稅務問題、以及因此而加重的貧困。伏爾泰在世時，人們多多少少知道他在為這些事情努力，但并不了解細節。19世紀以來從檔案館、私人收藏中不斷發掘出更多未曾公開過的伏爾泰書信，揭示出為了讓熱克斯擺脫不公正的稅負、擺脫貧困，伏爾泰付出了多少努力，甚至那個一直被他當做盟友的法布里，也在背后偷偷給他制造障礙。無論面臨多少困難，他終究推動廢除了熱克斯與日內瓦之間的關稅壁壘，“讓熱克斯地區變得自由、自主起來”，去實現他寫給經濟學家杜邦的信中所描繪那種富足、愉悅的生活。伏爾泰的作為不一定合理，比如他在一塊過于寒冷的土地上種植葡萄和其他果樹。他自己心里也清楚，“我只不過做了太多堂吉訶德的事情”。他大概又在重讀《堂吉訶德》，一邊憧憬著行俠仗義，一邊又為自不量力的“改變人們的精神”的夢想而自嘲。但無論如何，“褻瀆人類罪”（他仿效“褻瀆君主罪”而發明的罪名），即妨礙人類追求幸福生活的行為，是他絕不能容忍的。

伏爾泰沒有為自己寫過現代意義上的自傳，幸好他的書信提供了他一生的記錄，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最佳觀察位置，去觀察他的生活，他在文學和藝術、政治和宗教、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觀念，他對國際局勢與法國國內事務的關注，體會他的焦慮與愉悅、希望與失落、友誼與仇恨，乃至虛榮與傲慢、辯解與謊言。伏爾泰書信所述所思，基本屬實。但在仇恨情緒之下，他對敵人有些刻薄的貶低乃至詆毀，比如那句“拉波邁爾通過拉辛的煙囪把信件偷出來”，是徹頭徹尾的謊言；虛榮心作祟，涉及自身事務時慣有一些浮夸；信息的滯后、零碎，也會造成伏爾泰敘述失真。總之，要避免以過于實證主義的態度去閱讀這些書信。作為一種“自我的文學”，書信在任何時候都是自我形塑的一種天然場域，它所呈現的是為某個人或某個群體定制的、被過濾被扭曲的現實，是一種需要解碼的文學。

傳長情、意萬重、抵萬金。簡短紙箋，曾經承載了無盡的情感寄托，傳遞了驚喜交集、柔腸百轉的牽掛，是最浪漫的文學意象之一。雖然現代通訊技術已經讓書信從日常生活中退隱，但無論是筆墨寫成的書信，還是光纖傳遞的訊號，永恒不變的是信息與情感的傳遞，是人類的交流溝通，“將不在場轉變為在場”，從而為接收者以及后世的讀者提供獨有的樂趣，成為生活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