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荒野，風把初冬的荒涼吹到天邊山下。

曲村。一個人們在地圖上再如何指點江山，也不會去尋找的村子。在山西臨汾市曲沃縣。

我站在村北，眼前只剩黃土，在霧霾嚴重的天氣中，世界一片灰蒙，一派滄桑的混沌，仿若歷史之謎。歷史從不以其全相示人，每個人都只看見它的局部。

我與眾多喧囂的人逆向而行，來到這荒野，起因是我在書中看到了這里曾經的人聲鼎沸。20世紀80年代，北京大學的考古學子們隔年就會長途跋涉而來，帶著導師和考古學家對他們的信任，一點點挖出真相，一個王朝的居址區、邦墓區、公墓區……都在他們的考古鏟下重生。他們也在驚嘆，竟然能如此完整地揭露一座西周時期的遺跡。如今已成了浙江良渚博物館館長的徐天進還差點被活埋進土里。當時正發掘的一座墓葬倒塌，瞬間就只見黃土不見人。此時凝目，那些搶救過徐先生的一雙雙手、一雙雙眼睛仿佛還在眼前，出土銅罍的水井仿若還在。我沉默著，世界似乎并不沉默。

考古發掘的每座遺址，除了建公園、建博物館之外，都會回填。回填，便把故事和場景都帶走了，如今尋來，也只能看見荒野。

走過荒野，走進村里，我找到了“曲沃考古基地”的牌子。那些年，我所熟悉的考古人就住在這里。考古大家蘇秉琦在這里調查過、鑒定過文物；鄒衡先生在這里摸過陶片；李伯謙先生在這里辨認過青銅器銘文；吉琨璋在這里嘆息過毛張古城只是春秋城墻；田建文讀研之后，在這里整理資料，院外跑過他的身影，他從太原趕來，他要告訴鄒衡先生，有人盜墓的消息，由此拉開了考古人與盜墓人的斗爭……這座小院承載了考古人的歡樂和悲傷、遺憾與嘆息，他們爭辯，他們信任，他們好學，他們在這里成長成熟，又走向了更遠的戰場。

他們與晉國的緣分卻是一輩子的。

他們在奮戰的同時，抬頭就可以看到壚頂山，山那邊的人把這座山叫塔兒山。我也看到了塔兒山，小小的朦朧的山，名不見經傳，卻是文明的屏障。山的那邊就是陶寺遺址，考古人推斷，陶寺是堯的都城，4300多年前中原文明在這里崛起。山的這邊，就是歷史上縱橫一時的晉國。一山之隔，跨過了1300多年的光陰，而我跨過它，需要萬卷書，需要無數考古學家的指導。

我來這里，第二個原因是考古學家田建文在《兩周晉都新認識》中確定了此處遺址是晉國早期的都城，是西周時期的一座大遺址，超過了西周鎬京、豐京兩座都城總和的大遺址。

我站在荒野上，低頭，沉思。體會曾經的風云變幻，體會民族融合的腳步，也去感受一個古國的興衰存亡，哪怕曾血流成河。

晉國都城的確認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此前，十五歲便考上北大的田建文堅決否認此處是都城，因為始終沒有發現城墻和宮殿。很多年后，已漸生華發的田建文才用典籍和實證以及這么多年的出土文物，邏輯清晰地證明了包括晉國國君墓地在內的這荒野，名為曲村——天馬遺址的大塊區域，就是晉國早期都城。

我似乎看到了田建文臉上的傲愧之色。要知道，鄒衡先生剛來此處時，認為這里是晉國初封之唐，李伯謙先生也推定這里是一處晉國都城，但田建文年輕氣盛，堅定地反對權威，甚至以能反抗權威而怡然自得。即使如此，鄒衡先生對田建文是滿意的，李伯謙先生多年來還和田建文成了忘年交。學術人的寬博、仁愛和嚴謹，可見一斑。他們惺惺相惜。我為他們的惺惺相惜而覺得光明和溫暖。

走出曲村，看到了一段古城墻，荒草與黃土，掩蓋了都城曾經的繁華。旁邊就是滏河，水流已不大，也有彎曲的形狀，晉國人把它叫“晉水”。

滄海桑田，所有的一切都凝結進線裝書里，而晉國國君們挽著夫人們的手，含笑或含恨長眠了。

西北風吹過來，我的荒野變成了歷史畫卷，人影幢幢，折疊出另一個時空。

周王朝歷經幾代君王，終于在周武王手里，翦商成功。

就在這“河（黃河）汾（汾河）之東方百里”的土地上，荒草蔓蔓，荒土和塵煙覆蓋了先人的骨殖。3000年前，某一年的某一天，這些荒草和寂寞被一群人打破。

這群人，從遙遠的西邊而來，那兒剛剛有了一個周王朝。這群人里有車夫、船夫、隨從、農夫、廚子、工匠等，他們簇擁著的人是叔虞，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是他們這群人的主子。

他們來的時間，按《竹書紀年》記載，大約是公元前1033年。

周王朝甫一建立，武王就把弟弟管叔和蔡叔、霍叔封在了管國和蔡地、霍地，紂王的兒子武庚就地封在殷墟，管理殷商遺民。挺好的布置啊，沒想到起異心的是自家人。武王去，成王上位，周公輔政，管叔、蔡叔、霍叔坐不住了，聯絡武庚造了反。他們以為周公會篡位，由此可知這攝政王不好當啊，后世竟然有那么多人謀算攝政王之位。

武王翦商時，是順手滅了唐國的，唐國滅就滅了，可唐人不死心，又參加了管叔、蔡叔他們的叛亂。咋這么不安分呢？那便不能忍，于是周公舉兵，鎮壓武庚叛亂的過程中，又滅了唐，并把唐人遷于杜（陜西）。唐國握在手中，成王便封叔虞到唐地，意思是，弟弟呀，我把唐地交給你，可不能再亂了。

于是，這個出生時據說手心攥著一個“虞”字的男孩，這個也曾承歡在武王、邑姜膝下，也曾挽弓搭箭射殺野獸，也曾千里縱橫戎狄之間的男孩，帶了一群人，跋山涉水來到河汾百里之東的唐地。他們路過黃河，路過汾河，路過草地、鹽池、莊稼和荒草，要到唐的都城去。

叔虞一路行來，精心照看著他的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姑洗之鐘、帝孳方鼎，這些都是他的父親和兄長打仗得來的戰利品，也是他的權力象征。他也會時常打開《唐誥》看看，這位參加過牧野之戰，能“射兕于徒林”的少年，胸有丘壑，他想的是如何奉命建好自己的國。

出發前那盛大的封唐典禮還歷歷在目，兄長成王和叔叔周公的叮囑也言猶在耳。“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就在夏墟之上，可以和戎狄人和平共處嗎？

身為姬姓人，可以不和周朝采取一樣的制度。

叔虞是不是住進了唐都，我們一無所知，考古人也無從考證。

住下來，便是執政為民的歲月。戎人狄人夏人唐人周人，只要好好從事生產，便同樣是我的子民，只要各歸其位，我尊重每個人的想法，允許你們發展農業和水利。

寬容的休養生息政策迅速讓唐地發展起來，人們便喜歡上了這位仁慈而帥氣的管理者，周圍的小部落也紛紛歸附。由此，唐國的土地更多，糧食更多，人民也更多了。

上天看見了叔虞的仁和，竟然讓唐國境內土地上長出了“異畝同穎”的嘉禾，這才剛來到唐地第二年啊。叔虞隆重地把這樣的嘉禾獻給周成王，成王又把嘉禾賜給在外打仗的周公。周成王和周公分別作詩紀念，只可惜他們所作的《饋禾》和《嘉禾》消散于歷史的風中。

大約和周成王同時，叔虞死了。據推算，叔虞管理唐地也就十二年左右。

叔虞兒子燮父即位，改唐為晉。有人說，“晉”字就是上面是嘉禾，下面是太陽。不知先人們是如何創造這個晉字的，燮父確是看到了晉水，就把都城遷到了這里，這里成為晉地。

放眼四周，這里比唐都更寬闊，汾河流淌在不遠處，晉水也在不遠處，晉水流著流著匯入汾河。南岸是峨嵋嶺，再遠處是紫金山，背山面河，視野開闊，是好風水啊。燮父眼很毒，兩條河流夾角，土地肥沃，建個都城吧。

燮父之后是武侯、成侯、厲侯、靖侯、釐侯，這五位國君，竟然沒留下什么光榮事跡，或許他們也曾奮發圖強過，反正沒有什么記載。

釐侯在位十四年，后獻侯即位。

大約周厲王三十三年，晉獻侯率軍參加了討伐東夷的戰爭。這場戰爭是由周厲王親自指揮的，晉獻侯聽從王的命令，攻擊夙夷的老巢，先后攻克了兩座城邑，與王師會師。這次戰役，晉獻侯作戰勇敢，大獲全勝，在整個戰役中斬首380人，俘虜94人。戰爭結束后，周厲王在都城宮殿內隆重舉辦慶功儀式，獎賞給晉獻侯馬匹、弓箭還有祭祀用的清酒。

這樣的故事是史書中沒有的，是考古人在晉獻侯的編鐘上發現了銘文。

晉獻侯在位十一年，之后是晉穆侯，在位二十七年。

穆侯四年（公元前808），娶齊女姜氏，三年后（前805年），跟著朝廷的軍隊去攻打條戎和奔戎。這一條記載在《后漢書》和《竹書紀年》中。

這時的周王朝，已從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過渡到了宣王時期。周宣王還是有歷史功績的，主要任務就是消滅周邊的戎、狄、夷。

但這次晉穆侯跟著去，卻沒撈到好處。朝廷的軍隊“敗逃”，自然晉穆侯也只能帶著晉軍逃跑。跑回晉國不久，穆侯夫人生了長子，穆侯還在為打了敗仗耿耿于懷，就給自己兒子起名叫“仇”。

又是三年后（前802年），晉穆侯又帶兵打仗去了，這回依然是襄助朝廷，征服姜戎西戎，打了場千畝之戰，這次戰爭，晉穆侯贏了。穆侯夫人又生孩子了，這個夫人有意思，一打仗就生孩子，孩子生下來，穆侯一高興，取名叫“成師”。

晉國有個大夫師服，覺得這個名字取得不好，長子叫仇，次子叫成師，這不是向嫡庶禮節挑戰嗎？這會發生動亂的呀！無奈穆侯不聽勸。

不聽勸，后果是很嚴重的。

穆侯二十七年（前785年），晉穆侯死了。他死不要緊，他弟弟殤叔坐不住了，自立為侯，全面接管晉國。殤叔當年就是跟著晉穆侯到處打仗的，常年帶兵，就把軍隊掌握在自己手里。槍桿子里出政權，自然也掌握了一定的晉國權力。本來該是太子的仇，只能逃離晉國，避難去了。

殤叔在國君位上坐了三年，周宣王崩了。這宣王是支持殤叔的，如今宣王崩，幽王即位，機會來了。仇帶著人馬襲殺了殤叔，即位成為晉文侯。

晉文侯勵精圖治，把晉國治理得生機勃發。

而與此同時，西周王朝卻陷入亂局。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極少人知道，這個故事與晉國的關系。

周幽王廢了太子宜臼，想立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逃到申地，申地可是自己的姥姥家。申侯聯合戎犬攻下鎬京，殺死周幽王，擁立宜臼為周平王。周幽王的余黨又擁立周幽王庶子余臣為周攜王。平王攜王，二王并立，西周亂糟糟的，沒個平靜處。

也許是同病相憐的緣故，晉文侯還是傾向于周平王的，況且禮法上擁護周平王也站得住腳。于是晉文侯與鄭武公、秦襄公一起，合力勤王，幫助周平王從戰亂后的鎬京遷都到洛陽。

勤王有功，周平王作《文侯之命》嘉獎晉文侯，感謝晉文侯能繼承先祖之業，以大義會合諸侯，這篇文誥保存在《尚書》中。周平王以先王之禮賜黑黍美酒一卣，彤弓一柄，彤矢百支，黑弓一柄，黑矢百支，寶馬四匹，嘉獎晉文侯的功績。古時之事，無非祀與戎，周平王都用相關實物獎勵了，感謝之情不言自明。

之后，晉文侯幫助周平王殺掉周攜王，周王朝穩定下來。這場東遷事件，成為西周與春秋的分界線。

晉文侯在位三十五年后，于公元前746年去世，他的兒子伯即位，即晉昭侯。

晉國早期都城的故事到此為止。

這些故事藏在多種典籍里，人們把它梳理成歷史，我把它讀成信手拈來的文字。實證這些歷史，除了典籍，還得有考古人的背書。

有人說，這個大遺址是鄒衡先生發現的。

這位被譽為商周考古學第一人，“著若光照日月，布衣名越神州”的考古學家，曾經常年堅守在我看到的荒野上。

鄒先生是1952年北大成立考古專業后的第一個研究生，來到“晉國”之前，鄒先生已以嚴謹的治學態度、重大的考古發現聲名鵲起。

這一塊處于曲村、天馬、北趙、毛張這幾個村子周圍，原來是耕地和荒草夾雜的山前地帶，在20世紀50年代就被發現，是以西周遺存為主的大遺址。這里走過停留過一系列人才俊杰，蘇秉琦、鄒衡、李伯謙、劉緒……他們都是晉文化的明燈，一盞一盞，亮若星河。

鄒先生是1979年來到此地的。

閱讀文獻、收集資料，慢慢地，鄒先生明白，晉國早期都城應該坐落在這里。何況，很早之前，顧炎武曾在曲沃東韓村隱居，早就提出了晉都應在曲沃的觀點，并寫進了《日知錄》里。

確定，就發掘它。

從1980年開始的十年時間里，北大考古系師生每逢雙數年就來這里實習，居址遺址、墓葬、祭祀坑、車馬坑都一一發掘出來。他們還在曲村建起了工作站，作為永久性研究基地。

本來，1986年之前，早期晉都完整無缺地埋在地下，完整地保留著遠古的信息。但讓人傷心的是，從1987年開始，盜墓之風猖獗，盜墓人數越來越多，盜掘規模越來越大。曲村—天馬遺址內的多個墓葬被盜，這讓考古人很痛心。文物販子蜂擁而至，村民、保安、執法人員都加入了盜掘隊伍。探鏟、槍支、電臺、炸藥齊備，甚至一手拿錢一手拿槍，威逼人配合，很快就形成了一個文物倒賣鏈。許多文物從這里被盜出來，從各種人手里流過，流失到香港、國外。這樣的行為，讓許多村民富了，讓許多官員肥了，還發明出送禮行賄的新途徑。

短短幾年，遺址破壞嚴重，多座墓葬被盜。鄒先生義憤填膺，痛苦之極。他向各級組織反映，幾次被人威脅。他跟自己的學生說過，可能會身殉考古，但那又怎么樣，文物必須保住。在這樣的焦慮和痛苦中，終于有特殊渠道將這種情況反映到了國務院。公安部異地派人前來，又抓了一些巨盜巨販，這個盜掘之風才減少了。

盜墓使得價值連城的文物丟失，舊的信息也丟失了，許多歷史永遠空白。

從1992年開始，考古人不得不放棄原來按部就班一點點發掘的思路，重點發掘晉侯墓地。本來，在鄒先生的概念里，遠一些的晉侯墓地是要留給后來的考古人的。技術達不到，每發掘一次都是對文物的損害，所以，老一輩的專家們都是以保護為主，《文物法》也是這樣規定的。可這樣的想法，卻給盜賊留下了空子。就在他們發掘的過程中，墓葬還在被盜。無奈之下，他們只好調整思路，先發掘沒有被盜的墓葬。連續幾年發掘，共發現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的9組19座墓葬，其中已經有9座被盜。

晉國墓地的發掘被評為20世紀90年代的考古十大新發現。

鄒先生負責編撰的《天馬—曲村》考古報告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后，獲得美國華盛頓賽克勒·佛利爾國立藝術館以及日本京都大都會遠東藝術研究中心“島田獎”。

鎖定唐晉，鄒衡先生確實厥功至偉。

發掘后期，鄒先生要整理報告，就把發掘任務交給了學生李伯謙。在幾年的發掘過程中，鄒先生是看著李伯謙他們那一批學生成長起來的。李伯謙能夠獨當一面，在20世紀90年代做了此處遺址的第二任考古隊長，一直到2007年。

考古人的環境是艱苦的。住民房，吃干糧，甚至住過剛辦完喪事的房子。但考古人并沒有退卻。那時，吉琨璋、田建文作為北大考古系學生也參與了這項工作。

李伯謙除了親自參與發掘，還發表了多篇關于晉國始封地、晉侯墓葬推定、墓葬形制、埋葬制度、器用制度等專門研究晉國的學術文章。

幾十年的時間，讓李先生對晉國充滿感情，至今都對晉國念念不忘。他見證了那些重要文物的出土，見證了北大考古系在這里的實踐，見證了許多人為了這個遺址所付出的艱辛。

之后，吉琨璋先生成為第三任考古隊長，主持了晉獻侯車馬坑的發掘。48輛車、103匹戰馬及裝甲車，完好出土，成為當時的考古熱點。晉侯墓地發掘完畢后，他參加和主持了多項重大田野考古發掘，對晉文化的研究從未停歇。至今他還在進行這個遺址的后續工作，也代表“晉國”出席各項有關活動。2022年央視特別節目《中國考古大會》上，他侃侃而談，向世人講述晉國的百年風云。

蘇秉琦先生在1985年寫了一首詩：

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甕。

汾河灣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晉文公。

晉文化從那時起，進入全國考古和文化研究的大棋盤中。晉國以及晉文化，為夏商周斷代提供了有力的科學依據。周王朝的許多問題，比如戰爭、墓葬規制、昭穆制度、周朝國策的制定等，都在晉國得到了答案。

吉琨璋先生說，晉侯墓地是研究西周的一把尺子。

重要的考古發現，必有重要舉措，建立在晉侯草地上的晉國博物館，經多方運作，終于在2014年國慶節正式開館。歷史愛好者、考古愛好者聞訊而來，“晉國”以雍容的氣度敞開懷抱迎接前來的人。

茫茫華夏，晉源何方；悠悠故絳，崇山之陽；昭昭小宗，代翼統疆；赫赫稱霸，名震萬邦；煌煌三晉，家國重光。博物館內部，用這樣類比漢賦的文辭，完整講述晉國的六百年風云。

當然還有青銅器。

迎面的叔虞鼎，是叔虞使用過的器物。“唐獻嘉禾”塑像立在那里，叔虞目光淡淡。鼎、簋、甗、觶、尊、卣、盤、鬲，一一從墓里出來，又一一排列在這里，等著人們一遍又一遍、一眼又一眼地欣賞和珍惜。

看到了復制的覺公簋。這件2004年在香港文物收藏家那里走入人們視線的青銅器，銘文中有“王令唐伯侯于晉”，佐證了史書記載。晉侯燮父從唐到晉確實遷都過，也是從燮父開始，晉國國君才成為晉侯。

看到了復制的鳥尊。這是一只超級著名的鳥尊，真身在山西省博物院。作為象征和意向，還站在山西博物院的巨大門額上。在山西，連小小的孩子都能叫得出晉侯鳥尊。這里的鳥尊雖是復制的，但燮父墓還在啊，燮父和夫人一起長眠在這里，他們以什么樣的表情面對前來尋幽的人，我們無法猜測。

巨大的車馬坑是晉獻侯的。車已化作黃土，混跡于本來的黃土中。馬也成朽骨，一點點從土里剝離出來時，該有多么艱難啊，所以考古人都是妙手。那些馬曾經跟隨晉獻侯征戰過嗎？

晉侯穌鐘，也是晉獻侯的，青年時他名為“穌”。只可惜我們看到的編鐘，只是復制品，真品中最小的兩件在山西博物院，其他14件是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組顛沛流離的編鐘，好歹還在國內，應該感謝上海博物館原館長馬承源的慧眼如炬和愛國之心，斥巨資回購，而更多在20世紀90年代被盜走的青銅器，不知現在流落何方。編鐘上有銘文，記載了那場史書上沒有的戰爭。

晉穆侯墓里有楚公逆鐘，晉楚爭霸前，楚國之物就已來到晉國了嗎？

晉穆侯有兩位夫人陪葬，63號那個大型墓葬就是晉文侯的母親吧，這位夫人全身鋪滿玉器組合。可想而知，當初嫁入晉國時，是多么衣衫獵獵，眉宇鮮艷。

哦，有一件晉姜鼎，是傳世文物。宋代《考古圖》就有輯錄。記述的是文侯夫人晉姜輔助晉文侯獲得戰功的事跡。即使看不到實物，也對這個類似婦好的女人肅然起敬。

這是一座建立在墓葬之上的博物館。9組19座墓葬，帶著西周的諸侯墓葬形制，輝煌地排列在這里，這樣的情況在全國也絕無僅有。而墓葬圖清晰完整，但我不能把圖上的燮父到文侯，與實物一一對應。

有一件銅罍，竟然出土在一口水井內，這是誰的罍，不能指認。

國君一覽表，把晉國所有國君的功績和榮辱都釘在了墻上。

我看到了鄒衡先生的蠟像。鄒先生以這種方式長留在這塊他曾作出重大貢獻的土地上。他以這種方式與紫金山、滏河，還有晉國的國君們永遠相伴。若有靈魂的存在，說不定他正和國君們把酒言歡，看著后人在這里一直找不到都城而著急，看著南來北往的人在這里夸夸其談或噤若寒蟬。只要你來，就會看到鄒先生正在伏案寫作，這是他在這里工作的常態。看著他，就能想起他與這里的一切。

為什么會有晉國，學者們認定是“藩屏周室”。那時候分封了幾十個諸侯，姬姓子弟、滅商的小國、先王歷代等都有了去處。據考據姬姓封國就有50多個。無疑成王的親弟弟叔虞必須去最關鍵的地方。那時，唐地還不穩定，且唐地居于鎬京和成周之間，離鎬京最近，周圍又有戎狄環伺，封唐是在王朝旁邊設立了一道防線。商的復辟、其他部落的異心、戎狄的野心，都需要叔虞來扛鼎。于是叔虞帶著他的人馬，跋山涉水而來了。而叔虞和他的后代，也不忘初心，拱衛或扶助周朝。還未等到東周王朝結束，晉國就被韓、趙、魏三國所分，最后的國君晉靜公被殺，晉國滅了香火絕了祀。等東周滅了的時候，大一統就快來到了。

晉國的六百年風雨滄桑，不僅僅屬于晉國，尤其是晉國后期稱霸春秋150多年，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晉國堅持周王朝的國策，疆以戎索，或戰或婚，把周圍的戎狄都整合在一起，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晉國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在文化、技術、手工藝、治國理念等方方面面，改革舊體制和理念，開放自己的胸懷，開掘出自己的特色，領先于各諸侯國，晉國的改革成果也為分晉后的趙、魏、韓三家所繼承，三家繼續深化改革，改革成果直接為秦王朝所吸收。

萬端無形遺產，都在晉國博物館里塑形和隱藏。青銅器不說話，代替歷史存在，墓葬不說話，滿坑都是故事。無論是深埋地下，還是見諸天日，等待的都是有緣人。

后來出任“九五”國家科技攻關重大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的李伯謙這樣給晉國定位：

美麗的山西在三千多年前孕育出了一個強盛的晉國，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晉文化。晉國的崛起與繁榮，促進了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經濟的發展，書寫了長達800多年波瀾壯闊的歷史篇章，構成了中原華夏文化的核心。經過多年來系統、科學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晉文化面貌逐步清晰，晉國的歷史、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被一一揭示。考古成果的取得促使人們從厚重的晉文化中感受到教益和啟發，也鼓勵著我們積極傳承三晉文明、創造新的文化。

如今的晉國，一半是荒野，一半是博物館。而人們摩肩接踵來晉國時，忘記了荒野。

【王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天津文學院簽約作家，長治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山西省演出行業協會特聘專家，濟南市歷城區作家協會榮譽主席。著有《戲臺上的中國》《大地上的遺珍》《盛世諍臣孫嘉淦》《戲中山河》《聽一出戲》《天地間一場大戲》等。在《中國作家》《廣西文學》《四川文學》《天津文學》《長江叢刊》《當代人》《時代文學》《山西文學》《黃河》《青島文學》等雜志發表作品若干，有作品被《散文選刊》《海外文摘》轉載。曾獲劉勰散文獎一等獎、吳伯簫散文獎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