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陸續有人問我：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寫作的？我說：今年。我指的是，只有到了2025年初，我才生出了“我要寫東西”這樣的聲音，不是“寫作”，是“寫東西”。寫點東西，不一定是正兒八經的作品，如果寫成了，那就更好，寫不出也沒事。這不是什么心態松弛，這是一種深入骨髓的自我輕賤。不過，這剛好就是我想寫的東西之一。

如果我肯，我便能發現，我在很早的時候就頻繁地琢磨和寫作有關的事情。我在小學三年級開始有作文課，那時我媽給我買了一本類似體裁大全的書，有狀物、敘事、抒情、議論很多分類，不做概念分析，只放文章，記憶里那是一本詞典一樣的大書。初中時我家在辦制衣工坊，嘈雜又渾濁，有時放學后我會跑到隔壁的舊屋，坐在一張舊藤椅上翻《紅樓夢》，看到天空朦朦朧朧，啥也記不住。那時“我”就開始出現了，這是我在寫《流水線》時發現的。我看見太多差不多和我同齡的女生，在車間的樣子，突然嫁了人的樣子，生了小孩又來到車間的樣子，直到我畢業剛工作，仍能從家人口中聽到，哪一家的女兒在工廠，每月給家里打回多少錢。我敏感地認為，在家里人眼中，讀了書又不能掙大錢，實在不如像大部分人一樣，早早進廠，早早掙錢，補貼家用。我當時應該是實在不想選這條路，盡管這條路在我家鄉那邊，是很多女兒求生的常見策略，是她存在的價值所在。我的生存策略變成了：我讀書成績好，作文更好，寫是我的底牌。這對于一個家庭來說，是一種有新鮮感的體面，加上我還能帶回獎金，高中又免了學費，便存活下來了。高中是一個否定個人特質的唯應試階段，所有人都在埋頭吃進考點，如果吃不下，就是人的問題。我高一的數學極差，考砸時就像被釘死了一樣，只能吸食自己。后來我才發現，說不定是那穩定擅長且總能夾帶私貨的作文在長期承托著我，讓我不至于面目模糊地死去。

事實上是，我不肯，很多年我都不肯。就算大學讀的專業是自己選的中文系，我從沒正眼看過我和寫作的關系。大學時，我處理的都是如何活下去的問題：如何從全封閉、定制化的高中生活，轉向某種程度上由我自己決定和負責的大學生活？如何考過游泳課，用我驚弓之鳥的安全感？如何更早地自食其力，因為我花了家里的錢而不是相反？如何變成大一就通曉世界運行規則的人？等等。我想給這段經歷一個更樂觀的解讀：正因為我從未將文學/寫作視為某種關于人生的答案，閱讀變成了極單純無偏見的事情，也因為我來不及懷上功利性的遠大志向，它仍和我小時候讀《紅樓夢》一樣，給了我更多好奇、癡迷一類的原始情感。我沒有輕易被捕獲。我讀了不少文學類的書，但如果你要我列舉出來，我卻什么都想不起來。我想，它們只可能長進我的血肉里，一定不會憑空消失。

后來我也進了職場，一直在許多模范生活面前打轉。最折磨我的不是范本難以企及，而是我對眼前的范本全無欲望，卻必須服從，由內而外的那種必須。這時，閱讀與寫作變得十分危險，它要么意義吊詭，要么滑向一種欺詐表演。情形變得與高中有幾分相似，但已經惡化：為了保留虛妄的一線生機，我只能狼狽地單方面維持我和文學/寫作的關系。

從另一個角度看，我的這些經驗也許可以給以下問題提供一種參考：一個女性面對真實的自我時，為何會永恒地感到如履薄冰、混沌不明、欲言又止？當問題明確時，寫作就變了樣子，它非寫不可，關乎一個人還有沒有可能找回自我，并且活下去。事情發生得很快。廣州的“女性寫作小組”已經辦了兩期，而我在第三期招募時才看到。最符合我需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個寫的空間，不全是它可以作為外力來推動我的寫作，而是它可以用來抵御我只身寫作時產生的自我否定與意義迷失——你在一個被“她人”看見的地方寫作，在一個有人把寫作當回事的地方寫作。《鋒面》和《流水線》就是在這個空間里寫出來的，盡管它們都潛伏在我體內很久。

我不知道怎么談創作，缺少一二三四五。對我來講，寫《鋒面》像來月經，在醞釀時就開始疼，我看著它不受控制地，從子宮里脫落后流出來，眼前會出現撕開血肉的畫面，身體也像被挖過一般。它寫的事情，很多人都寫過：女性的無家可歸，女性的隱形勞作，還有最難以說清楚的母女關系。它的底下，墊著一些我吸收過的女性主義理論，但寫的時候，往往是經驗先于理論沖出來，而理論可以做的，是提醒我要不要用其他角度去捕捉更多的經驗，來補足這個現場，或者相反，警醒我是否用理論替換了人。我還不知道我做到了沒有。我不敢頻繁地回看它，懷疑它作為第一篇“東西”，會顯得笨拙、失真、粗暴；面對它所講述的事情、流露的情感，我產生了無法抑制的自責沖動。在我看來，這反應也算真實的一部分。《流水線》寫得很快，也是因為它到了非寫不可的時候。三四年前，我因閱讀一些文章，想起了我在家鄉見過的那些女工，我從小就是其中一員，她們的面孔就在我的眼前，細致到一個不抬起來看向我的眼神。我沒有膽子去做尋訪的事情，但每次回家，太多只言片語會讓我閃回到一個命運之環里，就像小說當中寫的，從工廠童工，到工廠女工，然后嫁人生子，再帶著新的女兒，來到工廠。不做賠錢貨。寫著寫著，我不可避免地寫到我對“工廠”如何吞掉一個小孩的家、吞掉人的生活和精神、吞掉一片土地的觀察，不僅作為時代背景，也想帶入對人類瘋狂追逐和建造物質世界的反思。在我看來，它似乎更接近影像，將我腦中一幀又一幀的畫面抽了出來，讓我終于不再害怕忘記它。

至此，我想要不顧及銜接地認定，寫作必須首先是關于自己：你是誰？你如何變成這樣？就算是不堪的、古怪的、瘋癲的、未完成的、連自己都無比厭惡的。你就是時代本身，是關系的原點，你無法撇開自己只通過他人去講述一個時代。好消息是，寫法也很多。不過，我們的自我在此處的自由，已經是寫作給的最大回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