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2025年8月26日，北京初秋，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一個叫作紅孩的作者，在北京東三環的家中，給《新青年》編輯部寫信，料陳獨秀先生也會“看到”。我所以寫這封信，蓋因2025年9月15日恰逢《新青年》雜志創刊110周年。作為一個曾經的青年，一個共青團干部，一個寫作40年的作者，我有許多話要對編輯部諸位先生，特別是想向陳獨秀先生傾訴。我本姓陳，與陳獨秀先生500年前是不是一家，不得而知，但從個人感情上，我發自內心地想叫一聲陳先生：叔叔好！

對于《新青年》和陳獨秀先生，到底是哪一個最先進入我的腦海，思來想去，感覺是陳獨秀先生。小的時候，聽父親讀報紙，偶爾會聽到立三路線、陳獨秀右傾主義、張國燾分裂中央等事件，等上了中學，特別是參加工作后，在地方政府當了團委書記，才逐漸知道了黨史、團史的一些真實情況。

1986年，我在北京郊區的一個鄉政府擔任團委書記。記得第一次開團支部書記會，通知了23人，結果只來了兩個人。細問，有的外出打工，也有的單位請不了假。再統計當地的青年，也就是35歲以下的，不足千人，其中團員不到300人，甚至團支部活動也不多。面對這樣的困窘，給我出了很大的難題。我知道，新的時代出現新的氣象，青年工作也需要與時俱進。還好，鄉政府從不多的財政經費里給我們的每一個團支部都訂閱了《中國青年》雜志，我則多了一份《中國青年報》。這一報一刊，在當時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擁有的，特別是“中國青年”這4個字，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聽起來是那樣令人洶涌澎湃！

也就在1986年這一年秋天，《北京日報》郊區版在北京郊區房山舉辦了一場“京郊青年聯誼會”，來自京郊的近300名男女青年參加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大會。這些青年，有的來自機關學校，也有的來自工廠，更多的是山里和郊區的農民，還有一部分個體戶。我那時因為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作品，又是地方政府機關的團委書記，主辦方負責人特別點名讓我發言。記得當時，我熱血沸騰，說在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初名《青年雜志》），這本雜志以先進的新思想，為最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爆發，提供了思想基礎。如今70多年過去了，我們新一代團員青年，正處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我們要頑強學習，努力工作，不管文學現在出現什么流派，我們北京郊區文學青年都會以我們的方式創造出我們自己的文學……我的發言引起人們的熱烈掌聲，很多人都主動要我的聯系方式。其中，房山有個腿部殘疾的女孩，她叫了我一聲大哥哥，問我能不能幫她聯系治病。我想到我們當地的醫院剛好來了一位骨科專家，我不假思索，就爽快說你等我的好消息吧。我覺得，作為一個時代的新青年，怎能看著一個小女孩被時代落下呢！

記得陳獨秀先生在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發刊詞中說：“在當今這個時代，年輕人是社會進步的主力軍，是我們未來的希望。所以，我們必須要堅定自己的夢想，勇往直前，不斷拼搏。同時，我們也要關注社會，積極參與公益事業，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撫今追昔，如今110年過去了，陳先生的話在當下仍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2025年7月1日，這一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24周年紀念日。在前幾天，我就萌生了7月1日要去位于北京東城北池子大街箭桿胡同9號（現改為箭桿胡同20號）的陳獨秀舊居，同時也是《新青年》編輯部。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我在視頻上連續做了3期“從漁陽里出發”閱讀推廣活動。今年初，上海女作家陳晨歷經3年多時間，創作完成中共早期領導人在上海漁陽里從事革命活動的長篇紀實文學《從漁陽里出發》，其中就包括陳獨秀先生在漁陽里2號創辦《新青年》雜志的過程。我之所以這么做，自然與我的個人成長經歷有關。我們這代人，大都經歷過入少先隊、入團、入黨的過程，因為種種陰差陽錯，我雖然沒有成為共產黨員，但骨子里還是對共產主義無限憧憬。頗為重要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文學如狂風暴雨，幾乎讓每個青年人都沸騰燃燒，寫詩辦報，成為那個時代青年最具先鋒的重要標志之一。

在我的心里，一直把陳獨秀先生首先看作一個報人，然后才是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以我有限的知識，只知道1876年中國才有了第一張白話報紙《民報》，而它的創辦者則是《申報》，而作為中國第一份中國商業性日報的《申報》則誕生于1872年。7年后，陳獨秀出生。1897年，18歲的陳獨秀發表署名“懷寧陳乾生仲甫”所寫的政論文章《揚子江形勢論略》，全文約7000字。需要注意的是，這篇文章是由陳獨秀自己印制發行的。1901年4月3日，由勵學譯社主辦的《勵學譯編》創刊，這是一本中國早期的啟蒙雜志，陳獨秀慷慨解囊加入助資者，雖然僅捐3元，但足可以看到他對新事物新媒體的關注。

要說陳獨秀先生真正進入報人行列，那應該從1903年8月他參與章士釗創辦的《國民日日報》算起。據后來章士釗回憶：“這是他第一次把報刊作為宣傳工具來喚醒民眾、啟蒙民眾。 對設置的欄目一一社說、外說、講壇、小說等版塊非常熟悉，并在排版上多有創新，整體呈現新鮮活潑，講求實效，并用筆名‘由己’寫了詩文。”與此期間，他還參與在上海辦《蘇報》，提出了“格式多創作，不愧新聞綱”的辦報理念。不過，好景不長，這兩張報紙很快因政治原因被取締。無奈，他只好回安徽老家辦《安徽俗話報》，親自擔任主編、主筆，并負責發行、郵寄，近乎于一個人的全能。日后，談到這段經歷，陳獨秀感慨道：“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新感情所驅使……”

陳獨秀的感慨，顯然不僅僅是屬于他個人，在那個不甘中國落后，勵精圖治，決心以一己之力為中華之覺醒，以至最終推翻封建帝制，實現中華民族之崛起的仁人志士中，我們還會看到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李大釗、蔡元培、秋瑾、陳天華、魯迅、胡適、毛澤東、瞿秋白、周恩來等人先后走上歷史的舞臺。如果說，這一切的發生主因是中國這個睡獅在西方列強的炮聲中被驚醒被催化，還應包括這些英雄他們內心的火焰要把封建的舊制度舊文化一一沖破。正是因為有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奮斗目標，才有了日后的《新青年》，才有了影響中國思想進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1998年，我所供職的中國文化報社從雍和宮東側的柏林寺搬到北河沿大街83號，與《求是》雜志共同在一棟樓辦公。樓前的大院很大，蓋有一幢平房和幾座簡易房，當時的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和文化部所屬的單位就在那里辦公。你不會想到，當年的北大就在前面的紅樓，而我們辦公樓的后院則是蔡元培先生辦公居住的地方，名曰“孑民堂”。此時的北大紅樓被國家文物局使用，門口的大街叫五四大街。平常，我們就在附近遛彎、吃飯，更多的是乘坐公交車。我那時，對“五四時期”的人與事并沒有引起多少關注，待幾年后我們報社又搬到別處，國家文物局也搬走，北大紅樓重新裝修布置，改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紅色文化教育基地，我們這才感到當年在那個院里辦公有多么難得！從北大紅樓順著南河沿大街南行，到東華門附近，走進一個胡同，七拐八拐就能走到箭竿胡同9號。想當年，陳獨秀先生每天都要在北大紅樓與箭竿胡同之間來回穿梭，以陳獨秀先生的性格，他走路一定是大步流星地，同行的少不了有蔡元培、李大釗、錢玄同、胡適、魯迅、高一涵、沈尹默、劉半農、陶孟和等《新青年》編輯部同仁和其他文化、思想界的精英。

陳獨秀先生是1917年年初從上海來到北京的。他居住的箭竿胡同9號，小院不大不小，大門朝北，里邊南北各3間，東側有個廂房，進門的過道旁有個耳房，應該是傳達室、傭人兼用的門房。假如誰要是投稿給《新青年》編輯部，一定是經郵差給門房師傅的。當然，如果是作者親自來，便很有可能見到陳獨秀或魯迅、胡適本人，想來那是多么幸福和驚喜的事！我從17歲高中時開始給報刊編輯部投稿，一直到了后來從事專業編輯之路，深知“編輯部”3個字在作者心中的神圣。特別是年輕的作者，如果在最初學寫作時，能夠到編輯部見到編輯老師，尤其是見到心儀已久的名家，簡直是一種欣喜若狂。我在蕭紅對魯迅先生的回憶文章中，看到魯迅先生不管是出門還是回家，他的腋下永遠夾著一個黑綢子印花的包袱，里邊裝著青年的來信來稿和他的回復。在《新青年》編輯部陳列室，我見到了葉挺將軍于《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上的來信:吾輩青年，坐沈沈（注：原文如此）黑獄中，一紙天良，不絕如縷，亟待足下明燈指迷者，當大有人在也。那時的將軍還只是個探求真理的青年！

《新青年》的創刊其意義是多方面的。僅從倡導白話文學上，就足以讓今天的我們致以最崇高的敬禮。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第二卷五號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改良文學的8條建議，認為今后的文學應以白話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正宗。隨后，陳獨秀在第二卷六號上撰文《文學革命論》，對胡適前文以呼應。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口號：“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過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很快，胡適又積極策應，親自創作了8首白話詩。魯迅更是以極大的熱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發表了中國白話小說的開山之作《狂人日記》。這篇小說很快在全國傳播開來，也成為中國白話文學的奠基之作。

在《新青年》編輯部陳列室，我看到了展柜里的一盞油燈、一個衣箱和一副老式的油印機。這3件物品是不是陳先生當年所用，我不敢肯定。但我相信，先生當年用的物品就當如此。就是在這盞油燈下，陳先生寫出了大量啟蒙民眾的文章，鼓舞無數的青年為民主與科學前行，如《憲法于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舊思想與國體》。同時，他還編輯拜讀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惲代英的《結婚問題之研究》、魯迅的《藥》《風波》《孔乙己》等無數作品。那個頗具年代感的木制衣箱，無疑就是陳先生南下北上的行李箱，里邊裝的一定有讀者作者給《新青年》編輯部的來信與來稿。寫到此，我突然有了大膽的想法，我想把我的這篇文章悄悄放進那個衣箱，我想陳先生、陳叔叔他一定會接受的。想到此，我仿佛此刻真的回到自己的青春時代。至于那個油印機就更親切了。記得1985年，也就是《新青年》創刊的70年后，這一年我18歲，第一次公開發表了自己的小說，第一次用鐵筆在鋼板的蠟紙上歪歪扭扭地刻印了詩報《野風》，然后油印100份發往全國各地。那時的心情大約跟當年陳獨秀先生一樣，心里從內到外都在燃燒。20世紀80年代，那真是個令人人都可以沸騰燃燒的年代！當時的年輕人提出的口號是：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從《新青年》編輯部出來，太陽已經高高映照在頭上。這時，有五六個青年學生走過來，我問他們是哪個學校的，一個同學說是北京工業大學，另一個同學說是首都經貿大學。我聽后笑著對后面同學說，你和我女兒還是校友呢！同學問我，您女兒大學幾年級？我說，她已經畢業了。看著孩子們稚嫩的樣子，我問，你們今天為什么選擇到這里打卡？北京工業大學的同學說，今天是七一，是建黨日，幾個同學一商量就決定到北大紅樓和《新青年》編輯部看看，具體也沒什么更深的想法。我說，謝謝你們，如果你們不來，今天上午恐怕我就是唯一的打卡人了。

走出《新青年》編輯部，我在門口駐足了良久。從1917年年初陳獨秀受聘于北大文科學長，到1920年2月離開北京，陳獨秀一家和《新青年》編輯部在此居住辦公3年。這3年，不算長，但它卻由此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就是在從北京到上海的路上，李大釗和陳獨秀這兩位歷史巨人，一同商議盡快創立中國共產黨。那一念或許是深思良久，也許就是匆匆之一瞬，但誰能想到，那一瞬竟成了時間的永恒！

（紅孩，中國散文學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