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30日，“遠東反戰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周七康的父母——左聯盟員周文、鄭育之參與了籌備、掩護和宣傳工作，功不可沒。在左聯會址紀念館里，周七康重新講述起這段歷史，一一指點著與父親有關的展品：《鐵流》（大眾本）、《毀滅》（大眾本）、《草鞋腳》……她看上去比80歲的年齡要年輕。雖然不是一眼驚艷的人，但一開口，醇厚的音色、純正的普通話和那些隱藏在復雜事件背后的生動細節，都在她洪亮的聲音中清晰呈現。

是什么讓她依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可以長時間侃侃而談？

姓名里的紅色印跡

周七康，生于1945年，父親周文是左聯組織部長、中共中央馬列學院（現中共黨校）首任秘書長、著名左翼作家；母親鄭育之是左聯成員，原全國婦聯機關黨總支書記，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事。

周七康，光看名字，很多人以為是家里的老七。“其實不是，我是我們家第四個孩子，”周七康說，“周不是我們家的本姓，爸爸本姓何。但是媽媽說，你爸爸參加革命以后寫文章用的筆名都是姓周，而且一直用到去世，他長時間都姓周，你就不要改了，你就姓周，紀念革命工作的姓。”

七，分三層意思。“一是媽媽懷孕七個月生產。當時媽媽得了丹毒，差點沒命，身體很不舒服，就生下了我，我是早產兒。爸爸看到巴掌大小的我，像一只小貓，就說七個月生下來，那就希望你健康。”“七康”的名字隨之產生，周七康笑笑，她可比當初想象中健康。

第二層意思是因為鄭育之原來是七大代表，生下孩子兩個月以后召開七大。鄭育之想抱著孩子去開會，領導不同意：孩子萬一在會場上鬧怎么行？所以“七”也是紀念鄭育之的七大代表身份。

第三層也是紀念，母親在家里是老六，她的七妹1937年抗戰爆發時到延安參加革命，1945年在米脂去世，母親也是為了紀念七妹。

“康”字一是希望健康，另外則是西康。周七康的兩個姐姐跟著父親走出四川的時候，父親給她們取了名字：文康、靖康。七康則從一個堂叔那里得知：“你們都是西康人。”原來，父親期望兒女無論走到哪里，不要忘記自己的根在四川西康。

上海遠東反戰大會掩護者

門外站定捋捋頭發，小別墅里開門進客。這不是電影鏡頭，而是發生在1933年的真實事情。

1933年9月30日，國際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第二次大會（即上海遠東反戰大會）在上海市虹口區霍山路85號秘密召開。是日凌晨，宋慶齡不顧安危，在交通員梁文若的帶領下，甩掉特務的跟蹤，凌晨三時過后進入會場，主持會議并作了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斗爭》的演說，大會通過了若干反戰抗議書。

馮雪峰負責具體安排籌備工作，調動了左聯及其下屬人員參與，周文在會外做傳單印刷和宣傳活動，鄭育之則參與會議樓內具體的保衛和掩護工作。

周七康說，父母先買了兩個大樟木箱運到豪華的東方旅社，扮演一對新婚夫妻，購買面包、罐頭等食物，手挽手出去買食品、飯鍋等生活用品。第二天梁文若叫車把大箱子送到會場。父親不進會場，母親和梁文若到了會場門口，汽車停下來了，梁文若下車捋捋頭發，給房內人做信號，然后房子里走出兩個仆人打扮的壯小伙，把大箱子帶進屋。母親進屋后身份變為二弟媳，房子主人叫黃霖，扮大哥，梁文若扮大兒媳婦，另有一位男同志任小兒子，還有一個老太太朱姚，攜帶劉少奇之子扮演家人，祖孫三代組成一個臨時家庭，掩護會議。鄭育之負責值守二樓樓梯口，監測大門動靜（因樓梯陡高可隱蔽觀察）。

30日的大會從凌晨開到黃昏結束，然后負責保衛工作的人，分批把所有代表送出去。每次到了弄堂口，做一個暗號動作，保證馬路上安全，才放人出去。

1975年鄭育之去看病重的馮雪峰，馮說：“黨中央給了我一個任務，讓我去上海找會議舊址，因為黨史里一直不能夠確定遠東反戰大會的舊址，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找到。”鄭育之回到上海后在霍山路附近找了半天就是不能確定，后來黃霖聯系上鄭育之后，才幫助確定了會議舊址。周七康說：“因為媽媽一直有疑惑，原來她站在二樓樓梯口，底下人是看不到她的，現在的卻能看到。”后來從鄰居處了解到樓梯改建過了，所以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密碼本背后的密碼

在父親遺留下來的許多寶貝中，一直有一本奇怪的書，不大，長10.3厘米，寬14.5厘米，厚0.5厘米。20世紀90年代，周七康拿著這本奇怪的“書”左看右看，文字的排列，既不像字典，又不像文學書籍，每個字上方都有4個阿拉伯數字，每頁最上面和左右兩旁空出的地方都用毛筆寫上了從1到9的排列數字，可每一頁位置又不統一。書的側面寫著《電碼新編》。周七康問母親，鄭育之回答：“這是你爸爸用過的密電碼。”周七康聽后，當時十分滿意，就放進了書架。

但是，當周七康1996年編寫《周文年表》時傻眼了，那本“密電碼”前后情況都沒有，寫不進《周文年表》。再想問母親時，她已身患重病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直到2022年的一天，革命后代故事團有一個朋友發了一篇署名“同人”的長篇文章《上海秘密電臺》給周七康，才把電臺和密電碼的事情搞清楚。

1936年，黨中央派馮雪峰回上海，住在魯迅家。魯迅寫信給周文，周文按信在四川路橋下天潼路車站見到了以前的老領導馮雪峰。此后，周文擔任了馮雪峰的內部交通，同年10月起擔任了中央駐上海聯絡處秘書，同時兼任秘密電文的翻譯工作，譯電文直到1937年4月結束。宋慶齡利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的電臺很快與延安取得了聯系。鄭育之每天到路易·艾黎家取回從延安發來的電文，周文馬上根據馮雪峰從延安帶來的《電碼新編》翻譯電文，第二天早上七時前鄭育之送到特科上海負責人徐強、李云夫婦家里，馮雪峰和潘漢年每天到徐強家看電文。

“就在這段時間里，爸爸翻譯了很多延安給上海黨組織非常重要的消息和中央對上海的指示，其中包括西安事變前后的消息及對蔣介石的態度和決策。”周七康說，“我為爸爸和媽媽的工作感到無比的自豪！他們都是歷史見證者。”

2023年，周七康將這本立過大功的《電碼新編》捐給了中共一大紀念館。

退休后全身心整理父親文獻

周七康退休前后完全是兩種生活。她這樣介紹自己的職業生涯：“我15歲從北京到上海生活，從初一下半學期開始讀，音樂老師發現我很喜歡唱歌，初二時（1960年）上海很多文藝團體招生，音樂老師讓我去參加考試，就被選中進入中福會兒童藝術劇院學習。當時上海木偶劇團剛成立，老藝人多，唱京戲，也不說普通話，劇團需要培養年輕人，演一些現代的節目，學員們到兒童劇院一同學習。到1962年院團調整，我和一部分同學轉入上海木偶劇團，擔任揚琴演奏員直至1988年樂隊解散，后轉做劇團圖書工作至1993年退休。”

“1993年退休后，我知道自己應該著手整理父親的文獻了，就把揚琴交給了女兒，送給他們學校的盲人樂隊使用。我看不到琴，心里就不會癢癢，就能一門心思進行資料整理了。”

一開始，周七康和姐姐、哥哥分工合作，她主要是搜集整理文獻資料，姐姐離世后工作都落在她身上。

在遠東反戰大會召開80周年之際（2013年），周七康決定整理關于這次會議前前后后所有的事情，初步定名為“遠東反戰反法西斯大會”大事記。

為了搜集到相關內容，整理舊資料，周七康花了整整十年的時間。“記得為了查找相關資料，我在圖書館內泡了半年多時間，就是為了把我能夠找到的所有相關內容全部放入書內，盡量不留遺憾。”周七康說，“后來，一直幫助我校檢這本書稿文字語法的黨史辦黎德雄老師建議書名改成《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周七康介紹道：“這本書的內容最開始從‘九一八’寫起，記錄了日本侵略中國期間國內外的大小事件，包括國際上派出的國際代表團的活動和中國各界的反抗內容。我從‘九一八’開始查資料，把我認為國際國內所有發生的大小事情全捋了一遍。書里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戰，記錄了東北義勇軍和群眾的反抗，包括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等。還記錄了第一次世界反戰大會后，宋慶齡接到共產國際通知在上海籌備會議。這本書還包含了遠東反戰大會的整個過程、會后黨組織的總結、國際代表的總結，以及共產國際的意見等，盡可能全面地記錄了所有相關事件，我能夠放進去的，盡量全部都放進去。”她不無遺憾地表示：“可惜的是今年趕不上出版。”

周七康認為，父母給她的精神財富讓她感到驕傲。父親強調“做人要正直，對人要善良”；母親教導做事要注意群眾影響。父母言傳身教的“不能損害群眾利益”“為民立命”的精神，始終指引著周七康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