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抗日演講的郭沫若 圖片由作者提供

1937年7月27日清晨，一艘由日本駛來的郵輪進入東海，一位中年學者站在甲板上向祖國眺望，神情凝重，若有所思。很快有人認出了他，并熱情地向他打招呼：“郭沫若先生回國了！”

郭沫若回國的消息立刻登上了國內報紙和雜志的重要版面。在中國文藝家協會上海分會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隨后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郭沫若深情朗誦了他創作的《歸國雜吟》，表明他回國抗戰的堅定決心：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余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此后，郭沫若全力投身抗日洪流中，以文化的方式從事抗日救國運動。他與夏衍、阿英等人辦起了《救亡日報》，刊發大量評論、雜感、詩歌、戰地報道等，深受社會各界歡迎。

郭沫若歸國不久，他的組織關系就恢復了。他向周恩來提出要公開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痛痛快快地參加抗日工作。周恩來從抗戰大局出發，請他還是以黨外人士身份開展工作。郭沫若聽從組織安排，組織和團結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進步文化人士，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比公開黨員身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背景下，1938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正式成立，主管抗日宣傳工作，郭沫若被任命為廳長。

起初，郭沫若不愿擔任第三廳廳長，他覺得“在國民黨支配下做宣傳工作，只能是替反動派賣膏藥，幫助欺騙”，“處在自由的地位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一點”。為此，周恩來向郭沫若說明了第三廳工作的重要性，并表示，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周恩來一邊做郭沫若的思想工作，一邊向國民黨當局交涉，爭取較好的工作條件。在周恩來的運籌帷幄下，郭沫若走馬上任，胡愈之、田漢、范壽康、洪深、張志讓、杜國庠、徐悲鴻、冼星海、馬彥祥、馮乃超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匯集于此，因此第三廳被稱作“名流內閣”。時任第三廳的負責人中，郭沫若、馮乃超、田漢、杜國庠、陽翰笙等人都是中共黨員。迫于當時情況，郭沫若由周恩來單線領導，不參加黨的基層組織活動。

第三廳成立后，立即開展了規模盛大的抗戰宣傳活動——“擴大宣傳周”。周恩來和郭沫若希望以此為契機在民眾中開展廣泛的抗日宣傳。第一天是開幕大會和文字宣傳日，接著是口頭宣傳日、歌詠日、美術日、戲劇日和電影日，最后一天舉行大游行。整個宣傳周搞得有聲有色，發揮了文化人士的特長。

七七事變一周年時，第三廳組織了一次“全民獻金”活動。在武漢三鎮搭建了5座固定的獻金臺和3座流動的獻金臺。人們捐獻熱情高漲，原定3天的活動，又延長了2天。活動收到的現金和物品折價成的現金，總計超過了法幣一百萬元，體現了社會各界同仇敵愾的民意民心。在第三廳的組織下，所有獻金款項全部用于購買前線急需藥品、醫療器械、戰地慰勞用品等。

第三廳下屬的若干抗敵演劇隊和抗敵宣傳隊奔赴抗日前線進行慰勞演出，為前線將士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

1940年9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政治部，蔣介石強令第三廳人員集體加入國民黨。郭沫若在全廳大會上堅決反對：“入黨不入黨，抗日是一樣抗的；在廳不在廳，革命是一樣革的。”會后憤然辭職，第三廳的進步人士也紛紛遞交辭呈。周恩來直接告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第三廳的這批文化人在社會上都是有名望的無黨派人士，他們為抗戰而來，你們不要，我們要。請你給安排車輛，我們請他們到延安去。蔣介石知道后，立即表示，國難當頭，正是國家用人之際，你們都不要離開。可以另外成立一個機構，譬如叫文化工作委員會，還是由第三廳的人參加，仍然請郭先生主持。

1940年11月，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郭沫若任主任委員。原來在第三廳的進步文化人士多數繼續參加了文工會，委員會下設國際問題研究、文藝研究、敵情研究3個組。由于文工會不是政府行政機構，因此不再具有行政權力，國民黨限定它只能進行學術文化活動。文工會的成員是文學、史學、經濟學、社會學、自然科學，及各門藝術領域的著名學者專家，大家充分利用現有條件開展學術研究、文藝創作、公開演講。1941年11月，在周恩來的指導下，文工會還策劃了紀念郭沫若創作生活25周年暨50壽辰活動，以此突破國民黨的政治封鎖和文化封鎖。在文工會的這段時期，郭沫若創作了《屈原》《虎符》等6部歷史劇，完成了著名的史論《甲申三百年祭》以及學術著作《青銅時代》《十批判書》。

毛澤東致信郭沫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第三廳和后來組建的文工會，堅持了既與國民黨合作，又保持相對獨立的方針，成了以共產黨員為核心，包括國民黨員和民主黨派及其他愛國人士在內的統一戰線機構，成為文化抗戰的中堅力量。

（作者：劉曦光，系郭沫若紀念館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