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經典的時代之問：對13部文學作品的文本細讀》是劉照華聚焦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十七年文學”時期紅色經典的文本細讀之作，更是以當下立場對13部作品“經典性”展開的重讀與再估。這部作品的問世，與當下文學研究領域對“十七年”紅色經典的重新解讀與評價形成呼應。其意義在于，強調應拉開時代距離，以“廣角”視野重回歷史文化語境與文學史發展脈絡，綜合探討并客觀評估“十七年文學”經典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中的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

劉照華關于重讀紅色經典意義的闡釋，雖以第一人稱口吻在《自序》中道出，卻具有公共認知意義的感受分享：“當我細細品味它們的時候，卻有了大大超乎預期的感受。”這正是重讀紅色經典成為當下研究重心的意義所在。這些與我們相隔數十年的作品，更多是以文學史定論的形式存在于我們的文學記憶與文學判斷中，我們多是從高度概括的、新時期以來的文學評論中“結識”它們，鮮有從文本閱讀入手，形成具有獨立性、個體性的作品評價。而需要警惕的是，這些他者的解讀，無論怎樣的專業性或權威性，都勢必留有評論主體的印記，尤其帶有時代的印記。

拉開時間距離的重讀，誠如作者自述：“它們固然在紅色內涵上顯現了可貴的價值，但這種內涵與價值，是有機地生成于瑰麗多彩的文學世界中的，它的紅色是盛開于世間萬象、人生百態之上的”；“我之前對于它們的關注太過集中于紅色標簽，大大忽略了它們作為文學經典的藝術內涵”。遠離文本，僅依賴閱讀間接甚至二手的評論，很可能陷入多重局限。因而，切實回到文本，展開細讀與重讀，是對既有經典開展文學評論應秉持的基本態度。

該書對“十七年文學”經典的圈定亦別有意味。13部作品在體裁上兼顧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與報告文學：長篇中，劉照華重讀了《紅巖》《紅旗譜》《紅日》《創業史》，以及“青山保林”中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農村題材補充了趙樹理的《三里灣》，革命歷史題材補充了王蒙的《青春萬歲》，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及劉流的《烈火金剛》。此外，還有兩部短篇小說《荷花淀》與《百合花》，以及一部產生重大社會反響的抗美援朝題材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

該書的文本選取有兩重考量：一方面力求對紅色經典做出具有代表性、更全面的闡釋，既涵蓋“十七年文學”中革命歷史題材與農村題材的代表性創作成就，納入長篇、短篇及小說以外的其他文體，也補充了王蒙在該時期創作的首部長篇小說《青春萬歲》；另一方面，該書有意識凸顯在地性，特意納入趙樹理描繪山西農村土地改革的《三里灣》，這也是“十七年文學”首部以農業合作化運動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以及以山西呂梁地區抗戰為背景的《呂梁英雄傳》、以滹沱河畔晉察冀根據地抗戰為背景的《烈火金剛》。這些作品或許更有助于深入體悟與賞鑒文學作品的地域性藝術特征。

從作者的行文特點來看，劉照華采取的并非以理論統領或方法論主導的評論方式，而是一種“賞讀式評論”。對大眾讀者而言，這樣的寫法更具可讀性：評論不刻意做理論概括與定性評價，而是聚焦文本具體細節，展現出作者沉潛于作品的扎實細讀功力。比如開篇對《紅巖》的評析，便順著章節內容逐步展開，敏銳提煉出文本中的各種伏筆。如對甫志高人物性格的剖析，從其言行入手分析其革命動機，并闡釋了他后來叛變的必然性。對江姐等革命者心理描寫的解讀也十分深入，且不乏新見。《紅巖》從英模報告稿到最終出版，至少四易其稿，經歷了多次凝聚眾人智慧的改稿會，堪稱“十七年文學”中“集體創作”的典范。經由論者這般細讀剖析，更能印證這部作品改得其所、經得起推敲，也難怪它會成為紅色經典中廣受讀者認可的作品之一。

劉照華的文本細讀，逐一論及作品如何構思、怎樣表達、如何鋪墊，以及細節發揮的具體作用，都極具針對性。如重讀《紅旗譜》時，作者著重凸顯作品鮮活通俗的民間語言，多處引用原文中的精彩段落作為佐證。重讀《紅日》，則先聚焦其題材特點：這是正面描寫大兵團作戰的文學典范，且出自戰爭親歷者之手，因此論者關聯吳強的創作動因，分析了他在創作中面臨的核心問題及解決策略，同時還關注到作品豐滿的人物塑造與飽滿的人性描繪。對于《青春萬歲》，作者以“編織青春的五條金線”為框架，提煉并鑒賞了文本中關于青春的五個核心命題。

除了扎實的細讀功夫，劉照華對紅色經典的評價也具有啟示性。在重讀《三里灣》時，他既突出了趙樹理的說書人敘事方式與民間立場，又提出“讀出另一個趙樹理——作為知識分子作家的詩意情懷”，既有個體感悟，又有思考深度。作者還展現出對多種藝術表現手段的聯想品評能力，比如將《荷花淀》的敘事風格比作中國畫的“沒骨畫”法，概括其特點為“體現在對許多情節的‘藏’與‘略’”，稱其“精致”而“微妙”，凸顯出文本在戰火硝煙背景下獨有的“優美”意境。

（作者系太原師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