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今年是偉大的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當年抗日英雄浴血戰場的事跡，值得人們永久緬懷。但還有一個戰場，同樣驚心動魄；為數眾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個戰場守護了祖國文化，也維系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

民族自信，有時候會系于非常具體的一個事實，比如古代建筑的存世與否。癡心于古代建筑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怎能接受中國已經沒有唐朝建筑？夫婦倆跑遍河北、山西等地，追蹤探查，目睹荒廢或華麗的古建筑，震驚也自豪——這僅僅是開始，隨著往大后方轉移，他們一路奔波也一路尋訪；生活艱苦，內心卻特別充盈；而最終的碩果，就是《中國建筑史》的出版。

他們只是知識分子的代表。為了讓人們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偉大，錢穆住在一個連粗茶淡飯都難以提供的寺廟，花一年多時間寫出《國史大綱》；眾多文學家、藝術家齊聚西南，也帶來話劇的活躍，而大批文物的西遷，更是波譎云詭，歷盡艱險。

為拯救民族危亡、賡續中華文脈，在苦難中奔波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燃燒的生命匯成一片綠色的火焰，讓人們看到奔向未來的希望。

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

——穆旦《春》

第一部 思想

一、活下去，為了寫一部書

非軍事人員在戰爭中流亡遷徙，是為了躲避危險，躲避的目的是活命，大多數人為了活命必須工作，工作又是為了活命。文人與藝術家不同，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戰爭年代既要保存生命，也要工作，但他們的工作超越了生死。有的文人活著是為了完成一部書稿，開創某種事業，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是其中的兩位。

七七事變是中國和世界的不幸，事變爆發不久，梁思成從山西趕回北平，戰亂讓他害怕，他從美國留學回國這幾年，中國一直不太平，九一八事變后中日軍事沖突太多，規模很大，打一陣停下來，不斷談判，這次不同，七七事變爆發之后十天，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

梁思成此趟出行帶回一大堆資料，筆記圖畫和照片，他沉浸在發現一幢唐代古建筑的興奮中，慌亂地整理資料，不知所措，心亂如麻。1937年7月底北平淪陷，有神秘人物給他送來日本的“請柬”，不用看就知道是要邀他做漢奸，必須出逃。1937年8月7日南京國防會議正式確立全面抗戰，敵我性質已定，梁思成9月4日晚連夜趕往天津，此后全家逃亡，先去長沙，后去到陌生的昆明。

2024年10月17日，我從四川樂山坐高鐵去宜賓，尋訪梁思成的背影。當年，他帶著中國營造學社在昆明工作，因為日軍飛機接連轟炸，工作不堪其擾，他又帶著全家遷往了四川宜賓的李莊。從一個省搬遷到另一個省，帶著妻兒、岳母、全家的行李、大堆圖書資料和工作器材。交通極其落后，吃不好睡不足，體力消耗，焦慮煩躁，水土不服，潮濕陰冷，堅持到最后，林徽因肺病發作，臥病在床，睡在可以靈活移動的行軍床上，把行軍床搬到書架邊，幫梁思成查資料。梁思成頸骨無力，用花瓶支著下巴，日以繼夜地繪圖，在打字機上寫作。

那天天氣太熱，陽光刺眼，宜賓朋友來車站接我，開車載我參觀老城區。宜賓是一個地理和文化的巨大出口，江水匯聚，浩蕩前行，水路可入中原，到達東部沿海，中國西南部與整個中國的物質和思想在這里長期交流，古跡很多。當晚我入住三十公里外的李莊，酒店是中式舊樓設計風格，木房子、石階梯和石板路，平房，白墻高大，房梁暴露，頭頂落下古人的低語。夜深人靜，窗外的一絲晃動燈火中傳來歌聲，我想入非非，隱約看到梁思成從房間的木窗外走過。

人類在地上畫一根線，表明從一個山洞出發，可以到達另一個山洞，這就是地圖，它是行走的方向標記，包含了情感和思想。后來地圖上的線條越來越長，越來越密集，還畫出了國界，寫上各種文字，表明人類的行動復雜化，思想和情感更復雜，地圖的線條和文字之間混雜了懷疑、決斷、等待、歡樂和絕望等等。梁思成和林徽因面對地圖也曾一度絕望，標注在地圖上的昆明，被日軍飛機反復轟炸，他們想找到一個地圖上沒標注出來的小地方，可以安靜地研究和寫作，于是李莊出現，他們搬遷了過去。

他們并不是孤獨遷來李莊，1940年冬梁思成帶著中國營造學社來到四川宜賓的李莊，從昆明一同遷來李莊的機構還有同濟大學、中央博物院、史語所。先有同濟大學的尋找和聯絡，后才有文人隊伍大批進入李莊的歷史事件。

李莊是宜賓下轄的一個小鎮，古代的四川人從故鄉出發，向中國大地前進，最重要的水路出口就是宜賓，從這里進入長江，是較為常見且便捷的水路出川路線。宜賓匯聚了云南流出的金沙江并連通樂山的岷江，水路運輸四通八達，人口流動大，物資交流多，商業的發達勢所必然。

李莊也在江邊，坐船可去到宜賓，李莊鎮上店鋪林立，那是一個隱秘的富饒之地。昆明的同濟大學校長周均時，無路可走之際，向四川的同濟校友求助詢問，消息被宜賓的李莊鎮獲得，李莊鎮立即有了真情相助的堅定響應。廣為傳頌的著名十六字電文就這樣進入了中國抗戰史，那就是李莊鎮長羅南陔向國立同濟大學發出的“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的電文。那不是十六個漢字，是十六下向文化致敬的鐘聲。

李莊鎮上只有三千人，全鎮最高峰時收留了一萬二千外來文化人，同濟大學從1940年10月開始遷移，到1942年，附中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才全部遷完，住進李莊。李莊有很多富人家的大宅院，鎮上有很多宗族祠堂，可再多的房屋也無法容納超過全鎮幾倍的外來人口，鎮上的居民把殿堂廟宇的菩薩小心抬走，用什么辦法搬移？移去哪里保管？我無法想象，我只知道挪移神像是為了騰出更寬的地盤。同濟大學的本部設在李莊禹王宮，工學院在東岳廟，理學院在南華宮，醫學院進駐祖師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設立在羅家祠堂。師生住宿租用鎮上的民房。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也遷來李莊，一批中國頂尖學者入住了栗峰山莊。

我在李莊住下，次日早晨去尋訪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舊址，汽車載著我離開熱鬧的鎮街子，在公路上忽然轉彎，拐進村路，一直開到路盡頭的水田邊停下。沒有人，我面前是一個圍墻，有石階和高大的門洞，門洞的石門框兩邊刻了對聯，字不太看得清，只能認出門頭的橫批——清高門第，拒人不見的感覺。

一邊是積滿水的農田，映出早晨灰色的天光，一邊是寂然無聲的古老大院。那就是栗峰山莊的老院之一，抗戰時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在里面工作。栗峰山莊不是一個院子，是一片宅院群，位于李莊鎮西南約五公里處一座狀似犀牛望月的小山坡上，山上原有兩棵數百年生長的板栗樹，本地村民叫此地“板栗坳”。

栗峰山莊主人姓張，張家祖宗很富足，當年從湖廣入川，為防途中遭劫，把銀子藏在了棺材里，躲過兵匪騷擾，運送到了李莊。富足來自勤勞和堅定，還來自聰明，聰明就有思想，擅長思考和分析，尋找到通往財富的道路。財富多了就蓋房子，這是中國古人的傳統動作。張家建蓋的栗峰山莊占地一萬平方米，建筑面積七千平方米，這座山莊是一部書，由七處自成一體并彼此相通的四合院組成。

七個四合院全部建成，費時一百多年，從明萬歷年間開始建造，到清代全部完成，七個大院子像一座城池，容納了張家一百多年來繁衍壯大的全部人口。民間流傳的七個大院名稱是，“牌坊頭”“老房子”“搖錢樹”“田邊上”“坡高頭”“新房子”“桂花坳”，整個山莊共一百零八道門，暗合了道教的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

道教研究星相學，意在獲得天地靈性并打通人與宇宙的神秘聯系，張氏宗族在栗峰山莊的一百零八道門，接收了中國頂級的國學大師，也就獲得了中國文化的天地靈氣，相當于打通了栗峰山莊與中國最高智慧的聯系，這是何等自豪的事，也是張家在李莊鎮百年修行才等來的開心事。史語所全稱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其中機構有歷史組、語言組、考古組和人類學組。人員有陳寅恪和趙元任，他們也同時在西南聯大任教，是清華四大國師中的兩位。另有大名鼎鼎的歷史學者傅斯年，中國最高水平的甲骨文專家李方桂，以及音韻學和漢語方言專家羅常培。中國營造學社的經費依靠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支持，梁思成和林徽因也跟著遷來。

二、個人與世界

大師跟普通學者的區別，不在知識的多寡，是對世界的看法有區別。普通學者把知識當作謀生的工具，大師掌握知識，是為了世界的進步。他們與眾不同的思想，能照亮戰爭年代的黑暗世界，幫助人們看到黑暗盡頭的光明。

栗峰山莊住進了一群中國的國師，是李莊的榮幸，也是大師們的幸運，更是梁思成的榮幸。他跟最高級的典型川南民居大宅院不期而遇，畫下了張家栗峰山莊七個院子復雜工整的建筑結構圖，拍下很多照片，記入了自己的《中國建筑史》。八十年后李莊重新被中國關注，修復栗峰山莊，梁思成的書是學術指導資料，我也才能有幸看到山莊的原貌。那山莊寬大幽深，古木大樹肅立，木柱和石板地面沉思不響，院里的幾棵榕樹垂下在空中懸吊的密集氣根，像長胡須。讓我想起洛陽城中的孔子入周問禮事件，我面前幾棵長滿長胡須的大樹相向而立，就是孔子和老子作揖會見的現場。

中國宅院無論大小，院中總要種樹，自然要引入居室，離人很近，西方古堡，居室只是居室，院子在外面，樹也生長在外面，自然跟人保持著距離。東西方還有一個區別是，中國從城市到鄉村，都有專門的場域祭拜文人，城市有大型文廟，供奉孔子和他的弟子。鄉村有文昌宮一類小樓，供奉持筆的神像。

我離開栗峰山莊，再去旋螺殿，要看的就是一個文昌宮。李莊有兩個全國文物保護單位，一個是梁思成的中國營造學社舊址，另一個就是旋螺殿。這個殿是一個鄉間小塔樓，原名文昌宮，在李莊鎮南約兩公里半的石牛山上，由張氏族人于1596年的明萬歷年間建成。張家有了錢，如果不祭拜文化，有錢的日子就長不了，也會被人看不起。

有文化的人建文昌宮，就另有講究，旋螺殿塔樓全木穿斗結構，外形是三重檐八角攢尖頂，高約二十五米，進深和面闊均約八米，每一個角上有一個走獸，代表道家八個方位。外面看是三層，里面是兩層。它的與眾不同之處是，采用“抬梁支柱法”，用四根井口柱直貫二層，井口柱間施抬梁、穿枋、角梁連接，形成一個梁架骨干，這種結構，比同類古建筑層層爬梁疊砌而上精簡得多，梁思成認為，這座小塔樓，是研究中國明代建筑的好教材。他的解釋與定位，使后人知道了旋螺殿的價值。

那天我們的車駛進旋螺殿前的空場子停下，場邊水泥臺上有一個中年男子蹲著在水管邊洗衣，另有一個男人跟他低聲說話，不見其他人。面前有幾級臺階，左右是茂盛大樹，臺階前方靜靜地站著赤褐色的旋螺殿，正面的殿門被一把紅色自行車軟鎖鎖緊。帶我去參觀的當地朋友趕緊打電話，空場子邊的寂靜空氣中飛出刀郎的歌聲，洗東西的中年男子從水泥臺上跳下來，掏出手機觀望，守殿人正是他。

此人姓熊，六十歲，看著像四十，頭發很短，皮膚黝黑，腦袋像鐵蛋，瘦而結實，眼睛明亮，家在離旋螺殿一公里處的村子。他友好地笑著上前，打開了旋螺殿門的軟鎖，我們跨進去，四面的窗孔透進雕刻成方形的小塊陽光，殿里空空蕩蕩，長年供奉的文昌帝塑像不見了，只有一團空氣。

文昌宮祭拜文人，里面供奉的神像各有不同，有的是魁星，左手拿斗，以示“魁”字中間的“斗”字，表明其身份，右手拿筆，意謂用筆點定科考上榜者的姓名。更大的文昌宮內供奉文昌帝君，那是學問、文章、科舉上榜者的守護神。文昌帝君騎一頭白驢，身旁伴有天聾地啞二童，有人認為這二童意在提醒人們科舉考試不得泄密，也有人認為天聾地啞象征修行境界，世界紛亂，文人不為所動，生死置之度外，才能專心思考和著述。

我從外部的亮處走進暗淡的旋螺殿，殿內光線太弱產生了視覺錯誤，看到的頂上拱斗是藍色，很多木方巧妙穿插，像繩子一樣打結，密集而強壯地撐在殿頂。我暗暗吃驚，心想古人造一個殿，竟然顏色出奇，頂上的木條染成藍色，跟印度神殿相近。回到酒店看手機照片，才發現不是藍色，殿里外全是赤褐色。

那天上午我在旋螺殿內看了走出來，繞著殿外低矮的石圍欄矮墻走了一圈，看到石墻上默默生長著厚實的青苔，伸手摸一下，有非常柔軟的棉花的感覺，趕緊收回手，擔心把藏在青苔下面的時間驚醒。

費正清1942年底來到四川宜賓的李莊，看望梁思成與林徽因一家。他是著名的中國文化研究專家，1942年出任駐華大使館特別助理，從華盛頓來到中國重慶。他曾于20世紀30年代抗戰爆發前來到中國，在清華大學任教，結識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費正清這個中國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兩人是好友，長期書信往來，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與林徽因也是好友。

費正清來到李莊時，林徽因身患肺結核，臥床不起，梁思成穿著鐵馬甲支撐身體，用瓷瓶放在下巴上支撐腦袋，以方便自己讀書和繪圖。回到重慶，費正清向夫人費慰梅講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情況。費慰梅后來回憶道，當時梁思成的體重只有四十七公斤，為寫《中國建筑史》，他每天和林徽因工作到半夜，十分疲憊。

但梁思成青年時代身體很好，上大學時是跳高冠軍，二十二歲那年，大姐梁思順從菲律賓買了一輛摩托車送他，讓他振奮。1923年5月7日，北京的大學生為“二十一條”國恥日舉行游行，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去晚了，就騎著摩托車追趕游行隊伍。騎車轉到長安街，側面駛來一輛汽車，摩托車被撞翻，梁思成壓在摩托車下，重傷昏迷，送到醫院時，已經耽誤了最佳治療時間，梁思成動了五次手術，才把左腿完全接合上，從此終身有后遺癥。

梁思成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四處野外調查，長期高強度工作，造成脊柱變形，要在衣服里穿上特制的鐵馬甲支撐身體，才能工作和生活。但無論疾病或艱難的生活，對他的開創性研究工作熱情毫無阻擋。老友費正清在李莊看到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動地說，他們已成半殘的病人，仍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不顧一切地做學術工作。

抗戰爆發，美國的一些大學和博物館，曾來信邀請梁思成去做訪問學者和講學，那次在李莊見面后，費正清和不少美國的朋友也力勸梁思成夫婦出國工作和治療。梁思成拒絕了，說，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假使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也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三、發現之發現

梁思成是梁啟超的兒子，梁啟超是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與思想家，戊戌變法的領袖之一。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逃亡日本，十四年后自日本返抵天津，返回中國，梁思成在父親逃亡海外時出生于日本。他1915年考入清華學校，八年后與林徽因一起赴美留學，先在康奈爾大學學習，后轉到賓夕法尼亞大學修建筑學，獲得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1927年從賓州大學建筑系畢業后，梁思成轉去哈佛大學美術研究生院學習，研究世界建筑史。他計劃完成名為《中國宮殿史》的博士論文，為了實地調查和收集資料，他選擇回國，最終沒獲得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

早在梁思成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讀本科時，他就收到父親梁啟超寄來的《營造法式》影印本。這是一部重要資料，由一個名叫朱啟鈐的人發現，朱啟鈐也是非凡之人，他曾擔任北洋政府交通部和內務部總長等職，對傳統中國的建筑學很關注，早與中國建筑工匠多有接觸，了解并收集到大量中國古代建筑文獻。1919年退出政壇后，朱啟鈐在江南圖書館發現了北宋的官方建筑專書《營造法式》，大為驚訝，那本書年代久遠、文字古奧，朱啟鈐組織版本學者校勘、整理、注釋和配圖，出版了校勘版的《營造法式》。

朱啟鈐提出了一個思想，他認為中國的“營造”是一個比“建筑”更大的概念，決定籌辦中國營造學社，開展中國傳統建筑及與其相關的彩繪、雕塑、染織、髹漆等工藝美術的調查，并對中國建筑背后的信仰、傳說、儀文、樂歌等民俗和思想文化進行研究，他這個理念很寬闊和深刻，確定了營造學社廣泛的研究范圍和獨特的學術視角。

梁思成1928年回國，受邀去沈陽的東北大學任建筑系主任，妻子林徽因也在東北大學主講美術與建筑設計。1929年，朱啟鈐籌辦成立中國營造學社。去到沈陽，邀請梁思成加入，請他出任中國營造學社的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未答應，只想教書。1930年冬天林徽因肺病復發，從東北回北平休養，1931年梁思成辭去東北的教職，回北平加入了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把家安在了北平的北總布胡同3號，距離營造學社辦公室很近，只有三公里。

梁思成加入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有幾個原因：一是方便照顧家庭，因為林徽因已回北平養病。二是他在美國哈佛學建筑史，對中國古建筑有很大興趣，在美國時就計劃寫作有關中國宮殿建筑史的博士論文。三是中國營造學社有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的資助，資金充足，相反，沈陽的東北大學因時局不穩，經費和發展前景都受影響。四是最重要的原因，東北爆發了九一八事變，局勢動蕩，居無寧日。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立，這一個開天辟地的創造，那是中國第一個專門從事古建筑文化遺產研究的學術機構，這個機構因《營造法式》這本書的發現而成立，成立后開始了更大規模的發現挖掘工作，對中國各地的古建文物進行實地調查、勘測，并著手編纂匯刊、圖冊等工作，展開了系統整理和研究中國古代建筑文化遺產的工作。梁思成是學社骨干，任法式部主任，與林徽因等學社成員一起，開啟了大規模的中國古建筑野外調查及文獻典籍整理工作。

梁思成是發現之發現的最重要執行者，他最初對北京地區的古建筑進行測繪、制圖、分析和鑒定。從1931年的9月到1932年的3月，梁思成以古建筑為實物，拜老木匠為師，逐步弄懂了宋代的《營造法式》和清代的《工程做法則例》兩部建筑古籍中的各種術語。再把自己的學習心得整理成教科書式的《清式營造則例》和《營造算例》二書，這是他做的基礎工程。梁思成也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他說，弄清楚傳統營造技術的法則，相當于識字并學會了文法，之后才能讀懂中國建筑這些文學作品。

1932年的春天，梁思成對北京地區清代宮室的調查告一段落，計劃走出京城，在全國范圍尋找不同朝代遺留的建筑，通過測量、繪圖、攝影等方法，盡快把各種典型建筑實物做出系統記錄。他認為古建筑的命運處于危險中，調查和破壞，是兩種力量，各向一個方向前進，正在競賽，我們要取勝，就要盡量前往多地，采訪到更多實例，做出學術研究，促進社會對這些建筑的保護。

1932年4月，梁思成開始了北平之外的第一次野外調查，來到天津薊縣的獨樂寺。獨樂寺始建于公元984年的隋代，梁思成考察分析后認為，這座寺有承唐啟宋的意義，是中國建筑史上罕見的寶物和重要資料。他對獨樂寺做了詳細調查和測繪，在林徽因協助下，寫成《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一文，1932年6月，此文發表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第二期“獨樂寺專號”上，產生重大影響，梁思成在學界一舉成名，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從此受到中外學者矚目。

但是，要獲得更遠和偏僻之地的中國古建筑信息，梁思成面臨一個不可能突破的巨大困難，中國古建筑研究缺乏系統記錄和整理，史書、方志、游記等古籍文獻中的中國古建筑資料零散破碎，不成系統，從中查尋到的中國各地建筑史和古建筑地理方位，以及一些金石碑刻等實物上記錄的古建筑歷史沿革、修建年代、修繕記錄等信息，地區十分散亂，很難實地調查落實。

中國營造學社成員眾多，來自不同地區，大家會提供一些各地的古建筑信息。梁思成還與各地政府、教育和文化團體聯絡，搜索古建筑信息，當地人員在文物普查中發現的古建筑線索，會分享給梁思成。他也帶隊去獲知可能有古建筑的地區，深入城鎮和鄉村，通過口頭調查，搜尋村民們口口相傳的當地古老建筑、廟宇、塔等信息，為此也尋找到一些鄉村古祠堂和古廟。野外調查途中，發現有疑似古建筑的形態或遺跡，還會做進一步考察，發現新線索。

但是，這些信息只是信息，梁思成無法去到現場親自測量并拍攝照片。且不說當時中國的交通相當落后，即使今天，要去中國大面積的偏僻山鄉尋找各種歷史遺存的古建筑，同樣無比困難。不能去，有幾幅實物照片資料也好，可以匯編，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于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故事出現了，據說梁思成為了獲得大量中國各地的古建筑信息，曾給全國各縣的郵政局長寫信，說明自己正在考察和保護中國古建筑，請求當地的郵政局長幫忙，把本縣境內的古建筑拍成照片寄給他，他在信中附上了一小筆錢，以作攝影費用。大部分中國各地的郵政局局長都積極響應，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了任務，很多人把錢退了回來。梁思成大獲成功，收集到了很多古建筑照片，也搜尋到了眾多全國古建筑分布狀況的線索。

有人質疑這個故事不可信，認為這件事即使存在，從常理上講也存在演義或夸大的成分。但必須承認，這個美麗的傳說之所以廣泛流傳，有其邏輯的合理性。當時的中國每個縣都設有郵政局，郵政局長對當地地理環境和交通狀況很熟悉，容易找到本縣境內的古建筑并進行拍攝，他們是官方機構負責人，有一定公信力，也許會認真對待梁思成的請求。

既然是拍攝，梁思成為何不找當地照相師傅來做這個事？道理很簡單，照相是現代技術，相館師傅主要分布在城鎮，對偏遠地區的古建筑少有知曉，難以保證他們對梁思成來信的重視，也難以保證他們會認真完成任務。何況，請相館師傅拍攝是一項工作，并非郵政局長的幫忙，報酬會更高，還要額外承擔交通住宿支出，需要很多資金。請各地郵政局長幫自己拍照片，很合理并具有可行性，符合梁思成大膽并別出心裁的性格。

……

（未完，全文見《十月·長篇小說》2025年第4期）

【作者簡介：張慶國，昆明人，曾任云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昆明作家協會主席，《滇池》文學雜志主編。在《人民文學》《十月》《當代》《花城》《作家》《鐘山》《萬松浦》《作品》《天涯》《山花》等刊發表小說和非虛構等作品500余萬字，作品入選過中國各選刊和年度佳作選本，出版各類文學著作近40部，獲過十月文學獎、中國女評委小說最佳敘事獎、中國徐遲報告文學獎長篇作品獎等國內多種文學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