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本期發表作家周敏、編輯徐潔的文章。兩篇文字都努力結合自己的創作或編輯工作。無論是“嚴肅性”與“趣味性”關系的掂量，還是關于兒童文學主題作品“好看”“好讀”的思考，都是希望兒童文學主題創作能夠凸顯兒童文學的文學特質，更好地貼近兒童讀者的閱讀趣味、走進他們的閱讀世界。 因此，真正的主題創作與出版，與這個時代常見的“短平快”寫作、跟風式出版等現象是格格不入的。好的主題創作與主題出版，需要的同樣是眼光、耐心、智慧和真正的文學創造力。

——主持人 方衛平

“懸浮”還是“扎根”

——淺談兒童文學主題出版的問題與方向

□徐 潔

主題出版已有超過20年的發展歷程，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不少兒童文學主題出版作品正陷入一種“懸浮”狀態：看似緊扣時代命題，實則與兒童的真實生活隔著無法穿透的玻璃幕墻。這種“懸浮”背后是創作邏輯的錯位、出版生態的異化，以及對兒童精神世界的集體誤讀。編輯作為內容生產的“第一道防線”，其專業判斷的偏差、價值平衡的失據以及流程把控的松弛，直接助長了大量概念化出版物涌入市場，而兒童文學主題出版的重塑，需在專業堅守中實現出版價值的回歸。

“跟風式”的選題策劃，迫使大量主題出版淪為熱點的盲從者。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追逐主題熱點的出版案例不在少數。打開“開卷”采樣系統，搜索含“袁隆平”的書名，竟有152個品種，其中劃分為“少兒”的品種高達50個（數據統計時間為2025年7月）。這個體量的背后所傳達的是編輯群體對“關鍵詞追逐”的狂熱。似乎有一部分編輯群體深信，只要讓選題集齊“時代楷模”“科學教育”“知名作家”等元素，借助主題這一敲門磚，就能一路綠燈，實現獎項和市場的雙豐收。但事實上，這種放棄獨立思考的選題邏輯，因其高度的重復度，使得主題相似的作品一時間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不光讀者的信任透支，也容易“劣幣”驅逐“良幣”，導致出版的生態失衡。在“熱點”面前，編輯策劃需要慎之又慎，更應該讓主題回歸出版的本質，并意識到出版價值的重要性。雖然主題有助于為兒童文學的創作和出版拓寬邊界，但徒有主題的高度，缺乏文學的深度，無疑是失敗的。如果在作品策劃的初期，編輯能和作家達成共識，讓文學回歸文學本身，讓作品往更深處去，將它的千萬個觸角扎根在文學誕生的那片土壤之中，主題的靈魂便能得以滋養。

出版流程的“短平快”理念，容易使精品出版機制名存實亡。由于被“熱點”和“節點”所驅使和裹挾，不少主題圖書從選題策劃、立項到出版上市的平均周期極短，更有甚者，編輯加工時間不足一個月，遠低于少兒圖書正常的周期。缺乏“慢選題”的耐心與“深調研”的自覺，主題出版變成了“快餐式加工”，而非“慢火細燉”的富有靈魂的文化創作。這種“壓縮式”的出版流程，容易導致三個惡果：作者創作缺乏打磨時間，編輯審稿“抓大放小”，圖書裝幀七零八落。從技術上來說，再短的周期確實也可以將圖書做得很“美”，但長此以往，編輯難以進入“心流”狀態，主題出版的品質也會堪憂。雖然編輯工作的高速運轉也已然成為常態，但“短平快”的操作還是能少則少。相信更多的編輯還是愿意用“慢出版”去對齊主題的“顆粒度”，去收獲“立得住”的作品。譬如，某出版社在出版關于雷鋒的重點主題圖書前，搜集了1963年至2022年年初《人民日報》發表的有關學雷鋒活動的全部報道150多篇；梳理了1963年至2022年年初全社會學雷鋒的口號及標語110多條、黨和國家領導人為雷鋒同志的題詞35種；整理了這幾十年來研究雷鋒的期刊文章和碩博士論文30多篇……整個搜集工作的時間之長、精力投入之大令人動容，但這本書的責編卻表示，這只是他們選題啟動后前期工作的一部分而已。對他來說，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打撈時代精神的火種，更像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追尋。當精品出版能自愿跳出“看上去很美”的怪圈，它終將直抵人心。

審稿加工的“完美化枷鎖”，極易導致角色失真。一些主題少兒讀物中，為凸顯主題，會將兒童角色塑造得過于“得體”。主角（尤其是正面人物）的言行舉止大都是完美的，顧大局的、有遠見的，甚至不容許有瑕疵。殊不知，“完美人設”一旦成為某個所謂的“標準”，這部作品跟讀者的距離就已經被人為拉開了。兒童讀者對文學的接納，始于情感的共鳴與經驗的貼近，而“完美角色”因脫離真實的童年狀態，往往讓孩子感到陌生甚至抵觸。無論處于哪個年代，幾乎所有孩子都會犯錯，會有其當下視野的局限性，嚴格來說，這并不是孩子不完美的一面，而是他們最本真的自我。如果他們在書中找不到和自己相似的影子，尤其是當書里的孩子說出遠超其年齡認知的話語時，兒童讀者感受到的，可能更多的反而是來自成人世界的刻意說教。相反，當成年人還在討論《鋼鐵是如何煉成的》故事開頭，十幾歲的少年保爾·柯察金錯失從紅軍游擊隊那里領槍的機會，轉頭從一個領到了兩把步槍的小男孩那里搶走了一把，這個行為到底是革命意識的萌芽，還是“政治不正確”時，恐怕兒童讀者早已被這個故事所吸引，想看看這個“不一般”的少年到底是怎么“煉成鋼”的。可見，人物的瑕疵并不影響其后的成長和蛻變。能否引起讀者的共鳴，還是在于角色塑造的真實度。

成人話語權的“無意識放大”，導致兒童話語“系統性失聲”。說得更直白些，童心缺位實則是成人越位。平日里深諳兒童心理的作家們，怎么一碰到主題就犯難了？或許，有那么一刻，他們內心的天平傾向了主題，而把他們心中的那個孩子擠到了邊上，將其放在了“旁觀者”和“工具人”的位置上，而不是將他刻畫成一個情感鮮活的“親歷者”。往往主題越大，年代越久遠，與兒童自身所熟悉的環境和經歷越陌生，這個問題就越明顯。當然，也有如《將軍胡同》這樣的標桿作品，能將宏大歷史語境的厚重感和童年視角的個體生命體驗深度交融，沒有讓歷史的宏大蓋過童年的鮮活，而是通過充滿童真的生活細節，讓戰爭年代的家國情懷自然流淌在孩子的日常里。這恰恰印證了，主題出版的高階表達從來不是“主題壓倒童心”，而是讓主題成為照亮童年的光。

學生時代，有一次討論“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應該具備哪些重要特質”，最后投票選出第一名，大家各抒己見，絞盡腦汁拋出了各種專業詞——童年精神、藝術創新、國際視野、本土化，等等，最后導師反而語出驚人，蹦出了一個極其質樸的詞——“好看”（即“好讀”）。我想，今天我們面臨的也是同樣的一個問題。要重塑出版價值，最終要圍繞讓兒童文學主題作品“好看”“好讀”展開。“隱身”在作品背后的編輯，必須拿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決心，在選題籌備階段就敢于拒絕跟風，在審稿階段堅持守護童真，在出版過程中精磨圖書品質，那些“懸浮”的主題才有可能落地生根。不炫耀于概念的堆砌，不執著于標簽的標榜，而是在每一個文字細節中，悄然實現主題價值與兒童心靈的連接，這既是編輯的職業操守，更是出版的專業智慧。

雖然主題出版的問題不少，但隨著出版生態理性的回歸，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少兒主題出版由高速增長轉向了高質量發展。近年來，當某個話題日漸火熱，想象中各色選題趨之若鶩的畫面并未出現；出版社主題出版的節奏更有計劃性，資源部署也更加合理化；創作主題趨于多元化，價值維度和藝術維度都有了更深、更寬廣的拓展；新技術、新應用為主題出版持續賦能，可看、可聽、可互動的新產品新服務層出不窮……少兒主題出版通過理性規劃、內容深耕與形式革新，日漸實現從“符號傳播”到“心靈滋養”的跨越，也正努力從“懸浮”走向“扎根”。

（作者系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兒童文學編輯室主任、副編審）

主題創作的“嚴肅性”與“趣味性”

——以《星星點燈》為例

□周 敏

提筆準備撰寫這篇文章，自然而然地回想起數年前《星星點燈》一書的寫作過程，其間經歷的種種艱辛困苦仿佛與充滿坎坷波折的長征之路遙相呼應，讓人難以忘懷。

我接到出版社的創作邀約是在2021年初，當時因為對“長征”這一重大主題的興趣而感到非常興奮。兩三天之后，我的興奮之情漸漸平復，一個讓人非常頭痛的問題浮出水面——面對“長征”這樣一次歷時久、行程長、過程十分復雜、意義非常重大的事件，主要的讀者對象又是廣大少年兒童，到底該從何處下筆，如何選擇“切入角度”，才能講好一段故事、寫好這段歷史？

面對這樣的重大歷史題材，雖然要創作的是一部虛構文學作品，也要把“嚴肅性”放在首位，絕不能為了“博眼球”而過分戲劇化，甚至出現類似于某些“神劇”中的荒唐橋段。當然，考慮到讀者是心智尚在發育階段的少年兒童群體，在具體史料的選取、運用上，在情節的構思、編排上，又必須兼顧“趣味性”，增強吸引力，以達到寓教于樂的目的，讓這段值得銘記的歷史真正走進小讀者們的內心世界。

眾所周知，開始于1934年底的長征道路曲折漫長，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鮮血與生命的代價。但與此同時，我們不應該忘記，圍繞長征，還有另外一段耳熟能詳的評價：“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當下的少年朋友們，只要是在課本中學習過那段歷史的，大概都會背誦上面這段文字。那么，問題來了——這三個方面，究竟是如何體現出來的呢？經過查閱大量資料，反復權衡之后，我決定把回答這個問題作為這部小說的核心主旨，最終，將《星星點燈》的故事安置在對長征有著特殊意義的一座古城，也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會址所在地，嘗試通過描寫這座小城里的人，講述他們經歷的事，勾勒出那段特殊歲月的歷史圖景，折射出那次艱難征程的偉大意義。

不過，雖然大家都對這次偉大的會議有所耳聞，并且因為這次會議而知道了遵義，但講到紅軍占領這座古城前前后后發生的事件，以及給當地百姓帶來的種種改變，大概就沒有多少人能說得明白了。

為了厘清這段歷史的脈絡，保證創作的“嚴肅性”，需要盡可能全面地收集、整理資料。《星星點燈》的“電子資料文檔庫”有十八個文件夾之多，紙質的參考書籍20余本，涵蓋了“地方志書”“歷史檔案”“官方數據”“口述歷史”“回憶錄”“民間傳說”等多個類別，收集這些資料耗時耗力，但卻十分必要，它們的存在為小說提供了堅實的創作基礎。正是有了上述基礎，“組織紅軍之友社”“血戰湘江”“強渡烏江”“智取遵義城”“總政治部布告”“紅軍宣傳標語口號”“丁字口迎紅軍”“老三中萬人大會”“紅軍、學生籃球賽”“藥店公平買賣”“計劃開辦貧民醫院”“龍醫生為群眾義診”“保護紅軍墳”等與長征有關、與遵義有關的一系列標志性事件和人物，才能在小說中得到藝術再現，跨越歷史長河，以生動鮮活的姿態與讀者們“相逢”。

《星星點燈》在保證全書“趣味性”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體現在人物、情節的設置，以及對生活場景的描繪方面。盡量拓展書中人物的背景，無疑可以起到豐富故事維度的作用。旅店老板白三爺、說書藝人劉瞎子、民團“團副”何有余、小學教員武先生等人粉墨登場，讓本書建構的時空頓時立體起來，處處滲透著帶有人情味的煙火氣和深沉厚實的時代感。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多數小朋友均深諳此道，更是將美食奉為人生中至高無上的享受，正是考慮到美食對少年兒童獨特的“誘惑力”，我將“雞蛋糕”“羊肉粉”等地方美食放入書中，為作品添些色彩和味道。文娛活動歷來是民間公認的快樂源泉，于是，“跳花燈”“唱山歌”“看猴戲”在故事中輪番上演，服務情節的同時，也活躍了氣氛。至于加入“吃講茶”“嗨袍哥”“背鹽巴”“雙槍兵”等地域性、歷史感極強的元素，則大大提升了故事整體的新鮮感和神秘感。

在“嚴肅性”與“趣味性”的雙重加持下，《星星點燈》試圖透露出一種真實、自然的精神底色，尤其在描寫紅軍與群眾的互動時更是如此，這既有利于降低閱讀的緊張感，也大致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長征所具備的“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的功能，就是以一種自然而然、潤物無聲的方式，通過點點滴滴的瞬間，在遵義得以實現的——城里的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這支陌生隊伍的與眾不同，并且逐漸從內心深處接納了工農紅軍。莫小看了這些點滴的積累，當時紅軍播撒的種子，經歷過一段時間的孕育，待時機成熟之時，自會迎來生根發芽、開枝散葉的一天，最終結出碩果。

從本書的命名當中，不難看出幾位小主人公親身體驗的最終結果——在與紅軍戰士的多次親密接觸之后，他們的心底先前的疑惑與憂慮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盞盞被紅軍親民言行點亮的“小燈”，就像夜空中的點點繁星，雖看上去不似艷陽般光芒奪目，但卻能在暗夜趕路的行人最需要時，為他們指出前進的方向，閃爍的微弱星光足以點燃心中的希望。

當然，說“星星”一語雙關亦無不可——它既指代璀璨星光，也暗示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作者系兒童文學作家，北京老舍文學院常務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