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載時序更替，民族記憶里的崢嶸歲月依然清晰，在烽火與淚水交織的大地上，在戰歌與熱血激蕩的山河間，中國人民眾志成城、無畏艱險進行了14年之久的英勇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抗戰文學創作的不竭富礦。在血與火的考驗中創生的抗戰文學貼近大地和人民，書寫出人民在抗戰烽火中的勇毅堅韌，在歷史之碑上鐫刻下民族精神的壯麗詩篇，為中華民族保存了珍貴的抗爭記憶。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作家和文學工作者胸懷國之大者，以小說和紀實文學等多種文學形式，續寫了抗戰題材文學創作的嶄新篇章，涌現出不少優秀的文學新作。王堯的長篇小說《桃花塢》關注抗戰中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成長，展現中國人的民族氣節與價值堅守。趙德發的長篇小說《大海風》用心書寫民族航運家經歷時代風浪的人生探索，從實業救國到沉船抗日的心路歷程。祝勇的長篇小說《國寶》再現故宮文物南遷的艱險歷程，描繪抗戰烽火中文化守護者群像。高淵的長篇小說《諾曼底公寓》圍繞著上海歷史建筑諾曼底公寓（現武康大樓）展開敘事 ，聯結四行倉庫保衛戰等真實歷史事件，形成虛實交織的上海城市史詩。路內的長篇小說《山水》描述一個汽車司機的四季人生，他駕車穿過抗日的前方后方，駛過歷史的萬水千山。還有趙柏田的長篇紀實文學《生死危城》、張慶國的長篇紀實文學《綠色的火焰》、龐瑞垠的長篇小說《補天裂》、房偉的短篇集《獵舌師》、牛余和的長篇小說《蘸火記》、許剛的長篇小說《瑩光血痕》、簡平的兒童文學《地底下的魔術小天團》等作品，為中國當代文學留下了抗戰文學創作的新鮮樣本。評論家施戰軍精要分析了抗戰文學新作在敘事上的探索、內涵上的豐富：“作家在創作中挖掘中國人奮起抗戰的根源，讓團結抗日成為民族氣節和生活信仰，在小說的情節中展開英雄氣與兒女情的水火相融、人間煙火在抗日烽火中的有力呈現。作家用民族個性與生活情狀適配的語韻，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呈現一幅幅鮮活的抗戰生活畫卷。”

以真實力量，表現遷移中的民族大義

以文學的方式深入全民抗戰的歷史，以非虛構的真實力量，呈現民族的深長記憶，需要作家有著尊重抗戰史實的寫作態度、探尋歷史真相的理性精神、充滿想象力與感染力的表達。趙柏田的長篇紀實文學《生死危城》、張慶國的長篇紀實文學《綠色的火焰》以真實的史實、真誠的情懷與今天的讀者對話。

“歷史不只是年份和事件，更是人類過往的生活史和生命史，作家要有家國情懷和歷史見識，才能講好中國人萬眾一心、守護河山的抗戰故事。”作家張慶國在半年時間里，從北到南尋訪15個省，幾十個城市，他開展實地考察體驗，從西南聯大舊址到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舊址，從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到抗戰時期故宮南遷文物的最后隱藏地……在高鐵的車廂、街道旁的石礅、江河邊的地上，他隨時坐下，在手機上記錄所見、所思和所感。每天晚上回酒店房間后，打開電腦整理成文，他寫下15萬字的調查日記，50萬字的采訪文字，最終完成創作。

《綠色的火焰》真切描摹抗戰時期大后方文化抗戰的樣貌，西南聯大的大學教育，學者的研究著述，文學、戲劇、音樂等文藝活動，還有文物保護等；書寫知識分子文化抗戰中的生命史、心靈史，以及大后方多地的風土人情，堅韌不拔的民族個性，向讀者展示了真實可感的文化抗戰。

“每一滴露水都要有來歷，每一句對話都要有出處。我在書中用腳注的方式表達了我對歷史的尊重、對前人勞動的尊重、對非虛構這一文體的尊重。”這是作家趙柏田創作長篇紀實文學《生死危城》時遵循的原則。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上海成為日軍爭奪長江流域的新戰場。上海的工廠數量超過了其他城市工廠的總和，維系著中國工業的命脈。《生死危城》以非虛構方式敘寫淞滬抗戰期間，上海重要工廠物資西遷內地的艱難歷程：政府官員、實業資本家、中小工廠主、技術工人們在烽火硝煙中進行著命運的生死博弈，呈現了在國家危亡中的民族大義和真實人性，也記錄下近現代中國工業化進程中驚心動魄的一幕。

趙柏田表示，這場發生在88年前，沿著蘇州河、長江的中國工廠大轉移，其犧牲之悲壯、其影響之深遠，猶如二戰時英軍在英吉利海峽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如何處理好這個重要的歷史題材，如何堅守非虛構的寫作倫理，又讓艱險的遷移歷程像驚險小說一樣可讀，是對我寫作的最大挑戰。”

20世紀30年代，上海工業企業的內遷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重要課題。為了完成這部承載上海工業記憶的重要作品，除了多次實地踏勘，趙柏田還查閱了大量史料，當年參與、見證工廠內遷的工作人員寫下的回憶錄與日記，如錢昌照回憶錄、翁文灝日記、歷史學家張朋園主持的《林繼庸先生訪問記錄》等，還有工部局的大量檔案。趙柏田對記者表示，他建構了一個幾百冊規模的小型圖書館，收集了以上這些原始史料，還有國內出版社整理的20余冊“抗戰時期廠企內遷檔案”、吳景平教授的《抗戰時期的上海經濟》、孫果達教授的《民族工業大遷徙》這類學術書。

1937年是這兩部作品展開敘事的重要時間節點。《生死危城》以1937年淞滬會戰為中心的前后各兩章，寫出了工廠內遷的前奏曲與進行曲，讓整個大遷移有了清晰分明的秩序；以作家的敘述與引文兩種形式展開情節，敘述的當代視角與引文的還原歷史現場，形成學術性和故事性結合的真實氛圍感。《綠色的火焰》也從1937年展開文化抗戰的敘事，梁思成與林徽因帶著營造學社的測繪資料離開北平，他們踏上南遷之路，與故宮文物西遷的列車一樣在戰火中顛簸。一場跨越多省的轉移中，西南聯大師生徒步穿越湘黔群山，穆旦在途中寫下詩歌《春》，為艱險歷程注入詩意的堅韌。延安魯藝師生們唱響的《黃河大合唱》，奔涌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雄渾力量。

他們不依賴于題材的重要性，更注重對歷史材料的深度挖掘，將讀者帶入具體可感的歷史場域。張慶國在長途跋涉到達歷史現場前，他首先研讀專業書籍，梳理歷史資料，在非虛構寫作中，突出實證原則。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是相互印證的過程，他心有感慨：“前輩們的家國情懷給我靈感，讓我描摹出他們在文化抗戰中的挺拔身影。”

以人物群像，展現不屈不撓的全民抗戰

心如鐵，血如鋼，抗戰中頑強挺立的中國人書寫著全民抗戰的歷史，唱響一曲曲收復山河、守望和平的人民之歌。龐瑞垠創作的長篇小說《補天裂》、房偉創作的短篇集《獵舌師》以不同體裁、不同形態展現波瀾壯闊的全民抗戰。

如何書寫中國人民前赴后繼的英勇抗戰？如何展現南京人在國破家亡時的民族氣節與抗爭精神？龐瑞垠認為，“小說要在全民抗戰的真實歷史情境中塑造出各個階層的人物群像”。《補天裂》展現南京人民同仇敵愾、不畏強暴的14年抗戰歷程：以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抗日斗爭為背景，從年輕的男、女主人公引出兩條行動線展開情節，講述他們從兩小無猜、青梅竹馬，到砥礪風雨、捐軀報國的成長故事，塑造了一群舍生忘死、挺身殺敵，不畏艱險、潛行敵后，投身民族救亡的南京市民群像；濃墨重彩地描繪當年身處危難的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全民抗戰的壯麗畫卷。

“如何在精短篇幅中，快速進入抗戰的歷史情境，將讀者帶入感性的歷史氛圍，展現堅韌抗戰與歷史思索？”這是房偉在構思抗戰小說集《獵舌師》時，常常考慮的問題。他的《獵舌師》猶如一套獨特的文學“組合拳”，通過具體歷史場景的“橫截面”，回望中國全民抗戰的歷史時刻，以短小篇幅打開宏闊敘述空間，涉及南京、北京、上海、蘇州、揚州、濟南，沂蒙山、微山湖根據地，還有日本北海道、越南河內等。評論家王堯認為，房偉猶如一位“蜘蛛俠”，將19部作品織成“歷史蛛網”，他在現實與魔幻、虛構與經驗、風俗與人情之間探尋，這些特色各異的短篇集合體，構成一種長篇效應，又保存著每個短篇的獨特視角和思想內涵。

龐瑞垠從南京的歷史文化出發，從他在南京生活的真實經驗出發，以史料檔案與親歷者口述為依據，塑造出古城南京的守護者群像，他們中有大中學校師生、醫生、工商業者、手工業者、武館拳師等，他們在危難中英勇無畏，殊死抗日，他們是千年古城南京的守護者。“我要為他們立傳，塑造出鮮活的人物群像。”讀者在小說中，看到抗日戰火對人的洗禮、普通民眾在民族危機前的覺醒和擔當，主要人物的成長過程也使全書有了更強的感染力和說服力。已是86歲高齡的龐瑞垠將這部37萬字的長篇小說看作是自己的封筆之作，“南京是我的故鄉，感覺自己很幸運，終于實現了自己的心愿，寫出南京人的樂觀、直爽、堅韌，將全民抗日與南京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一種剛柔并濟的審美品格”。

房偉的小說也刻畫了不同階層的小人物，比如中國廚師、八路軍戰士、根據地民兵連長、自發抗戰的普通村民、偽軍小軍官、日軍逃兵等，他通過人物的言行來展示抗戰中的橫截面，“有些是決定歷史的時刻，有些是普通人的生命瞬間，最終整合串聯，表現中國持久的全民抗戰，揭示戰爭給民族國家、生命個體帶來的創痛，戰火硝煙中的人性沖突”。

以家國敘事，唱響守護山河的青春戰歌

十四載抗戰長卷，一曲曲青春戰歌讓人難忘。“蘸火”，亦稱“淬火”，戰火中的青春，恰似鍛件蘸火，歷經生死考驗而百煉成鋼。牛余和的長篇小說《蘸火記》和許剛的長篇小說《瑩光血痕》生動展現了抗日烽火中青春生命的成長歷程，淬煉出剛強又柔韌的生命力，將英勇抗戰與地域文化交融共生，既有文學敘述的創新，也承載了地域文化的厚度。

“戰爭的殘酷往往使生命過早地展示出成熟的一面，當年長嶺山上三支隊伍的‘首長’和中層干部，除我和尚邨英30多歲，其他的大多20來歲，我們的女兵小隊戰士，則清一色十八九歲。”這段陳述來自《蘸火記》主人公何葦杭的日記，記錄了當年他們在山東章丘長嶺山浴血抗戰的青春歲月。小說展現了尚邨英、何葦杭所在的抗日游擊隊，梁鐵峰、夏侯雪所帶領的獨立大隊，盧毓奎率領的獨立旅，三支抗日武裝力量以錚錚鐵骨保家衛國、不斷磨礪的戰斗青春。

中國作協副主席、評論家吳義勤認為，“《蘸火記》將章丘的鐵匠文化與抗日革命戰爭的英雄故事有機融合，將人物內心深處的革命激情和兒女柔情與大時代的慷慨悲歌相結合，呈現出雄偉渾厚、慷慨激昂的崇高美學風格”。

許剛父親對他講述的抗日經歷，讓他心潮難平，“多年來，我一直想書寫1942年到1945年期間，家鄉武義人民前赴后繼保衛螢石資源，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當年他們正值青春韶華，他們無懼生死地守護家鄉重要礦產資源，戰火中的青春壯麗而動人”。他表示，完成《瑩光血痕》的創作，實現了他多年的心愿。

1942年，日軍侵入浙江省武義縣，武裝霸占螢石礦，拆民房，毀良田，抓礦工，大肆掠奪武義螢石。學習過影視劇創作的許剛注重以驚心動魄的戲劇性展開小說情節，楊家礦礦主因拒向日軍交出《武義縣螢石及溫泉點分布圖》，被日寇殺害。他的女兒方玉瑩從小習武，意志堅韌，她女扮男裝，單槍匹馬為父報仇。楊家礦另一曾姓股東的兒子曾睿劍從軍統打入日軍內部，他與方玉瑩青梅竹馬。不知實情的她認定他是漢奸，幾次與他生死相搏。共產黨人周東曦奉中共浙江省委的派遣，組織抗日游擊隊，尋找、保護方玉瑩，小說生動展開了武義軍民為保護螢石礦藏的英勇斗爭，描述了當年武義社會各階層的面貌。

這兩部長篇立足中華大地、家鄉熱土，將地域文化、家鄉資源與抗戰青春有機融合，將人物內心的民族大義和兒女柔情相互結合，在個人與家國的敘事范式中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蘸火記》開篇引用何葦杭的日記為序曲，結尾巧妙地借助她的日記收鞘。她的主要身份是八路軍政委，領導女兵小隊完成軍事訓練，英勇抗日殺敵。她身上既有陽剛氣質，又有女性的豐富情感，她感懷戰友們的悲壯犧牲和真摯愛情，重塑了長嶺山的性格和氣質。她是投身抗戰洪流中的時代女性形象，也是作家在抗戰宏大敘事中，對個人成長“微觀史”的書寫。

《瑩光血痕》也展開了女主人公方玉瑩在青春時代就經歷了錯綜復雜又危機四伏的人生境遇，從個人的愛恨情仇到心懷民族大義的成長經歷。這兩部長篇注重描摹人物的成長曲線，不僅呈現她們的行動，更是追蹤她們心靈的提升，她們不是生而英雄，而是有著經歷抗戰嚴酷考驗的精神成長，體現著中國人民在戰火中淬煉的抗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