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錢鍾書先生的翻譯實踐，人們大都會想到他在《談藝錄》《管錐編》中的那些譯詞譯句，燦爛、閃亮，如同漫天的星光。其實，他的翻譯實踐另有一片廣闊的新天地，呈現于《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

首先是他翻譯的德國詩人、小說家海因立許·海涅的《精印本〈堂·吉訶德〉引言》，約一萬一千字，刊載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學研究集刊（第二冊）》（1956年1月）。譯文后有“譯者后記”及三十二條頁注。錢鍾書在“譯者后記”中稱“這篇文章代表他（引者注：海因立許·海涅）對《堂·吉訶德》的最成熟的見解和最周到的分析，不失為十九世紀西歐經典文評里關于這部小說的一篇重要文獻。今年恰逢《堂·吉訶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引者注：1605年至1956年），這個《引言》也許有點參考價值。”短短兩句話，便將翻譯的目的闡釋得清清楚楚。

第二個是他翻譯的法國小說家、理論家左拉的《關于巴爾扎克》，約五百字，刊載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文藝理論譯叢（第二冊）》（1957年12月）。錢鍾書在后記中補充說明：“上面譯的一節見《集刊》第三五三至三五四頁（引者注：《美國現代語文學會集刊》1956年6月號）……整節的意思可以說跟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四月寫給瑪克瑞德·哈克納斯信里的話大致暗合。”

第三個是他摘譯的《弗·德·桑克梯斯文論三則》，刊載于1962年8月15日《文匯報》。錢鍾書稱弗·德·桑克梯斯（1817—1887）為“十九世紀意大利最重要的批評家”。弗·德·桑克梯斯早年參加愛國運動，曾兩度坐牢并流亡，意大利統一后，出任教育部部長，后任奈波利大學比較文學專業教授。他的著作甚多，最有名的是《意大利文學史（一八七〇—一八七二）》和身后出版的未定稿《十九世紀意大利文學史》。錢鍾書指出：“貫穿在弗·德·桑克梯斯的文學史和批評論文里的基本概念之一，就是作家的意圖跟作品的效果往往不相符合，以至彼此矛盾。這個概念在近代西洋文評里產生很大影響，克羅采《詩論》甚至說這是弗·德·桑克梯斯在文評的方法論上最卓著的貢獻（《詩論》第五版，三〇六至三〇七頁）。現代英美資產階級文評家常說的‘意圖的迷誤’就是弗·德·桑克梯斯這個論點的發展。”

第四個是《外國理論家 作家論形象思維》，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于1979年1月出版。全書分為五部分，其中錢鍾書、楊絳、柳鳴九、劉若端負責“西歐古典理論批評家和作家部分”的翻譯（柳鳴九和劉若端受邀初譯了該部分的三篇文章），錢鍾書和楊絳另負責“西歐及美國現代理論家和作家部分”的翻譯。兩部分的內容均由錢鍾書、楊絳選定，前者涉及亞里士多德、蒙田、莎士比亞、培根、伏爾泰、康德、歌德等三十二人，后者涉及李博、弗洛伊德、克羅齊、杜威、薩特和威爾頓特。

錢鍾書一向主張譯文應達到“化境”甚或“反勝原作”的境界，反復吟詠上述譯文，自覺完全達到了他的主張。且看他翻譯的克羅齊的一段話：“我們該牢牢記住的第一點是：形象認識不需要主子，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形象認識自己的眼睛很好，不必藉旁人的光。當然，和形象摻合在一起的概念是找得到的。但是，也有許多形象觀感，一點不摻合什么成分；這證明概念和形象的摻合不是必需的。一幅繪畫里的月夜的景色、一張地圖上的某一地方的輪廓、一個柔和動人的音樂主題、一首如嗟如嘆的抒情小詩的詞句，還有我們平時發問、命令和悲悼所用的語言，這種種都是絲毫沒有理智聯系的形象感覺。”二百字的譯文，直白、形象、富于文學性，進而讓人發出“反勝原作”的贊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