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木板、幾把刻刀、簡陋的油墨和紙張，就是他們戰斗的武器。20世紀30年代，中國新興木刻運動肇始于上海，成為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抗戰中，新興木刻被譽為“革命的號角”和“時代的戰鼓”，成了堪比槍炮的武器，在戰火中催生了一種堅不可摧的中國力量。

       上海，既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前期的中心，也是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發源地。在民族危亡的關頭，進步木刻青年以刻刀為槍，以富有震撼力的視覺語言，激發中華兒女同仇敵愾、眾志成城的斗志，鑄就了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

陳煙橋《巷戰》（黑白木刻，1932年）

       魯迅主辦木刻講習會

       1930年5月從“西湖一八藝社”分化出來的“一八藝社”，成員有胡一川、陳鐵耕等青年藝術家，這是我國現代木刻版畫的第一個社團。隨后，20歲的上海青年周熙（后改名江豐）與陳鐵耕、黃山定等人自發組建了“上海一八藝社研究所”，他們受到魯迅介紹的外國版畫的啟發，決定改作木刻。1930年7月，左翼美術家聯盟（以下簡稱“美聯”）成立，江豐、胡一川參加“美聯”成立大會并被選為執行委員。

       魯迅先生得知這些青年的木刻活動后，立即給予關注和支持。魯迅考察中外美術運動的現狀，認為版畫具有可復制性、制作材料簡單易得的特點，“當革命之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版畫是“正合于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為了對這些初學者進行木刻藝術和技法的啟蒙，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魯迅邀請內山書店的創辦人內山完造的胞弟——內山嘉吉在虹口（長春路319號）的一所日語學校舉辦了為期6天的木刻講習會，這是中國現代版畫史上第一次關于木刻版畫技法的講習班。江豐、陳鐵耕、黃山定、顧鴻干、倪煥之等13名有志于版畫創作的進步美術青年參加了木刻講習會，13名學員中有“一八藝社”成員6人。內山嘉吉回憶，“一連六天，魯迅先生總是早晨八點以前先來到我這里，邀同我一起前往，”魯迅親自擔任了翻譯，而魯迅“講話時間又比我長一些，內容無疑也一定比我要充實一些。他態度沉靜，說話真切有力，充滿著熱情，每句話都一絲不茍地翻譯給同學們聽。實際上我得到魯迅先生的教益要更多一些。”魯迅先生對木刻青年的愛護和鼓勵可見一斑。

參加這次學習，在江豐的藝術生涯中至關重要。他深情追憶，通過教師的傳授和習作，第一次比較系統地獲得了木刻創作的起稿、用刀、刻法、拓印、套版等基礎知識。獲益尤多的還有，魯迅先生每天都帶來各國版畫作品，供學員們觀摩，并親自講解。魯迅用收藏的大量浮世繪版畫和現代版畫作比較，向學員們說明西方近代興起的“創作木刻”和古代木刻在制作和藝術表現上的不同特點。

       魯迅率先在上海開始普及木刻知識和木刻技法，培養了一批青年木刻骨干，中國的新興木刻運動由此發軔。在“木刻講習會”結束之后，現代木刻研究會、上海木刻研究會、春地畫會、野風畫會、MK木刻研究會、野穗木刻社等社團如雨后春筍般興起。在魯迅的大力倡導下，青年們創作的新興木刻作品面向現實，面向革命，面向人民，充滿了新鮮的氣息。

江豐《冰雪中的東北抗日義勇軍》（版畫，1937年）

       率先創作抗日題材版畫

       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守衛上海的十九路軍孤軍奮戰一個多月，傷亡慘重，不得不撤出上海。上海的青年版畫家們直面嚴酷的戰爭現實，創作了多幅表現抗日內容的木刻版畫和連環畫。陳煙橋、胡一川等是魯迅領導的“新興木刻運動”的第一批積極實踐者，陳煙橋目睹了街巷里與日本軍隊對戰的中國軍隊，創作木刻版畫《巷戰》（1932年），反映十九路軍的抗戰事跡。胡一川創作了《到前線去》（1932年），通過黑白鮮明的對比，刻畫了揮舞手臂、沖向前線的年輕人。他還創作了最早的套色木刻《閘北風景》——在斷壁殘垣的街道上，躺倒在地的受傷民眾……

       由于新興木刻版畫肇始，就以直面社會現實的進步題材出現，因而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圍剿”，青年木刻家的處境極為危險。許廣平在《魯迅與中國木刻運動》中寫道：“這些青年團體名‘一八藝社’，之后，該社更是被注意了，誰是這一社的，在學校就被開除，在社會被視為共產黨，好些個人因之犧牲了，甚至凡學木刻都該犯罪似的。”1932年“一八藝社”的一些成員和上海美術學校的學生，在滬南租界成立“春地美術研究會”，開辦了數次木刻習作展覽會。“不幸得很，因為該會的作品表現著真正的人類的熱和愛和對于罪惡者的憎恨的緣故吧，不久便給法捕房封閉，一些會員亦跟著他們的作品投到牢獄里。”1932年江豐因開辦“春地畫會”，進行革命美術活動，是年夏被捕入獄，1933年7月獲釋出獄。同年9月，江豐又因參加“全國反帝代表大會”再次被捕，一直到1935年才重獲自由。

       青年木刻家們不畏危險，用黑白分明、簡約凝重的版畫，以利刀勁筆，直面一個民族腥風血雨的災難。1933年春，為了援助東北義勇軍，上海所有木刻工作者在“美聯”領導下，冒著危險在上海南京路口的新世界舉辦了一個《援助東北義勇軍木刻展覽會》，木刻作品標價一毛錢、兩毛錢一幅出售，將賣的錢寄去援助東北義勇軍。魯迅先生參觀了這個展覽會，還買了不少木刻作品。

       抗戰爆發后，這些木刻青年奮力投身于抗戰的洪流中，木刻運動以民族斗爭為工作重心，抗戰宣傳成為木刻版畫的主題。1935年李樺創作了版畫《怒吼吧！中國》，將飽受欺凌的中華民族比作被縛的巨人，巨人的手伸向一把匕首，拼命地掙扎、怒吼著，手上青筋暴起，想要拿起匕首斬斷繩索以反抗壓迫和欺凌。李樺用木刻圓口刀與陽刻技法，展示出人物緊繃的肌肉和繩索。這一版畫既象征民族危亡的困境，又體現人民抗爭的決心，極具視覺震撼力和強烈的號召力。

       1936年溫濤創作的木刻連環畫《她的覺醒》以連環故事的形態表現了“一·二八”期間上海軍民抗戰的情形，由25幅木刻版畫組成，在宣紙上拓印后，分別貼于大十六開的棗紅色厚紙上，裝訂成冊，首印50本。《她的覺醒》刻繪少女被迫到債主家干活，后又被賣到風月場，上海戰事激發了少女內心的覺醒，于是逃出魔窟，參加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救護醫療隊，后來在戰爭前線一次救護傷員時不幸壯烈犧牲。這種寫實風格的系列版畫，為新興版畫增強了戰爭敘事的深度。溫濤在完成作品之后，立即題贈一冊給魯迅。

王琦《肉彈勇士》（黑白木刻，1939年）

       新興版畫堪比槍炮武器

       江豐在監獄中，有幸得到魯迅贈送的《珂勒惠支版畫集》，出獄后便與鄭野夫、沃渣等組建了“鐵馬版畫研究社”。1936年3月，李樺、陳煙橋、野夫等發起“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7月初首先在廣州展出，8月在杭州展出，10月份則由野夫、王新波、江豐、陳煙橋、力群、沃渣等在上海負責展出。在八仙橋青年會展覽共七天，觀眾達十數萬人。

       在當時的時局下，只要“說起‘木刻’，有時即等于‘革命’或‘反動’，立刻招人疑忌”，魯迅曾關切地叮囑這些木刻青年要時刻注意安全。但在10月8日，這次展覽的最后一天，魯迅冒險扶病前往參觀。他看到親自扶植的中國新興木刻正漸漸成長，興奮得竟忘了他的疾病，與在場的青年木刻工作者談論達數小時之久。參加談話的有陳煙橋、黃新波、曹白、林夫、吳渤等青年，交談時由沙飛拍下照片數張，然而這位青年導師于11天后停止了戰斗的生命，這張照片成為魯迅生前的最后留影，飽含了魯迅對木刻青年的關愛之情。

       1936年10月魯迅逝世之后，上海木刻工作者為繼承魯迅的遺志，于同年11月成立了上海木刻作者協會。協會會員包括江豐、力群、王天基、白危、沃渣、林夫、陳煙橋、馬達、鄭野夫等三四十人，并發表宣言：“中國新興的木刻，在黑暗與污濁中發芽，在污蔑與冷嘲里抽苗，在屠殺與踐踏之下壯大……我們有立刻攜手的必要……來增加我們的力量，來一同推動中國的木刻運動，來與黑暗和強暴相搏斗。”北平、天津、重慶等地也紛紛成立地區性木刻社團，木刻隊伍日益壯大。

       在上海，陳煙橋不僅參加游行示威、繪制抗日宣傳品，還以“獸行”“死難”“送別”為題，創作了《一·二八回憶》（1934年）系列木刻版畫。江豐的《冰雪中的東北抗日義勇軍》（1937年），刻繪了冰天雪地中義勇軍戰士邁著堅毅的步伐走上抗日前線的場景。胡一川刻畫了誓死御敵的《八百壯士》（1938年），展示了中國士兵堅守至最后一刻的決心。王琦創作的《肉彈勇士》（1939年）木刻版畫，以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為背景，刻繪了中國軍人駕駛受損的戰斗機英勇撞擊日本軍艦的壯烈場景。轟隆一聲巨響，戰斗機撞上了軍艦，碎片四濺，煙霧彌漫。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版畫家是以藝術家和革命戰士的雙重身份出現在歷史舞臺上，他們用鐵筆生花、以木刻版畫鐫刻出中華民族的苦難、抗爭與夢想。

       全面抗戰爆發后，溫濤、江豐、胡一川、古元、力群等一批受過新興木刻運動影響的青年木刻家先后來到延安，在物資極度匱乏的戰時條件下，他們以刻刀為槍，謳歌前線將士浴血奮戰的英勇氣概，以版畫為媒，展示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的火熱生活，賦予了新興木刻鮮明的戰斗精神和民族風格，被稱為“延安畫派”。

胡一川《八百壯士》（黑白木刻，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