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遙樂最近出版了長篇小說處女作《噩夢出口》，作品充滿了對現實的冷峻觀察、對人生命運的思考追問以及對人性的幽微燭照，展現出了新一代青年中少見的思想銳度與敘事能力。劉遙樂的職業是文學雜志的編輯，經受的專業訓練就是看稿、改稿，無形之中讓她在小說結構構建、敘事節奏把握上，樹立了足夠的藝術自覺。我們能夠在小說的字里行間讀出，她在世態中點亮溫情燭火，在生死困頓中探尋人性微光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作品因此也具有了穿透表象、直抵人文內核的獨特價值。這或許正是我們閱讀《噩夢出口》時，最不應該忽略的精神錨點。

對犯罪現場描寫的要點在于細節，難點也在于細節，既要展現關鍵信息，又要隱藏部分線索。而在敘事節奏上，罪案小說通常需要緊湊明快，不拖泥帶水；案情的錯綜復雜往往又需要反復鋪墊與渲染，這二者之間天然存在一種背離關系。優秀作家能夠輕松地讓節奏與細節在文本中達到一種動態平衡，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方法是要讓小說始終充滿著懸念。作者開篇便以南城爛尾樓焦尸案瞬間拉滿懸念，以干脆利落、直擊要害的場景化敘述推進情節。在案件偵破的進程中，警察注意到了焦尸案與四年前魏玲遇害案的關聯。跨越四年時光的兩起殺人案件前后咬合在一起。當年尚未滿14周歲的施害者吳昭未受到刑事處罰，兜兜轉轉之后，竟成為了命案受害者“陳陽”。《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以前，未達刑責年齡的吳昭隱姓埋名、遷徙躲避，最終也沒有逃脫命運的審判。他究竟是死于復仇還是另有隱情？這就成了貫穿全篇的核心懸念。

當追溯陳陽這幾年的生活軌跡時，警察發現，在案件發生后母親陳義紅產生了補償心理，在溺愛中無限縱容，而他的父親卻無視家庭責任，逃之夭夭。“母愛過剩而父愛缺席”的家庭環境把兒子養成了一個巨嬰。

在故事創作中，設置懸念固然困難重重，但更考驗作家功力的，是讓懸念永不水落石出，揭開一個謎題之后是更多更大的謎題。當兩起相隔四年的案件精心串聯起來的時刻，敏銳的讀者或許能夠捕捉到故事走向，卻捕捉不到罪案的細節。令人欽佩的是，作家還有著逐步揭示人物命運背后深層邏輯的創作抱負。隨著調查的不斷深入，警方把關注的視線投向了魏玲的女兒孟玥。孟玥與陳陽之間存在著因仇恨而產生的強烈對立關系。小說以“陳陽（吳昭）被殺”與“孟玥復仇”兩條線構成雙重鏡像敘事，將罪案調查的明線與人性蛻變的暗線交織在一起，構建起一張錯綜復雜的命運的羅網。托多羅夫在《偵探小說類型學》中曾經指出，偵探小說具有雙重敘事結構：“偵探小說不是包含一個故事，而是兩個：犯罪的故事和偵破的故事。在最純正的推理小說中，兩個故事毫無共同點。”劉遙樂的敘事中，線索的揭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過精心設計的偽裝與誤導系統逐步展開。當然，從更高的標準來衡量，刑偵線的寫作還顯得有一些薄弱，徐銳團隊更像敘事工具而缺少了鮮活個體的光彩，削弱了“法理與人情”對抗纏繞的戲劇張力。

小說雖然在開篇不久便把兩個罪案串聯起來，淡化了“兇手是誰”的懸疑，但是，讀者的參與感卻沒有喪失，相反還水漲船高，持續閱讀的興趣不會衰減。讀者的閱讀期待，從解密“誰是殺人犯”演化為“是怎么做到的”。作者巧妙運用了“分身詭計”與不在場證明等經典推理手法，伴隨著警方調查工作的逐步推進，層層剝繭。最終，在“步態差異”這一關鍵細節上，實現了故事的反轉和謎底的揭示。這種創作手法在小說中的功能可能更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能夠帶給讀者一個先于調查者發現真相的契機。因信息差給讀者帶來的心理優越感，也是閱讀快感的來源之一。

孟玥選擇“以暴制暴”式的復仇，表面上符合民間樸素的倫理觀，實則背離了法治精神，她也因此陷入仇恨編織的牢籠。她原以為，復仇是掙脫的唯一途徑。命運的吊詭之處在于，噩夢的出口同時又是牢獄的入口。噩夢和牢獄在小說中還對應著各種“銅墻鐵壁”。這堵墻，由法律的邊界、復仇的邊界、人性的邊界共同構成，很多人看不清邊界到底在哪里。孟玥同樣如此，她在其中迷失了方向，被仇恨蒙蔽了雙眼，看不見法律的威嚴，看不清人性的復雜，更不明白邊界究竟在何處。以徐銳為代表的警察群體，與孟玥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智斗。這場對抗，更像是兩種正義觀的生死博弈，也是關于邊界的價值觀的爭論———孟玥堅信“以血還血”的古老法則，認為只有通過復仇才能終結自己的噩夢。徐銳一班人則堅守著“讓暴力止于法律”的信仰，相信法律的公正與權威。

故事的結尾處，兩人在監獄的會見室相對而坐時，孟玥吐露了自己的心聲：“就當完成了畢生最重要的任務，來這里休息。”仿佛多年的仇恨終于得以放下，噩夢也隨之終結。徐銳最后無情揭露了她的自欺欺人：“可事實與你想象的并不一樣。他們（孟玥的家人）失去了部分的你，失去了部分的自己，可他們因為愛你、信任你而永遠不會對你承認的，余生的安寧。”這關于親人“余生不得安寧”的追問，其實是關于“復仇真的能終結噩夢嗎”這個命運詰問的答案。我們也能從這段話中，窺見復仇的本質悖論：它試圖用暴力終結暴力，殊不知每一個復仇者都在完成復仇的同時，將自己和至親拖入新的噩夢。而所謂的“復仇成功”的快意恩仇，不過是人生悲劇的變奏，而非終章。那些本該屬于親人的溫暖時光，那些未竟的歡笑、擁抱和希望，早已在復仇的灰燼中化作隨風飄散的塵埃。或許孟玥等人無法明白：復仇終結的從來不是噩夢，而是做夢的權利，不僅事關仇人，還扼住了復仇者自己以及親人的未來。

救贖的道路，絕非對仇恨的簡單否定，而是在深淵凝視黑暗之后，依然愿意選擇光明。這或許就是劉遙樂想要通過《噩夢出口》傳遞的關于精神救贖的密碼。噩夢真正的出口，從來都不在于設計精巧的詭計，而是依靠來自愛的堅韌與寬恕的曙光。那一抹微弱卻堅定的光芒，投射出對公平正義的永恒凝視。

這光芒，需要被更多人看到，讓每個在罪罰迷霧中徘徊的人，都能循著這溫暖的軌跡，走出仇恨的牢籠。

（周長超 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