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從此，那些杰出的名臣就有了“故國喬木”的稱謂。劉禹錫仕途坎坷，但也擔任過多個州的刺史，是中唐有名的朝臣，做出的政績也配得上這個雅號。在他著名的詩作中，又有幾種樹木的鮮明形象，見證著他作為“詩豪”的風骨和襟懷。

桃樹

人不愿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劉禹錫卻兩次因為桃花、桃樹影響仕途命運。

劉禹錫少年得志，21歲就進士及第，隨后又接連登博學鴻詞科、吏部取士科，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新即位的順宗皇帝急于有所作為，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發起了一場以打擊宦官專權、限制藩鎮勢力為目的的改革——“永貞革新”，劉禹錫和柳宗元等人成為革新的核心人物，“時號二王、劉、柳”。《新唐書·劉禹錫傳》記載：“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云仙雜記》記錄：“順宗時，劉禹錫干預大權，門吏接書尺日數千，禹錫一一報謝。綠珠盆中，日用面一斗為糊，以供緘封。”每天封公文的糨糊就要耗費一斗，可見此時的劉禹錫是怎樣的炙手可熱。可是，兵權在握的宦官們哪能坐以待斃，他們直接把親政不到200天的皇帝變成了太上皇，把革新派官員殺的殺、貶的貶，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

十年后，劉禹錫終于被召回京城，“宰相復欲置之郎署”，但諫官們紛紛阻止。這時京城長安崇業坊附近玄都觀的桃花開得正盛，劉禹錫也跟風去賞花，面對灼灼桃花，他寫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

言外之意是，滿朝新貴就像玄都觀里的桃樹一樣，都是我老劉被貶以后提拔起來的。桃花如火如荼，正像這些趨炎附勢，靠打壓我們革新派上位這幫人的熏天氣焰。朝廷正考慮他的任職問題呢，而且皇帝并不待見他，這時候他不保持沉默，老實待著，反倒寫起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帶刺詩來。這一下，反對派可算抓住了把柄。于是劉禹錫因“語涉譏謗”而被降罪，朝廷下旨，要讓他到偏遠的蠻荒之地播州（今貴州遵義）去任職。好朋友柳宗元說：“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西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與禹錫執友，何忍見其若是？”于是就上奏章要求把原本要讓自己擔任的柳州刺史授給劉禹錫，自己前去播州。宰相裴度也奏道：“劉禹錫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極遠，猿狖所居，人跡罕至。其老母必去不得，則與此子為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因話錄》里說，皇帝發狠道：就是要讓他去“惡郡”，哪管他有沒有老母？裴度表示:陛下正服侍太后，不應該說這種話。皇帝一聽就臉紅了，這和他“以孝治天下”的原則是相悖的呀。轉頭對左右說：“還是裴度愛我愛得真切。”于是就讓劉禹錫任連州刺史。

之后劉禹錫轉任于連州、夔州、和州等地。直到十二年后，皇帝已經換成了唐文宗，劉禹錫才再次回到長安。他又想起了上次讓自己倒霉的玄都觀，去了一看，觀里的桃樹竟然一棵不剩，全部蕩然無存了，只有兔葵、燕麥等野草在春風中搖擺。于是，劉禹錫又寫了一首《再游玄都觀》：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經過時間的淘洗，風流都被雨打風吹去，當年那些權貴，你們現在在哪兒呢？我老劉可還站在這里呢。

裴度本打算讓劉禹錫掌管制誥之事，可是另一位宰輔看到劉禹錫《再游玄都觀》的詩，氣不打一處來，就刻意打擊他，只讓他先后擔任禮部郎中、集賢院學士等虛職。

后來的蘇軾和劉禹錫的境遇很像，兩人栽跟頭的方式也相似，蘇軾因為“烏臺詩案”下了牢獄，發誓不再寫詩，可轉頭就又吟詠起來。劉禹錫也知道自己肇禍的原因，但如果不寫詩、不表達，就是不敢表露真實想法、從來不發“朋友圈兒”，像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一樣，那還是劉禹錫嗎？

偃松

劉禹錫把自己比作一棵長歪了的松樹。

那是侍中后閣前的一棵小松，尚未亭亭玉立，便已偃伏著生長，形狀大概就像傳為蘇軾所畫的《偃松圖》上的樣子，裴度卻賦詩贊美它姿態如龍蛇般夭矯靈動。這棵松樹生長于高檐喬木之間，周遭的擠壓讓它枝干盤曲，形態傾斜，仿佛被命運束縛，難以舒展。裴度心懷仁愛，以“順從物性”為念，對它精心呵護。他命人培土固根，讓偃松根基壯實不再傾斜；用繩索牽引枝干，助它挺直身軀；盥洗之后的水也拿來澆灌它。在裴度的悉心照料下，偃松重獲生機，枝條舒展，日益蓬勃，之前的困蹙蟠曲，反倒變成了奇古的神韻。劉禹錫到閣中稟白事務，裴度讓他看這棵奇松，還給他讀了自己詠松的詩句。劉禹錫“竊感嘉木之逢時”，也寫了一首詩：

勢軋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見與扶持。

忽從憔悴有生意，卻為離披無俗姿。

影入巖廊行樂處，韻含天籟宿齋時。

謝公莫道東山去，待取陰成滿鳳池。

這首詩看上去每一句都在寫松樹，其實每一句都是在寫自己。他就是這棵在傾軋之下差點夭亡的偃松，多虧裴度的扶持，才得以一次次擺脫困境，并能在朝堂立足。

裴度歷任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宰輔，他唯才是舉，薦引過李德裕、李宗閔、韓愈等名士，重用李光顏、李愬等名將，但從不薦引無才的親友為官。他一生與權奸、宦官、藩鎮割據勢力斗爭，先后平定吳元濟、李師道之亂，使大唐一度出現“元和中興”，的確是引領一個時代的靈魂人物。

劉禹錫雖然在表達對裴度的感激之情，但也沒有自輕自賤。他就如偃松般在困境中頑強生長，也有超脫凡俗的姿容。他希望裴度不要過早退休，自己還要有更大作為，把綠蔭遮滿鳳池禁苑呢。

劉禹錫還曾在《謝裴相公啟》中深情寫道：“某遭罹不幸，歲將二紀……豈意天未剿絕，仁人持衡，紆神慮于多方，起堙淪于久廢。”一字一句都飽含對裴度的感激之情。

盡管仕途蹭蹬，劉禹錫“不學腰如磬，徒使甑生塵”，保持著剛直的本色。他勤于政事，所到之處都留下了出色的政績。即便在朗州任司馬不能問政的十年，也把當地武陵溪洞間的夷歌，改寫成雅馴的詩歌，讓人們傳唱一時；在連州，他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派人重新疏浚海陽湖，修筑亭臺，改善當地的生產生活環境；在夔州，他改善山區落后的刀耕火種生產方式，并主張用祭孔經費來修建學校培養人才；在蘇州，他調撥十二萬石米賑濟水災災民，并減免賦役。蘇州人民將劉禹錫與曾經做過蘇州刺史的韋應物、白居易合稱“三賢”，還興建了“思賢堂”。

桑榆

白居易與劉禹錫同年出生，兩人的命運軌跡很長時間內未曾交匯，但彼此仰慕，神交已久。公元826年，揚州的一場邂逅，讓年過半百的兩位老人終于相見。彼時，劉禹錫剛從和州刺史任上罷歸洛陽，白居易也因病卸任蘇州刺史。歲月的風霜染白了他們的鬢角，卻無法磨滅他們內心的熱情。白居易望著歷經坎坷的劉禹錫，心中滿是感慨，寫下《醉贈劉二十八使君》，字里行間，飽含著對劉禹錫才華的欽佩與命運的惋惜：

為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箸擊盤歌。

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劉禹錫則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回應這份深情：

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經歷二十三年的漂泊，看慣了世事變遷，他以“沉舟”和“病樹”自喻，卻并不消極悲觀，反而在變遷中，感受著身邊新生力量“千帆過”“萬木春”的生機與希望，這是怎樣豁達與豪邁的境界！

此前，二人各有知己，元稹是白居易最好的朋友，柳宗元則是劉禹錫的生死之交。白居易與劉禹錫邂逅之后，文學歷史上就不僅有“劉柳”“元白”，又增加了“劉白”的并稱雅號。曲江杏園內、洛陽城中，他們一起詩酒唱和、琴書共話，留下了大量的詩篇。裴度晚年避禍離開長安，留守東都洛陽，筑綠野堂，和白居易、劉禹錫等人度過了難得的悠游歲月。白居易還將自己與劉禹錫的唱和詩138首編成《劉白唱和集》，并在序言中盛贊劉禹錫是“詩豪”，一般人難以抵擋他的詞鋒，自己和他“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一次，白居易寫了一首《詠老》詩，發出“眼澀夜先臥，頭慵朝未梳。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的衰老感慨，劉禹錫卻在酬答詩中寫道：“經事還諳事，閱人如閱川。細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人活著，就是要發光發熱，等到死去了，也就萬事皆空了。不要哀嘆已經是桑榆晚景，晚霞也要紅透滿天。這就是劉禹錫，一輩子都要“豪”下去，哪管它風刀霜劍，哪管它日落西山！

樹木有很多種，劉禹錫“不學春開之桃李、秋落之梧桐”，而要作歲寒不凋的蒼松，雖然外力傾軋曾讓他身形紆曲偃蹇，但他堅貞的本性從不改移，即便千百年過去，依然讓一代代人景慕那磊砢奇崛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