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將領彭雪楓1941年10月寫給妻子的信

八路軍戰士劉中新1937年9月寫給母親的信

同濟大學畢業生劉宗歆1941年12月寫給妻子的信

在云南省防空司令部任職的何亮采寫給兒子的信中附帶的“抄寄民眾疏散避難方法”

了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史的途徑有多種。在史料層面，有官方檔案、決策文電、遺址文物等，在此基礎上，誕生了不少黨史、軍史著作，以及大部頭的學術專著。在文藝領域，與抗戰相關的小說、詩詞、戲劇、歌曲、電影、電視劇等新作頻出。這些史料、著作與文藝作品，為我們深入了解抗戰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近年來，隨著抗戰家書逐漸受到重視，宏大敘事之外的個人抗戰史得以呈現。通過一封封家書，我們得以走近先輩們經歷過的風云與他們的心靈世界。

家書“集結”

在電報、電話等現代通信手段普及之前，家書是人們交流信息的重要載體。在戰火紛飛年代寫就的家書，時代感更加鮮明。

1931至1945年的14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八路軍、新四軍，中國軍隊正面戰場官兵和社會各界民眾以及海外華人、華僑等，給家人和親友寫了大量書信。由于其保存較為分散，在結集出版前，未曾引起學界和公眾的重視。2005年4月，一場以廣泛搜集民間家書、保護家書遺產為宗旨的“搶救民間家書項目”在京啟動。不到兩年，4萬封家書匯集北京，其中就有不少抗戰家書。這些家書，不僅承載著綿長醇厚的骨肉親情，而且真實反映了在國家遭受侵略的危急關頭，血灑疆場的抗日將士和各界群眾不屈的民族氣節和深厚的家國情懷，讀來令人動容。

2007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70周年，搶救民間家書項目組委會（以下簡稱“組委會”）聯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將該館收藏的家書與征集來的抗戰家書一起匯編成《抗戰家書》一書出版，收錄左權將軍、吉鴻昌將軍等25個家庭的家書60余封。2015年，該書出了修訂版本，更名為《抗戰家書：我們先輩的抗戰記憶》，增加了15篇文章，收錄家書達到70余封。

2025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早在去年8月，組委會就著手對《抗戰家書：我們先輩的抗戰記憶》進行再次修訂。首先，結合新的資料對篇目進行優化，增加了6篇，分別講述抗日英雄趙一曼、新四軍將領彭雪楓、淞滬抗戰烈士吳瑞、作家徐光耀、戰地記者喬秋遠、小學教員宋子英的家書及其背后的故事，使全書文章數量達44篇，收錄家書達86封。其次，重新梳理文字，進一步核實相關史實。原書成于眾人之手，敘事詳略程度和風格有所不同，此次出版對原文字逐字逐句進行推敲，盡可能為讀者提供有效信息。再次，新版改為16開本，四色印刷，替換、補充了部分圖片，包括相關人物的老照片，力爭使每封家書都有圖片對應，讓讀者可以直觀地了解家書背后的人與事。

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收錄的家書及相關文物都源自各界人士的捐贈。他們不遺余力地保存家人的信件，又在需要它們作為歷史的“見證者”時將其無償捐贈出來，令人感念。

例如，淞滬會戰烈士蔡炳炎的家書——由他的遺孀用綾布裝裱、保存了近50年，于1987年6月與寫家書的鋼筆一起，捐贈給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再如，1937年9月率軍出川抗戰的傅常將軍給家人留下了一封簡短的信：“余奉命出川參加抗日戰爭，將奔赴前線。希汝等勿忘國難，努力學習，強我中華！”今天人們尚能看到信的內容，是因為傅常將軍的妻子找工匠將這句話雕刻在了木質燈柜上，傳給了后人。2010年9月，傅常將軍的孫輩將燈柜捐贈給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又如，2005年8月，組委會收到了來自浙江德清縣武康鎮春暉街42號的一封掛號信，信封內是一封毛筆家書的復印件。寄信人叫褚召南，當時已70多歲，家書是他的二哥褚定侯于1941年12月27日第三次長沙保衛戰前夕寫給他的，寫了6頁紙，寫完此信后不久，褚定侯就犧牲了。2006年2月，褚召南寄來了家書原件，組委會將它推薦給國家博物館收藏。

跨越時空的訴說

一封家書，一段歷史。抗戰家書是先輩們寫于80多年前的文字，是反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原始檔案。這些個人化的史料，記錄了作者的所見、所聞、所感，提供了抗戰歷史的若干細節，為我們回顧、還原、研究歷史提供了新的視角。

1934年11月，吉鴻昌將軍在寫給妻子胡紅霞的遺書中說：“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吉鴻昌逝世之前，曾帶領民眾在察哈爾抗日。1933年6月—7月，吉鴻昌率軍收復康保、寶昌、沽源和多倫，察東四縣全歸同盟軍之手，對全國抗日力量起到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西安事變后，第二次國共合作步伐加快。一位叫鐘士燈的紅軍戰士的家書，從陜北旬邑跨越萬水千山送到了他的家鄉江西于都橋頭鄉。他用質樸的文字告訴父母：“我在外，大家都是為著抗日的，為了保護我們的家庭，為著自己的未（來）做事。現在說起到達北方，使用（應為“實行”）國共合作、釋放一切政治犯，聯合了許多抗日友軍，國家已經和平。”這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見證，反映了紅軍指戰員對和平的渴望和投身抗戰的決心。

1938年7月，13歲的徐光耀離家參加八路軍，隨軍轉戰南北。1944年10月，五六年沒跟家里聯系的徐光耀同時接到父親和姐姐的來信，喜出望外，立即回信：“爹！您耐心的（現應為“地”）等著吧！勝利的日子就快來了。今年就可以打敗德國，明年就要反攻日本，那時候才是咱們團圓的時候！”從這封信可看出，抗戰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后，作者對勝利的憧憬躍然紙上。因為目睹了太多感人故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徐光耀創作了《平原烈火》《小兵張嘎》等一批優秀的抗戰作品。

《抗戰家書：我們先輩的抗戰記憶》收錄了華僑的家書。寫于抗戰時期的華僑家書，格外感人。無論是菲律賓華僑王雨亭送年僅15歲的兒子回國參加抗戰時寫下的“這是個大時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前線”，還是放棄越南僑居生活投身戰場、最終犧牲的符克留下的“我之自動參加救國工作，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為的是盡自己之天職與能力貢獻于民族解放之事業”，都體現了海外華僑在祖國危亡之際共赴國難的拳拳之心。

《抗戰家書：我們先輩的抗戰記憶》還收錄了愛國鄉紳、戰爭流民、防疫醫生、小學教員、被俘勞工等人的家書，他們寫下的書信，與抗戰將士的書信一道，共同向當下的讀者訴說著戰時的光景。

傳統美德與家國情懷

寫于抗戰時期的家書，既有熱血男兒從沙場寫給妻子的絕筆，也有父母對子女抑或子女對父母的叮嚀，既有兄弟之間的手足情深，亦有姊妹之間的互訴衷腸。家書中，處處體現著孝老愛親、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夫妻恩愛等美德。

趙一曼烈士臨刑前最思念的是6年沒見的兒子，她給兒子留下兩封遺書，痛陳自己未能盡到母親責任的遺憾。兩封家書共339字，一連用了16個“母親”和9個“孩子”（含“寧兒”），字里行間滿是母愛。八路軍戰士劉中新在寫給母親的家書中，講述了自己夜里睡覺時說夢話大喊“媽媽”的經歷，在信中他接連發問：媽媽的身體如何？弟弟安好嗎？家里收成怎樣？關切之情溢于言表。1942年3月，中國遠征軍第200師與日軍同古大戰在即，師長戴安瀾在給妻子王荷馨的信中表示“為國戰死，事極光榮”，然而“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們母子今后生活，當更痛苦……”對家人的關切令人動容。

抗戰家書是在中華民族遭受外敵入侵、面臨危機的形勢下，由中華兒女寫就的，字里行間除了對親人的關切之外，更有“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國之不存家何在”“自古征戰幾人回”“抗戰到底”“抗戰必勝”等豪言壯語，是家國情懷的集中體現。

1937年9月14日，國民革命軍陸軍第13師下士吳瑞從陜西漢中至上海參加淞滬會戰的急行軍途中，連夜寫下三封家書，除了安排家事之外，還表達了抗戰到底的決心，做好了為國捐軀的準備。在給父親的信中，他寫道：“這次我得到前線上去，我決心與矮（倭）寇拼命到底，所謂‘矮（倭）寇未滅，誓不生還’。”1938年春，中日軍隊正在臺兒莊激戰，一位叫喬秋遠的戰地記者走上戰場之前寫給父親和叔叔的家書，頗有慷慨之氣：“兒為壯年，從事文化工作，雖未能持槍衛國，但是，執筆亦等于執槍也……兒明日即擬起（啟）程赴徐州，以后在報上所見之通訊，即等于兒之家信也。”張自忠將軍從抗戰開始就有“報國必死”的決心，1940年5月1日，棗宜會戰前夕，他在致戰友的信中寫道：“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的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致亡于區區三島倭奴之手。”半個月之后，他率軍與敵血戰，身負七處重傷，壯烈殉國。

翻開《抗戰家書：我們先輩的抗戰記憶》，這樣激動人心的文字隨處可見。家書是寫信人內心世界的反映，他們在寫給親人的家書中袒露心扉，把國家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展現了中華兒女視死如歸、寧死不屈、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精神。正是因為有如此的人民，有如此的信念，我們才迎來抗戰的偉大勝利。希望這部由家書組成的抗戰史，能為更多人所知曉、所閱讀。

（作者：丁章，系搶救民間家書項目組委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