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城市化浪潮與鄉土文明碰撞，當權力異化與個體尊嚴博弈，當生存焦慮與精神救贖交織，文學如何捕捉當下中國社會肌理與人性光譜？呂志軍的小說集《不語的群山》以現實主義的筆觸兼現代主義小說技法，構建了一幅轉型期中國社會的浮世繪。其敘事切入鄉村文明消解、官場生態、教育焦慮等社會病灶，通過小人物的命運浮沉，完成對權力異化、價值失序與人性微光的深度叩問。

呂志軍的敘事語言常如懸壺泄水，恣肆汪洋而較少克制，在一些環境和場景的描寫里尤為顯著。在寫作手法上，這些小說大多融合了白描式的細節刻畫與象征隱喻；多角度敘事和意識流技法；穿越歷史與現實的“懸疑推理”等，通過鄉村與城市雙重視角，既剖開鄉土社會在現代性沖擊下的精神裂變，也揭示了都市人群在物質豐裕中的靈魂失重。

小說集《不語的群山》中的鄉村敘事占比較少，約四分之一，但構成了一曲鄉土文明的現代挽歌。小說集開篇《斗牛》，血淋淋地撕開了傳統儀式在資本邏輯下的異化本質。村主任牛新新將“春閑偶爾點到為止”的斗牛民俗改造為“帶來幾十萬元收入”的旅游IP，墩子從耕牛升格為“斗牛明星”的悲劇命運，直指神圣的鄉村傳統在金錢面前的土崩瓦解。寬厚對“斗牛士后代”身份的病態捍衛，灌藥湯、撞沙墻、剜樹眼的暴力訓練，本質上是鄉土社會在價值失序中個體身份迷失的表現。當“柱子”剜瞎墩子眼睛的勝利時刻，完成的恰是對自身人性的閹割，這種以尊嚴換取生存的荒誕，成為鄉土中國精神困境的隱喻注腳。

打開書架上威廉·福克納的長篇小說《喧嘩與騷動》，李文俊先生在譯本序里關于意識流小說有這樣一段話：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常寫人物的內心活動，意識流與之不同之處是： 一、它們仿佛從人物頭腦里涌流而出直接被作者記錄下來，前面不冠以“他想”“他自忖”之類的引導語；二、它們可以從這一思想活動跳到另一思想活動，不必有邏輯，也不必順時序；三、除了正常的思想活動之外，它們也包括潛意識、下意識這一類的意識活動。呂志軍善于使用“跳筆”。他不在乎事件本來的先后順序，省略了其中的邏輯關系和過渡句，省略了冗余的文字補充，很像電影藝術的蒙太奇手法，將不同時間段的鏡頭拼接在一起，加強了畫面感，但需要讀者腦補，這也很好地解釋了“好的小說一定是作者和讀者一起完成的”這句話的本質意義，也是對意識流手法的化用。

小說《等一個賊》中張克儉一人在家，敘事沒有轉換語詞的提醒，與弟弟張克勤的對話、與黃翠華的日常、與柱娃的對話場景等，和影視劇里轉場的“硬切”一樣，都是張克儉的意識流。在我看來，這篇小說是化用意識流小說技法最為明顯的一篇。《等一個賊》以荒誕情節解構現實：張克儉“等賊”的行為、水泥場晾曬的嫩草、紅綢面被子的細節，構建了真實的鄉村物質空間；而“賊”的缺席與柱娃的登場，則完成了從荒誕到現實的閉環，讓讀者在啼笑皆非中體味深層的悲哀，暴露出空巢老人被時代遺棄的精神危機。作者以近乎殘忍的寫實筆法，展現城市化進程中年輕一代逃離后留下的精神真空，賊的缺席與柱娃找學費的登場形成殘酷諷刺：真正掏空村莊的不是小偷，而是城鄉二元結構下的資源虹吸。

《立墻的村莊》通過“喊村”細節強化鄉村的荒蕪與落寞，“青青娘？”“海海？”的呼喚在空巷中回蕩，但回應的，只是“一只肥碩的老鼠竄進草叢”。這種聲畫錯位的描寫，將鄉村空心化具象為可感知的生存場景。

《瞧，這漂亮的靈鳥》可以看作是《立墻的村莊》的姊妹篇。小說把邊緣群體的生存掙扎構成第二重困境：土墻作為牛皮癬患者，在“魚鱗凸出來像發脹的木耳”（到底是牛皮癬還是魚鱗病，不一樣的）的身體羞辱中，用藤編寄托對女女的愛情幻想。當婚騙真相揭開，那些編滿靈鳥的藤箱便成了尊嚴的墓碑。最渴望飛翔的人，卻被禁錮在身體與欺騙的雙重牢籠。

可能與曾經在新聞行業工作多年有關，呂志軍善于將新聞事件里的社會丑惡不動聲色地巧妙嫁接在小說里。《空瞳》正面書寫王美麗夫妻多年尋找丟失女兒李紅的故事，將人販子的刀鋒隱藏在看似溫潤的敘述之后。小說最后一句話“沒手沒腳的李紅就像一個菜墩子一樣墩在王美麗的前面”令人毛骨悚然。認還是不認？認，丈夫不堪心靈重負已死，還有嗷嗷待哺的火火和自己艱難度日；不認，這無疑就是自己丟失多年的女兒李紅。人性的痛苦掙扎令她痛不欲生，讀來令人心碎。小說通過母親王美麗的視角，在石灰灼眼的童年創傷與夕陽下的成年背影之間架起情感的復雜橋梁，拼貼出關于母愛、成長與生命韌性的話題，將一個普通家庭坎坷的生命記憶鐫刻成了時光標本。

城市題材小說在這部集里占比較重，呈現出另一番精神圖景，敘事中的象征則更具現代性特征。《變形的別針》中高平常“油鹽醬醋的味道亂竄，她的身體穿梭成變形的別針，再也別不住詩樣的日子”，這種婚姻困境，折射出中產階級在物質豐裕后的精神空虛。作者將抽象的情感具象化為變形的別針，既象征人際關系的扭曲，也暗示現代婚姻的結構性危機。當浪漫被日常瑣碎消磨，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道德失序中的價值迷失在城市敘事中尤為突出。

《賤人》中的蘇鵬個性十足，他過著連續吃兩個月水煮白菜的底層生活，最終遭遇了在煤礦瓦斯爆炸中背鍋的悲劇，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偶然，更是轉型期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必然。作者以“朋友啊朋友”的歌聲與“想給他一巴掌又想擁抱”的復雜情緒，道盡小說人物在相互取暖中滋生的愛恨糾葛。

復調敘事的嫻熟運用是呂志軍小說的又一個特色。《一個陌生女人的來訪》在李紅、梁倩、劉歡等女性視角之間自由切換，每個視角都是對城市生活的局部透視，這些視角組合起來形成完整的城市女性生存圖景。作者刻意保留不同視角間的認知差異，如對同一男性角色的不同評價，使文本呈現出開放性的闡釋空間。小說通過李紅、梁倩、劉歡等女性視角，展現男性主導社會結構中女性的生存策略。李紅發現丈夫出軌后“天突然就黑了”的心理崩潰，梁倩對愛情的盲目追逐，高翔作為知識分子翻墻偷器材的墮落，劉歡為利益與高翔勾結的功利，梁碩作為律師在妹妹婚外情案中的職業倫理掙扎，共同構成城市道德圖譜，也揭示了消費主義時代精神信仰的坍塌過程。個人覺得，這篇小說在人物關系的設置上過于集中和刻意，如梁碩梁倩兄妹、劉歡劉鐵姐弟，太多偶合，就像一臺舞臺劇。

《回旋踢》里女人送禮的屈辱、張處長的色厲內荏、門衛的投機心理，立體呈現權力在不同主體間的流動與變形。當孟局長“一只手緊緊攥著手機錄音”的細節出現時，每個角色都成為權力游戲的參與者與受害者，這種復調敘事徹底打破了傳統反腐文學的二元對立模式。

《生天》中的“畫眉鳥”與主人華貴安形成鏡像關系：鳥的羽毛脫落對應主人的精神萎靡，鳥的最終放飛卻帶來更深的空虛，這種象征的反轉運用，打破了象征的單一指向，展現出傳統在現代性沖擊下的變形與重生。華貴安照顧癱瘓母親時，鳥的蔫態與主人的焦慮形成互文的描寫，共同構建了傳統倫理與現代生活節奏的劇烈碰撞。特別是“畫眉鳥”的象征設置，鳥籠既是物理空間的禁錮，也是精神困境的隱喻，當華貴安最終放飛鳥兒卻“感覺胸口更悶”時，完成了對現代城市人精神牢籠的哲學提問。在華母的死亡事件里，誰是保姆身后的推動者？是保姆一人殺死了華母，還是有她的大兒子參與其中？所謂的“生天”，本應是一生多次行善而死后轉生天道之人的最高待遇，而疑似被保姆殺死的華母被動“生天”，無疑成為活著的后人們一生不可饒恕的遺憾。

《地攤上的戈多》中，蔣婷從教育培訓機構的“成功神廟”逃離，最終擺攤賣書的選擇，是對功利主義教育的決絕反叛。當她遭遇網紅炫耀語速的直播鬧劇時，完成了對現代性荒誕的終極解構——我們都在等待永遠不會到來的“戈多”，卻在等待中迷失了生命本質。這種存在主義式的覺醒，使城鄉敘事在批判之外獲得了超越性的哲學深度。

城鄉生存倫理的最大差異在于：鄉村的倫理困境往往與物資匱乏相關，城市則更多表現為精神迷失。但作者并未簡單將鄉村倫理浪漫化，而是揭示其殘酷性。《斗牛》中寬厚為維護家族榮譽對柱子的暴力訓練，《等一個賊》中張克儉的自欺欺人，都展現了鄉土倫理的陰暗面。同樣，城市敘事也保留人性的微光，如前文所說，《夜來香》中小亮與女兒的互助，《地攤上的戈多》中蔣婷的最終覺醒，這些情節的設置使城鄉敘事在對照中獲得了平衡。

《未竟的審判》構思清奇，在這本小說集里較為另類。小說以雙線嵌套的結構編織故事，明線是“我”在坡園發現古木盒中的審訊筆錄，暗線是筆錄中郭為因名利獻祭妻子的悲劇。兩條線索通過“木盒”勾連，形成歷史與現實的鏡像對照。我覺得它更像是一部穿越劇，在歷史與現實的裂隙中叩問人性。毛邊紙上的審訊記錄與作協換屆的現實形成跨時空對話。泥土覆蓋的不僅是歷史，更是被權力碾壓的個體命運。當文化成為權力的裝飾，當文字淪為謀利的工具，所謂“不染塵”的理想，不過是知識分子的自我欺瞞。當縣郡撕毀仕女圖，當作家們在茶樓討論“評獎黑幕”時，煙霧繚繞中的嬉笑怒罵，恰是知識分子精神墮落的集體自畫像。當李江在作協換屆中“高票當選”時，那些被掩蓋的真相與被犧牲的個體，都成為歷史中懸而未決的審判。

《不語的群山》拒絕宏大敘事和廉價抒情，堅持在“群山”般沉默的現實中捕捉那些被遺忘的“無名者”的呼吸與心跳。斗牛場的血腥、藤箱里的愛情、空巢中的等待等意象共同構成了時代的精神癥候：當群山在現代化進程中保持沉默時，文學的敘事正以其銳度，鑿刻下那些被遺忘的生存痕跡。無論是官場中掙扎的女人，還是花店中綻放的夜來香，抑或教育焦慮中的蔣婷，這些人物共同構成了時代的倫理譜系，展現了現代人的生存狀態。其主題思想觸及了精神困境、家庭關系、道德沖突等多個層面，不僅為讀者提供了對生活的全景式觀察，也引發了對人性本質和社會發展的深入思考。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這部作品的價值不僅在于其文學性，更在于它對現實的敏銳洞察和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