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作為舞臺藝術發生的重要場所——劇場，在全國各地呈現出諸多新面貌。一方面，信息化、智慧化的劇院在各地涌現；另一方面，演出不再完全依托傳統劇場，園林、公園、商場、社區、文博場館等更多非典型劇場，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劇場，正以越來越多的形式，更加密切地走進人民文化生活。

中國有著悠久的劇場傳統

一般而言，劇場分為三個區域：表演區（即常說的“舞臺”）、觀眾區和附屬區（如供演出人員化妝、候場和休息的區域）。早在古希臘時期，便已有依山而建的露天劇場。文藝復興時期，鏡框式舞臺逐漸成型，它因臺口豎起矩形臺框、形似鏡框而得名。觀眾自臺下看去，表演區猶如一幅畫，而透視布景的使用，更強化了戲劇帶給人的幻覺感。

19世紀末，西方鏡框式舞臺傳入中國，百余年間成為國內主流劇場的標準形式。

事實上，中國戲劇演出有著撂地為場的特征，凡空地（如廳堂、舟船、街道、院落、廣場等）皆可作為演出場所。專門性營利劇場則直到宋元時期才出現，宋代的瓦舍勾欄便是為演藝而設的專門劇場。瓦舍，又叫瓦子，指商業性演出的聚集區；勾欄則指具體的演出場所，它們一般設置在瓦舍中。大多數瓦舍里有多個勾欄，一些大的瓦舍甚至可以容納十幾座。作為專門性劇場，勾欄已出現戲臺、戲房、腰棚（觀眾席）、神樓等分區。宋代從京師到城鎮，遍布大小各式勾欄，它們成為廣大民眾消遣娛樂的重要場所。明代，勾欄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及至清代，喝茶聽戲逐漸盛行，茶園成了普通民眾的劇場。由茶園發展而來的戲園子，設有三面觀戲臺和分層觀眾席。廣和樓、廣德樓、三慶園等都是北京著名的京戲茶園，廣和樓堪稱梅蘭芳藝術生涯的起點——10歲的梅蘭芳在這里首次登臺，初露鋒芒。1949年以后，我國向蘇聯學習，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大劇院制度。1953年建成的天橋劇院，便是新中國成立后參照蘇聯和民主德國劇院規范建造的第一家大劇場。

當代，隨著裝置技術的發展，吊桿系統、照明控制系統等被廣泛運用，轉臺、附臺、推拉臺、升降臺等開始出現，中國劇場的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劇場的演出分區也更加明確，以上海大劇院為例，它分為大、中、小三個劇場，可依據演出規模、性質選用。

近年來，在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實施的背景下，智慧劇場建設成為新方向。智慧劇場旨在利用現代科技，實現從演出到管理各環節的智能化改造。國家話劇院建設的5G智慧劇場，利用超高清視頻技術，聚焦“線上+線下”雙演模式打造；廣州大劇院則通過建設360度全景觀光平臺，讓全球用戶可通過微信直播號等手機端自主選擇觀看角度。

彰顯城市文化底蘊及文化品位

中西劇場都經歷過形態變化，促使變化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社會經濟、演出形制、審美潮流和裝置技術水平等。與形態變遷不同的是，劇場的基本屬性始終保持穩定。

舞臺呈現的喜怒哀樂可以感化人心，進而規范德行、開啟民智，這正體現了劇場的公共空間屬性。從孔子借歲末農業祭祀歌舞對文武之道進行引申闡說，到陳獨秀提倡“戲館子是眾人的大學堂”，再到新中國“戲改”對傳統劇目人民性的發掘，在國人對于戲劇的觀念認識中，社會功能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說劇場的公共空間屬性為觀眾的情感和思想交流提供了場所，那么它的商業屬性則將自身與劇種、演員的生存緊密相連。劇院的運營模式和經營范圍決定其市場效益，那些在商業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劇院往往具有一定品牌效應，能與知名演員、班社、院團形成良性互動，實現共贏。劇場借此占據更大市場，演員也憑此收獲更多觀眾。

上海天蟾舞臺聞名后，成為南北名伶鐘情的演出場所，梨園行甚至有“不進天蟾不成名”的說法。對一個劇種而言，擁有專屬劇場是其占有穩定市場、獲得大范圍接受度的重要標志。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昆曲式微，“傳”字輩藝人輾轉于上海當時的大世界、小世界、東方第一書場、仙樂大戲院等劇場進行短期演出，最終還是離開了上海舞臺。而1947年一眾越劇女伶義演《山河戀》，主要目的便是爭取擁有一座屬于女子越劇的劇場，從而在演出劇目與經營上獨立自主。

在上述兩種屬性之外，劇場還具有文化屬性。那些宏偉、現代且積淀深厚的劇場建筑，如悉尼歌劇院、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北京國家大劇院等，本身就是所屬城市的文化地標，既彰顯城市的文化底蘊、象征城市的文化品位，也參與城市的文化建構、推動城市的文化交流。國家大劇院總造價超過30億元，建造理念先進、劇院分區清晰，與全世界二十多家國外劇院結成戰略合作伙伴，全球來華演出的藝術家往往將其作為演出場地的首選。

一座城市的劇場上演過的經典劇目、成就的藝術大師，終將成為城市文化記憶的一部分；而一座城市主流劇院的演出風格，也會如春風化雨般影響城市氣質。

北京的正乙祠戲樓、湖廣會館曾是譚鑫培、梅蘭芳、余叔巖等京劇大師的演出場所。近年重獲新生，推出沉浸式駐場演出。演員走進這些古劇場，站在名伶曾施展才華的地方獻藝，自然升騰起對前輩藝術的膜拜。

擁有高密度劇場群的上海，借助數字技術不斷開發新的劇場空間，不負“演藝之都”之稱。共青路倉庫、船臺公園、鼓風機廠等歷史空間被改造為演藝新空間，讓上海的工業記憶融入演藝；而“大世界演藝號”江景游船，更將沉浸式演出與黃浦江沿線文化地標相結合，打造出地域文化傳播的新樣式。遍布城市的新型劇場將演藝送入廣大市民的日常生活，在不斷喚醒民眾城市記憶的同時，也深刻改變著市民的生活方式與審美觀念。作為新大眾文藝浪潮的重要推手，演藝新空間正持續激發城市的文化消費活力。

數字化劇場提升觀演沉浸感，促進戲劇創新表達

鏡框式舞臺憑借固定視角、幕布形制與寫實設計的特點，深刻影響了戲曲與話劇的表演美學。隨著演藝新空間的持續建設，中國戲劇的創作生產迎來了新的轉型期，尤其是劇場的數字化升級，為舞臺藝術業態的創新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

新型劇場空間改變了傳統的觀演關系，特別是移動技術與可穿戴設備的推廣，讓觀眾從以往的被動觀看者轉變為主動探索者。在這些新型劇場空間中，他們可以自主選擇路線，參與到不同的敘事安排中。在今年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未來影院”單元展映環節，觀眾佩戴科技設備欣賞沉浸式VR作品《蛇形挽歌》時，便能獲得這樣的體驗。該作品以湯顯祖的《牡丹亭》為藍本，在劇中，觀眾可親自編織關于愛與覺醒的故事，獲得不同于常規觀看戲曲《牡丹亭》的交互體驗：當觀眾進入杜麗娘視角，《牡丹亭》中“驚夢”等情節會融入360度全景2D動畫；選擇柳夢梅視角，則會沿著一條小徑走進一幀幀分層搭建的古典亭榭。觀眾的創作者身份，要求演出文本創作必須對傳統經驗進行改造，數字技術在提升觀演沉浸感的同時，也為創新表達提供了更多可能。

巨型LED屏幕、紗幕投影、3D技術為舞臺帶來了動態影像，它們不僅是對靜態裝置的補充，更參與到戲劇敘事中，甚至催生出具有強烈影像視覺風格的虛擬戲劇形象。這些“無生命的演員”正在打破傳統表演方式，也促使我們辯證看待劇場的虛實關系。舞臺的升降、旋轉與組合控制不斷升級，愈發精密，能夠完成復雜的空間調度，進一步提升空間敘事能力；而LED光源、電腦燈和數字音效的使用，無疑增強了情境營造的水平。當然，高度機械化、智能化的舞臺不能淪為炫耀技術的場地，新空間更不能成為破壞演藝品格（如人文內核、演員技藝等）的推手。

我們應善用技術，避免在舞臺設計上投入過多資金，為打造集約型、可持續型舞臺尋找數字支撐；更應巧用技術，以現代方式闡釋中國傳統舞臺的寫意精神，讓戲劇的符號性、隱喻性內涵擁有更多技術載體。

未來劇場需努力成為真身與代碼、情感與算法攜手合作的場所，其主要目的在于開發多元演出模式、豐富藝術呈現形式、提升觀眾情感體驗。

（作者：黃靜楓，系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