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祖籍浙江寧波，1942年生于天津，中國當代作家、畫家和文化學者，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他是“傷痕文學”代表作家，其“文化反思小說”在當今文壇影響深遠。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已出版各種作品集二百余種。代表作《啊！》《雕花煙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珍珠鳥》《一百個人的十年》《俗世奇人》《單筒望遠鏡》《藝術家們》等。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西、阿拉伯等近二十種文字。多次在海內外獲獎。他倡導與主持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傳統(tǒng)村落保護等文化行為對當代人文中國產生巨大影響。

導 讀

馮驥才先生是位多才多藝、閱歷豐富、有傳奇色彩的名作家，近年來推出的一系列自傳作品格外引人矚目。本作系馮先生回憶青少年時代（1942－1966）在天津五大道租界生活的最新自傳，行文質樸儒雅，又暗藏機鋒，如涓涓清流般娓娓道來，于平和中見往事，于無聲處聽驚雷。

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

馮驥才

序詩

一

人愈老

童年的印象反而會愈清晰

就像春天留在草地里的腳印

在寒冬的雪地里神奇地顯現出來

這就是

生命的記憶或者記憶中的生命

二

江行萬里

在將入大海的一瞬

忽然掀起一個排天大浪

并回首

深情地遙望它

萬里之外

依然發(fā)光

的

源頭

三

沒有人能夠回到昨天

文字卻能記住昨天

并把昨天的風景帶給明天

一個人只有經歷是屬于自己的

如果我自己不寫

誰會幫助我記住這些事情？

一、祖居不在天津

我的出生地是在渤海邊的天津，老家卻在很遠很遠的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寧波。二十世紀二十年代（1924）我爺爺帶著十歲的父親離開寧波，遷至天津，那時很多地方還不通火車，要多次換車，還要乘輪渡，寧波是大運河起始的南端，天津在大運河北部的尾端；由寧波來天津非常折騰。爺爺到天津后就再沒回去過。父親也沒回去過，我自小腦袋里對寧波的印象全是一些虛幻的五光十色的碎片。比如，在爺爺屋里聽到的老鄉(xiāng)們嘴里嘰里咕嚕的寧波話，比如每逢過年必吃黏黏的噴香的炒年糕，比如父親說他小時候蹲在寧波老家竹林里屙屎，時間一長，會叫新長出來的筍尖扎到屁股。再比如自小填寫簡歷的籍貫一欄中，都要寫上“浙江慈溪五馬橋花園馮家”幾個字，慈溪是哪兒，五馬橋在哪兒？還有老家的一副對聯，家家懸掛，我家過年時也掛，叫做“大樹將軍后，凌云學士家”，這對聯說的是什么就更摸不著頭腦了。單憑這些碎片形不成任何印象。

隨著年齡的增長，懂的事多了，對家庭的了解便多了起來。我最先知道的一位祖先，便是馮氏歷史中鼎鼎大名的人物叫馮異，他就是老家那副對聯中的“大樹將軍”：漢朝人，曾輔佐劉秀打下天下，建立了東漢。我這位祖先驍勇善戰(zhàn)，但為人謙和退讓，逢到軍中評功論賞時，他就獨自躲到一棵大樹下歇憩。人們欽佩他建功卻不爭功，給他一個美稱，叫“大樹將軍”。這位祖先叫我對老家那邊隱隱地心生敬畏。我還依照想象給他畫過一張像呢；一身鎧甲，披著披風，挎劍拿刀，倚著一棵大樹坐著。大家看了都笑，爺爺卻說馮異就是我畫的這樣！

后來爺爺告訴我，馮家最早的祖先并不是馮異，而是更早的西周時期齊宣公的少子齊通，由于受封于馮城，子孫便姓了馮。由此，我知道我家姓“馮”的由來。

到了漢代的建安時期，馮異的六世孫忠貞公（名冕），官做到朝散大夫，因為厭惡董卓在朝廷飛揚跋扈，請求外職，被派到浙東的句章做縣令。句章是寧波的前身，歷史非常久遠；唐代開元年間改稱為慈溪，我老家慈城是慈溪的縣城，故而慈城的馮氏一族就把馮冕稱做“始祖”。馮異之所以名氣更大，是由于他人品賢德，受到后代敬仰，實際上他是我們馮家的“精神領袖”。古人敬祖中，都含有一種“家族的價值觀”。

我老家古聯中的上聯“大樹將軍后”，便是表示以馮異為榮。下聯“凌云學士家”，是說馮氏在慈城由唐末而今一千多年間，相傳了三十九代，中間出了不少顯赫的人物，單是進士就有五十六名。古代崇尚讀書做官，馮氏出了這么多進士，當然被視為家族的榮耀，引為自豪。現在慈城還保留著寫著一行行馮氏進士姓名與朝代的“進士牌”。

慈城的馮氏有點特別，很少有人務農，大多都在兩方面使勁：一是讀書，考取功名，入仕途；一是經商，做買賣。馮氏在這兩方面都很成功，進士多，經商致富的人更多。馮家人很傾心自己的家園，有了實力便在慈城建房蓋屋。當年慈溪縣城慈城中有一半的房子是馮姓的，所以慈城民間又有“錢家谷，馮家屋”和“馮半城”之說。

1992年我第一次在寧波辦畫展，初入慈城，立刻被震撼了。完全沒想到我老家的歷史保存得如此完好、完整，好像由古至今一直原封沒動。一些老屋老墻保持著明韻乃至宋風；站在街口巷口往里一看，全是通往過往歲月的時光隧道；還有那些寺廟、藏書樓、官家大院、商鋪，以及牌坊、老樹、地面磨光的石板，叫我輕易地走進了家族的歷史和歷史的家族。我見到了父親出生的房子，爺爺的客廳，世世代代飲水用的古井，遠房的親戚、家譜……一位族姐名叫馮一敏，還把她家珍藏的四幅明代繪制的祖先像送給了我。其中兩幅畫像是慈城馮氏第二十五世（明代嘉靖）馮燮及夫人。畫工水準極高，連人物的性情與神態(tài)都畫出來了。上端還有馮燮侄孫馮若愚的題贊；馮若愚是明代萬歷年間的進士，工詩善書，書體端莊，筆墨厚重，名極一時。在慈城有很高知名度。這畫像叫我清清楚楚看到幾位先人的模樣，特別是一幅女先人畫像，與我姐姐很像，使我很驚訝。

在離祖居不遠的一個山坡上，我找到父親曾說的小時候蹲著屙屎叫筍尖頂屁股那片竹林。這片竹林婆婆娑娑，蔥綠可愛，由于頭天夜里下了一場雨，竹林里到處都是尖尖的嫩白鮮亮的青筍尖。我還在祖居東南墻外找到了“五馬橋”的遺址。據說當年慈城大多的街道都是“半街半河”，一半街道，一半河道；街道走人，河道行船。逢到街口，道路相交時，河水也相交。阮儀三先生對我說這是典型的江南古建中的“雙棋盤格局”，逢到河水相交，必有一道小小的石橋；水陸交錯，小橋橫斜，那時的慈城一定十分獨特好看。

我家所在的民主路上大戶人家多，故石橋寬一些，據說可以五匹馬并行，故稱“五馬橋”。橋上曾經還有一座精美的石坊。慈城桂花樹十分多，年年金秋滿城桂花盛開，綠葉黃花與白墻灰瓦相互掩映，處處如畫；待到落花時節(jié)，人們把落在地上的花瓣用竹帚掃到河道中，花瓣順流而下，流入城南的驄馬河中，使得一條大河鋪滿金黃色，十分壯麗奪目。可惜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為了“改善交通”，把所有河道都填平，石橋和石坊都堆進河道里。古鎮(zhèn)的風光不再，只留下了一些空空的地名。歷史是無法復原的。失去的便永遠失去，這是歷史的無奈，也是歷史的哀傷。

盡管我第一次回到老家，我不曾在這里生活過。一切一切都不曾見過，但奇怪的是我沒有任何陌生感，一景一物后邊仿佛都有一種隱隱約約的親切、一種溫馨，是不是因為它們曾與父親爺爺在一起？爺爺曾經從祖居這扇老門進進出出吧；父親肯定是喝這口老井里的水長大的；橫在院中的粗鐵絲，一定晾曬過他們的衣衫；房間里略略有點濕涼的空氣里分明還有爺爺和父親的氣息呢，我從別的地方還能找到這種沁人的熟稔的氣息嗎？當我乘坐的汽車從一個街口拐過時，一個站在街旁、五六歲的男孩調皮地沖我的車子尿尿。我忽然想到父親小時候也會是這樣子吧？這惹起了我一陣感動。我感覺在這遙遠而生疏的老家里肯定有我生命的基因，通過血緣一代代神秘莫測地傳遞到我的身上，與我相關與相牽。于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故鄉(xiāng)的情懷無限柔和地來到我的身上。這次回家之后，便情不自禁地畫了一幅畫叫做《雨竹圖》，上邊還題了一首詩：

疏疏密密雨，

輕輕重重聲，

濃濃淡淡意，

深深淺淺情，

遠遠近近事，

都在此幅中。

后來我把這幅畫送給老家，據說他們掛在了祖居的正廳“懷先堂”迎面的大墻上。

這次我還真動了感情，賣掉了畫展上的五幅畫《老夫老妻》《深睡》等，得款二十萬元，這筆錢在當時還是不小的數目，我用這錢捐修了月湖邊上的賀知章祠堂。祠堂過于殘破，無錢修繕，城市改造計劃中要拆除，但我老家怎么能失掉這么珍貴的古跡？這樣，祠堂保下來，我和遙遠的老家也拉近了。

二、姥姥

母親一家也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來到天津的，也屬于“新移民”。新移民這事我后邊再說。

我對母親家世，不像父親家世，有點說不清楚。對父親家，不管知多知少，還能說個來龍去脈，對母親家則如煙霧，一片朦朧。我所知道的母親家的事，都是從姥姥嘴里聽來的。但姥姥沒有成本大套地給我講過，只是說閑話時偶爾鳳毛麟角般帶口提過幾句，聽起來像傳奇。

母親戈長復（1917—2023）出生于山東的濟寧，父親馮昌照（1914—1989）出生于浙江寧波，兩人的老家正好一南一北。有趣的是，父母兩家剛好是“一文一武”。父系從文，讀書做官經商；母系從武，姥姥說外祖父的父親就是行伍之人，四個兒子也都在軍中做事。外祖父是一員武將，清代末期曾在張勛手下供職，由于征戰(zhàn)有功，做了少將。當時的少將是多大的官不知道。但外祖父在濟寧城中邵家街的家可是一個特大的“深宅大院”，不比寧波慈城的“馮家屋”差。家中有個極大的后花園，守在城內一角，母親小時候站在院中，天天早上能遠遠看見士兵站在城墻上吹“起床號”。這個花園被稱作“戈家花園”，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陪母親去濟寧尋訪故里時，還有人知道“戈家花園”，我們找到那里，但早已經風光不再，蓋滿了高高矮矮一片新樓。我們只在“戈家花園”原址后邊找到一段未拆除的殘存的老街，依然還叫“邵家街”。令人驚奇的是，從這老街上的一戶人家走出一位八十多歲的老翁，他大概耳朵背，說話聲音很大，叫著“是戈家二小姐回來了嗎？”這老翁姓張，是當年母親家的鄰居。他說兒時與母親一起玩過，他和母親交談起往事，令人惋愕、嘆息、傷心，兩人不禁都流下淚來。

外祖父1882年（光緒八年）生人，名戈奭，字子良，人稱他戈子良。我少年時見過外祖父的照片，四方臉，濃眉大眼，肌沉肉重，身大力強，典型的山東大漢。他做官的時間不太長，大清滅亡不久，便辭掉了公職，“解甲歸田”，在后花園中辟出一塊田地，種菜種瓜；我見過他的另一張照片，頭戴竹笠，荷鋤而立，旁邊還有家丁，也打扮成農夫的模樣，這顯然是在做“歸田秀”。從他的神氣看，好像不供公職，反倒更適合他的性情。在姥姥嘴里，他是個開朗、隨性、熱情、活躍、喜歡交際的人，整天迎來送往忙個不停。我家還有一張照片，是他代表山東名流去濟南車站迎接泰戈爾時的留影，泰戈爾個子挺高，外祖父膀大腰粗，一點不輸給貴客，站在泰戈爾一旁神情飽滿，興致勃勃。他家業(yè)大，出手也大，熱心公益，興辦教育，鬧災荒時開粥廠救濟災民。據說他的粥廠人很擠，因為他家的粥稠。濟寧地處黃淮的交匯區(qū)，常年被水患困擾，故而外祖父對濟寧浚通與興修河道十分賣力氣，史料上留下許多這方面的記載。后來他興辦林廠，也是因為大地上的植被和森林受到破壞，造成土壤流失，洪水一來便泛濫成災，只有植樹造林，才能從根本上杜絕水患。為此，他把林廠從濟寧一直建到了濟南，買山（金牛山、四里山等）養(yǎng)樹，由于濟南的事多，在濟南魏公莊買了房子，連家也搬到了濟南。

外祖父最要好的朋友要算康有為。他和康有為是在張勛那里相識的，由于性情相投，成了要好的朋友。實際上兩人歲數相差不少，差不多是忘年交。康有為多次來到濟寧和濟南看望外祖父。外祖父家中有許多康有為給他寫的字。其中一副是外祖父住在濟南魏公莊時，請康有為來家中賞菊，康有為提筆寫的。對聯的內容十分奇異，直到現在也不十分明白。上聯“將軍思大樹”，下聯“壯士愛菊花”。上聯的“將軍”指的是誰？為什么“思大樹”？是指外祖父植樹造林嗎？可是“將軍思大樹”明顯用的是“大樹將軍”的典故。這個典故可是來自我父親的祖先馮異啊！康有為題寫這副對聯時是1926年，那年母親不到十歲，人還在山東，距離與父親相識還差得遠呢！那么這句“將軍思大樹”又是從何而來？里邊是否暗藏著父母姻緣的一個玄機？這個事在我心里至今是個謎。

還有下聯“壯士愛菊花”中的“壯士”明擺著是指外祖父，為什么稱外祖父為“壯士”？再有，康有為還給外祖父另寫過一副對聯“種菜英雄老，買山心事長”。居然稱外祖父是“英雄”了，為什么？這就誰也說不清了；姥姥也說不清，那時代，男人在外邊做事，女人是不問的。特別是外祖父后來為什么舉家遷到天津，就更沒人能說清了。

記得我小時候，家中的老相冊里還有一張挺大的銀鹽照片。幾個中年男人坐在山間古松下幾塊大石頭上，很威風。正中一位穿著袍子馬褂的是康有為；旁邊一位正襟危坐的是外祖父；還有二人是當地的要人，不然不會和康有為并排而坐。姥姥坐在一旁就顯得挺弱小；姥姥身邊一個小女孩倚傍而立，嬌小可愛，大約四五歲吧，正是我的母親。姥姥說外祖父多次陪康有為游泰山，這一次是在經石峪一帶。姥姥還說康有為特別喜歡刻在經石峪的《金剛經》，字體宏大，古穆沉靜，博寬舒放，應是北齊高僧安道一所書。康有為稱它為“大字鼻祖”。據說康有為曾在峪谷旁從山民手里買了幾間屋，要做為書房，但買了之后一直閑在那里沒有用，屋頂上都長滿綠草。

然而，那時我年齡太小，根本不知道康有為是誰，只是從大人們的口氣中感到這個人不一般。心中更欽佩的還是外祖父，像小人書中一員威風凜凜的武將，還有他的樂善好施，疏財仗義，熱心公益，喜歡把這些別人不做的事攬到自己的身上來。我心里崇拜這位未曾謀面、胸懷一股豪氣的外祖父。

姥姥名叫傅芷棠，1890年生人，身材瘦小，體輕，小腳，戴著一個細金絲邊的眼鏡，頭發(fā)總梳得整齊光亮，說話不多，語調很輕，清雅文靜，有一種江南人的氣質。曾經聽說她是蘇州人，嫁到山東來的。這是訛傳。其實她是地道的濟寧人，姥姥的父親做郵政，據說因為喜歡外祖父的性格與能力，把女兒許給了外祖父。從外表看，外祖父與姥姥不般配。姥姥太文弱，但她骨子里卻有一種山東人的倔強。外祖父1928年到天津，1935年過世。那時她才四十多歲，便把家扛起來。舅父收入微薄，三個孫女便由她拉扯著。姥姥不工作，運籌這個家庭之難之苦可想而知。但表面看不出半點窘迫；她始終穿一件素雅的偏襟長袍，從不戴耳飾，矮小的身子腰板挺直，不多說話，臉上靜得好似一潭秋水。

沉默寡言的人不一定不想說話。她偶爾間也要說說話，譬如和我。別人都說姥姥只和我有話說。大概我喜歡聽她說話。我愛聽姥姥用別有韻味的濟寧的口音，講她老家和外祖父的事，再有便是講一些歷史小說和泰山了。她講的內容全都聞所未聞，別人講不出來。姥姥肯定看過大量的老小說，這些小說全像印在她的肚子里。只要她一張口，書中的故事和人物全都活蹦亂跳地出來了。我是從她的嘴里知道《三國演義》《說唐》《說岳》《東周列國志》《隋唐演義》《楊家將演義》的。姥姥記性真好，書里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說的話，全都一清二楚；她講的一些故事我有小人書。我把這些故事和小人書一對照，全活了。關公、呂布、蔣干、羅成、李元霸、八大錘、雄闊海、楊七郎、穆桂英等等在我心里全是活人。后來，我慢慢認字多了，找來原小說一讀，愈發(fā)欽佩姥姥的記性，她怎么記得一字不差？人說，心里干凈的人記性好。姥姥肯定是這種人。

姥姥還常講泰山，一半是因為我愛聽，一半是姥姥自己想說。我從她嘴里知道中天門、快活三里、五大夫松、百丈泉、十八盤和極頂。知道在斗母宮可以一邊吃素面一邊聽山澗里的泉水聲，知道天街上的人怎么生活，知道經石峪石頭上的字和豬八戒有關；知道泰山有八千多道臺階；姥姥還說去到山頂的碧霞祠燒香拜佛的老婆婆們在石碑上怎樣把硬幣的花邊磨掉，再打個眼兒，穿一根紅繩掛在孫兒的脖子上，祈求“長壽無邊”。姥姥特意對我說，登山路上必要經過一個地方叫廻馬嶺，嶺前有一個石牌坊，牌坊上就刻著“廻馬嶺”三個字。將來如果我上泰山到了這里，必須趕緊穿過牌坊一直往上爬，因為我屬馬，屬馬的人避諱“廻馬”二字。外祖父屬馬，當年到廻馬嶺前說累了，返身下山，結果早早地沒了。

后來我還真這樣做了，登岱一半看到廻馬嶺，趕緊一大步跨過去，并接著一口氣往上跑了幾百米。

在姥姥心里，泰山可不只是一座山，更不是一片風景。后來知道，泰山對那邊的人，可絕不僅僅是一座大山，而是一種崇拜一種敬畏一種信仰。他們把泰山的頂天立地和陽剛正氣奉為偶像，相信東岳大帝和碧霞元君（泰山老奶奶）能夠護佑眾生，才從方圓幾百里、四面八方外來朝山拜佛。姥姥講泰山的故事時，不經意把這種對泰山的敬畏與信仰植入我的心中。這恐怕是我后來一次次登岱，畫泰山、寫泰山、寫“挑山工”的最深在的根由吧。

多少年后，去到了濟寧，發(fā)現濟寧也是個非凡之地。

這里居然既是孔子和孟子的老家——孔子的老家是曲阜，孟子的老家是鄒城；它還是水泊梁山一百零八條好漢造反和聚義的地方——梁山，它們都在我姥姥家濟寧。曲阜在濟寧東邊，梁山在濟寧西邊，人稱濟寧“東文西武”。但我很難把孔門七十二賢人和梁山一百零八將放在一起，我卻看到在外祖父身上兩種東西全有。儒家正統(tǒng)的東西是他的為官之本；可是他骨子里那種仗義疏財、濟困扶危，不也是這塊土地里特有的一種俠義之氣嗎？

當然，孔孟之鄉(xiāng)的儒家傳統(tǒng)更強大。比如姥姥的故事里從來沒有講過《水滸》。水滸不就是濟寧的事嗎？她怎么從來沒講過？還有同樣是山東人寫的《聊齋》，多么絕妙的故事，姥姥也只字未提過。我不明白。家里人笑道：“老太太是正經人家，不能說那些怪力亂神！”有一次我拿一本《夜雨秋燈錄》問姥姥是什么書，姥姥臉一板說：“哪來的？快扔了去！”

姥姥一直跟舅舅生活，偶爾也會到我家小住些天。對我們兄弟姐妹都很疼愛。記得一年天涼時她給我織了一頂毛線帽，織好了拿給我試，走在樓梯上滑了一跤，她瘦，骨頭撞在樓梯的木頭上特別響，還好，她沒摔傷，但現在想起她跌倒的聲音來仍覺得疼。姥姥晚年害病臥床，消瘦得厲害，醫(yī)生卻始終說不出是什么病。她靠著一種天生的韌性苦熬多年，直到1962年故去，從舅舅家抬出她時，瘦得像一束枯枝，叫我難受極了。那一陣子我想來就落淚。她前半生陪了我外祖父，后半生默默承擔著生活與家庭，與社會無關；她將她全部生命的汁液澆灌著家庭這盆小小的花盆中。她用影響了她的那塊土地的人文和氣質，有意無意地影響她的下一代。這是那個時代很多女人的一生。

我手里一直留著姥姥的兩三件紀念物。一件是她用過的一個青花梅瓶，瓶底寫著成化年制，是件民窯的制品，雖然瓶底碰出缺口，卻在幾十年里給姥姥的手摩擦得潤厚油光，益發(fā)珍貴；另一件是她的一塊閑章，白壽山石，朱文篆字，印文“一片冰心在玉壺”是她的心愛；再一件是她抱著我的周歲照。足夠了。姥姥給我的已經太多了。

三、大理道115號

有一條街曾經串聯著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我會把多少故事留在這條老街上？

這條街名叫大理道。

它現在已經是馳名全國的天津五大道地區(qū)的一條“歷史名街”了。但我家搬入這條街時，它剛剛開始建造二十年。對于六百多歲的老天津，這條街太年輕，但為什么叫做“歷史名街”？

原因是它的短暫的歷史太不尋常。

自1860年天津開埠，英國人率先建立租界。租界顧名思義是租借土地，英國人卻視為占領區(qū)，版圖逐年擴大；1903年他們進而從清政府手里獲得了租界西南端的一大片土地。這片地當時是野水縱橫的沼澤地。英國人動作很快，1926年便開始用“海河清淤”的泥土在這里填坑修路，建房蓋屋，辟為街區(qū)。但是洋人們自己很少來這里居住，他們大多還是聚居在租界的要道——被稱作“東方華爾街”的中街（今解放路）的兩側，直到達文波路（今建設路）。來到五大道筑房蓋屋的大都是來自全國的一些政要、被廢黜的高官，乃至皇室遺民，再有便是做洋務、貿易、實業(yè)的商人。住進了洋樓洋房，就不大受官方的管轄，還可以享受到舒適又時髦的西式生活。這情況有點像八九十年代的深圳，于是短短二十年一個風光獨異的五大道街區(qū)就立起來了。使得天津這個城市變得與眾不同。

我們把這些從全國四面八方來天津干洋務和做生意的人，叫做“新移民”。天津自古是水陸碼頭，居民本來就是五方雜處，帶著移民的性質。移民性造就了這里居民和人文的特點，這是另外一個話題。然而，二十世紀以來這次“新移民”與傳統(tǒng)的移民不同，一是與洋務有關；二是有實力，無論做買賣還是建廠都不會空著手來；三，心大，有開拓的想法；四，短短時間，一擁而入。所以我說是一次“新移民潮”。一股洶涌而斑斕的潮水涌入了天津。

我的父母就是在這次大潮中一南一北來到天津的，是名副其實的新移民。爺爺攜家從寧波來到天津是1924年；母親隨外祖父來到天津是1925年，前后時間差不多。他們來到天津時，還沒有五大道。那時外來的人很少住進老城。老城本來就很擁擠，沒空地建房，庚子之亂（1900）又叫洋人炸得一塌糊涂。外來的新移民便住在租界。那時各國租界都蓋了許多公寓房和小樓，以應來自全國各地源源不絕的新移民之需。外祖父在英租界租了一座小樓；爺爺一家住進了法租界西端濱江道的兆豐路。那時父親和母親都十歲左右。兩家互不相識。他們在各自的家庭里漸漸長大。后來上中學時，母親在圣功女子學校上學，父親在南開職業(yè)學校上學。由于都喜歡剛剛由教會傳進來的籃球，在球場上認識了，一起打球。我家曾經有兩張母親穿著球衣打球的照片，那可是“非常的時髦”。

后來他們相愛、結婚，住在爺爺兆豐路的房子里，和爺爺一大家住在一起。在我出生之前已經有兩個姐姐。母親二十五歲時在英租界牛津道——今新華路一座名叫鄧志恩的私人產院生下了我。那天是1942年農歷二月初九。母親說我生在辰時。當時一個人家生一個男孩是件大事。據說我出生那天，兆豐路樓上樓下站滿了賀喜的人。我爺爺一整天笑不攏嘴。

我出生后在鄧志恩醫(yī)院住了幾天，可是這幾天里就遇到一件險事。一天深夜，突然狂風大作，電閃雷鳴，來勢兇猛。醫(yī)院房高窗大，但窗扇單薄，一下子被大風推開，我睡在窗前小床上，眼瞅著裹著急雨的窗子要落在我身上，母親跳下床，不顧一切張開雙臂，用身體去擋風雨和飄忽的窗子。幸虧醫(yī)院搶救及時，把我們轉移出去。后來母親多次提及此事，話語中還帶著當時的驚險，同時她也為自己的勇敢而驕傲。

我的父親來自千里之外的浙東，母親來自魯西南。如果不是天津突然出現這個嶄新的城市機遇，他們仍在各自的家鄉(xiāng)生活，何曾有我？他們的姻緣完全根由于天津這座城市，而我是他們姻緣之樹結下的果。那么我出生于天津，到底是一種偶然還是一種必然？

在現實中看是一種偶然，過后看便是一種必然。

那時候，天津城市發(fā)展真是神速，五大道更是不可思議。1926年啟動興建時，這里還是一片一望無際的沼澤與葦蕩，僅僅十多年過去，一個像模像樣的街區(qū)便奇跡般呈現于世。然而，1944年我父親和母親領著我到五大道來看房時，我竟然沒有一點印象。這因為我太小。我那年兩歲。我的人生記憶是從五大道開始的。

我家選中的房子位于五大道的正中的大理道，門牌115號。

五大道是東西向的五六條平行的街道，大理道居中，最初的街名是新加坡道。由于五大道是英國人開發(fā)的，最初的地名大多與英國有關，如倫敦道（今成都道）、科倫坡道（今常德道）、愛丁堡道（今重慶道）、香港路（今睦南道）等等。我剛剛住進五大道時街道用的還都是洋名字。

英國人建設街區(qū)有一套十分成熟的理念、格式、規(guī)范；他們用這套理念和規(guī)范來建設五大道，本地人自然見所未見。光亮而烏黑的柏油馬路，兩邊有兩米寬行人走路的邊道，馬路邊有下水道口，下雨不會積雨水，每間隔五十米豎一根木桿，上端是路燈……這些老城那邊是沒有的。當然，最新鮮的還是各式各樣短墻內稀奇古怪的小洋樓。那時洋人剛剛把西方各種先進的城市設備搬到中國，五大道正巧全用上了：自來水、暖氣、衛(wèi)生間、電燈、郵箱、電話等等，一應俱全。這種“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想象的！有人誤以為五大道聚居著很多洋人，其實洋人很少住在五大道上。洋人聚居的地方肯定要建教堂，五大道中心地區(qū)卻一座也沒有。這里的住戶都是中國人，卻哪里的口音都有，有的是安徽口音，有的是山西口音，我家就兩種口音：寧波口音和濟寧口音。鄰居的口音就更不同了。五大道的住戶都是新搬進來的新移民，互相都不認識，很像八十年代的深圳。

五大道是一個純住宅的社區(qū)，沒有商鋪，沒有飯店，全是住家，生活購物的去處有兩個，都在外圍。一個是北邊的黃家花園，一個是東邊的小白樓地區(qū)。這兩個地方都是購物設施齊全的商業(yè)社區(qū)，黃家花園偏于本土，小白樓洋氣十足。小白樓原是美租界，但美國人自從劃了租界，官方一直沒有介入，由英國人代管，這里居住的人很雜，有很多十月革命后從俄國逃亡而來的“白俄”，也有不少流離失所的猶太人，他們在這一帶蓋會堂、開店、成立希伯來協(xié)會，使這里成了一個小小的人種駁雜的很特別的社區(qū)，經常可以看到一些黃色卷發(fā)、藍眼睛的洋人，但他們并不是一個國家的人。那時的中國人分不出他們的國籍，不管他們說哪個國家的話也全聽不懂。有一家西餐廳名叫起士林，菜品是俄式的。這家餐廳有許多好吃的東西。比如俄式炸魚、罐燜牛肉、黃油雞卷和紅菜湯；還有天天下午茶時都會擺出來的黃油三角餅、咖啡糖、奶油蛋糕和冰激凌。這些東西都很勾我們的饞蟲。

小白樓主要是兩條小街，有西式理發(fā)店、藥店、小吃店、車行，還有許多洋貿店，售賣各種舶來品。我母親屋里各種各樣西洋的精美的小擺飾，大多是從這里買的。此外還有天津最早的一座電影院——平安電影院（1910），母親有時帶著我和姐姐們來看電影，但看過的片子只記住了卓別林。

于是，這里成了五大道人家熱衷的逛街、娛樂、社交的地方。每逢新年，五大道的人家都要到起士林參加迎新晚餐。當日兩層樓擺滿圓形的小餐桌，每家一桌，玻璃桌面下鋪著五顏六色的電光紙，桌上立著一個小桌牌，牌子上寫著桌號。新年鐘聲敲響時，一樓舞池要舉行搖號活動，中獎者會得到一件漂亮的新年禮物。一次我家幸運中獎，母親叫姐姐和我到舞池中央領獎，只見到處亮光閃閃，周圍全是穿戴光鮮、笑意盈盈的男男女女拍手鼓掌，其中不少達官顯貴，叫我緊張得邁不開腿，腳上穿著底子光溜溜的新皮鞋，哧溜一下差點滑倒，引起一陣驚呼。至遲四十年代末，在五大道非常短暫的歷史中，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很特殊的嶄新的社會階層。但這個階層很脆弱，到了五十代初，社會變了，這階層便自動散了。

小白樓與五大道之間雖然距離很近，氣氛全然不同。小白樓是商業(yè)區(qū)，人愈多、愈熱鬧愈好；五大道是住宅區(qū)，求靜。特別是這里不少居住者身份特殊和顯赫，自持高貴，不準喧鬧；再有便是下野的官僚們思隱的心理，以及富人們的求安的心理，致使這個街區(qū)有一種異樣和刻意的靜謐。恰好，在小白樓與五大道中間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河，把這兩個地區(qū)隔開了。這條河叫墻子河，是當年僧格林沁為增強老城防備修建濠墻時取土留下的。這條垂柳夾峙的依依漾漾的小河，把充滿煙火氣的小白樓拒之門外，讓五大道獨守著一種帶有隱私性的僻靜與無法言說的深奧。

雖說五大道的樓房都是洋房，一些洋房還是歐洲名建筑師的作品，但是由于住戶們權大財大，頤指氣使，不少房屋則順從他們的性情與偏愛而隨意改造。某位大佬喜歡羅馬柱，就把幾根羅馬柱裝在他家二樓的陽臺上；某位高官偏愛本地的磚刻，就把一排龍鳳磚雕鑲在洋房的外墻上。五大道的一些房子只有五大道上有。上海租界——比如武康路沒有這種房子。上海的洋房就是純粹的洋房，天津的洋帽往往戴一個中式的帽翅。比如大理道桂林路口北洋軍閥陳光遠家的洋樓頂上蓋了一個琉璃瓦的八角涼亭。

我家在大理道上的房子是新造的。那時五大道空地多，很多營造商來建房賣房。因此里弄式的房子很多。五大道上的里弄式的聯排建筑多是商品房。四十年代流行折中主義風格。這種建筑沒有太多裝飾，不好看，但簡約實用，里邊的現代設備一樣不缺。我父親選的就是這樣的建筑，四座四四方方的樓房田字形地連成一體，像個小城堡。外邊兩所分開，一左一右，中間一條走道，里邊是兩所連成一座很大的三層樓。我兒時的印象是大得跑不過來。我至今也不知道它有多少房間。一次我在樓里迷路，大人還是尋著哭聲找到我的。可是等到我長大，回去再看，房主早已換了幾撥，感覺房子并不那么大，當然也不算小。有一個問題至今未解，父親當時怎么會有如此強大的財力買這么多房子？

我爺爺名友苓，字家?guī)Z，1890年生于浙江寧波慈城，三十歲后北上到天津和東北一帶做茶葉生意，后來落腳天津，并經由浙江同鄉(xiāng)會介紹在勸業(yè)場一帶的福祿林飯店做經理，做得不大出色，經濟一般般，一家人一直擠在兆豐路那座小樓里。由于人口愈來愈多，房子顯得愈來愈小。父親很年輕時便失去母親，爺爺照看不到他，繼母也不管他，這樣反叫他放開手腳，由著自己的想法生活。父親出生在一個商人家，受到熏染，喜歡經商，他很有活力，很想在這方面有所作為。我雖然對經商一點興趣也沒有，卻欽佩父親白手起家。他二十多歲時在東馬路一家私立銀行——大中銀行做職員，開始時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點鈔員，但他勤奮肯學，很快練成一員點鈔高手，全行第一。記得八十年代初落實政策時，他手執(zhí)一疊發(fā)還的紙幣，可能出于興奮，兩只手如同扇動的鳥翅膀一般飛快舞動，一疊紙幣瞬間叫他點過，一清二楚，絕對不遜于點鈔機。他的能力與肯干很快得到總經理的賞識，職位一路晉升，不到三十歲已然做了天津分行的經理，他抓住這個機會，利用“經理”這個職位，把銀行做大，自己也賺到許多錢，攜家住進了風頭正勁的五大道。

父親買下這房子后，前邊一座給舅舅家住，一座出租，后邊一座的首層爺爺住，其余住我一大家人。

對于我，爺爺住的那邊是另一個世界。雖然爺爺對我說的是普通話（那時叫國語），如果他的老朋友來了，便立刻換了另一種話，一種嘰里咕嚕很怪的話，我一點也聽不懂。有時，爺爺和父親說話時也說這種話。難道他們說的是什么不愿意叫我聽到的內容嗎？爺爺說這是老家寧波人說的話。遙遠的寧波一定很怪吧。他們除去說話，吃的東西與我家也完全不一樣。什么雪菜黃魚啊、熗蟹啊、燒河鰻啊、苔條果仁啊、年糕啊等等。有的很難吃，有的腥咸，有的刺多，好幾次在爺爺那里吃東西卡了嗓子。但爺爺吃這些東西時的神氣卻美若天仙。我最愛看他吃水煮螺螄，小小的又滑又硬的螺螄怎么能吃到它的肉呢？爺爺的本領真是超人，他用一個小瓷調匙舀一勺十幾個螺螄放在口中，然后完全憑靠嘴里的功夫，把這些螺螄在口中轉了一會兒，再吐出來，竟然全是螺殼，而且個個像工藝品那樣又光又亮又干凈。光看爺爺吃螺螄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有時爺爺怕我看饞了，就從桌上的小瓷罐里抓一把海米（小蝦干）給我嚼著玩。爺爺和父親閑坐時，都喜歡吃海米喝熱茶。這是寧波人的生活嗎？

我家這邊的飯桌上，就是另一種飯菜了。由于運河的關系，天津的飯菜與魯菜相近。母親又是山東人，我家的飯菜多是大盆大碗，味厚口重。在老宅子里，吃飯的規(guī)矩很大。一個大圓桌，周圍一圈椅子，每人有固定的座位。父親沒來時，我們兄弟姐妹都在各自的座椅后邊站著，父親來了落座，我們才能坐下；父親拿起筷子夾菜，我們才能用筷子夾菜。吃西瓜時，大人切瓜，我們要唱《西瓜歌》。我只記得開頭兩句“天上飛著烏鴉，地上滾著西瓜……”后邊的歌詞不記得了，因為眼睛都盯在切開的紅紅的水靈靈的西瓜上了。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上邊兩個姐姐、下邊兩個妹妹，那時弟弟還沒出生。本來我還有一個哥哥，但哥哥小產了，緊接著我就來了。如果有哥哥就沒有我了。有人說，是我命硬，把哥哥擠走了；也有人說，有誰沒誰，天有定數，都是順由天然。我還是相信后邊這種說法——生命由天。

我家搬入新居時，稱得上是父親的全盛時代。我說過，我不知道父親是怎樣快速登上財富高峰的，就像八十年代很多人轉眼就變成富翁。我能知道的原因是他腦袋十分靈光，做事有極強的進取心，當然還需要機遇和緊緊抓住機遇的能力。機遇人人有，但有人看得到，有人看不到；有人抓得住，有人抓不住。父親的機遇一定離不開銀行，還有一個超能干的幫手是母親。母親比父親小三歲，不單美麗，在智慧上也不輸父親，而且在人際交往上更勝一籌，說話總能恰到好處。逢到生意應酬的場合，父親必須有落落大方、應付自如的母親來幫襯。至于我家整個生活的運轉也都聽由母親操辦。母親終日忙于家里家外，根本顧不上我們，我們幾個孩子便交給保姆，各有各的保姆照看著，都住在三樓上，每人一個單間，每個房間粉刷一種顏色，墻上印著各種圖案和花。我的房間是淡綠，旁邊四妹的房間是淡紫，五妹的房間是淡褐。逢到年關，母親親自到謙祥益，扯幾十尺陰丹士林的藍布，給保姆們全換上一色嶄新的偏襟小襖，前襟插上一塊花手帕。男性的廚師、聽差、車夫一律青衣皂褲。家里用的、穿的、吃的，以及陳設、購物、迎來送往……一切細節(jié)，一切次序，一切規(guī)矩，處處全有母親的用心，但母親的眼睛總是亮亮的，說話的聲音更亮，能力和精力依然富富有余。

我的童年是在父母親努力創(chuàng)造的世界里，無憂無慮，但我有自己小小的一己的天地。里邊全是自己的喜好，自己珍愛的“小寶貝”，還有無窮無盡的想象。我在自己的天地里很快活。以至解放戰(zhàn)爭時美國飛機在屋頂上邊轟然而過，炮彈震得地面顫動，美國人支持陳長捷部隊空投的餅干和肉罐頭的降落傘還掛在我家二樓窗外的葦簾架上。這一切我都覺得好玩。我甚至非常喜歡那時的生活，樓上樓下所有窗戶一律貼上米字樣的布條；家人為求安全，都躲在一樓的大餐桌和乒乓球桌案下邊，桌上鋪著小山一般高的厚厚的棉被，叫我鉆到桌下最里邊，我喜歡在這黑黑的角落里一種被保護又神秘的感覺。以至天津戰(zhàn)役結束了，我還不肯出來。那年我七歲。這時候，我的記憶愈來愈清晰了。

我對童年生活印象最深的是過年放炮、比母親還寵愛我的保姆、良友畫報、爺爺堆雜物的后院，還有去到我家斜對面的民園體育場去瘋跑。民園體育場是五大道的中心，一個典型的英國式的社區(qū)體育場；木頭搭的看臺，中間一個標準的足球場，球場外邊一圈跑道，還有跳遠用的沙坑、雙杠、拳擊臺，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洋人水兵在臺上打拳。這些東西對于當時的中國人全是見所未見的。體育場外一圈高高的大楊樹，風一吹，綠色的大楊樹葉嘩嘩響，像成千上萬人在鼓掌。

我家東邊是一條小胡同，胡同盡頭是一個花木蔥蘢的小院，一幢尖頂的英式小樓，住著一個在五大道中極少能見到的洋人，據說是一個美國領事。從我家三樓大陽臺東邊的一側，可以俯瞰這個洋人的整個院落。但是從上往下看，看不見洋人的面孔，只能看見他挺亮的謝頂；他養(yǎng)一只很大的三花狗，挺兇，使我非常感興趣。我和妹妹從陽臺往洋人的院中丟石子兒，狗一聽動靜就叫，狗一叫，那個謝頂的洋人就從樓里跑出來。他東看西看，就是想不到樓頂上的我們。我和妹妹就躲在陽臺短墻后邊捂著嘴，偷偷地笑。

那時的父親可不像后來一臉嚴肅。他經常拿著一只氣槍跑到三樓大陽臺上來。我家南邊是很大一片空地，有不少野樹，很多鳥。父親用氣槍打鳥，每次他說打中了，我們都信他打中了，很欽佩他。唯有母親不信，母親叫他去到空地把打中的鳥兒撿回來，他不肯去，卻執(zhí)意說打中了。后來我和妹妹也將信將疑了。只要他說打中了，我們就和母親一起笑。這樣的生活多快活！

七歲時我上小學。入學的學校是芙蓉街（今河北路）上的浙江小學。浙江小學是浙江同鄉(xiāng)辦的學校。那時，全國各地的人都來天津求發(fā)展，由于碼頭上沒有歸屬感，紛紛成立各自的同鄉(xiāng)會。同鄉(xiāng)會辦學也是為了加強新移民們各自心理上的依靠。

我只在浙江小學上了兩年，對在學校的事情很模糊。人的記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四歲以前，能記住的東西很少。第二階段是四歲以后，記憶漸漸多起來，也愈來愈清晰，但是這階段的記憶多是點狀的、片段的、彼此不連貫的，像珠子一樣串不起來。第三階段是十歲以后，記憶逐漸變成一條線了。當然，每個人的記憶不同，有的人兩歲的事都能記住，有的人七八歲的事也糊里糊涂。但是，只要記憶成為線性的，人生的路也就漸漸看清了。

四、過年

兒時最快樂的日子就是過年了。

不同的人生境遇有不同的過年的滋味。苦難的人在過年中自尋安慰，幸運的人過年可以看到幸運的現實。一般的人，兒時的年總還能無憂無慮，因為生活的愁苦都被大人藏在自己身上了。

天津這里的年是從喝到又黏又稠、帶著亮晶晶棗兒的臘八粥就開始了，盡管離著大年三十還有不少天，已經能夠感受到一種熟悉的很大的快樂快要來臨。雖然二十三那天在給灶王擺供時大人特意給了我兩個小糖瓜，我還是更喜歡趁大人們不注意時，從灶王爺身前的碟子里偷一個糖瓜。嘗一嘗“偷吃禁果”的快樂。偷吃禁果是一種人性。

祭灶過后，便是好戲一樣樣實實在在地開始。

大人們用被單和舊報紙蒙蓋屋中所有的家具，用頭巾或一塊布蒙住自己的腦袋，將雞毛撣子或掃帚綁在竹竿前端，在屋頂上劃來劃去，清除邊邊角角的蜘蛛網和灰塵；跟著把所有窗子都擦得幾乎看不見玻璃，好像伸手就能摸到窗外的景物。身居租界地的五大道的住戶大多是四處遷來的移民，各地的風俗不同，有的地方不貼門神，而貼吊錢只是天津本地盛行的年俗，所以五大道人家很少用門神吊錢。然而，家家戶戶的屋內卻都貼上花花綠綠的年畫。我小時候家里已經不貼楊柳青木版印制的年畫了，都貼石印或膠印的年畫。新式年畫顏色更多，形象更立體；我最喜歡三國故事的年畫，比如《三英戰(zhàn)呂布》《草船借箭》《轅門射戟》等等。這喜好肯定與姥姥講的故事緊密相關。

最叫我興奮的煙花爆竹，這也是每個男孩子的最愛。由于鞭炮只能過年時放，一年又只這幾天，便愛之猶切。逢到年根，家里就從老城娘娘宮前的鞭炮市用三輪車拉來滿滿一車花炮，搬進一樓那間小小的茶室里，叫我的心兒激動得怦怦跳，好像有個小人兒在胸脯里跳。在各種誘人的鞭炮和煙花中，最刺激人的是三種：一種是“足數萬頭”的鋼鞭，長長的一包立在那兒，快和我一樣高，響起來必須捂耳朵；還有一種煙火盒子，只要點起來，各種煙花一連十多分鐘，一會兒竄花，一會兒打燈，一會兒噴火，花樣翻新，連綿不絕，叫人不肯眨眼；再一種是大金人，黃泥做的壽星老，很重很重，大人們一趟只能搬一個，我絕對搬不動，泥人外邊刷一道金，里邊裝滿火藥，頭頂上貼著一塊菱形的紅紙塊，紙塊下邊是藥捻子，點著后，從壽星頭頂向上猛烈“呲花”，愈呲愈高，最高可以呲過樓頂，要上天了！

每到過年，娘娘宮有一條街是“鞭炮市”，紅紅地擺滿鞭炮煙花，像站滿大兵，現在居然搬到我家里來！然而，大人們卻把這小茶室的門鎖得嚴嚴；我認為是防我，其實是不準任何人進去，那時男人們大多吸煙，怕把火星兒帶進去。

這些花炮是在大年三十夜里放的。但每年大人都會給我一些特別的恩惠，幾掛小鞭、黃煙帶炮、地老鼠、呲花之類，允許我在院里放一放。我太調皮，總要想些點子，弄出一些惡作劇，比如把點著的幾頭鞭扔到雞窩里，或者拴在貓尾巴上，有一年就把家中的老虎貓嚇跑了再也沒回來。我一直為我兒時有過虐貓的劣跡感到恥辱。

對于孩子們，過年還有一件平時連想也不敢想的美事，就是無論怎么喊怎么叫怎么鬧，大人也不管。不會訓斥你，更不會打你。過年是神仙當家的特殊的日子，連父親平日的一臉正經也給奪走了。過年只準笑、不準哭，不能嚇唬孩子，更不能打孩子，所以這幾天可以放開手腳地胡鬧。我的奶媽對我說：“你要鬧過頭了，小心過了年跟你算總賬！”果然，一年的初二，我在客廳耍一把木頭做的“青龍偃月刀”，耍過了勁兒，“啪”地把一個貴重的百蝶瓶打碎。父親臉色都青了，但他居然忍下來沒說我一句。可是過了年，趕到我調皮惹禍的當口，把我狠打一頓，我感到最狠的幾下是與百蝶瓶有關。

過年雖然放縱孩子開心，大人們對自己卻管得很嚴。無論誰都不準耷拉臉蛋子，滿臉堆笑，嘴上總掛著各種吉祥話，碰到與喪氣的字同音的話必須繞開說；白顏色的東西不能放在表面，窗戶上只能貼紅窗花；不能掃地，過年那幾天地上盡是果皮果殼；尤其三十晚上，所有屋里的燈全要開著，一直開到初一天亮。有時忘了關，初一白天還亮著。

年夜飯必定要最豐盛，年夜飯是互不相同的，各家有各家的傳統(tǒng)。我家的餐桌上一定要擺上寧波老家傳統(tǒng)的“馮家鴨”，還有年糕湯、雪菜黃魚、苔條花生、紅膏熗蟹，但這些都沒讓我流下口水，整整一天我都焦急地等著飯后那場爆竹煙花的“盛宴”。可是放花炮要等到子午交時，從下午到午夜是我一年中感覺最漫長的時間，一次我悄悄站到椅子上，去撥快壁爐上座鐘的表針。大人們笑道：撥到十二時也沒用，太陽還在天上呢！

燃放花炮是天津本地最瘋狂的一項年俗。天津這里是碼頭，碼頭上爭強好勝，無論人和事都是硬碰硬，天津人放炮要相互比拼，看誰放的炮大，誰放的多，誰放得膽大。這一較勁，鞭炮就瘋了。五大道上的人家雖然是外地移民，但非官即商，官商都講究排場，鬧得愈大愈牛，而且官商都有錢，不怕花錢買好炮，這一來五大道的花炮放得反而比老城那邊還兇。

臨近午夜時，隨著外邊的鞭炮聲愈來愈響，大人們開始把花炮從茶室搬到后院，那場面有點像大戰(zhàn)將臨。當大人們一人抱著一個死重的大金人，排成隊往后院運，我興奮得跟在后邊從樓里跑進跑出，完全不管外邊寒風刺骨。急得我的奶媽使勁把我往屋里拽，等到把長長的鞭炮在竹竿上拴牢，煙火盒子和大金人都搬上墻頭，我和全家都趴在窗臺上，一片比夢還燦爛的煙花世界呈現在眼前。我和姐姐妹妹們所有歡叫和驚叫都淹沒在震耳欲聾的鞭炮的炸裂聲中了。我現在還記得一家人被閃動的火光照亮的每一張帶表情的臉。母親似乎更關心我們臉上的表情。更叫我激動的是，我家的鞭炮聲已經淹沒在整個城市鞭炮驚天動地的轟響中。一個有關“年”的概念不知怎么深深嵌入我的心里，這概念便是——普天同慶。我不知什么時候記住這個詞兒，什么時候懂得其中的含義，反正現在明白了年的真正的最大的理想。不能往下再說了，再說就離開童年和五大道了。

每年年夜里，我都不記得自己是怎么入睡的。反正一定是困得不行，用火柴棍兒也支不住眼皮時，便歪在哪兒，叫奶媽把我背回屋，脫了衣服蓋上被，呼呼大睡一覺睡到大天亮，睜開眼，一準一個紅通通發(fā)亮的大蘋果放在枕邊。這是母親放的。母親年年夜里都會提著一小籃子蘋果到我們兄弟姐妹屋里轉一圈，每人枕邊放一個大蘋果，預示來年平平安安。

我的孩提時代還有一件幸福的事，是我有兩個媽媽。一個自然是我的母親，我的生母；另一個是我的奶媽。我和弟弟妹妹都不是母親奶大的，母親沒奶，我們都是吃奶媽的奶。南方叫奶娘，北方叫奶媽。當年，母親坐著膠皮車到老城那邊侯家后的老媽店找奶媽，一眼相中我這個奶媽。我奶媽姓張，據說是河北廊坊人，家里很窮，把自己剛生下來的孩子放在家，出來當奶媽賺錢養(yǎng)家。她長得結實，大胳膊大腿，像男人，皮膚黑又亮，剛生了孩子，奶水很足。母親就把她帶回來給我做奶媽。我家人不知她叫什么，我小名叫“大弟”，都叫她“大弟媽”。她高興這個稱呼。因為我是我家第一個男孩兒，在那個時代，她似乎比我姐妹的保姆位高一等。

然而，我兩個姐姐——大姐和二姐都漂亮可愛，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我這個“長子”的地位，也只有到了過年時候才顯露出來。每年的年夜飯前，家里都要舉行祭祖的儀式。這儀式在一樓一間方方正正的屋里進行。提早布置好的神佛像、祖先像、靈牌、香燭、供品、繡幛等等構成一種異樣、神秘和肅穆的氣氛。走進這祭祖房間的規(guī)矩極其嚴格，爺爺走在最前邊，父親排在第二，我居然第三；男先女后，母親竟在我后邊。而且我要事先換上必備的行頭，小小的特制長袍馬褂，脖掛銀鎖，頭頂帽翅，帽正中是一塊綠松石，帽頂是錫制的瑞獸。在別人眼里我大概很可笑，可是祭祖時一定要神情肅穆不能笑，想笑也得憋著。我倒覺得自己此時有點“非同小可”，大弟媽更覺得非同小可，她的眼睛興奮得閃閃發(fā)亮。

大弟媽粗胳膊長腿，大手大腳，頭發(fā)不多，總用篦子篦得又平又光，腦袋后邊梳一個扁扁的卷兒，用絲網套著。奶奶梳頭用桂花油，大弟媽篦發(fā)用刨花油，這兩種氣味非常分明，都特別好聞。大弟媽喜歡喝醋，吃飯時菜多少沒關系，必喝一大碗醋。夏天太熱，她不開電扇，怕風吹著我，光著膀子，穿一個花兜兜，倚在床板上，用大蒲扇給我扇風。有時扇著扇著她自己犯困，身子一歪，蒲扇把我拍醒，她忙著給我揉肩，一邊說“不疼不疼”，一邊接著扇。不一會兒愈扇愈慢，又要困著了……

她對我的愛有過于我的母親，是不是與我吃她的奶有關？反正后來我長得個子大，骨頭結實，據說與她的奶有關。有時我想找母親要的東西不好說，就對她說，只要一說，她立刻想辦法給我弄到手。比如過年時的大炮——兩響，這種炮孩子是不能放的。炮分上下兩截，立在地上點燃炮捻，下半截先在地上炸開，上半截飛到空中再炸。這種炮很危險，點燃要手穩(wěn)，躲閃要及時，不然就會被炸著。大人從不給我這種炮。她卻給我悄悄弄來一個，但不叫我摸。這炮屬于我，卻放在她的小柜門里，替我“藏”著，有時拿給我看看，但不準我告訴別人。這是我和她一個共同又快樂的秘密。

原本說我斷奶之后她就回廊坊了，誰知斷奶后她仍守在我家。是她舍不得我，還是母親把我交給她才放心？

大概我四歲那年的年前，她忽然接到老家那邊來信，說她母親鬧眼病要瞎，要她馬上趕回去。她匆匆忙忙收拾東西，走之前帶我去一趟老城那邊的娘娘宮，在年集上給我買了好多好玩意兒，魚燈啊、紙氣球呀、花臉呀……每樣東西我都喜歡得要命。

回到家中，她先把一小紙包替我存著的“壓歲錢”給了我，然后拿起一個藍布小包袱就要起程了。這時我就一直緊緊抓著她衣襟。走到院中，她抹著淚對我說：“大弟啊，媽媽不能陪你過年了，不過正月十五前我準回來、準回來……”她怕我哭，忽然從懷里摸出那個為我“藏”著的兩響。她說：“媽媽為你崩崩邪氣。”說著把炮立在地上，劃著火柴，但院里風大，沒把炮點著就被吹滅；她湊上前再去點，沒想到這炮藥捻子太急，一點就炸了。在響聲和火光中，只見她雙手捂著臉，大家都以為她的臉被炸了，待她松開手，滿臉污黑，我嚇哭了。她忙說沒事，叫我別怕，掏出手帕把臉擦凈，朝我咧嘴笑，腦門上卻明顯鼓出一個又大又亮的包。

她就帶著這個鼓鼓的包走了。

過了年正月十五，她沒有回來；轉了一年也沒回來，大家都認為她不再回來了，而是一點消息也沒有。

又一年大年三十夜里，家里人忽叫我到院里看一件東西。我打著燈籠去看，挨著墻根放著一個荊條編的小籮筐，筐上蒙著薄薄一層剛剛下過的白雪。家里人告訴我，這是我奶媽托人從鄉(xiāng)下捎給我的。我聽了，心兒陡然地跳快了，忙打開筐蓋，用燈一照，竟然一個又大又白又肥的東西，再看是個大豬頭，兩扇大耳，粗粗的鼻子，兩個很大的鼻孔直對著我；雪白的腦門上點了一個棗兒大的紅點兒，肥肥的臉上似乎有點笑意，可愛極了……我不覺抬起頭來，仰望著在萬家花炮的輝映中反而顯得黯淡了的寒空，心兒好像一下子從身上飛走，飛啊，飛啊，飛到我那遙遠的鄉(xiāng)下的老媽媽的身邊，撲在她那溫暖的懷中，叫著她：“媽媽，媽媽，你真的不再來了嗎——”

這是我童年過年最深刻的記憶了。

五、大理道105號

我家在大理道老宅子住了八年，離開了老宅子卻沒離開大理道。老宅子老號是115號，新居新號是105號，其間距離差不多五六百米，還隔著一條小街叫桂林路。

英國人對五大道地區(qū)的建設和開發(fā)是自東向西，我家的新居靠西。五十年代初，這邊還是地廣人稀，到處可以看到野草叢生的空地。只有一些富人為尋僻靜在這邊建了一些大房子。比如湖北督軍王占元一連三座豪宅，還有光緒帝師孫家鼐的大名鼎鼎的后人們建造的兩座深宅大院，單是這幾座宅院就占了很長的一段路。所以這一帶相當安靜。

從這里再往西就是一片片亮晃晃的野水了，人稱這里為“大堰”。夏天有人來釣魚摸蟹，冬天有人來溜冰和滑冰床。再往西有幾個擺著石人石馬石橋石亭子挺講究的墓地，還有一片很洋氣的房子是英國人的賽馬場，英國人稱它為“英國鄉(xiāng)誼俱樂部”，占地很廣，磚木構的建筑都很寬大，賽馬場周圍是些紅頂的養(yǎng)馬房，一些高個子的洋人和穿半長褲的中國人在那里喂馬、養(yǎng)馬、遛馬。

我家新居是一幢臨街的小樓，大門朝北，五大道稱這種坐南朝北的建筑叫“倒座”。建筑風格依然是折中主義，平頂三層，但比起我家老宅子就像一只小雛雞了。這表明我的家境發(fā)生了變化，正在直線下落，只是當時我還小，完全不懂。我在老宅子里住了長長的八年，里邊還有一些空間從來沒有進去過；然而在新居這個小樓里，上上下下跑兩圈就一清二楚了，只是后來有幾個房間給母親鎖上了，變得有點神秘。

搬入新居后，生活內容和生活方式全然不同了。爺爺不再跟著我們住了，遷到在營口道一幢臨街兩層的小樓獨自生活；舅舅一家也搬到不遠一處與人伙居的房子里。老宅子里那些男男女女的傭人們都去哪兒了呢？我和妹妹都沒有保姆了，只一個原先給二姐和我做過保姆的劉媽留下來照看弟弟。父親那兩輛汽車更是不見蹤影。

我納悶過——老宅子那些大餐桌、球桌、各式各樣的柜子、許許多多好玩好看的東西呢？好像不知不覺地從身邊消失。家庭發(fā)生了怎樣的變故才使得生活的風景幡然大變？家庭的困難從來都是父母扛著，不叫孩子知道。我自己的小小世界卻依然如故。唯一的變化是上學的學校變了。改到鄰街常德道的四友小學。這座私立小學很小，使用的是一座狹小的民居小樓，由于它位居五大道中心，很多人家為了離家路近把孩子送到這里來，漸漸使它成了一座名副其實的富家子弟小學。這學校總共七八間屋，每間屋子一個班，一班二十來人。很小一個院子被各個班級輪流使用做課間操；上體育課就跑到東邊不遠的一塊極開闊的空地去。我在這塊空地愛上了踢球。

在我的經驗里，小學同學比初中高中同學的交情要深，幾個要好的小學同學到了長大之后還一直交往著，中學同學反如群鳥，分開之后，各自飛去，斷了聯系。我想，這一定緣于兒時的單純；人之初是不設防的。兩位老師給我的印象也最深，一位是班主任曹老師，不知名字只知道她的姓；黑瘦的一張臉，皺紋如溝壑，她很少笑，卻莫名地給我一種親切感；偶然一笑，竟如太陽一般燦爛。我覺得她挺喜歡我，雖然我不是個死啃書本的孩子，學習成績也不好，一直到小學畢業(yè)也沒加入少先隊，她為什么會喜歡我，我不知道。再一位老師是美術老師，姓何。他叫我們趴在院中小池塘的池沿上，畫池中的景物。我畫好了交給他看。他看過后判了一個“0”分，我問他為什么給我“0”分，他問我水里的飛鳥是哪來的？我說我看到的。他過去一看，原來是水中照見的天上的飛鳥，他當即給我在“0”的前邊加了一個“10”，變成“100”分。他含笑地對我說：“記住，只要有理由，就畫出來。”沒想到，這句話叫我受用終生。特別是在以后的寫作上。

從我家到學校，如果跑，只要五分鐘，實際上我從沒有好好走過，一直在跑、在跳。我是個天天被各種有趣的事物吸引著的人，也是被自己的各種興趣爭奪的人。從我家到鄰街的學校，只是要圍著兩座宅院繞一圈就到了。這兩座宅院都是孫家鼐后人的。一是孫多鈺，一位來自長江一帶（安徽壽州）以鹽務致富、富甲一方的孫氏家族的干將。他的房子與我家的新居斜對門。一座典型的英式鄉(xiāng)村別墅，尖頂木構，綠藤纏繞，院內鋪著粗糲的石丁，古色古香，幽深寧靜。另一位孫氏后人是孫震方，他是孫多鈺的侄子，他父親是中國銀行首任總裁孫多森。他的住房與孫多鈺的英式樓房僅僅一墻之隔，是五大道上占地最大的宅院，宅院的另三面圍墻分別面臨著大理道、云南路和常德道。從我家出來，繞過孫家這兩個院子便是四友小學了。

孫震方的房子是一座具有濃郁的西班牙風情的建筑，米黃色拉毛的墻面，紅色瓦楞鐵的屋頂，所有黑黑的鐵質的構件都是手工錘打出來的，十分古樸。南向和西向的外墻中間有兩座門樓，很像古代城堡的崗樓，我總感覺里邊有高大的穿戴盔甲的武士，手持長戟，騎著馬忽然從里面走出來。這院內花樹繁茂，中間一條長廊式的枝繁葉茂的紫藤花架貫穿東西。一座小小的游泳池半隱在枝葉深處。院子有許多很特別的悅耳的鳥叫聲。

孫氏的家業(yè)很大，中國首家面粉廠——阜豐面粉廠、中孚銀行等等都是孫氏創(chuàng)辦的。孫多森早歿，原本孫家有意叫孫震方承襲家族大業(yè)，但孫震方是個紈绔子弟，無心實業(yè)，只思享樂，這建筑完全依照他的意愿所建。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后來他是我妻子的外公，而我妻子就在這大宅子里度過她的童年。難道在我圍著她家院墻呼呼跑著上學下學的時候，她正在院中安安靜靜地玩嗎？

我不知道那時她是什么模樣，她卻說大理道上有一群“野孩子”；她后來騎車走過大理道時，這群野孩子向她丟石子。她聽說其中一個長腿高個子的男孩是“馮家的”——這男孩肯定就是我。

從童年到少年，我是一個精力過剩、調皮搗蛋的孩子。我已經不習慣進大門從樓梯上樓。喜歡從后院，攀墻上房，涉險從一個很窄的窗臺走過——像巖羊那樣——然后跨進我的房間。一次上房時掉下來，摔傷了腰，硌破了腎，尿血，嚇壞了大人，老老實實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結果養(yǎng)得超胖，母親說我很少這么胖過，給我拍了一張“肥頭大耳”的照片。還有一次去捅爺爺后院的大馬蜂窩，眉心被蜇了一個包，據說我從此被破了相，再不是“大眼睛高鼻梁”了。當然這可能是大人嚇唬我。漸漸的，我的興趣跑到家庭之外。大理道西邊有大大小小許多草木叢生的空地，給了我無限樂趣。尤其是夏天里，粘蜻蜓、捉蝴蝶、捕螞蚱、抓扁擔勾和螳螂、挖蚯蚓、戲弄刺猬；秋天夜里捉蟋蟀好玩之極。那時男孩子的夏天是和昆蟲們在一起的。當然，最快樂的事是下學不回家，和一群球友找一塊平地，將書包扔在地上擺一個“大門”，踢球一直踢到天黑看不見球。

我的伙伴都在我這條街上，常在一起玩的總共六七個孩子，有的是別人家傭人的孩子，有的不知道他家是干什么的；其中三個很特別，是一個瘋女人的孩子，老大比我大，老二老三小。住在我家東邊一條胡同深處的獨屋里。這瘋女人是誰，怎么瘋的，誰養(yǎng)活這家人，我全不知道，也不會問。有一次去找他們，跑到胡同深處他們家那個獨屋，一眼看到了瘋女人。她蓬頭散發(fā)轉過身面對著我的一瞬，把我嚇呆了。這張臉不知幾次在夢中把我嚇醒。

不知什么緣故，我和瘋女人這三個孩子玩得來，是因為我們興趣相投，還是他們很愿意叫我領頭，不知道。我們從來沒有吵過架。我經常把我喜歡的小人書借給他們看，把糖果和窖冰拿給他們吃，我看他們吃得香心里很高興。我還會和他們謀劃一些惡作劇，比如按某大戶人家的門鈴，然后急忙藏起來，這些大戶人家院子都很大，等他們的家人從樓里出來穿過院子，開開大門卻看不見人，白跑一趟，我們很快活。由于瘋女人這三個孩子都穿得十分破舊，褂子沒扣兒，敞著又瘦又臟的胸脯，褲子的膝蓋處磨出兩個洞……所以人稱我們是野孩子。

那時，雖然大戶人家有汽車，但街上很少跑汽車。五十年代后，漸漸沒有私人汽車了。而且，五大道上沒有商店與公事部門，都是住戶，行人也很少。一條街固定有兩三處停著幾輛人力三輪。這種三輪多坐單人，夏天敞篷，下雨時有膠布雨篷，冬天有棉篷，座位前面的篷簾中間有一個鑲著透明的賽璐璐片的小方窗，向外看一眼便知道車子行駛在哪里。平時這種三輪車懶洋洋停在路邊，有人叫車，招手即來，有點兒像現在的出租車。我家沒有汽車之后，母親出門就坐這種三輪車。我常在街上玩，和這些三輪車夫都很熟，有時還和他們坐在便道邊，找塊石頭在地上劃個棋盤玩“老虎吃人”。

我喜歡五大道那時的寧靜。寧靜中透得一種溫馨。特別是大理道和睦南道，街兩邊種著國槐。五大道始建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了五六十年代，這些國槐都長得茂盛粗壯，大概與原先這里是沼澤水土肥沃有關。五大道的路不寬，兩邊的一些枝葉已經伸到街心上空交叉起來。每到初夏，槐花盛開，大片大片白色的花穗懸在頭上，濃郁的清香凝而不散，還沒有哪一種香味能夠如此“入木三分”地留在我的記憶里。

我還喜歡雨時的大理道。特別是夜雨，撐著傘在街上走，會有一種奇妙的感覺，一忽兒傘上一片沙沙的雨聲，一忽兒一點聲音也沒有；傘上無聲緣是槐樹繁茂，遮住了雨水；傘上有聲則是頭上沒有枝葉遮擋，雨落傘上。這種感受十分美妙。如果晴天，樹葉遮翳下的街道是一片蔭影，而露天之處則是一塊陽光。當然，這些感受是我上初中時，開始迷上唐詩宋詞時才有的。詩叫我們學會了感受生活；那就是用審美的情感去感受事物與人。

我在大理道度過了童年、少年，并進入青年。

從童年到少年有界限嗎？有，有三個：一是少年的我已經是一個大男孩兒了，母親把我安排在一樓半一間狹長的小屋里。此前我和妹妹們同住一間大房間。這一來，我有了自己獨立的空間。我開始在墻上掛自己喜歡的畫，甚至掛自己畫的畫。我還像母親那樣，用各種各樣好看的東西布置房間。獨立的空間促使我獨立和長大。二是讀物的不同。我童年時代的讀物是良友繪本，比如《迷路的松鼠》《黑貓的假期》等等；少年時代的讀物是“小人書”（連環(huán)畫），我對小人書的癡迷近似瘋狂，我把母親給我的所有零花錢全攢起來買小人書。我對小人書的最有名氣的畫家崇拜若神。一些小人書名作都是我的“寶藏”；一度我在自己小屋的門外掛一個紙板，寫上“和平圖書館”。和平是五十年代最美好的熱詞。然而小人書對于我，可不僅僅是一個愛好，它們給了我無邊的知識和想象。我最喜歡三大套小人書《三國演義》《水滸》和《聊齋故事》，后來它們成了我閱讀這些名著的橋梁。在那個時代，一個孩子的課外“學問”，一半以上是小人書給的。

第三個是我有了一個奇妙的心理，不愿意和姐姐妹妹一起出門了。為什么，不知道，這期間我在鏡子里發(fā)覺自己唇上生出一些淡褐色、很細的軟髭。

我悄悄用父親的剃胡刀把這些討厭的軟髭剃掉，誰知給廚師老楊發(fā)覺了，問我是否刮胡子了？我說是。他笑道：“你這傻孩子知道嗎，你臉上這些還不是真胡子，不能刮，愈刮愈硬，長得愈快，再刮下去，真要滿臉大胡子了。”

我想到小人書里的張飛，嚇壞了，趕緊住手。

現在知道了，此時的我已進入了少年。

還有一個從童年到少年的界限，這個界限每個人都有——就是從小學進入中學。我十三歲上初中，學校是第四十一中，在馬場道上，也在五大道地區(qū)。有趣的是，我直到初中二年級才戴上紅領巾。由于我太頑皮搗蛋，少先隊一直不要我，如果再不加入（少先隊員的年齡上限是14周歲），我這輩子就沒戴過紅領巾，那將是一個小小的“恥辱”。所以我戴上紅領巾后，家里人趕緊叫我去照了一張相片。不過，此時的我，個子超高，大約1米75，比我般般大的同學高半個腦袋，戴上紅領巾，像把一條紅布掛在桿子上。有人以為我是少先隊的輔導員呢！

六、父母的家

每個人一生中都有兩個家庭，兩個巢。一個是父親和母親搭建的；后一個由我們自己構筑。父母的家是我們人生的第一個家。我們都是在父母的家庭里出生，學吃學喝，三翻六坐，蹣跚學步，牙牙學語，一點點通曉世間最樸素的常識，然后一邊玩一邊長大。父母的家天經地義保護著你，決不會叫你受到外界的任何威脅，為你擋住一切自然的風雨和社會的風雨，但是他們不叫你知道——他們是怎樣付出、怎樣做到的。他們把各種生活的荊棘都揣在懷里，面對著我們時總是綻露著花開似的笑容。他們從來不需要孩子來分憂；這便是父母的家。

在五大道新移民中最主要的是兩種人，一種是擁有各種權力的要人，一種是各地財力雄厚的實力派，這兩種人要相互利用和借力，一是以勢獲財，一是以財取勢，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這些人來到遍地是機遇的天津，便過得風生水起，非常富足，稱心如意。此外還有一種人，他們沒有太厚實的資源，卻有著強烈的開拓的欲望與想象，全憑著一己的努力，要在此時充滿機會的天津踏出一條蓬勃的生活之路，也成就自己。我父母便是其中之一。

父親和母親在各自家庭長大。雖然原本都是大家族，但到他們這一代都已沒落。在他們結婚時，經濟薄弱，沒有力量自己成家，便跟著爺爺生活。爺爺在新華路一家名叫“福祿林”的飯店做經理，一直經營不善，日子過得稀松平常，其中一些故事我寫到《俗世奇人》的《馮五爺》中。

然而父親很知努力，盡管只是在銀行做一名職員，卻全憑勤勞實干養(yǎng)活家人。1939年天津發(fā)大水淹沒了地勢低洼的兆豐路。父親用一個大澡盆把我的兩個姐姐從兆豐路二樓上推了出來，蝸居在地勢較高的東亞毛織廠附近的一個小房子里。由于飲水不凈，我的一個叫“小珠子”的姐姐鬧痢疾喪了命，這一年我還沒有出生，我沒有見過這個叫“小珠子”的姐姐。此時是我父母人生的低谷。

但父親的命運很快有了轉機。一方面由于銀行總經理看中他的才干，提拔了他；一方面趕上一連串賺錢的機遇，人對自己的命運無法預知，他竟然像坐著過山車一下子躍上了人生的頂峰。我無法知道父親那時對生活的感覺，反正他做了自己的主人。而我恰恰是在這時候出生的。家里人說我是福星。我不認為父親那時的洪運是我?guī)淼摹Ｋ母５溔撬拿?/p>

我家搬進五大道時，父親將爺爺從兆豐路請過來一起住，我的童年便一直與愛我的爺爺生活在一起。我對奶奶沒有印象，大概她去世得早。爺爺身邊一直有一位從老家?guī)淼睦媳Ｄ犯S著他，后來被爺爺納為妻。老保姆在家里原本沒有地位，登堂入室后仍然沒有地位。她依然是老樣子，緘默少言，實實在在地侍候爺爺，客人來時送上茶后便躲到后房去，似乎客廳里依舊沒有她的座位。她曾經生過天花，臉上有許多淺淺的麻子，人們背后稱她“麻奶奶”，被爺爺續(xù)弦后還是“麻奶奶”。這里邊并沒有什么褒貶，只是一如既往而已。在爺爺的生活里她只是一個影子，但她卻使爺爺一輩子舒舒服服。那時候父親年輕，在天津這個日趨洋化的城市里，年輕人都跟著時髦走，自然很難與老舊的家庭找到共同語言。父親喜歡交友，癡迷籃球，常和著名的“南開五虎”一起打球。那時投籃都用雙手，后來才有了跳起來“單手跳投”的技術。電影導演謝添是天津人，與我父親很熟，謝添也喜歡打籃球。他說我父親上籃時喜歡手腕一擰，讓球旋轉地“磕板進筐”。因之，父親在球場上有個外號叫“螺絲”。父親熱愛運動，他買過一個乒乓球桌，并從教會買回一些英國進口的又大又扁的“乒乓盒子”。每個盒子里有一副墨綠色的球網架和球網、四個球拍、兩盒乒乓球；球拍是六邊形的，貼著軟木，我當時個子還小，必須大人抱起來才能打兩下。有趣的是，母親上中學時也喜歡打籃球，這樣才有可能與父親在籃球場上相識。當然相識本身就是一種緣分。只要有緣，怎么都能遇到。父親認識母親時，母親十七歲，會是什么樣子？后來我在《北洋畫報》里找到母親那時的一張照片，披著長發(fā)、甜美又快樂地坐在一張椅子上。我想，不用猜——父親一定是母親瘋狂的追求者了。

母親不光漂亮，還能干。她與父親雖然都來自沒落的世家，手里卻沒有上一輩留下的任何財產。兩個口袋里有多少錢，應該連有幾毛零錢心里都很清楚。窮能逼人想辦法，逼人能干。所以，他們的家是他們兩人由無到有共同創(chuàng)造出來的。

母親看上去柔和，但并不軟弱。她是個強梁的人，不怵任何場面，能應對各種場合，在她表面柔和的后邊有一種典型的山東人的氣質，有一點倔犟勁兒。我家住在大理道115號的時候，側面一所房子住了一個日本軍官。冬天里日本人燒鍋爐要往家中運煤，他家堆煤的院子挨著我家，他們嫌煤臟，不想從他們自己家里穿過，非要從我家過。我家人不干，便爭吵起來。這家的日本人大都穿軍裝，很厲害，張口罵街，聲音很兇，母親給他一巴掌。這一巴掌惹了禍，日本人要抓母親，全家人都嚇壞了，但母親不怕。父親趕忙托人說情又送錢，據說送了很多的錢，才了了事。可是這件事卻在我家樹立起母親的威信。

天下父母的分工好像都一樣。做父親的在外邊奔波、找事做、找食、找錢、找東西，然后蓋窩；待蓋好了窩，里邊一切的事都由母親承擔，生兒育女、柴米油鹽、編織縫補，連冬天屋子里的熱氣兒也全由母親操心。母親要用一把菜葉、一盆面粉、一團棉花、一大堆零零碎碎創(chuàng)造出一個踏實又溫馨的家來。

我不知道當年父親撞上怎樣一個大財運，做成了幾樁怎樣離奇的買賣，一下子把家業(yè)百倍地發(fā)大；眼瞅著父親大把大把花錢，買房子買車，搬來家中五光十色的一切，雇用了男男女女那么多人；然而，更有本事的是母親，她那時還不到三十歲，卻把父親突然打開的天地有模有樣、有條不紊地撐了起來，而且一邊操弄著全家大大小小的事，一邊幫著父親應酬生意上各種各樣的關系。但母親完全能夠勝任，好像她天生就能做這些事。

母親把主要精力用來配合父親，沒有太多的時間與孩子們在一起享受親情。我們兄弟姐妹總共六人，她有限的與孩子“共度時光”的時間分到每個孩子身上，只有六分之一，而實際上又是不平均的。我的兩個姐姐——大姐叫馮箴，二姐叫馮惠，都很漂亮，大姐文靜穩(wěn)重，二姐靚麗伶俐，她們是母親的驕傲與掌上明珠。母親要花不少心思打扮兩個愛女，而且母親對女兒的關切一定要比兒子多。而弟弟驤才又比我小五歲，自然更要受母親分外的呵護。這樣一來，我雖然是“長子”，就不那么重要了。至于兩個妹妹馮宜和馮瑞就更邊緣化。然而，我天生就很自我，再加上我的種種愛好家人們又沒興趣，我便漸漸有點像個“獨行俠”了。

我的家是個很松弛的家。一方面父母關切的是外邊的事情，對我們沒有更多的管束；另一方面我們兄弟姐妹自小都由各自的保姆帶著，互相不去關心。這使我的孩提時代是非常寬松而自由；我最初的性格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養(yǎng)成的。

那么什么是我家庭的中心呢？是我的母親。凡是以父親為中心的家庭，大多靠的是父親的威嚴；以母親為中心的家，都具有很強的情感色彩。這種情感緣于生命和血緣，都是一種天性。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時，糧食供應緊張，實行“計劃供應”，就是每人每月吃糧要按國家的定額。每天母親蒸好一盆米飯，先要按照我們每人的定量用小刀在米飯上邊劃線，再用飯鏟像切蛋糕一樣切開，分給大家。那時每頓飯都吃不飽肚子，分飯就必須嚴格和公平。每次分飯，母親都將自己的一份與弟弟的一份挨著，而且要到最后再分。待我們把自己分到的一份飯拿走后，盆中只剩下母親和弟弟兩人的飯。我注意到，她在用飯鏟去分她和弟弟的飯食時，先將飯鏟依照劃好的線準確無誤地切下去，但切到一半時飯鏟一斜，變成了一多一少，然后把多一點的給了弟弟，少一點的留給自己。天天如此。也就是每頓飯自己都少吃幾口，添給弟弟。

弟弟看得出來嗎？心里明白嗎？這不重要，真正的愛是不管對方知道或不知道的。然而正是這種愛悄無聲息地日積月累，才使一個家庭被凝結起來，才自然而然地使母親成為家庭牢靠的中心。

以母親為核心的家，自然受母親影響，身上不覺帶著母親的氣息。在我家兄弟姐妹中，身上最帶有母親個性基因的是我和二姐。我們都和母親一樣多愁善感，容易被傷感的事物感動，喜歡好看的東西。母親喜歡裝飾房間，經常不斷變換室內的陳設與風景，這直接影響了我。母親沒學過藝術，不懂畫，但她有悟性，有感覺，所以她比父親更能理解和接受我。

對于父母的家庭，在孩子們還小、聚攏在他們身邊的時候是黃金的時代。因為，在這個時代，家庭是完整的，成員齊全，一個不少，不論貧富，都擁有人間最迷人的東西——家庭的溫馨。那時，每凡家庭集體出動，我們都分外快樂。比方到老中街海河邊的大光明影院看電影，一家人先跑到二樓放映廳外照一照哈哈鏡。哈哈鏡真是太神奇了！站在這個鏡子前，看到自己肥胖如豬；站在那個鏡子前，看到自己像個葫蘆；再看看姐姐妹妹全都奇形怪狀，尤其父親和母親好像兩個滑稽人，父親好像比汽車還大，母親的屁股歪向一邊。再比方，去到八里臺乘坐一種鋪著厚厚軟墊的小木船，船夫搖著槳兒，慢悠悠駛入一片綠葦遮天、水光照人、十分奇特的世界里，時時可以看到受驚的野雁和水鳥呼啦啦成群飛起。這種野游其樂無窮。但是隨著城市的開發(fā)，這片浩蕩的澤國漸漸消失了，留下來的最后的遺跡便是今天的“水上公園”了。

再有，便是父母帶著我們到勸業(yè)場的華清池去泡澡。當時天津最大的兩個浴池（天津人稱作澡堂子），一是南市的龍泉池一是勸業(yè)場的華清池，我家人習慣去華清池。當一家人興致勃勃到達華清池后，就要一分為二，浴池分男女部，母親帶著姐姐妹妹上樓去女部，父親帶我進了一樓男部。一進澡堂子那股子濕勁熱勁非此莫有。五大道家家都有熱水和浴盆，為什么還要到澡堂子來？主要是澡堂子有搓澡，還配套有理發(fā)。來這里一趟，如同脫層皮，改頭換面，煥然一新。

我喜歡泡在澡堂子里，緊緊挨著父親。澡堂子里是公共浴池，很多赤身裸體的人們也都泡在溫暖的水里，泡得舒服了，就會大叫一聲。我覺得最好玩的是浴池的熱氣滾滾上升，在屋頂上凝結成一些很大的水珠，掉下來，便砸在浴池里泡澡的人的脖子和肩膀上，水珠很涼很涼，想躲是躲不開的。我看到一滴很大的水珠砸在一個老漢的禿頭上，我笑出聲。

泡過澡，隨著父親到預訂的包間里搓澡，再理發(fā)，然后用大毛巾裹著身子躺在榻上。父親最享受的是喝上一杯濃濃的正興德的茉莉花茶，服務員會送來一些小吃，如京糕條、青蘿卜、芝麻糖；父親最愛吃的是一種黑黑的軟軟的醬油瓜子。我最興奮的事是跑到大廳里斂許多小人書，抱到包間來看，父親也看。

最后，按照父親與母親事先約定的時間，在華清池門口見面。我隨父親走出男部，一推門，叫風一吹，好清爽。這時，那邊通往樓上女部的門一開，母親帶著姐姐妹妹說說笑笑走出來，她們給熱水泡得臉兒全都通紅，好像一群煮熟的螃蟹。大家互相的感覺全都新鮮和興奮。

然而，父母的家庭最終是要瓦解的。那便是子女們的離開。女孩子出嫁，男孩子出門上學或做事、工作、結婚。一切事物都會代謝興衰，這很自然。父母的家最后只有父母。這便是人生，也是人間了。

七、小人書

我自上小學就迷上了小人書。因為，小學開始認字；小人書是有文字的圖畫書。有了圖就好認字。誰也沒想到，小人書還有一種“看圖識字”的學習功能，而且一邊看圖一邊認字很快樂。有了圖一目了然，有了文字連說的什么話都知道了。我們那時對小人書的熱情可遠遠高于課本。

五大道地區(qū)學校多，學校周圍便有一些小人書鋪。如果口袋有一點錢——當然是很少一點錢，幾分錢，就鉆進小人書鋪，租小人書看。這種鋪子很簡陋，幾個簡易的書架子上放滿叫人眼饞的小人書。店主坐在椅子上，收錢、拿書，一分錢看一本，一分錢相當于一塊水果糖。書鋪的地上用磚塊架著一些長長的木板，便是我們看書的“坐席”了。墻上貼滿花花綠綠的小人書封面，寫著號碼。我們按號碼從店主手里租到書，然后坐在長木板上看；有時人多，相互擠著，但沒人怕擠，每個人的腦袋都扎進小人書里了。

比小人書鋪更叫人著迷的是“賃小人書的”。這是一種沿街而過的賃書車，不知老城那邊有沒有這種賃書車，五大道上都有。書販手推著車，車上裝滿小人書。賃書很簡單，今天賃，明天還，再看再賃，也是一分錢一本。我父親也喜歡看小人書，有時聽到外邊賃小人書的吆喝了，就給我兩角錢叫我去賃，這樣我就有“大把的錢”可以隨心所欲地挑選了。

在我家住的大理道上，固定有兩個賃小人書的，每天晚飯后八點來鐘準到。一先一后差不了半小時。一個搖鈴，鈴鐺不大，聲音也不大，但傳得很遠，據說他這個鈴鐺是用炮彈殼做的；另一個用嗓子吆喝，只簡單喊三個字——“小人書！”，聲音低厚深長，像京劇里的“黑頭”。吆喝這人連鬢胡子，姓邊，人叫他老邊。晚間路燈下看不清書，老邊用一種挺大的磨電池的手電筒給我們照亮，我們挑書時，他不停地“嘩嘩”磨著手電。他待人很和氣，待我分外好。他知道我喜歡顏梅華、趙宏本、紅葉、陳光鎰畫的小人書，每有這些畫家的新書便給我預留著，見到我就笑嘻嘻拿出來塞到我手中。賃來的書，先給父親看，然后再由我和兩個妹妹傳著看。如果父親看著看著睡覺了，就由我去到父親床前，從他手中巧妙地取下來。

每天晚上不到八點，我便會拿好要還的書坐在便道邊，等著老邊。只要吆喝聲傳來，那個迷人的賃書車便遠遠地在街心出現，心想他會帶來怎樣的新書呢？這感覺真是很好。現在想起來都很懷念。大理道上不光我一家賃書，在這個時間里，可以看到這一段路上，隔著不遠就有一個孩子站在街邊，手里都拿著幾本小人書，等候賃書車的到來。

然而，這種情景到了六十年代就沒有了。

后來才知道，我這一代人正是處在小人書的黃金時代。

小人書歷史并不久遠。這種巴掌大小的通俗讀物最早誕生的一本是1925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連環(huán)圖畫三國志》。它的出現得力于高效的西方石印技術的傳入。再有，便是小人書有文有畫，通俗易懂，大人孩子都愛看，傳播力超強，很快就席卷全國。到了五十年代，旅店中、火車上、澡堂子里都備有人小書，給人解悶。所有有趣的名著、神話、傳說、戲劇、電影故事，都被改編成小人書；當初姥姥給我講過的許多歷史小說，也都畫成了小人書。一時冒出來許多職業(yè)的畫小人書的名家，他們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由于太迷小人書，我便開始了小人書的收藏。收藏最多的時候，有幾百本之多。我把母親給的各種零花錢和過年的壓歲錢，全都用來買小人書，連出門坐公共汽車都改為徒步而行，把車票錢省下來，換取一本又一本心愛的小人書。書多了，便向母親把一個家中閑置的小櫥柜要來當書架。我的快樂是書架上每每又多了一兩本好看的小人書。我在墻上也貼了許多小人書流光溢彩的封面，還自編自畫過幾本“小人書”，封面上歪歪扭扭寫上“馮驥才繪”，濫竽充數地立在書架上，并緊挨著大名鼎鼎的顏梅華。我還用父親當年供職的大中銀行硬皮的空白賬本來為我的藏書登記造冊。這是我后來一大愛好——藏書——稚氣的起步嗎？

別小看了我的藏書。我的書是按照不同題材和繪畫者來分類的。每本書的封面上都用鉛筆寫了編號；一些特別珍愛的版本專放一處。比如“三國演義”，有堪稱小人書鼻祖的《連環(huán)圖畫三國志》，有嚴紹唐編繪的全本十冊的《三國演義》，還有上海人美出版的六十本一套洋洋大觀的《三國演義》。這三套書稱得上小人書的歷史經典，我全有。我也不知道自己哪來的“版本意識”，我對小人書初始時期的版本特別珍惜。特別是那種早期剛剛從木版插圖小說蛻變出來的“上文下圖”樣式的小人書，比如《火燒紅蓮寺》《薛仁貴征東》《彭公案》等等。

我的藏書受到家里人的歡迎，妹妹們常找我借書看。我弟弟特別喜歡我按照《敏豪生奇遇記》彩繪的《吹牛大王歷險記》。一次父親居然到我的房間里找書看。我向他推薦趙三島畫的《大俠伍鳳樓》，父親很愛看，問我這類書還有沒有，這使我有了借口向母親“磨”到一點錢買書。買到的新書先送給父親看，討父親高興，就能有“理由”再向母親“磨”錢。錢多一點的時候，就去求賃書的老邊幫我去買一些難見的書。比如沈曼云的《沈萬山巧得巨寶盆》、陳光鎰的《風》《雨》《海》《云》《雪》、紅葉的《巴山劍客》系列等等。當這些難得的書神氣活現地登上我的書架，我真有一種富翁的感覺。

別小看了通俗的小人書，愛看小人書的孩子比不大看小人書的孩子知識面寬得多，而我以后登上文字書的彼岸，正是通過這個多彩多姿的小人書的橋梁。

八、二位先生

少年時代的我，天天被自己的各種興趣愛好擾得日夜不寧。踢球、小人書、畫畫，后來又迷上了古詩。那時的記憶好，背誦詩是一種快樂。有時背誦給家人聽，有時背誦給街上的小伙伴們聽；街上的伙伴聽不懂，不感興趣，這使得我與他們的關系不覺之間漸行漸遠。

我喜歡遠道步行時，邊走路邊背詩，一步一個字，五言絕句二十步，七言律詩五十六步，這便記下很多詩來。有時突然卡殼，想不起下一個字，就強使自己像罰站那樣停在那里想，直到想起來再一字一步走下去。我最初的一切都是興之所至。畫畫更是如此。

十二歲那年，有人建議母親，叫我去拜個老師，課余學學畫，說不定能成才。母親托人打聽，聽說有兩位畫家在家收徒教畫。一周一次，一個月學費五塊錢。一位叫陳麐祥，專工界畫，界畫主要畫亭臺樓閣，宗法清代的袁江袁耀；一位是嚴六符，學名仁統(tǒng)，嚴范孫先生的后代，長于國畫山水。我那時畫畫只是胡涂亂抹，并不懂畫，更不懂國畫，從來沒想要畫國畫。家里人找來袁江和袁耀的界畫一看，都認為刻板枯燥，而且還要學用界尺，不適合我，我也沒興趣，母親就叫我去嚴先生家去一趟。嚴先生住在河東民主道，原奧國租界，臨街老洋房的二樓，房間又大又暗，嚴先生個子高，有點駝背含胸，穿一件藍布長衫，儒雅又溫和。他家里外兩間，里屋放床睡覺，外間吃飯、聊天、待客，靠窗一張老式的書案上擺著紙筆墨硯，這些東西離我都很遠，我沒用過毛筆，感覺卻很新鮮。桌子中間一張剛剛畫好的小畫，用鎮(zhèn)尺壓著。所畫的畫面像是古畫，十分好看。兩個老者在幾棵長松大柏下對弈，一個童子靜靜地站在一旁。棋桌是一塊石頭；不遠處有溪水潺潺流動。“這是您畫的嗎？”我問嚴先生。嚴先生點點頭，露出微笑，明顯因為我表現出的驚羨而得意。回到家，我就對母親說我要跟他學畫，要畫得和他一樣。這樣，嚴先生就是我畫畫的啟蒙老師了。

依照嚴先生的要求，我買了一塊胡開文的墨、幾支李福壽的葉筋筆和白云筆、一刀簾子紋高麗紙。高麗紙是糊窗紙，但便宜又好用。宣紙?zhí)F，而且洇得厲害，那時初學畫都用元書紙或高麗紙。家里人幫助我從雜物間翻出一塊過去記賬用的硯臺。硯心放些水，墨一研，墨香散發(fā)出來，一種從來沒接觸過的生活進入了我的世界。

后來才知道，嚴先生是教育家嚴范孫的后代，家學很深，他師叔是工筆大畫家劉奎齡，本人師從劉子久、陳少梅二位名家，只是后來沒有專事繪畫，很少創(chuàng)作。中年后，在家教畫為生。但他授課有方，非常善于把各種山水畫的技法歸納起來，總結出要領，分出步驟，有章有法地引導學生入門，不走彎路。嚴先生擅長的技法來自宋代的山水，技術性強，使得我們后來以畫謀生，從外貿公司接過仿古畫的業(yè)務，沒費多大勁，輕車熟路地就干上了。

還記得，我最初學畫石頭，不得其法，把石頭畫成黑乎乎的煤塊，心里著急，可是經嚴先生一指點，很快就畫得有模有樣。母親在一旁笑著說：“好像從紙上鼓起來了。”

每周六下午三時到嚴先生家上課，不只是我一個人；有時到先生家，先生正在授課，周圍站了一圈五六個人，以致看不見先生。學生大多是男生，其中有一個歲數較大，像是有工作的人。這些人后來大多是和我一起畫畫的師兄弟。在師兄弟中間，先生并不特別喜歡我，主要是因為我不嚴格地按照他的畫稿畫，常常會隨興改變畫面，水邊多畫幾株枝葉扶疏的小樹，江上添一只船，或在遠處上空加了一群飛鳥；先生看到，從來沒有夸贊過我，也不說話，似乎不大高興。一次我拿了自己畫的一幅小畫請他看，他抬起臉對我說：“還沒學好怎么飛，就要上天了。”身邊的師兄弟都笑起來，我好尷尬，以后再畫了什么得意的畫也不敢拿去了。

我在嚴先生那里學了差不多三年。直到初中畢業(yè)后，去到塘沽去念高中，學畫便告了一段落。這期間，跟嚴先生學的大都是筆墨技法，怎么用筆用墨，一招一式，學得很扎實。但是先生自己不創(chuàng)作，從來也不講與創(chuàng)作相關的結構、構圖、方法等等。然而，技法是中國畫根基性的東西。由于嚴先生對宋代北宗山水的筆墨的認識很精到，使我初學時便打下了根底。這個影響直到今天。

我畫畫另一位啟蒙先生，身居北京，是惠孝同先生，（1902—1979）名均；惠先生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湖社畫會的主將之一，號柘湖。他不僅是山水畫家，還是大收藏家。惠先生的父親耆齡，做過內閣學士和內府總管，藏書家。他家在書畫方面見識極為深廣。

我家與惠先生家是遠親，我的表姐夫惠伊深是惠先生的長子。每至暑期，就跑到北京，住在王府井大甜水胡同惠先生家一間廂房里。這廂房平時空著。惠先生的宅子很大，書房對著一個挺大的有花有樹的庭院，臨院一面是黑色大漆的木隔扇門窗，房內幾面全是頂天立地的楠木書架，放滿線裝書籍；日照進來，曬得楠木香與書香混在一起，香氣沁人，現在任何人的書房都不會再有這種香味了。

住在惠先生家期間，有時先生會在上午叫我去到他的書房，聽他談書論畫，說古評今。話中有許多觀點許多學問，聽起來很過癮。這些內容在嚴先生那里是聽不到的。他喜歡雙手相互搓手掌，待搓熱了，再用手掌搓臉，他說這樣很舒服。他談話很即興，說到高興時，起身去另一間屋拿來一幅古畫，用竿挑著，掛在書架上給我看，邊看邊講，此時看得出他心里的歡悅。在他的書房里，我看過他珍藏的宋代王詵的《漁村小雪圖》，這幅畫堪稱國寶；此外還有呂紀的中堂花鳥《四喜圖》，飽滿豐厚，富麗堂皇。一次，先生拿來一幅二尺余高的小畫，放在鏡框里，竟是我之最愛——郭熙的《寒林圖》。惠先生說，這幅畫上沒有款識，也無著錄，不一定是郭熙所作，但確是郭熙風格，并頗具郭熙神韻。郭熙善以云頭皴法畫窠石，以蟹爪筆法畫寒林，所作冬景剛勁瘦硬，寒氣逼人，技藝之高，直追李成。惠先生說罷，拿給我一張與這幅畫大小差不多的素絹，叫我對臨。還讓我用一塊明代方于魯的墨，研出來的墨真如大漆一般濃郁黑亮，透著古墨特有的芳香。這次對臨古人原作的體驗，敲骨吸髓般地進入了我的筆管。

我從嚴六符先生那里學到的是宋代北宗的畫法，是馬夏的斧劈皴、釘頭鼠尾皴和劉子久的豆瓣皴；我從惠先生這里所學卻是南宗的披麻皴和解索皴，尤其是他擅長的小青綠的染法。宋畫分南北宗，我的二位先生一南一北叫我觸摸到宋代山水的整體。

惠先生與嚴先生不同，他一直活躍在畫壇，在北京的國畫研究會負責“新國畫”的研究與探索，主張寫生與創(chuàng)作。我住他家時，他叫我到北京的西山、門頭溝一帶寫生，回來便指導我怎樣在寫生稿上進行提煉與構思。后來，我到各地寫生和創(chuàng)作，就是順著這條道路走下來的。惠先生把我引領到更高的一個山頭。

在我的少年時代，幸遇二位先生，把我?guī)нM了一個未知而巨大的知識世界與藝術世界里。它充滿誘惑，魅力無窮，風光無限，使我不知不覺中已經開始一種有目標的自覺的努力了。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當年拜師學畫之前，我并沒有深愛國畫，甚至都沒有接觸過國畫山水，而后來——它卻成了我一生的追求，一種事業(yè)。那么，我畫國畫是源于一種被動還是主動？如果當初人家介紹給我的不是國畫教師，是一位教水彩或油畫的教師，我是不是也會癡迷于另一種繪畫、也會糾纏終生嗎？那么決定我藝術道路的竟是如此偶然、如此隨機、如此湊巧？每每想到這里，我對人生變幻莫測一片茫然。我還總感覺有一種東西在決定著我，由于我們無法解說，便推給了命運。

九、舅舅家的樓梯間

舅舅對我的魅力是他的收藏，他有些很奇怪的收藏，比如煙標和火花。分別裝在兩個很古老的手提小皮箱里。一個皮箱方方正正，烏黑、老氣和刻板，但銅鎖很結實；一個皮箱小巧，圓角，棕紅色，提手上掛著一根銅鏈，鏈子上掛一把細長而精致的銅鑰匙，箱子的外皮上貼著許多好看的、印著外文的箱貼。舅舅對他的藏品關愛備至，以致每一片煙標火花都用玻璃紙精心包裝起來，益顯珍貴。天津是各國來華洋人的聚集地，因使舅舅有得天獨厚的收藏資源，據說他有幾件煙標火花舉世無雙，然他很低調，秘而不宣。他的煙標火花平日藏在哪里，更是不得而知。一次，偶爾他對我說：“哪天有空，我叫你看看樓梯間里的東西。”一下子勾起我心中的饞蟲，我知道他家樓梯下邊那間緊鎖著的小木屋，是他存東西的密室。難道他真有一些舉世無雙的煙標和火花，想叫我見識見識？

我家和舅舅家從115號老宅子搬出來后，依然都在大理道上，我家105號，舅舅家83號，從我家跑出門，換一口氣就跑到他家了。舅舅家在一幢聯排洋樓的底層，院里縱橫著幾棵遮天蔽日的洋槐。舅舅比我母親大三歲，名字很特別，叫戈幼農。至于此名何來便不可知了，舅舅是外祖父的獨子，很受外祖父的寵愛和用心培養(yǎng)，寫一筆清秀端莊的字，字如其人，舅父人也清秀端莊，是少有的美男子。但舅父一生沒做過什么事，大多時候是靠著變賣外祖父身后留下的財產度日。那時代，不少大戶人家都這么活著。不管有沒有人說閑話，有錢人不愁，舅父的日子過得不露窮氣。

舅舅愛唱京戲，常約幾個老票友在院里高高的槐樹下邊喝茶、聊天，邊拉著胡琴，不時各唱一兩段過過癮。有時高高興興唱一下午。舅舅唱老生，喜歡馬連良、余叔巖，最喜歡唱《失空斬》（《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尤其愛唱《文昭關》里“一輪明月照窗前”那句。有時唱美了，翻來覆去只唱這一句。都說舅舅唱得韻味十足，唯有我不懂。有時舅父偏偏還要清唱一段給我聽，我知道他不是唱給我的，是他自己忽然上了戲癮；我還知道舅舅喜歡我。家里人都說我長得像舅舅，“外甥像舅公”這是常有的事。那時，舅舅外出應酬常常要帶上我。舅舅只有三個女兒，沒有兒子，我長得和他像，常被人誤以為是他的兒子，他很得意。

一天，我去他家，他指指桌上一冊氣質別樣的書叫我看。那時我上初中，已經在嚴先生那里學畫，因識得這是郎世寧赫赫有名的《駿馬圖》，而且印刷得太精美和太逼真，真叫人驚掉下巴。舅舅說這是珂羅版印制的，他昨天在樓梯間找東西時翻出來的，《駿馬圖》是其中一本，還有一本我聞所未聞，名為《王翚山水圖冊》，也是宣紙本珂羅版印刷，連山間煙嵐的濕潤氣都印出來了。舅舅把這幾本畫集送給我，叫我一連興奮多天，因此更加神往于舅舅家的樓梯間，那里一定還有更多寶貝。

我正犯愁無法一窺這寶庫的究竟時，一天舅舅家的表姐忽然跑來說舅舅叫我去一趟。我拍馬就到，舅舅說要我?guī)退綐翘蓍g找一樣東西。他微笑著，神氣有點特別，似乎有什么東西要使我驚奇。

當樓梯間那扇矮小、緊閉、沉寂的門被打開，里邊黑黝黝一點光亮也沒有，有如一個山洞，舅舅打開手電筒，鉆進去兩步就走不動了；從手電晃來晃去的燈光里，可以看到這樓梯間很低、很長、很深，中間堆滿大大小小的箱子和雜物，很難走進去。許多扣著銅鎖的老箱子怪模怪樣，這全是百寶箱嗎？在前邊摸索著的舅舅忽說：“我記得沒有錯——找到了！”他叫我先退出窄仄的樓梯間，隨后自己也鉆了出來，衣袖全蹭了土，卻笑嘻嘻地說：“就是這個。”他手里拿著一個挺長的紙包。

舅舅把這紙包打開，里邊竟是四幅條屏畫，沒有裝裱，畫的是寫意花卉。記得其中一幅是梅花，配有峻嶒的山石和墨竹，雄勁潑辣，帶著作畫時的氣勢與激情。舅父說這是“指畫”。那時，我初學國畫，不知何謂“指畫”。舅父說就是用手指蘸墨蘸色畫的，用的不是毛筆，用手指能畫得這么好嗎？使我更為驚訝的是舅舅說：“這是你大姨畫的，她留下來的只有這四條屏，你存起來吧！”

大姨是誰，我的大姨嗎？我怎么沒見過，姥姥和母親都沒說過呀！她還畫這樣一手好畫，她在哪里？

舅舅說這位大姨是我媽媽的姐姐，叫戈長立，家中排行老二，是一位非凡的奇女子，人早沒了，當年竟是投身革命，被人出賣，像劉胡蘭那樣被槍決了——

我聽得大為驚愕！我母親家竟然還有這樣的故事！

后來，聽家里人說，她曾跟隨外祖父舉家移民天津。在天津有過一段上學、畫畫、參加一個小有名氣的綠蕖畫會的歷史。但她為什么跑回濟寧老家鬧革命，投身婦救會，至于是否參加了地下黨，就沒人知道了。那時很多大戶人家就像當時的政局錯綜復雜。老子是軍閥，兒子是革命黨，有的人往往在多派政治力量中都有身份。但大姨鬧革命的事肯定是不會叫外祖父知道的。外祖父的身份是政府一邊的。

那時，濟寧的政局陰晴不定。革命軍、共產黨打進來，她就出頭露面鬧革命；國民黨打回來，她就隱蔽下來。1946年濟寧第一次解放，她當上邵家街婦救會會長，很快官兵重新占領濟寧，她被人告密抓捕，押到南關太白樓下槍決。史料上記載，同時被槍決的還有二十多位革命者，他們都大義凜然，毫不畏懼，罵不絕口，其中一位名叫馬春華的大聲唱起京劇《鎖五龍》的“他勸某降唐某不愛，情愿一死赴陽臺，今生不能把仇報……”。行刑后被一起埋葬，他們的遺骨現在濟寧烈士陵園中。

那年1946，她僅僅35歲。一個壯懷激烈的熱血女子。我從她這幾幅畫中放達飛揚的筆墨中就能看到了。但我家中沒有她的照片，可能怕受她的“血光之災”牽連，全扔掉了。在母親一家，大姨是一個敏感話題，是被禁言的。母親家有兩個人很少提及，一個是被毒死的外祖父，一個是被槍殺的大姨。人們遠遠避開他們，一是事情太過兇厲，一個是牽涉到變化莫測的政治。

在我的想象中，大姨一定是那個時代最時髦的打扮。梳著中分頭的短發(fā)，偏襟短袖衫，皮長褲，動作敏捷，有股子男人氣，像個女俠……直到二十世紀買了一套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影印的《北洋畫報》，這畫報上有20世紀三十年代天津許多大戶名媛的照片。我從中翻到過兩張母親的照片，后來居然發(fā)現一張大姨戈長立的照片。原來一副憨厚和端莊的容貌。這張意外獲得的珍貴照片還原了歷史的面貌，使我對這位早逝的姨媽悲壯的人生產生另一番動人的想象。

隨著年齡的增長，社會上吸引我的事愈來愈多，舅舅的樓梯間漸漸淡出我的興趣。但是沒想到，它最終消失在一件令我失望和無奈的事情中。這天，舅舅叫我去幫他做一件事，也是到樓梯間找一些東西。我記不得多久沒有鉆進這神秘的小屋里來了。這次進來有點異樣，小屋變得又深又空，好像隧道，原先成堆的箱子似乎少了一多半，零零散散，地上還有一些打開的老鼠藥包，已經完全沒有先前那種誘人的“藏寶”的氣息了。舅舅貓下腰打開一個長長的箱子，里邊竟然全是字畫卷軸，我和舅舅把它們搬出來，放在住房中間的地板上，好大一堆。

舅舅沒急著打開卷軸，一會兒有人敲門，進來一個胖胖的笑瞇瞇的中年男人。舅舅說他是藝林閣古玩店的經理，跟著叫我?guī)退丫磔S一件件打開。這些卷軸沒有畫，全是書法，有題詩、有對聯、有匾額；經舅舅與這位胖經理一說，才知道字軸基本上全是康有為的書法。那時，盡管大家知道康有為的大名，由于他是個“有問題”的歷史人物，很少會提到他。舅舅說，外祖父住在山東濟寧和濟南兩地時，康有為都多次來訪，這些書法都是康有為即興題寫的。其中有一個長卷是外祖父陪康有為在濟南歷下游龍洞時寫的詩。據說龍洞是大禹治水時捉拿孽龍的地方，奇峰危立，峽谷幽邃，景色奇異，康有為激情勃發(fā)，鋪紙在石頭上，揮毫寫詩，寫得隨性，改詞換字，一任自然，長長一卷充滿了放縱的氣質。胖經理看罷說道：“這些字我就不挑挑揀揀了，剩下的更不好賣，我全拿走吧。”舅舅猶豫片刻，最后還是答應了，談好價錢，叫了三輪車，幫著把這些字軸一股腦地全搬到車上，并讓我跟著車去找到勸業(yè)場那邊的藝林閣結賬。到了藝林閣，進了店，胖經理把字軸收入柜后，給了我一小包錢，帶回交給舅舅。

舅舅捏捏這紙包，錢似乎不多，他只說了一句：“這些東西愈放愈不值錢。”但事后，他卻總糾結把這筆不當用的“家產”賣掉的事。我那時完全不懂這些錢是多是少。直到八十年代后，舅舅幾次叫我留意拍賣市場是否能見到這些東西時，才知道舅舅做了一件多么糟糕的事，一件“自毀江山”的事；并由此知道舅舅一生大多時候都靠著變賣家產度日。外祖父當年有多大的家業(yè)，才叫他一生也沒有坐吃山空？

不過，他無職無業(yè)，平平常常，倒使他避免了一些世間糾紛與社會災禍。比方“文革”時代，像他這樣的舊官僚出身，若有職業(yè)，首先在單位會被揪出來，一準成為革命的對象。正是由于他一生不曾入世，為人善良老實，沒招惹過人，沒爭過強，也就沒有人把他看在眼里，落得一生的自在與安然。在后來那荒唐的時代里，他把家中的“四舊”堆在院中，主動地一燒了之，使他成為大理道上少有的未被“革命小將”光顧的人家。當然，外祖父家族的歷史也就更加空茫，無跡可尋，一片蕩然了。

十、塘沽短

“塘沽短”是半個世紀以前由天津到塘沽的一班短程火車，由于兩地直線相距只有40多公里，俗稱“塘沽短”。這種慢車一分鐘只能跑一公里，全程42分鐘，42公里。我命中注定要坐三年的“塘沽短”，因為我初中畢業(yè)考高中填表時，父親叫我在“是否住校”一欄中填寫“住校”。他希望我能受到“集體生活”的磨煉。本市的中學有住校條件的只有塘沽一中，于是我被塘沽一中錄取了。

當時我不知塘沽在哪兒，只知道挺遠，要坐火車才能去。

我有點慌，因為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家。

而且“塘沽短”這種車很糟糕，不只是慢，關鍵它不是客車車廂，而是貨車廂。這種貨車廂很像現在的集裝箱，上下左右全是大板子，沒有窗戶，更沒有座位，上了車，外邊把門嘩啦一拉，里邊烏黑一片，對面的人也看不見，而且很快就給吸煙人吐出的煙嗆得喘不過氣。冬天從車廂縫往里邊灌冷風，夏天只有散不出的熱氣，人們叫它“悶罐車”。全程四十多分鐘里總有人憋不住尿，車廂的四個角是人們默認的撒尿的地方。尿味騷得叫人更受不了。車一停，人們像逃難一樣爭著從車廂跳出來。跳不好崴了腳，是常見的事。

盡管如此，我每個星期必須要鉆進悶罐車跑回家，周日在家賴上一天，周一天蒙蒙亮坐頭班的“塘沽短”去學校。“塘沽短”是定時的，火車到了塘沽新河車站距離學校還有一段路；因為趕車、趕著上課、趕時間，來回全是跑。星期天不能待在塘沽嗎？不能，星期天學校校園里空無一人，我人生地不熟，不知找誰玩，不知干什么，而且我骨子里戀家，如果趕上周末學校有事不能回家，滋味可真不好受。我剛到塘沽不久，聽人說塘沽距離天津并不遠，能夠走著回去。我就傻乎乎約上同班一個家在天津市內的同學結伴走回去。我們怕走丟了，沿著鐵路走。那時貪玩，一路抓螞蚱捉魚，從早晨走到天黑才到軍糧城，離天津還有一半的路呢。只好在軍糧城車站等火車，等到凌晨才等到一輛由東北過來的“過路車”，買票上車，到了家，父親正在衛(wèi)生間刷牙。父親拿著牙刷吃驚地看我，他不明白我何以凌晨回家。

塘沽一中是老牌的中學，雖然遠，但條件不錯，有一些水平高、有經驗的老教師；還有一座專供化學課使用的實驗樓，這在一般中學是很少有的。學生多是漁家、曬鹽廠和本地一些化工廠職工的子女，人都很樸實；由于從小喝含堿的水，牙都是黃的。那時塘沽地少人稀，校園里空地很多，踢球是個好地方。可是這一切對于我都十分陌生。當時我十五歲，初次離家在外，我的家人都擔心我怎么生活。從小生活起居、吃飯穿衣都由家里人管，現在我一個人怎么應對？塘沽這邊只有一個表姐，她有家，工作又忙，平時照看不上我。

然而，很快我就和同學們融合在一起來了。我的班級里，外地學生總共八個人，正好住一間宿舍；方方正正的小屋擺了四張上下鋪的小床，每張床靠一面墻，四人上鋪，四人下鋪。我睡在靠窗的上鋪，上鋪清凈，從窗戶還能看到寬闊的校園，只是天天要無數次爬上爬下；但我從小調皮躥房越脊慣了，反而喜歡蹬上去跳下來。我的室友我全喜歡。一個個子高高而健壯的男孩是從河北石家莊來的，姓韋，家里排行第二，人稱“韋老二”，為人熱情開朗，愛打籃球，我倆沒事就到體育組借個球兒去籃球場玩一會兒。兩個姓楊的是親兄弟，都很矮，四川人，喜歡古詩，我發(fā)現用四川方言念古詩非常好聽，他倆常和我一起背詩；還有一個唐山人，瘦瘦的，愛吹笛子，可是他從來不在屋里吹，怕吵大家。大家合得來，愛聽我講故事。我書看得雜，記性好，滿肚子故事。有從姥姥嘴里聽來的、有從小人書里看的、有后來讀到的，缺點什么還能信口編圓；我講故事時，大家聽得入神，有坐著、有趴著、有閉眼躺著聽我講，這使我很得意，有時熄燈后，黑著燈大家還要我把故事講完。還有一個同學姓趙，這個人很怪，他結巴得很厲害，十幾個字要費勁說半天；但說外語決不磕巴，說得滾瓜溜滑。我們那時學俄語，他一張口就像是一個蘇聯人。他是俄語老師的寶貝，外號叫“阿廖沙”。在這同室的同學中，只有一個姓金的同學有點壞毛病。我們八個住校生在食堂同桌吃飯，他總是第一個到，給大家打飯打菜打湯。我們的飯菜放在一種不大不小的搪瓷盆里，一盆菜、一盆湯、一盆饅頭或米飯。每次吃飯的時候，大家趕到食堂，三盆飯菜都已香噴噴擺在那里。大家都挺感激姓金的同學，他說自己是班長，這是他應該做的。大家說還是班干部覺悟高，為大家服務。可是不久傳言他偷東西吃，打菜的時候只他一個人，有人看見他偷偷從大家的菜盆里把有限的肉夾出兩三塊，藏在自己的米飯下邊。這叫我們對他有點反感，不過大家在一起都挺要好，誰也不會當面把這種事當眾說穿。

上了高中，我的學習成績仍然不行。數理化差，依然如故；但我對美術、文學和體育方面的熱愛卻顯山露水。進入學校大門中間大道兩邊的黑板報，是我展示自己繪畫與美術字能力的地方，每次我繪制黑板報時，都會圍著一些同學看。學校油印材料包括考試卷子，都叫我去刻鋼板，我的字清晰工整。教美術的沈培炎老師特別喜歡我。他是從印尼回來的華僑，住在校園內一間平房里，晚上常叫我去看他畫水彩靜物，陪他聊天，他叫我擔任學生業(yè)余美術組的組長；高二時我身高已經一米九十，雙手能扣籃，那時雙手能扣籃的人在專業(yè)隊也沒有幾個，打了幾次全市的中學籃球聯賽，有了點名氣。高三時文理分科，我上文科，因為我要報考中央美術學院；在文科班上，我比一般同學書看的多，經常在校報上發(fā)表一些自己寫的古體詩，語文老師叫我做了文科的科代表。

從這些方面看，我在塘沽的生活還算美美的，但一次出了意外。那天，我們校隊與永利堿廠的廠隊打友誼賽，球場在我們校園里，馬上要開球了，韋老二沒來，據說在開會，韋老二是主力前鋒，我趕緊跑去叫他。跑進教學樓一頭闖進教室，看到那位姓金的班長正和五六個同學開會，都是班干部，韋老二也在。我朝韋老二叫：“快開球了，都等你了，快！”韋老二沒說話，金班長卻說：“你沒看見現在正開會嗎？”我說：“不行，他必須去！今天的球不好打！”班長像被觸犯了尊嚴，發(fā)起火，居然對我很橫：“我說了算，還是你說了算？”我當時不冷靜，張嘴就說：“你們當個小頭就這么兇，將來要當了大頭，別人還活嗎？”我哪知道這話是犯忌了。

我跑回球場。韋老二始終沒露面，我也沒興致，那場球打得很糟，輸得挺多，十分丟面子。

轉過三天，早晨上課，我一進教室就覺得有些異樣。所有同學看我的眼睛全是陌生的，沒一個同學與我目光交流，教室里靜得出奇。我個子高，一直坐在最后一排，我正往教室后邊走，忽聽背后傳來班主任的聲音：“馮驥才，你坐到前邊來。”我扭頭看，班主任站在黑板前，沉著臉，一種過度的嚴肅叫我緊張起來，他指一指第一排座位的最左邊，那里有一個座位空著。我走過去坐下，才發(fā)現坐在第一排的不全是同學，還有兩三位老師，有男有女全都不認識，表情都很嚴肅。為什么叫我坐到第一排，難道今天什么事與我有什么關系？

班主任先講話。他說班上最近發(fā)生的一件事，便是前幾天我和班長沖突的事——原來正是針對我！班主任說我為一點小事就發(fā)脾氣，態(tài)度惡劣，但還不是問題所在，關鍵是我的錯誤言論，對班干部的成見。這種成見不找找原因，不批評，發(fā)展下去，是很危險的。我從來沒聽到過這種話，而且是對我說的，叫我心里挺害怕。

班主任接著說，今天要開一個“批評幫助會”，由班上的同學發(fā)言，通過批評，幫助我認識錯誤。于是就一個個上去發(fā)言。他們人人都拿著發(fā)言稿，看來是做好準備的。有的批評我的錯誤言論，有的指出我平日一些不好的表現，有的還說到我輕視數理化。我從小一直在家庭的、自我的、快活的世界里；如果調皮搗蛋過分，會在家里挨打，或在學校被老師訓斥甚至罰站，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面。這場面很可怕。這一年是1958年，看來我與那時的社會生活相當隔絕。

叫我驚訝的是韋老二，他上臺后居然“揭發(fā)”了我平日的一些言行，比如偷拿食堂飯桌上的饅頭去喂野貓，比如我寫給自己的一些詩有“悲觀情緒”，他竟然把我這樣一些詩句背誦出來；再比如我說我家有個指甲刀特別好使，是美國的，他說我有“崇美思想”。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怎么現在會這樣對我？

當同學們發(fā)言結束，班主任叫我上去談談“感想”與認識時，我都不知說的是什么了，我全亂了，崩潰了，我說得一塌糊涂，我的這些話好像不是我說的。

班主任卻說這個“批評幫助會”開得好，不僅批評幫助了我，觸及了我的“靈魂”，也提高了全班的思想覺悟，促進了團結；還特別表揚了韋老二，說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好朋友不能護短，得敢于揭短。班主任的一句話叫我記得十分深刻：“敢批評才是真幫助。”如果我認識不到自己的問題，將來弄不好真會出現“右傾”。這“右傾”二字我第一次聽說，很多年后我才弄明白是什么意思。

當晚我依舊驚魂未定，一夜未合眼。同學們都打鼾了，我一直愣愣地躺著。我當時才十幾歲，未經世事，沒有經過任何磨難，完全不知如何應對，更不知后邊會怎樣，只是害怕，孤立無援。窗外烏黑空洞的天空中只有孤零零一輪圓月，我第一次感到月亮不美，沒有詩意，冰冷無情，銀色月光極亮地照在我的床上、身上、枕頭上，這時我有一個強烈又荒唐的想法——逃回家；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家。我甚至想乘著夜深人靜，不出聲音，馬上離開。可是又想，回去后能把這件事告訴父親母親嗎？我怕他們罵我，怕給他們惹禍。這便使我更加感受到自己的孤立無援。生活已不是那么可愛了！

我一輩子——至今，也沒把這件事告訴父母。但從此在學校里我變了一個人。這個變化別人看不出來，我自己知道。經過此事，我好像多了一種本能，就是戒心。當然這還不是一種自覺，所以說是“本能”。我“本能”地不和同學們走得太近，不再想說就說，不把同室的室友們當做一家人。從此，我和班長的語言變成一種無言的客氣的微笑，見面一笑，如是而已；我也不恨他，一切只怪自己。至于韋老二，與先前沒什么太大不同，一同上課，一桌吃飯，一屋睡覺，甚至還照舊一起打球，只是坐在一起沒什么可說的了。有時他像以前那樣與我勾肩搭背，我會感覺不舒服，感覺他對我有所虧欠才這么做的。唯一沒什么變化的是阿廖沙；他在那次“批評幫助會”上一言不發(fā)，事后待我如常，他什么也沒做，卻叫我漸漸悟出這個人。

到了畢業(yè)前的半年，大家都緊張地準備高考。由于文理分班，班長和韋老二都跑到理科那邊去了。人全分開了，我又是這邊文科的科代表，關于我那個“批評幫助會”，便沒什么人記得了。我一心想報考中央美院，所有勁都往這上邊使。我聽說美院學國畫也得考素描，我的素描不行，就找沈老師惡補，那半年沈老師住在校外，就叫我在他小平房的桌上擺一尊石膏像或幾件靜物，并把房門鑰匙給了我，我天天在這小平房里畫素描畫到半夜，天天夜深時候才回到宿舍，悄悄爬上床睡覺。學校到了快畢業(yè)的時刻，人人要各奔前程，往日握著的拳頭松開了，互相的感覺好像也變了。塘沽一中報考中央美院的只有我一個。我沒有同伴，也沒人關心我，最多問我一句“準備得怎么樣了？”我說“還行。”僅此而已。我一個人孤軍奮戰(zhàn)。然而，從今天來看，這段生活經歷對我日后的幫助很大。一個孩子要想成長一定要離開家，一定要陷入孤立。

1961年6月以后對于我是一段十分焦灼的日子。絕大多數畢業(yè)生都參加了高考。我由于考美院沒有參加一般大學本科的高考，可是如果考不上美院，我就要由所在學校——塘沽一中統(tǒng)一分配工作，工作地點是塘沽本地的工廠企業(yè)，因為當年我來塘沽上學住校是帶著戶口來的，從戶口所在地的意義上，我已是塘沽人了。我不能遷回天津，因為天津沒單位要我。我的未來是與考取美院掛在一起的，如果考上美院，我的戶口就會遷到北京。但我對是否能夠考上美院完全沒有把握，因為美院考什么、標準是什么，我一無所知，也無處去問，我的美院夢跌入了陌生的現實里。

十一、她出現了

我相信，一個人的命運是早被安排好的。只是——誰安排的，我們全然不知。

1961年春天四月份吧，我正準備參加中央美院的初考，那天我從塘沽回到天津，晚飯后，開門走出二樓樓門去拿點東西，忽然從樓下跑上一個人來，腳步極輕快，我扭頭一看，幽黯的樓梯拐角處出現一張非常好看、柔和又快活的女孩子的臉，一雙大眼睛閃閃發(fā)亮，從來沒人叫我眼前有“忽然一亮”的感覺。沒等我說，她就說：“這兒是姓馮嗎？”她的聲音清脆。

我有點蒙，只是“嗯、嗯……”便張口結舌。

忽然母親從身后應聲出來。母親對這女孩子說：“啊，你來了。”然后給我們介紹說，“這就是馮驥才。她是顧同昭，我請來的。她會告訴你美院怎么考。”

她沖我笑著說：“這么高啊！”她笑得快樂、放松、明亮。

我們一同進了我的房間。

原來幾天前母親去濱江道小劇場看越劇，碰到了她的二姨。那時來天津求發(fā)展的浙江人多了，越劇是浙江人酷愛的地方戲，便漸漸在天津紅起來；天津本地也成立了越劇團。我老家寧波嵊縣是越劇的故鄉(xiāng)，更是要看。她二姨雖然不是浙江人，卻是個鐵桿的越劇迷。那天她二姨帶著她去小劇場看越劇，遇到了我母親，交談中母親聽說她是學畫的，去年還考過中央美院，便說：“我兒子今年考美院，正不知怎么考、考些什么呢，能問問你嗎？”她聽了很爽快地說：“可以啊，您告訴我地址，哪天我去您家里說。”母親很高興，給她地址，沒想到她今天就來了。可是如果那天我沒從塘沽回來呢，可能一輩子也不會和她認識。所以我說人命運中的大事全是早安排好的。

她挺熱情，主動告訴我考些什么，素描畫什么，考試卷都是哪類問題，還說考試臨到最后一定要畫一張命題畫，命題畫考些什么？她說得挺細，盡其所知全說了；許多一直盤踞我腦袋里的問題，不等我問也全告訴我了。她似乎很喜歡笑，喜歡說好玩的事，而且說完自己先笑，她說和她一起去北京考試的有一個男孩姓岳，家住常德道，耀華中學知名的美術教師李文珍先生的學生。李先生很厲害，他幾乎每年都有學生考上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藝美院。這位姓岳的男孩報考設計專業(yè)，命題畫是設計一個壁燈。她說這男孩設計得特別好玩。他設計的壁燈居然是一個王八。趴在墻壁上，頭頂著燈泡，四個腳上各有一個孔，是往墻上固定的釘子孔；尾巴是個開關；她說這個尾巴向一邊翹著，特別有神氣，說完她哈哈笑起來；我也覺得這設計很棒，很逗，也笑起來。這一笑，剛才那種拘束立刻沒了。我這時才注意到她——她短發(fā)素顏，沒有任何裝飾；簡簡單單一件合身的“學生藍”罩褂，干凈利落；只在胸前別著一枚五瓣花形的亮麗的小牌牌。我認出來，這是當時正在火熱進行的第二十六屆世乒賽的紀念章。然而，這種樸素的裝束是不是更襯托了她清純的本色和氣質？

那時，我根本不會去認識一個女孩的氣質、審美。在見到她之前，我對異性從來沒有感覺。我在高中，雖是男女合班，我本能地與女生保持距離。我一直是一個情竇未開的小和尚。

可是今天我所有的感覺突然發(fā)生變化。我既想看她一眼，又怕她那美麗而透徹的目光直對著我；我想和她多一些話題，卻不知說什么。她所認識的五大道上一些畫畫的老師和朋友，我都不認識；可是如果話茬接不上，無話可說，她就要告辭了。心里正沒辦法，母親忽說：“你把你的畫拿給她看看。”這句話救了我，我站起來一伸手便從兩米高的大衣柜頂上拿下一卷畫來；我這個動作，又惹得她笑。后來她說，她從來沒見過一個人抬手就從柜頂把東西拿下來，她覺得有點奇怪，很好玩。她看我的畫，不知是不是客氣，稱贊我的畫好。她忽然指著一張畫說：“這個畫稿我也畫過，你從哪來的這個畫稿，你跟誰學畫？”我說：“嚴先生，嚴六符。”她叫道：“我們是一個老師啊，我也跟嚴先生學畫，怎么從來沒見過你？”

再一說，原來是我到塘沽上學后，她才去到嚴家學畫，時間錯開了，所以我們沒碰見過。然而，同一個老師可就一下子把我們拉在一起了；說起學畫，說起畫，說起嚴老師，就有無數話題了。真要是這么無拘無束地聊下去，就會愈聊愈多，愈有興趣，愈快活。不知道那天聊到幾點鐘，反正她走的時候已經挺晚了。母親叫我送她下樓，臨到她推車要走時，我有一種想和她再見面的想法，但不知怎么開口，她卻說：“我家在睦南道五十八號，你再有什么問題就來問我。”聽到她這句話我無比歡欣。我看著她騎上自行車一直消失在路燈照不到的地方。

待我回到房間，感覺房間是空的，若有所失。桌上只有一只透明的干凈透徹的玻璃杯，杯里半杯清水，我拿起杯子，燈光里可以見到杯口上留下她喝水的唇印，一條十分清晰又奇特的曲線，這是人生最美的一條曲線。不知我哪冒出來的一種極其浪漫的想法，我舉起杯，把嘴唇對準杯口這唇印，一口把剩下的半杯水喝進身體里。從我的喉嚨到胃里產生了一種非常神奇的感覺，難道我把她喝進身體里去了？

那一年，天津報考中央美院的學生比較多，中央美院招生辦決定在天津設立考場進行初試，初試通過后去北京復試。考場設在河北區(qū)天緯路的天津美院。考試那天上午，考生們先在一間又老又暗的大屋子里筆答考卷，考題不難，我都能答得上來；然后全體考生移師到另一間屋考素描。屋子正中放一張桌子，鋪著一塊藍色的粗布，上邊放高矮兩個陶罐，一個玻璃水瓶，兩個半熟的蘋果一個梨，我在沈老師那里畫過類似內容的素描，也不難，感覺畫得還不錯，但畫完素描交卷時，扭頭看見一個臉挺黑的考生還在畫，他畫得十分逼真和深入，登時叫我心里沒根了。下午接著考，就是顧同昭說的命題畫，題目很簡單，一個字：夏。可是沒想到這個“夏”字激起我的畫意，叫我想到幾年前暑假期間在門頭溝寫生時看到一條雄壯的瀑布，雪白洶涌的泉水讓人充滿激情，當地人說只有夏天萬物蓬勃時才有這種景象。我就畫了一幅《夏令營》，綠蔥蔥的山谷中的飛瀑流泉，一群夏令營的孩子在泉中嬉鬧，我畫得很動情。我的座位臨窗，窗外聚著五六個天津美院的學生看我畫畫；主考的老師也幾次走過來看。我是學山水畫的，有基本功，他們肯定看得出來。考試結束后，主考的老師叫住我，問我跟誰學畫、自己的志向等等，然后突然問我：“知道李可染老師嗎？”我說：“當然，我特別崇拜他。”主考笑了，說：“今年李可染先生要成立工作室了。”他停一下接著說，“下個月要復試，你做好準備吧！”這句話等于告訴我初試通過了，難道當場就通過了？不是大有希望嗎？

我跑出天津美院，飛快騎著車，要立即把這大好的消息告訴兩個人，一是母親，一是她。

自從我與她相識，第二天就非常想見到她了。我在睦南道找到了她家的門，但不敢敲，怕被拒絕；回到塘沽后我忍不住寫信給她，說我“對素描沒有把握，守著一屋子石膏像望洋興嘆”。信寄出后，怕她不理我，心想這封信會不會把自己送上絕路？這時忽然收到她的回信。小小的自制的天藍色的信封里邊，放一張卡片，寫著“你回津時就來串門吧！”她真歡迎我去嗎？天啊，我終于走進了她的家。

沒用太長時間，我見到她已不是難事。主要因為我們聊得來，很多興趣都相同，都愛藝術，都有悟性，藝術感覺相通，有時真有“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感覺。每次去她家聊天，總會產生一些新的共鳴。我倆都喜歡這種共鳴。

她家里的人員簡單，母親（孫以藻1915—1985）一直操持家庭，父親（顧以偉1912—2006）淮安人，家在北京，畢業(yè)于燕京大學，留學日本，回來后在仁立毛紡廠做一名高級職員。顧同昭是家中老大，下邊是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還有一個母親從老宅子帶過來的男仆，50來歲，姓王，專管買菜做飯和收拾房間。他家的住房會是人見人愛的那種，不很大，卻舒朗又緊湊。這房子是她外祖父孫震方的產業(yè)，與大理道那所巨宅一樣也是西班牙風格，一個極大的紅色的坡頂下，只四個房間，兩間臥室、一間客廳、一間餐廳，餐廳連著后邊的廚房、傭人房、儲藏室、鍋爐房和車房。房前一個大小適中、有花有樹的花園。這是一個典型的五大道“小洋房”的配置。西班牙式的房子走廊都寬敞，屋子里有樹影，走來走去很舒服。

她喜歡聽我說話，無論說什么，或者講故事；我喜歡她目光閃閃地聽我講故事時那種認真、專注、投入，這會使我講得更加起勁；我還喜歡她笑，她笑得那么開心與單純，她的笑能感染同屋的人，能趕出一切煩惱，致使我總去注意一些可笑的事然后告訴她。每次剛從她家出來，跟著就又想去找她了。一次，上午下午都去她家，到了晚上忍不住又去敲門，她一開門見是我，驚奇地說：“你怎么又來了！”跟著笑起來。她不反感我，有時她也去找我。

這樣，就使我產生了一個擔心，如果我真的考上美院，就要去北京上學，一個月最多回來一次，也就是說一個月才能見到她一次，這怎么行？我一急，給中央美院寫了一封信，說我不想參加復試，我要退出。這封信沒發(fā)出，叫我五妹發(fā)現了，告訴母親，母親罵我一頓，問我為什么忽然不想去美院。我說不出來。其實我家里人都明白，暗暗笑我。我把信當著母親的面撕了，這一時的荒謬才過去。

可是，我卻一直沒有接到去美院復試的通知，后來聽說復試已經結束，怎么會？那天那位主考已經明明白白告訴我準備復試，為什么一直沒有消息？即便初試落選也應告訴我。再說塘沽一中也沒接到我落選的通知啊。更大而更實際的問題是，我在等待美院消息的過程中，沒有參加普通的高考。如果美院不要我，我只剩下一條出路——由戶口所在地——塘沽分配工作，我就會永遠留在塘沽了。母親也急了，托人從北京打聽到一個比較可靠的消息：我因家庭出身原因沒有被錄取。這時，我已切實地感受到了一種來自社會的壓力與冷峻，還有個人的無力與無奈。原來生活所有美好的事都有可能落空，而且不知什么時候落空。我們是沒有力量改變生活的。其實這種感覺自從我離家去塘沽上學就隱隱約約有一些了。沒想到，生活是不間斷地給人出難題的。

她也為我著急；我們一同著急，也一同無奈。

十二、22號球衣

別以為人生真的會山窮水盡，有時忽然一只小船飄然而至，若有神助。

一天，我從她家出來，由河北路步行拐到大理道上，一路往西回家。我清楚記得當時的心情，前途未卜，無所適從，心中茫然。忽然迎面走過一個個子很高又健壯的青年人，我認出他是市籃球隊的中鋒大馬。他是一名非常被球迷喜愛的球員，他的“三步上籃”有如天馬行空。他從罰球弧躍起，穿過對方防守，把球放進籃筐后，兩臂像大雁的翅膀一樣展開來，舒展又優(yōu)美，他這個標志性的上籃動作，每次都會叫球迷們興高采烈。此刻他將與我擦身而過時，忽然停住，扭頭問我：“你是不是姓馮，塘沽一中的？”我站住說：“是，我叫馮驥才。”他又問：“你今年高中畢業(yè)？考大學了嗎？”我說：“剛畢業(yè)，沒考大學，我……”。我不知道他怎么會認識我，他卻拉著我的手臂說：“走，跟我到民園去一趟，張指導昨天還在打聽你呢。”民園體育場就在旁邊，他的步子很大，好像沒走幾步就拉我進了民園體育場。

在民園中間的田徑場南邊，并排有三個籃球場。一些穿著深紅色背心的天津市隊的球員正在緊張地練球。中間一個矮個子、戴眼鏡、靈活的中年男子站在球場中間，朝著球員們指手畫腳地叫喊。大馬拉我過去說：“張指導，這就是您要找的塘沽一中那個姓馮的大個子。”我才知道這中年男子是大名鼎鼎的籃球教練張棟材。我父親年輕時打籃球，很喜歡張棟材；張棟材是新中國成立前天津著名的紫外線球隊的控球后衛(wèi)，機警詭詐，常有出其不意的怪招；投籃又神準。

我站在他面前不知所措。練球的球員們停下球，都圍攏過來。張指導手里拍著球，一邊問我多高、家在哪兒、將來想干什么、想打球嗎？正說著，突然一翻手腕，用手背把球直線傳給我；他動作極快、隱蔽、猝不及防，我和他的距離只有三四米，躲閃不及，全憑本能的反映，我一揮手，把球打飛；再看了張教練，他眼鏡片一閃一閃微笑地著看我，周圍的球員們也都笑呵呵看著我。

轉天，天津體委把我叫去，給我做了體能與籃球技能的測驗，然后說要調我進天津市體訓班籃球隊，我如果同意就辦手續(xù)。

這事突如其來，太意外。但對于處在當時走投無路的我，有如幸運之神由天而降。于是我抓住這個機遇，在塘沽天津之間來回一通跑，不多時間辦好手續(xù)，入了隊，謝天謝地戶口也遷回來了，這可是做夢都想不到的事。在辦理檔案調動時，才知道我的檔案并沒在學校，而在美院。我很奇怪——我沒有被美院錄取，檔案怎么會在美院？是不是當初美院真想要我，調去檔案一看，里邊有我當年“批評幫助會”的內容，才決定不要我的？何況我還有“家庭出身問題”呢，不管它了！我的未來與畫無關了，我已經是一名專業(yè)的球員了。人的命運是不是有點奇怪。特別是在你一生關鍵的時刻，有時必然變成偶然，有時是偶然變成必然。生活不按你的想法出牌。你也不知道生活給你哪張牌。

有趣的是，事后大馬對我說起一件事，就是張教練初見我時，冷不防把球傳給我。他是想看看我下意識的反應。張教練說：“這么大的個子，如果球砸在他身上，就是傻大個，不能要；但這小子反應夠快，把球打飛了。運動員最重要的是下意識的反映。”

我聽了，佩服張教練有智慧，還有自己的辦法，我喜歡這種人。

記得一次比賽，濟南隊一個后衛(wèi)，不知叫什么，球衣是5號，技術超好，組織能力強，但是他“壞招”多。我個子高，他跟我爭不下籃板，就用了一招——只要他和我一爭籃板，就用食指和中指夾住我的褲腿口，我往上一跳時感覺褲子要下來，稍一遲疑，籃板球就叫他從上邊拿走了。他這招動作很隱蔽，裁判看不見，我干吃啞巴虧。但是這樣幾次，就有球迷給我起哄，以為我爭不過他。我這么大個子怎么爭不過一個小個子？有人恥笑我，噓我。張教練叫暫停，把我換下來。我對張教練抱怨說：“他總動小手，拽我褲子。”教練說：“別說為什么，自己想辦法去！”完事不再理我。

我坐在板凳上，想了兩個辦法，卻覺得都不好用也不解氣。忽然，我靈機一動，用了張教練的思維，想出一個辦法挺妙。我找一個球員借了一條彈力的小褲衩穿在里邊，外邊套上運動短褲，故意把腰繩松開，然后對張教練說：“我有法子治他了。”張教練聽了馬上把我換上場。

我在與對方這個5號爭籃板球時，努力貼近他，好叫他下手，當我感到褲腿口被他的手指夾緊時，使勁往上一跳，荒唐的一幕出現了，我的短褲被一直拉到膝蓋以下，只剩下一條黑色彈力的小褲衩，光著兩條大腿。我向裁判說明褲子是他拽的。在全場大笑中他被罰下，那場球我們勝了，散場時張教練拍拍我的肩膀，他很欣賞我這個“回擊”，然后指指我的腦袋說：“用它打球！”

我在球隊里完全是另一種生活。那時，體育界正推廣日本排球教練大松博文的“魔鬼訓練法”（大運動量訓練法），提出“訓練要比比賽還累”的口號，每天凌晨五點半天方破曉，我們已經在街上跑步了。那時間街道很靜，跑步的腳步聲十分清晰。籃球隊屬天津體訓班，住在市體委身后一幢三層的紅磚小樓，毗鄰成都道上的體育館，也屬五大道街區(qū)，離我家不到十分鐘的路，但是訓練太緊張，沒時間回家。

我們每天早上先要圍繞體育館和體委跑十圈，然后進體育館做操。大運動量訓練法就是高密集、高強度、極限式的訓練。比如做俯臥撐，每人做五十個，不做完不準起來。我做了十七八個就趴在地上撐不起來了。還有幾個人也沒做完，像螞蚱一樣趴在地上，傻笑。隊長白金貴最先做完，先站起身。張教練問他做了多少俯臥撐，白金貴說當然是五十個啊，張教練怒斥他：“瞎話！你偷懶，你做了四十一個，我給你數著呢！你先補上這九個。再罰你二十個，不做完別起來！再偷懶加倍罰！”然后對我說，“你剛來，十七個可以了，起來吧。”

十分鐘后，等到白金貴做完起來時，已經累得齜牙咧嘴了。

這還不算完。各種操練結束后，張教練叫我們把體育館觀眾席所有臺階式的走道上上下下全跑一遍。這些走道加起來幾千米，上下更吃力。張教練自己不跑，他站在球場中心看著我們跑，我們每個人跑得如何都在他眼里。他不斷呼叫我們的名字，給我們壓力，直到所有人的體能都彈盡糧絕了，散坐在體育館各處走道上喘氣，訓練才告結束，然后到食堂吃早飯；大家一見到饅頭油餅，全都是狼吞虎咽，午睡時個個鼾聲如雷。我睡不著，可能由于剛剛入隊太興奮。幾天過后開始渾身疼，像挨了棍子，但疼也得撐著，我怕張教練用什么法子折騰我。一個月過后身子自己就不再疼了，午睡也倒下就著。這才進入運動員的生活規(guī)律。

八十年代，我曾把這時的運動員生活寫進一部中篇小說《愛之上》，后來拍成一部電視劇，國家女籃隊長宋曉波主演。我寫這部小說是為了致敬那一段經歷過的運動員生活。它在我的人生中是一種短暫而又極其特殊的經歷，絕不僅僅是人生中途換過一輛車而已。在球隊時，我還有過成為一名杰出球員的夢想呢。那時，周日回家，故意穿著印有“天津”兩個字的球衣，走在街上十分惹眼，也很神氣。回到家，父母和姐姐妹妹都感到新鮮；我還穿著球衣去她家，她家里的人明顯對我多一份歡迎。但是她不愿意我穿這身打扮與她一同上街，她是不喜歡出風頭、不愿意被人注意和羨慕的人。她愛聽球隊里各種有趣的事。她沒有因為我從一個有理想的藝術青年轉而成為一個專業(yè)運動員，對我有任何改變；她一直跟著我，就像我的妹妹。

在球隊的一年后，我進步很快。張教練經常在訓練后把我留下來，給我“開小灶”，對我進行針對性訓練。他認為我手臂長，重點訓練我的勾手投籃，勾手投籃是中鋒躲開對方防守而得分的重要武器，當時國家隊中鋒米寶榮的勾手投籃就很厲害。他對我訓練挺奏效，一年前我只是“坐板凳”的替補，現在不時被換上場打一會兒，他鼓舞了我的信心。

然而，我像很多運動員一樣，被傷病擋住了“運動之路”。先是和同隊伙伴們在宿舍打逗，摔倒時胸骨給床架硌傷，胸部一伸張就疼；后來是比賽時扭傷左腿外側的半月板。半月板撕裂是很大的麻煩。不做手術會出現絞鎖，如果動手術膝蓋就不好使了。這中間還發(fā)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是張教練與女籃一個運動員的緋聞。張教練喜歡女孩子本來已不是新聞，但緋聞一出來就什么版本都有，跟著張教練被隔離寫檢查了，球隊由另一位姓孫的教練代理。球隊沒有張教練，風景全變了。好像一張畫沒了顏色。

我受傷的半月板絞鎖得厲害，騎車都很別扭。有時撕開的半月板卡在膝蓋里，腿無法伸直，活動半天“咔”地響一下才能松開，這就無法打球和訓練了。天天大家去訓練，我在宿舍里看詩看小說。孫教練覺得這樣對大家有影響，就叫我回家養(yǎng)著。我找了幾個醫(yī)生都沒什么好辦法。據說絞鎖可以慢慢消除，但需要很長時間，而且時間長了，四頭肌會出現萎縮，我受傷幾個月了，四頭肌明顯變軟。這樣，我的籃球夢也隨之慢慢消散。我的前景變得晦暗不明。就像兩年前考取美院不中所經歷的那樣。

一天，同昭帶給我一個消息說，嚴先生所在的天津國畫研究會要組建一個書畫社，以解決畫家們的經濟來源。書畫社有一些出口的仿古畫和工藝美術的業(yè)務，參加進去可以有一些收入。同昭說她要加入，問我有什么想法。這可是個好差事，可以解決我的重大難題。我一直擔心，如果因傷退出球隊，就要在家待業(yè)，完全靠家里來養(yǎng)了。那時家里的景象已經每況愈下。二姐、四妹、五妹都沒上大學，考取的全是“中等技專”；二姐是師范，四妹是護士，五妹是土木工程。顯然家里供不起大學生了，需要盡早叫孩子工作賺錢吃飯。如果我能靠畫畫養(yǎng)活自己就太好了。我便與同昭騎車去找嚴老師。沒想到嚴老師興致勃勃地答應了。他正組建書畫社，需要人手，我們都是他的弟子，使得上勁。我的幾個師兄弟也都加入了。這個書畫社有組織，沒地點，畫畫在個人的家里，取畫送畫就到嚴先生家。這工作真夠自由自在的。

我的人生又一次峰回路轉了嗎？但是，這一次我并沒因為要離開球隊而失落。畫畫本來是我的最愛，沒考上美院才是失落。現在應該是重返繪畫了。更大的好事是我要和她一起畫畫一起工作了。這不是生命的恩賜嗎？她也很高興，我相信此時我們的感覺是一樣的。

我離開球隊時，張教練已回到球隊繼續(xù)當教練。我去他房間向他告別時，說了我的去向和打算，他聽后沉吟片刻說：“我不懂畫，你能畫成什么樣我不好說，但你沒把球打出來可有點可惜。”我感受到他對我的惋惜，難道我身上還有沒挖掘出來的運動潛質嗎？這些都容不得我再去想了。

……

節(jié)選，原載《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