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維斯大眾文明批判與阿多諾文化工業批判是20世紀兩種經典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其在質疑大眾文化生產標準化、休閑的異化以及“進步”的觀念等方面有著高度的共鳴。面對現代性引發的危機，二者也都轉向對文學批評的思考，但對于何為理想的文學批評、文學如何介入現實以及文學的社會功能等問題，二者的回答又有重要區別，分別提出文學的實踐批評與否定的辯證批評。比較20世紀兩種經典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與文學批評觀，回顧其歷史發展脈絡，對當代創作優秀的新大眾文藝作品、發展健康的網絡文藝批評、構建具有中國風格的文學批評話語體系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鍵詞：大眾文化批判 文學批評 利維斯 阿多諾

作為19世紀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產物，大眾文化自出現就受到歐洲知識分子的批判。一眾批判的聲浪中，弗·雷·利維斯（1895—1978）的“大眾文明批判”與西奧多·阿多諾（1903—1969）的“文化工業批判”成為20世紀批判大眾文化的兩條主要路徑。國內相關研究談到大眾文化批判時多會提到這兩條經典路徑，看到二者的不謀而合；也有學者對二者相異之處有所思考。比如，從研究傳統上看，來自英國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經驗主義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更具有思辨色彩。在關注的重心上，批判大眾文化還是大眾，是阿多諾與利維斯相區別的一個主要方面。但總體而言，這種比較僅是在宏觀維度上的概述，更多的研究是將二者分別置入英國“文化與文明”的傳統或是法蘭克福批判學派的脈絡之中各自討論。英國保守主義傳統對民主進程的敵意，對道德滑坡的憂慮，對技術、工具理性的拒斥，對人文精神被放逐的失落，自19世紀以來薪火相傳；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在更大的維度上服務于其對啟蒙與工具理性的辯證批判與哲學思考，并構成其對國家資本主義批判的重要一環。

同屬20世紀歐洲重要知識分子，利維斯與阿多諾生活年代相近，卻無直接或間接的交流或對話。他們的生活經歷、學術背景、理論旨趣與研究進路迥異，但在對工業文化的批判上異曲同工，有著相似的觀點與態度。面對現代性引發的人文危機與歐洲危機，二者不約而同地轉向對文學與文學批評的思考。但對于何為好的文學藝術、什么是理想的文學批評，又有明顯不同的見解。本文從比較二者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出發，明示其“暗合”；之后勾連二者的美學思想，辨認其差異。對20世紀兩種大眾文化批判與文學批評思想進行比較與定位，有助于我們對當下新大眾文藝生產及相應的文學批評實踐進行反思，兩種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脈絡也對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理論具有啟示意義。

一、大眾文明批判與文化工業批判

在強烈反感美國現代文明這一點上，利維斯與阿多諾有著高度的共鳴。二者有關文化生產的標準化、物化社會中勞動的異化與休閑的意義，以及技術理性與“進步”觀念等方面的批判，有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

首先，在1933年與學生鄧尼·湯普森合著的《文化與環境：批評意識的培養》一書中，利維斯對美國文化的商業化以及所帶來的標準化問題進行了細致分析。大規模生產模式制造出來大量的垃圾，這些垃圾產品通過廣告所構建的幻象得以在全社會消費。這種由工業化導致的標準化后果已經滲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帶來社會總體流行品位和審美的標準化。他通過對各種廣告文本的細讀，分析大眾文化中語言的標準化、符號的膨脹以及有價值信息的減少等問題。援引利維斯夫人在《小說與閱讀公眾》中做的調查，利維斯批評廣告、出版機構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為取悅并吸引更多消費者而不斷降低質量，僅僅在最低水準層面提供滿足。當大量資本進入此類競爭性文化事業中，其對公眾總體精神品位的影響只會受制于“格雷欣法則”——高雅文化不斷被劣質文化所擠壓、驅逐，最終帶來英國文化等級的崩塌。從讀者角度看，面對強大的工業技術及其裹挾的物質力量，個體讀者的閱讀能力下降到只能被動接受的水平，習慣在大團圓的結局中自動尋求最膚淺、最廉價的心理和情感安慰。這種淺嘗輒止的消遣式閱讀以及從中獲得的暫時性滿足勢必扼殺文學的個性和創造性。

阿多諾同樣認為，文化工業的重要特征就是將文化產品化約為一個統一的標準。他使用“文化工業”一詞，是想說明文化與工業本質上已無區別。不論作家或導演在制作文化產品過程中有著怎樣的藝術層面和技法上的考慮，這些文化產品都是商品，由價值的實現法則所統治，其全部實踐就在于把赤裸裸的盈利動機嫁接到各種文化形式上。為了掩飾這種標準化，文化工業會采取“偽個性化”策略，偶爾出現一些差異，但實際上是將本質上毫無個性的東西用競新斗奇的外觀包裝起來，玩的是改頭換面的把戲。在此過程中，高雅藝術的“自律”已然被文化工業清洗，而大眾藝術的反叛性也在商業流通中被消解。文化工業生產的標準化產品不是自身擁有意義的藝術，只是一種即時快餐。它只需要被輕松消費，而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欣賞；只需要呆滯的反應，最終將聽眾轉換為消極的、默默順從的消費者，消解了受眾的審美反應。

其次，對現代社會中勞動與休閑的異化之描述與分析，是利維斯與阿多諾大眾文明批判與文化工業批判的重要部分。利維斯引用喬治·斯圖爾特（George Sturt）在《鄉村巨變》（Change in the Village，1911）中以山谷中老特納家族的世代生活與一個以運煤為生的現代年輕人的生活進行對比。前者工作種類豐富，在日復一日與大自然打交道中練就了清醒、敏銳的洞察力，總是能夠捕捉生活中的細節，興致勃勃地享受工作與生活。雖然沒有休閑，薪水過低，但工作本身帶給他們意義與尊嚴。處在這樣一種自然環境以及人際關系中，勞動是自我實現的形式。反觀現代社會，機器的“加速”與勞動的精細分工可能使一天的工作效率翻倍，但勞動的被動性以及重復單調不能給工人帶來多樣的快樂和滿足。逐利驅動下，此時的“8小時”比彼時的“12小時”更加費力，工人從完整的“人”降格為“手”，僅僅成為生產的要素。在單調乏味的工作中，工人與自然的聯結、敏銳的感官、清醒的感知，以及對生活的熱情都逐漸淡化，直到時鐘敲響，工人回家才可自由片刻。但經歷了疲憊不堪且枯燥的工作，他們已不能利用閑暇時間進行真正的、積極的娛樂，追求使生活有意義的文化活動。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只會轉向流行小說尋求安慰，并在大團圓結局中獲得虛幻的情感滿足，或者在電影院里做白日夢，任由毫無意義的噱頭在面前飄浮。

阿多諾對休閑的批判是在吸收盧卡奇的“物化”概念之后，看到工業社會中文化也成為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個體為了消費而工作，為了商品而生活，自我價值也以金錢來衡量，由此現代社會整體都處于“物化意識的統治”之中。他由此質疑休閑的意義：在文化工業已經被工具理性邏輯支配的情況下，人們能否自由地消耗空閑時間，休閑娛樂究竟能有多少真正的“樂趣”，這些都值得懷疑。現代社會中個體在休閑中看似有很多文化產品選擇，但這些文化產品都是在同一商業邏輯下生產出來，并無本質不同，全部都是“肯定的文化”，僅提供娛樂和消遣，助力勞動者恢復在工作中消耗的腦力或體力，以便第二天重新投入到異化勞動中。在日復一日對文化工業產品的消費中，人們逐漸徹底認同社會現狀，毫無改變的想法。

最后，利維斯看到大眾媒介鋪天蓋地的廣告以科學理性的調查研究為幌子，時刻煽動著消費者的非理性欲望，進而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伴隨工業主義而來的“進步”的觀念。他反復強調，工業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等于生活質量的提高，樂觀與進步的觀念通過廣告和文學作品以最粗魯的形式在全社會灌輸。然而盲目的樂觀是一種以拒絕看清事物本質為基礎的快樂，是對問題的膚淺的逃避和不負責任，腐化并削弱人的力量。利維斯認為，這種工業文化消解了英國社會的文化權威，在整體上對英國社會的等級制度構成巨大的威脅。

阿多諾在反思啟蒙理性的高度上同樣承認，在文化工業語境中，理性的社會有可能追求非理性的目的。一方面，在啟蒙理性的邏輯下，只要能完成人對自然的奴役，所使用的工具手段就都是合理的。這時，所謂人文精神、道德倫理等價值觀不在考慮的范圍之內。另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統治下，人對自然的精細量化的統治思維也會轉嫁為人對人的統治與奴役。由此，阿多諾對生產力展開了辯證的分析，歷史一方面表現為科學技術的進步，但同時意味著人對人的奴役的深化。這也就是理性倒退為非理性的過程，是西方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之時出現法西斯主義的根本原因。看到這一點，阿多諾就文化工業的功能得出了與利維斯不同的結論：文化工業恰恰維護了既有的社會權力與秩序。奧德修斯的戰船成為當今世界面臨“同一性暴力”的隱喻，針對海妖塞壬歌聲的誘惑而塞入無產階級耳中的蠟就是文化工業，它操縱人們的日常生活，使人成為單向度社會中單向度的人。

二、理想的文學藝術與文學批評觀

面對現代性引發的災難，出路何在？利維斯和阿多諾都轉向了對理想的文學藝術以及文學批評觀的思考。但一種反工業化的藝術作品和批評實踐應該是什么？二者的回答有著重要區別。在利維斯這里，參照點始終是前工業化時代的有機社會，即自然生成而非人造的、機械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各階層和諧共處、人自身也圓滿自得，是一種“連貫且不言自明的鄉村生活”（coherent and self-explanatory village life）。利維斯認為，必須以“健康的”人類社會生活為土壤，才能孕育出偉大的文學作品，正如17世紀英國社會的文化滋養浸潤著莎士比亞這樣的文學大師。當然，利維斯也認識到，即使農業復蘇也不會使傳統的鄉村式有機社會恢復生機，當前重要的是讓古老的有機社會的價值觀重新發揚光大。在前工業社會，這些價值觀如同春華秋實般自然形成，而現在需要重塑情感，恢復這一有機共同體。文學批評因此不再是上流社會業余的閑情雅致，而發揮著保衛文化的功能。

為此，利維斯提出要改造新批評流派中文學批評的科學化傾向，同時改造英國傳統文學批評的隨意化傾向，將之學科化。利維斯的批評思想有著反理論、反哲學的傾向，這一方面是其“科學主義”意識形態批判在文學批評中的延伸——始終警惕現代化過程中對科學的過度推崇所導致的人類對功利主義和工具理性的盲信；另一方面，如果對文學的真正興趣是出于對人與社會的關懷，批評要完成塑造當代情感的功能，那么文學批評就不可能依靠公式，局限于研究“紙上的詞”之間的細微關系，而必須回到具體與實在，并最終通向外在生活。不論是利維斯在20世紀30年代與韋勒克進行的有關文學批評與哲學的爭論，還是他將瑞恰慈“實驗室技術”般的批評方法斥責為偽科學，抑或是退休時與斯諾在著名的“兩種文化”的論戰中對人文主義傳統的捍衛，一以貫之的是利維斯對文學批評科學化的抗議，以及對文學批評標準化、教條化和抽象化的反對。文學是具體的，需要“深入體驗”和“感同身受”，真正的文學批評家應該始終立足于具體文本，從文學作品的內部來審視作品，這樣的批評才富有生命力。同時，只有落實英國文學的學科建制，才能系統培養經過嚴格訓練的專業批評家，并以其敏銳的洞察力窺透社會的運作機制，行使改造社會的職責。

就批評的原則而言，利維斯將“道德批判”樹立為文學批評的核心。在其批評視野里，所謂的道德價值并非倫理學意義上的規范和要求，道德批判也不是簡單的懲惡揚善之說教。小說只有把人物置于人生沖突情境中去考驗其理智與情感，讀者才能從中獲益，領悟世人與自己有一樣的利己的本能，并懂得自身也有警惕、克制利己主義的責任與義務。如果單純塑造純潔無私的人物，嘗試在虛構中解決現實中無法解決的問題，其對生活的批評也就是無力的。利維斯也認同小說家在運用技巧方面的天才，但他不能容忍將藝術形式與道德關懷割裂開來的做法。他對那些為技巧所累而擱置道德關懷的英國小說家作了否定性評價，而他所稱贊的簡·奧斯丁、喬治·艾略特、戴·赫·勞倫斯等人的作品對于“形式”的關注與方法層面的創新，是為“對于生活所抱的一種極其嚴肅的興味服務的”。1948年利維斯出版《偉大的傳統》，通過對英國小說經典的梳理甄別，為英國文學樹立全新的道德批評觀：“所謂小說大家……他們不僅為同行和讀者改變了藝術的潛能，而且就其所促發的人性意識——對于生活潛能的意識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義。”這即是說，優秀的小說不僅對讀者的藝術感知力產生影響，而且可以提高讀者對于生活經驗的敏感，從而具有更強的人性洞察力。這樣的文學才能與庸俗的大眾文化相抵抗。

與利維斯相同，阿多諾也對文學批評現狀極為不滿，但阿多諾是在哲學層面對藝術與文化進行批判的。他逐一分析了現代社會中的三種文化：工業文化遵從商業律令，服從于現實秩序，其營造的和諧、美好或是對苦難的消費，都是一種強制或欺騙；自律藝術在一個商品世界環境中假裝“為藝術而藝術”，這種自我欺騙的審美理想加深了拜物教，同時自律藝術宣稱與現實保持距離，本身也是一種反動與野蠻；介入藝術在強調藝術干預社會時又完全取消了與現實的距離，淪為政治的傳聲筒，退為意識形態。阿多諾在總體上認為，當人類文明出現了奧斯維辛野蠻慘劇之后，植根于這個社會中所有的文化都是有罪的。然而，“一個被別人打得骨斷筋折的人再活下去還有什么意義？”在阿多諾看來，文學必須反抗這一判決，藝術不是無用的垃圾，這是藝術在今天存在的唯一理由。但什么樣的藝術才能做到既與現實保持距離、不向拜物教投降，也不與政治的欺騙沆瀣一氣，同時又不脫離現實，能夠真正具有抵抗的力量而非假裝“為藝術而藝術”？

唯一的希望仍在于自律藝術，但這是以形式為中介的自律藝術。現實是全面物化的，藝術作品鏡像式地反映現實只會陷入盲目的崇拜。因此，藝術為物化的現實祛魅就不能依靠內容，只能以自律的結構和形式為中介，并以否定的方式使被物化的現實所遮蔽的真理得以顯現。勛伯格的無調性音樂，卡夫卡散文中荒涼破碎的圖像世界，普魯斯特、喬伊斯小說中的內心獨白和意識流，貝克特的《殘局》《等待戈多》里沒有時間、沒有歷史背景的人物等，都是阿多諾所推崇的藝術典范。這些藝術作品的自律形式看似脫離現實，但其實是以“無歷史的面相”去反映這個世界的無意義。正是社會的普遍物化造成了個體的焦慮、恐懼、郁悶、絕望與空虛，這些個人主觀情感的表達本身就構成了對現實世界無言的批判。“藝術作品的社會批判鋒芒就在它讓人受傷、讓人痛苦的地方”；通過藝術的形式法則對現實元素進行重組，表現社會的虛假、傷痕、裂縫、抵抗和矛盾，藝術由此成為“無言的雄辯”，同時也指向一個“尚不存在的自在存在”——烏托邦。

就文學批評而言，阿多諾同樣反對以某一固定的標準去評判一切文學作品。這包括以意識形態這一一般概念從外部質疑文化總體的“超越式批判”或“外部批判”，也包括用文化自身結晶而成的規范來詰難文化，即“內部批判”。外部批判全盤拒斥社會，將總體像海綿一樣抹去，以虛假的和諧解決客觀存在的矛盾，靠近了野蠻主義。內部批判恪守著文化的觀念，強調其“自在的存在”之意義，與外在社會生活相脫離，放棄了干預，從而也就為現實秩序張目，并因此在現存物化秩序中獲取一席之地。從辯證的角度看，外部穿刺的批判和內部打孔的批判之間的對立，正是物化現象的一種癥候。阿多諾所呼吁的否定的辯證法要求將文化批評提升到揚棄“文化”這一觀念本身的高度，從而既否定文化的觀念又實現了這一觀念。

利維斯與阿多諾勾畫的批評理論圖景都賦予文學及文學批評以社會重任，但是這個重任的指涉并不相同。作為阿諾德“以文化代宗教”、文學批評是生活批評等理念的延續，利維斯堅信文學批評的根本任務是“救世”，即以高雅的文學引導知識分子和民眾的價值取向，塑造情感，進而將人類文明從工業化、物質化和大眾化的庸俗與墮落中解放出來。就此，利維斯設計了一整套方案并付諸實施，多管齊下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透過文本細讀提升英國民眾對人性與道德的感知，將盲目、冷漠的個體重新熔鑄成具有甄別意識的公眾，建立起能夠有效抵抗工業文明侵蝕的“文化共同體”。

利維斯要求文學形式為道德服務，以文學批評直接改造社會。而在阿多諾看來，對藝術形式法則的強調，恰恰是藝術社會性的體現。這里，阿多諾指的不是劍橋新批評學派只關注文本、語言，而不關注社會的做法，也不是介入和自律之間的簡單折中，而是指抹去任何外在的社會內容，藝術作品的思想內容就體現在形式要素中。不論抽象的形式還是孤獨的個體，都由社會所造成，這本身就體現了現代藝術作品和社會現實的關系。因此，形式并非空穴來風，也不可能獨立寒秋，都是“有意味的”。阿多諾認為，自律藝術的魅力在于祛魅。在一切以交換價值來評判事物的世界中，一個本身無用的東西的存在就會成為對這個世界的無聲的譴責，這種外在形式的呈現本身就是一種實踐。因此，文學批評從作品形式入手分析，也就可以由表及里揭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性和復雜性。

阿多諾同樣重視改變接受者的物化意識。但相較利維斯積極走向學生和公眾，阿多諾的審美教育強調藝術以形式要素與社會拉開距離。日常生活中人與現實是沒有距離的，好的藝術作品會激發出欣賞者恐懼或震驚的瞬間，從而切斷個體日常的認同模式，將欣賞者從物化的日常生活中拽出來。“被卡夫卡的車輪碾壓過的人就永遠不可能與世界和平共處”，在這一瞬間，藝術欣賞者被審美意象所震顫。這種全面的審美體驗與文化工業帶給個體的感官刺激完全對立，它毫無愉悅可言，卻能讓個體看到擺脫日常生活物化現實的可能性，完成對自我和現實的批判。

三、對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啟示

利維斯與阿多諾在20世紀發展的兩種大眾文化批判理論以及文學批評觀對中國當下文化的發展與文學批評具有重要啟示。

第一，20世紀兩種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在根本上都是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批判，而中國式現代化及其所蘊含的文明觀是對西方現代化的超越。阿多諾有關啟蒙的辯證法是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至今仍擲地有聲。站在英國保守主義的延長線上，利維斯對英國現代性問題與技術發展的徹底否定雖然缺少辯證的視角，卻是對馬克思的異化概念更為細膩和生動的描繪和表達，其憂思有著極強的現實指涉。在今天，我們提出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正是要避免阿多諾與利維斯所批判的西方以資本和工具理性為中心的現代化及其種種弊病，而真正實現人的現代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利維斯與阿多諾對技術的徹底遠離或抗衡的態度并不可取。如馬歇爾·麥克盧漢所欣賞的艾倫·坡《莫斯肯漩渦沉浮記》中刻畫的水手意象，直面技術又處之泰然，方能在生死一線之際逃離技術的“漩渦”。在發展中，我們要警惕西方現代化的痼疾，特別是在今天網絡文藝產品的生產與消費中，要避免被工具理性所支配，淪為資本和算法技術的“奴隸”，在各種“信息繭房”中喪失主體性。

第二，文學批評不能脫離文學文本與文學實踐。批評在本質上固然意味著區分與判斷，但文學價值的判斷與衡量遠不是創造一套固定且明確的標準簡單應用到作品上。阿多諾明確提出，用某個一般的概念從外部來質疑文化這個總體，或者用文化自身結晶而成的規范來詰難它，二者都是批判理論不可接受的。堅持在內在性和超越性之間二選一，就回到了黑格爾反對康德時已經批判過的傳統邏輯，而辯證法意味著對一切物化的毫不妥協。在利維斯看來，批評是知性和敏感性的完美結合，需要批評家細讀文本，揭示文本的內在含義，同時這也是批評家憑借個人感受力進行再創造的過程，體現了批評家個人的見識、品味和旨趣。他本人的文學批評也從來沒有遠離文學文本和細讀，充滿了對文學作品的深刻理解和細膩感受，為今天我們利用文本細讀進行文學批評提供了極好的范例。

利維斯認為，一部作品之所以偉大，正是因為它修正或改變了進行判別的觀念。時代在變化，今天的新大眾文藝誕生于與純文學創作截然不同的數碼人工環境，其想象力環境、主體、文學要素、文本內部遵循的邏輯、語言等與傳統文學都有明顯不同。一邊擺放好純文學，另一邊安置好網絡文藝，然后直接將兩者進行比較，這么做幾乎毫無意義。在進行新大眾文藝作品的批評時，我們需要導入復合的視角，甚至更新批評的固有觀念，看到作品創作的環境變化，有助于從現實主義視角看貌似荒誕無稽的幻想作品，讀取到別樣的、更有建設性的信息。

第三，文學批評要面向公眾，發揮社會功能。在文學必須關注社會、發揮社會功能這一點上，利維斯與阿多諾具有共識，只是就文學如何關聯社會方面，二人觀點不一。利維斯認識到，解決大眾文明時代的文化危機，光靠“少數人”是不夠的，重構社會有機共同體，需要喚醒民眾的文化批判意識。在工業文明時代，利維斯認為大眾的閱讀品位需要少數人引領，不能否認其中有居高臨下的態度，但他的文學批評有著極強的“讀者意識”和走向公眾的情懷。他號召在大學之外的全社會進行英國文學教育，尤其應推動成人文學教育，工人階級也應該閱讀莎士比亞，阿多諾則認為妄圖通過文化批評拯救病態的社會是幼稚的，藝術只能發揮社會參照的功能，而不能直接介入現實或反映現實，只有否定現實、挑戰現實的觀念，才是真正的自律藝術，也才能把握住生活的理念。

不過，阿多諾批判理論為人所詬病之處也在這里：雖然提出了根本性的問題，卻寄希望于以烏托邦克服同一性的世界。但人總要與世界產生關聯才能生存下去，如果不能提出有實踐性的改善方針，這種批評就只剩下悲觀的嘆息。他指望以自律藝術完成對個體的重建，這是更加精英主義的態度。以個體去反抗社會的同一性，追求棄絕消費的自律藝術，這種要求只有極少數人才有條件爭取，其解決思路幾無可能實現。在實際生活中，先鋒的藝術很可能對大眾構成一種拒絕而非“震驚的瞬間”，最后成為一種孤芳自賞的藝術形式。

第四，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必須結合當下實際，努力回應現實問題，才能煥發勃勃生機。利維斯始終緊跟時代的變化，不僅堅持以批評救世，還將文學批評的對象拓展到大眾文化中，在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的融合方面做出了初步的示范。也因此，其融政治經濟、歷史哲學、宗教和媒介觀察于一體的實踐批評范式在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歐洲文明危機與法西斯背景下，以阿多諾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完成了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在20世紀的轉型。作為流亡者的阿多諾借助《奧德賽》的文學隱喻，以切合西方文化傳統的方式深刻闡述了啟蒙的辯證法即資本主義走向自我毀滅的必然性，指出文化工業與法西斯極權主義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在人類思想史上產生深遠影響。

但是，對于時代的“病癥”，利維斯囿于出身及經驗主義傳統，其回應始終缺少“朝前看”的勇氣，漠視經濟發展帶來社會進步的一面，也有意忽略英國鄉村封建宗法制的罪惡，沒有看到英國社會與政治問題更深層次的根源。利維斯的愿景指向工業文明之前的田園牧歌，而在其文化傳統的中心，供奉著的則是經過挑揀的英國文學傳統。阿多諾則延續了馬克思主義批判的徹底性和辯證性，將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從生產領域延伸到文化領域。

比較這兩條理論脈絡的產生與發展，不論是利維斯的保守主義還是阿多諾的批判氣質，二者都沒有真正努力解決當下的社會文化“病癥”。而同樣的話題，自20世紀50年代經過雷蒙·威廉斯的改造，成為“漫長革命”中的偉大成就。1969年，威廉斯寫作《英國小說：從狄更斯到勞倫斯》，顛覆式重讀了利維斯《偉大的傳統》，從將傳統文化奉為圭臬到將文學文本歷史化，在英國小說傳統的變遷中發現新興的元素。1977年，威廉斯出版《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最終以文化唯物主義理論實現對傳統教條和保守的利維斯主義的超越，開辟左翼文化研究的新場域。在繼承利維斯主義的基礎上，威廉斯始終肯定工人階級大眾的能動性，以積極的態度直面英國本土文化理論與現實困境，開辟了英國文化研究的道路，堪稱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英國本土化的典范。

這條道路提示我們，文化批判與文學批評有著極強的現實性與實踐性。當下中國文學文化實踐走向“新大眾文藝”，出現了越來越多介于高雅藝術與大眾文化之間的新文藝形態；文化消費者的主動性也愈發凸顯，他們不僅有著豐富的文化產品消費經驗，而且深諳文化生產的邏輯，在各種同人創作中生產自己的話語，或以集體的力量形成對資本平臺的反抗。面對今天更加復雜的文學文化現象，中國文學批評不能故步自封，在理論層面自說自話，而應努力突破二元文學批評框架，將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理論資源相結合，回應全球數字技術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新現實中出現的新的文學文化命題，并以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構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學批評話語體系。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