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新中國電影的搖籃”長春電影制片廠（前身為東北電影制片廠）。從小，我就有機會觀賞各類影片。攝影棚和道具車間里的各種飛機大炮，讓我們這群男孩兒流連忘返。我們最愛抗戰(zhàn)題材的電影，每當(dāng)有抗戰(zhàn)電影放映，我和小伙伴們都會早早跑到電影院，搶占最好的位置，興奮地看著銀幕上的英雄們怎樣運籌帷幄、痛擊侵略者。在廠里一遇見飾演英雄的叔叔阿姨，我們就追上前，問臺前幕后的故事。他們不厭其煩地給我們講拍攝、講歷史、講中國人的抗戰(zhàn)精神。光影流轉(zhuǎn)，在長輩們的娓娓道來中，一群半大孩子默默做著英雄夢。

從上世紀40年代末起，長影推出許多優(yōu)秀的國產(chǎn)抗戰(zhàn)電影，像《中華女兒》《平原游擊隊》《趙一曼》《兩個小八路》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shù)慕?jīng)典作品。這些電影影響了一代代中國觀眾，也伴著我和同齡人長大，片中的許多臺詞都成了我們兒時的游戲“劇本”。那時，總會有一個“不幸”抽中敵人角色的小伙伴不甘心地嘟囔：“高，實在是高。”然后另一個扮演英雄的孩子就會高聲說出那句經(jīng)典臺詞：“不許動，舉起手來！我是李向陽！”

在我成長過程中，除了國產(chǎn)抗戰(zhàn)電影以外，反法西斯題材的譯制電影同樣膾炙人口。比如誕生于1966年的法國影片《虎口脫險》，講述1942年英國空軍一架轟炸機在巴黎上空被擊中，機上乘員在巴黎市民的幫助下突破納粹圍追堵截、成功逃出法國的故事。影片的驚險緊張讓我們捏一把汗，詼諧幽默又讓大家捧腹大笑，直呼過癮。

高中畢業(yè)后，我考入中央戲劇學(xué)院，之后進入國家話劇院，成為一名演員。20余年的演藝生涯中，我塑造過許多角色，也實現(xiàn)了自己的英雄夢。然而，最讓我無法忘記的并不是扮演英雄，而是一部講述抗戰(zhàn)時期普通中國人遭遇的電影——上映于2009年的《南京！南京！》。和兒時觀看抗戰(zhàn)影片時受到的鼓舞不同，這部電影的創(chuàng)作過程極為痛苦，因為它觸及的是中國人心頭一道難以愈合的傷口，因為它的故事發(fā)生在1937年的南京。

《南京！南京！》由陸川執(zhí)導(dǎo)，以南京大屠殺慘案為主題。我在片中飾演一名普通的中國軍人。參與影片的每個工作人員都深知這段歷史的沉重，從服裝、化妝、道具到布景，每一個細節(jié)都極力貼近真實。也正是這種真實感，把我一步步推進了歷史的真實：侵略者的殘暴面容、帶血的刺刀、人群絕望的呼號、孩子撕心裂肺的啼哭……這些場景，一次次將我拖回30多萬同胞墜入的深淵。哪怕攝影機停轉(zhuǎn)，我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淚水。痛苦、屈辱、憤怒、絕望……拍攝過程中的記憶是沉重的，我甚至數(shù)次想退出拍攝。不只是我，劇組中許多演員都因那段經(jīng)歷嚴重失眠，久久無法平復(fù)心情。

哪怕我們力圖最大程度還原那段歷史，最大的感受仍是：“很難想象！”——很難想象1937年那個冬天，南京城淪為怎樣的人間煉獄。而這一切，距離我們不足百年。當(dāng)年的幸存者如今也紛紛年屆九十，他們或許已經(jīng)無力訴說自己經(jīng)受的殘暴罪行，但記憶還在。他們是否仍被夢魘折磨？是否還會時常恐懼？

拍攝電影，記錄史實，就是要提醒我們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我們和那些大屠殺的幸存者是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人。也是為了提醒人們，惡魔從未真正遠去，它潛伏在人性的陰影里，潛藏在偏見、狂熱與麻木之中，等待被遺忘、被忽視、被縱容的時刻。

《南京！南京！》上映后，在多個國際影展中獲得榮譽。2023年，聚焦娛樂影視行業(yè)、擁有百年歷史的美國刊物《綜藝》（Variety）評選全球影史30部最佳戰(zhàn)爭電影，《南京！南京！》名列其中。這部電影能夠引發(fā)廣泛回響，正是因為各國人民對這段歷史有著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共鳴。記得2011年，我和美國演員梅麗爾·斯特里普一同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中美文化藝術(shù)論壇”。2005年，我們曾在電影拍攝中有過合作。重逢時，我將《南京！南京！》的光盤作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鄭重地贈予她作為紀念。斯特里普感動地說，她愿意更多地了解中國，包括中國的歷史。

也正是因為共通的記憶和情感，拍攝反法西斯題材電影在世界范圍內(nèi)成為一種持續(xù)的表達。從1940年至1945年，約有300部反法西斯題材電影問世。迄今為止，全世界電影人共拍攝1300多部反法西斯題材電影，而且數(shù)量還在不斷增加。據(jù)互聯(lián)網(wǎng)電影資料庫（IMDb）統(tǒng)計，標注“反法西斯”標簽的電影、電視劇和短片已超過4900部。也正因為拍攝另一部中國抗戰(zhàn)題材電影，我有幸和年輕時的偶像、美國演員布魯斯·威利斯合作。我問是什么讓他不遠萬里來中國拍這部電影？他的回答讓我感動：這個題材屬于全世界，每個人都應(yīng)該參與，不論身處何地。

為了解更多中國以外的反法西斯故事，我游歷歐洲，去探訪一些還在的人和事。邊境線上那些冷冰冰的碉堡、工事，仿佛都在提醒我們：那段歷史并不遙遠。后來，我陸續(xù)觀看了《斯大林格勒》《桂河大橋》《美麗人生》等歐美反法西斯題材影片，它們的故事內(nèi)容和表現(xiàn)方式各有不同，但核心表達是一致的——記錄、反思這場給人類帶來浩劫的災(zāi)難。

2017年，我和太太安娜專程前往法國巴黎，拜訪瑪瑟林·伊文思女士，她是荷蘭紀錄片大師尤里斯·伊文思的遺孀。1938年，正值中國抗戰(zhàn)的艱難時期，伊文思先生來到中國，用鏡頭記錄下臺兒莊戰(zhàn)役等無比珍貴的軍民抗戰(zhàn)史料。這些影像也成為那個時期世界了解中國抗戰(zhàn)的窗口。

瑪瑟林女士的家中擺放著中國瓷器，墻上掛著刺繡和畫家黃永玉專為她創(chuàng)作的中國龍畫作。老人家很高興看到我這個遠道而來的中國年輕人，為我們講了許多她與伊文思先生在中國的往事，講了許多他們和中國人的友誼。看得出，她很珍視當(dāng)年在中國結(jié)下的情誼。當(dāng)我對伊文思先生在中國拍攝抗戰(zhàn)影像資料表達尊敬和感謝時，老人家只是微笑著拉起我和安娜的手，溫暖地說：“要記錄，要記憶。也要愛，要互相愛。”

2018年，瑪瑟林女士去世了。今年7月2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幸存者照片墻上，又熄滅了兩盞燈。歷史的親歷者們正逐漸遠去，但記憶不能忘。我們要做的就是去記錄，去記憶，也要像瑪瑟林女士說的那樣，要愛，要互相愛。

作者簡介：

劉燁，演員、中國電影協(xié)會會員。1998年以電影《那人那山那狗》出道，此后主演電影《南京！南京！》《建軍大業(yè)》《望道》、電視劇《北平無戰(zhàn)事》等，塑造了多樣的熒幕形象，獲得中國電影華表獎優(yōu)秀男演員、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主角等獎項，作品在戛納、威尼斯、東京等國際電影節(jié)亮相。2013年，法國文化部授予劉燁“法蘭西文學(xué)與藝術(shù)騎士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