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亞群，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散文集《給燕子留個門》 《梯子的眼睛》《指上的村莊》《樹跟鳥跑了》《帶不走的處方》等。曾獲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冰心散文獎、三毛散文獎等獎項。

病人進來時，手里捏著一塊手帕，另一只手不停地抹著額頭，偶爾還伸進脖子，在那里抓一抓。她說晚上老是盜汗、發熱，月經有時來，有時不來，不來的時候胸脯脹痛。

一問年紀，比我母親大一歲。

女人的這個階段，臨床上叫更年期，意味著生理期開始紊亂，一起紊亂的，還有情緒。一句話會堵一天，在心里反復把那句話提起來晃幾下，又攤開來折一折，身子跟著折幾下，到天明也沒睡著過。

病人不住地點頭，被失眠糾纏過的臉上，閃過一絲亮光，仿佛，我算準了她的命。

她問我：“更年期是一種什么病？”

我說：“也不叫病，是女人的一道坎。只不過，有的癥狀輕，有的癥狀重。癥狀輕的，不用干預，忍一忍，熬一熬，也便過去了。”

她說：“我的癥狀屬于重，還是輕？”

我遲疑了片刻，在幾個詞語里不住地轉身。

我說：“你的癥狀目前還可以。”

她的眼睛暗淡了下來，一點點地往下沉，片刻，抬起眼，問：“我會不會生重病呀？”

女人都敏感，我也敏感，意識到自己剛才的話有點失重了，“目前還可以”——可能，以后不可以。我勸慰她：“更年期并不一定都會生重病。”哎呀，這話也不可以。我忙改口：“女人上了四十五歲，卵巢功能就會減退，它是女人的生命核，生育靠它，女人的容顏靠它，包括體質也靠它，你說的盜汗、心慌、月經不調，都因為它的功能減退引起的。”

“亂吵？”疑惑讓她的臉看上去有些扭曲。

“是卵巢。”我跟她比畫著卵巢的形狀，“像一把小傘，長在子宮的兩側。”

她的臉色松快了些，不過，我清楚她并不理解我所說的那把“傘”。

她跟我說的那些話，醫學上叫主訴，從某種角度來說，她講到的那些突然來的熱，與突然去的月經，猶如一篇文章的關鍵詞，而我的診斷，恰似文章的題目，只不過，有時候治療過程，不一定走向轉合，病情的未知與偶然，以及變數，于病人而言，或許是命，對醫生來說是運。

我開了處方，囑她吃一段時間的藥。她接過處方，問我藥靈不靈。這是她的原話。我有些局促，在靈與不靈之間選擇。掂量再三，我跟她說：“這藥能緩解心煩與緊張，但它不是特效藥。”后面一句，我咽下了。農村的病人，說話直，想問題也直。我是醫生，得學會拐彎。否則，又會讓她猶豫與焦慮。

她配好藥，進來，問我怎么吃。我跟她說飯后一顆，一天兩次。這話，藥房里的魏姨肯定跟她說過。我重復了一遍。她又確認一遍。聽起來是我說、她確認，其實，她確認過，我跟著放心。

然后，我又叮囑了她幾句，比如注意營養，多吃瘦肉與魚，最好每天吃一顆雞蛋。她點點頭，又搖搖頭，很輕，輕得只是被我的心捕捉到。我想起《菜根譚》里的一句話：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心里一動，便跟她說：“凡事想開些，不要把別人的話當自己的門閂。”她臉上一陣紅，額頭滲出汗珠。我說：“你又覺得潮熱了吧？”她“嗯嗯”應著，漲紅的臉讓所有的表情融化在不安中。

她走之前，我又囑咐她，晚上睡覺前用熱水泡泡腳，放點鹽，有助于睡眠。

這個方法，是我自己總結的。

大姨媽六十多歲的人，看上去像五十多歲，問其秘訣，她說沒有。觀她生活習慣，除了有點潔癖，上親戚家也帶著被褥，其他跟普通人差不多。“食不厭精”，不允許，“膾不厭細”，沒條件，唯一的不同，是她每晚都要泡腳。哪怕停電了，一個人摸黑到灶間，也要燒半鍋水，水開后，又摸索著放一調羹鹽；然后，一腳一腳蹚過屋里的黑，端到房間，坐在床沿上，把腳伸進盆里，搓腳的聲音，嘩啦啦撞開一片夜色。我跟大姨媽睡過一段時間，每次，她總比我入睡快。偶爾，我睡不著，便專心聽她的呼吸聲，一起一伏，像伏進了水中，在那里慢慢舒展身子，睡去。

她走到門口，突然轉身，立住，問我：“更年期真的不是病？”

這次，我沒有遲緩，直接告訴她：“放心，不會有事。”她笑了笑，耷拉的眼皮往上吊了吊，細細的眼睛與筆挺的鼻梁，勾勒出些許風韻。我說：“更年期容易長脾氣，屬于正常中的不正常。”她的臉瞬間通紅。她肯定又感到潮熱了。

我跟她說的那些話，醫學術語叫醫囑，在臨床上與藥物配合著，或是相互作用，提醒病人要注意避免哪些誘因，強化哪些有利因素。因為不是住院醫囑，聽不聽，由病人自己決定，除了病人的自律，更多取決于病人對醫生的信任，自己考慮那些話值不值得執行。

就像我母親，我知道她困在更年期時，也是一樣的失眠，在床上翻來覆去，一起翻來覆去的還有姑嫂、婆媳之間說過的話，那些話經了折騰，慢慢長了精神，把母親的情緒拖到了小弄小巷，在那里被圍追堵截。我勸母親不要太計較，她嫌我是非不分。我跟她說，你這個年齡最好的醫生是自己。她白我一眼，說：“有你這樣跟長輩說的嗎？”在母親面前，我穿不穿白大褂一個樣，哪怕我說的是正常的醫生與患者之間的話。我給她配過藥，囑她每天服兩片。好像，她也沒怎么吃。

我的病人，都比我年長，大多跟我母親的年齡不相上下。剛到衛生院的時候，她們進來一屁股坐到童醫生那邊，說到身上哪里不舒服時，眼睛不住地瞅我，瞅出一些毛茸茸的東西，婦科那些病癥變得指向不明，用“那個”來替代“癢與痛”。童醫生用“這是小干醫生”來糾正她們的目光。她們的眼神里泛起明顯的意外，可有些心直口快的病人仍會說：“看上去像個高中生，會看婦科病？”童醫生急急地說：“人家是衛校畢業生。”

盡管“衛校畢業”是我第二件白大褂，可我心里到底是倉皇的。

最尷尬的是，童醫生忙進忙出，讓等候的病人找我看，病人說愿意等。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放自己，心里起著洶涌的波瀾，怎么也收不住那些長了腳的思緒，可仍得坐在診室里，偶爾跟病人的目光相撞，她急忙躲開，我也扎了刺一般。

一個人坐診的時候，有些病人會在門口張望，嘴里嘀咕著“醫生不在”，聽得我心里起繭子。這一點，我甚是佩服小王醫生，她不管病人信不信任她，都主動問病人看啥，甚至起身，走到病人面前。病人對她打量一番，一腳在門里，一腳在門外。小王醫生堆著笑，說：“你先進來。”于是，病人的另一只腳也進來了。

那段時間，我不想回家，看到母親，就會想起我的那些病人，處于絕經期的母親，總是會絮叨與不滿，哪怕拎個鍋蓋，也能拎出一串抱怨，好像她的嘴里住著一只憤怒的小鳥。我前腳剛進門，母親后腳已開始數落，數落父親懶，整天就知道看書，雞飛到墻外了，也不曉得趕回來。我想轉移她的注意力，給她看買的補品與衣服，她起初還蠻開心，很快又叨嘮起來，說我太浪費，要注意節儉。總之，我屁股下的竹椅還沒焐熱，就想離開了。

不得不說，那段時間我很失落，每天坐診，成了一件艱難的事，尤其是看到簇新的白大褂，心里悵悵然，年輕成了我與病人之間的坎。一度，這道坎成了我的一個心理障礙，聽到病人說我年輕，落在耳朵邊被翻譯成“不會看病”，然后，心里飛沙走石。

所以，我非常感謝那位病人。我跟她說的有些話，是超乎自己年齡與閱歷的，而且，“不要把別人的話當成自己的門閂”，我也做不到。可她“嗯嗯”應著，像接受一味藥。

無非，我是醫生，她是病人，在更年期面前，她選擇了信任。

中醫有十不治，其中有一條是“不信者不醫治”。

阿榮伯堅持認為這個說法來自扁鵲，他坐的是內科診室，行的是中西結合，有時一張中藥方，有時一張西藥方，偶爾還會替人扎個銀針，也不消毒，直接扎下去。他有個口頭禪：“你信不信我？”哪怕這個病人跟他很熟，他也總先來這一句。張開嘴巴的病人來不及“啊”，只好縮回舌頭，吐出一個“信”字。阿榮伯這才開始看舌苔、切脈，完了，又用聽診器前胸后背地聽一番，捉起筆在處方上一氣呵成。那些字，常常讓我想到徐渭的詩：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病人捧著處方，問阿榮伯自己得的是什么病。阿榮伯瞪起眼睛，說：“你信不信我？”病人說：“當然信，不信還會找你看病啊。”阿榮伯說：“把那藥吃完后再來一趟，保證沒事。”病人捧著處方，一個勁地說：“信，哪能不信。”

阿榮伯怎么也不會知道，他的同事——小干醫生，會在心里反復揣摩著他的話：“你信不信我？”我把這句話都焐熟了，又噙在嘴里，準備張開嘴時，冷不丁，它又抵在腭上，在那里變冷、變硬。

不過，我知道阿榮伯在他老婆那里根本說不上話，按他自己的說法是“屁彈過”。

做醫生的，一直奉行“滿口的飯可以吃，滿口的話不能說”。這一點，老師沒教過我，是我自己看出來的：歹話全講盡，好話留小半。

我的那些老師，似乎從來沒有跟病人打過包票，哪怕產婦宮縮乏力，需要打個催產素，也要找家屬談話，把所有可能出現的意外全跟你交代好。如果難產要上頭吸或產鉗，那些不可預測的風險更是一條又一條，甚至產婦與胎兒都不保。家屬已經擔了很大的壓力，經醫生一談，恐怕沒有幾個能鎮定。但這字不得不簽，不簽，后面的治療是根本沒辦法進行的。

剛到衛生院的時候，我還遵循著老師們的說話方式，尤其是病人問醫生這病會不會好，或什么時候好，我總給一個模棱兩可的結論。病人看看我，目光復雜地離開診室。

半晌，我還回不過神來。挫敗感猶如秋風中的落葉，惶恐又無奈。

童醫生提醒我，這兒是衛生院，病人經不住醫生的重話。

也是，那些談話，對病人家屬而言，跟驚嚇無異。

縣人民醫院可以跟病人家屬談風險，甚至擺一副公事公辦的態度，因為有縣級醫療條件的加持，病人會選擇相信和接受。

同科室的魏醫生，她是醫院自己培養的婦產科醫生，只有衛生進修學校的一張結業證書，二十年前還出過一起醫療事故：產婦因羊水栓塞而死亡。不過，找她看病的人還是不少。那些病人都喊她珍姨，仿佛她們不是來看病的，而是走親戚。魏醫生一身白，一臉慈祥，跟病人家長里短，“儂介是辛苦個”，然后順勢詢問病情。如果這個病有些私密，魏醫生便開導她：“都是女人，不要緊。”于是，一問一答，變成了一答一問，末了，魏醫生還送上句“儂真熬痛”。此時，病人的情緒完全釋放在魏醫生的問診里。病人看好病，魏醫生還會起身相送，在走廊里又是一串話，病人“嗯嗯啊啊”應著。無疑，那是醫囑。

醫術，說到底還是被人信任出來的。

當然，有些叮囑，醫生也做不到。

呂醫生把X光的胸片一舉，看到胸片上大面積的亮光，還有散狀的斑點，跟病人說：“兩只肺都有慢性阻塞性疾病的特征，要戒煙了。”病人說：“煙少吸，我能做到，戒，除非到閻羅王那里去了。”呂醫生嘿嘿一笑，接了病人遞過來的煙，側過頭，點上，深吸一口，半晌，一縷青煙悠悠蕩蕩從緊閉的嘴唇里出來，到了鼻梁那里仿佛接了什么令，突然四下逃奔。然后，呂醫生給病人開了方子，叮囑病人這段時間一定要禁煙，再不濟，也要控煙。病人咧著嘴，咳嗽著，又扔給呂醫生一支煙。

坐隔壁的黃醫生，正叮囑病人不要飲酒，說是腳趾腫得發亮，十有八九是痛風。病人說：“痛風是啤酒加海鮮導致的，那喝燒酒應該沒事吧？”黃醫生一臉正經地說：“不管什么酒，它們都是親兄弟。還是不要喝了。”片刻，他補上了一個“吧”字。病人說：“酒不喝，做人沒意思了。”后來，這個病人成了黃醫生的酒友，一直喝到病人下不了地。有一次，黃醫生帶著銀針上他家，原本想給他扎幾針，結果被病人的老婆一把掃帚趕了出來，成了醫院同事們的笑談。不久，病人又能下地了，兩個人又喝上了。

我也一樣，叮囑病人不要吃那些腌制食品，可我自己特別喜歡臭豆腐、臭菜梗，還有咸菜。從健康角度，這些肯定不是好東西，可我小時候下飯大多靠它們，我還給它們想了個昵稱：敲飯榔頭。及至長大，有條件可以吃各種新鮮的蔬菜，可記憶還指導著生活。

有一次，有個孕婦被婆婆陪著來檢查，趁媳婦不注意，悄悄讓我勸勸媳婦不要吃辣。原來，媳婦是貴州來的，餐餐討辣椒吃，而他們家沒有一個人喜歡辣。我有些犯難，貴州媳婦跟江南媳婦不一樣，喜辣是她的食性，再說，看她在鎮上舉目無親、語言不通的樣子，可能辣椒是她唯一能把老家的記憶與現實連接起來的事物。不過，光吃辣椒肯定不好。我跟她說，要多吃魚肉與雞蛋，還有蔬菜，母體的營養對胎兒的發育很重要。我話剛說完，婆婆馬上接了過去，說“醫生的話你要聽”。她怕媳婦聽不懂，用的是半普半土的話，聽起來像是“衣身的刮，儂要挺”。

醫囑，說是一個情形，理解又是一個情形。

有個病人做了一個小手術，怕她術后感染，我多開了三種藥，囑她每天服三次，每次各一顆。沒有特殊情況，一周后來復查，如果出血多，或有其他不適，要隨時過來。這是我慣常的說辭，緊與松都放在那里，病人可以自己掌握。

病人復診的時候，我差點笑岔了氣，雖然這實在不應該。

她服藥時，藥一片，谷一顆。她把“各一顆”聽錯了。據她自己說還很納悶，怎么還會有“谷一顆”的用法。她以為這是我的一個偏方。

也是，作為醫生，尤其是衛生院的醫生，多多少少有屬于自己的偏方，比如，內科的黃醫生治療腮腺炎時，除了注射抗病毒的針劑外，叮囑病人自己挖些淤泥敷在腮幫子上。外科的謝醫生曾用痰盂底的污垢，治愈了病人頭上的疥瘡。那些偏方，聽起來有些匪夷所思，甚至很粗鄙，不怎么上得了臺面。偏偏這些不入流的偏方，病人反而更信。

科室不一樣，叮囑病人的重點自然也不一樣。外科手術后，醫生囑咐病人的第一句是放屁后才能吃東西。病人得小心等候，它如果姍姍來遲，病人得忍饑挨餓。平時特別尷尬的屁，此時不亞于一封進食捷報。中醫習慣叮囑飲食，尤其是那些“發食”，禁了又禁，俗稱忌口，其地位不亞于第二副中藥。婦產科醫生的叮囑，帶著些許尷尬。當然，那份尷尬屬于年輕的我，“性生活”會讓我窘迫半天。我曾對著鏡子練習魏醫生說過的那話：“兩個人不要同房。”話甫一出口，臉開始燒紅。后來，我聽童醫生說“走攏”，一下子解開了我的心結。時間一長，“不要走攏”被我說得云淡風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