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80年來，不斷有電影去講述和呈現中華民族經歷的這場浴血抗戰，很多人通過影像了解曾經的熱血與硝煙。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就在槍炮的轟鳴聲中，就在戰爭發生的當時當地，一批電影人用鏡頭沖鋒，用膠片吶喊，用光影記錄下英勇不屈的抗爭。這正是《光影山河：電影與抗戰》一書所要挖掘的。

戰火給中國電影業帶來的首先無疑是重創。以電影重鎮上海為例，“一·二八”事變讓成立不久的聯華天通庵制片廠全部毀于戰火，開設于閘北、虹口的16家影院被炸，30余家中小公司因遭炮轟而難以為繼。“八一三”淞滬會戰之后，明星、聯華等幾大支柱電影公司被迫停產。但在血與火的淬煉中，中國電影也進行著艱難的轉變。家國危殆的現實面前，動員民眾抗日成為進步文藝的迫切使命，電影仿佛一個不諳世事的孩童，在家庭變故中迅速成長。聲音技術的出現與發展，使國產電影在社會現實和思想內容的表現上有了更多可能。從無聲到有聲，從娛樂到擔當，中國電影面貌為之一新。

七七事變爆發后第三天，電影《青年進行曲》在上海公映。炮聲響了，銀幕亮了，影片中舍家保國的故事激勵抗戰斗志，有報章評論稱：“我生平看電影沒有如此痛快過”。紀錄電影《延安與八路軍》的攝影師之一吳印咸回憶，在一次戰斗中，他與另一成員李肅要在兩個多小時內趕40公里奔赴戰場，兩人輪流將攝影機綁在身后騎馬趕路，急速顛簸使得機器將兩人背部磨傷。趕至陣地之后，李肅被敵軍打了一槍，帽子上穿了個洞。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電影人沒有退縮，影像如星火般四處散播。放映隊員翻山越嶺，擔挑肩扛放映機，腳蹬手搖發電，使很多邊遠地區第一次豎起了電影銀幕。在陜北延安，表現三五九旅戰士開墾南泥灣的紀錄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放映時，用木棍支起幕布，放映員現場講解，軍民觀眾第一次從銀幕上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現場掌聲雷動。

電影人的智慧是無窮的，各類宣傳方式得以創造性運用，《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等一批電影歌曲發揮著沖鋒號的作用，就連卡通電影也在不斷升級的戰火中承擔起救亡抗日的使命。萬氏兄弟等創作的宣傳動畫《同胞速醒》《精誠團結》《民族痛史》，短小精悍、形象生動，號召人們團結起來，化成匕首鐵拳，痛擊豺狼虎豹般的侵略者。

一批海外電影工作者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用影像記錄頑強不屈的中國人形象，將中國的抗戰告訴全世界。紀錄片《中國要給予還擊》拍攝了日軍對中國的入侵、陜北地區軍民親如一家的生活和民眾積極參與抗戰的身影。紀錄片《苦干》則真實記錄了重慶大轟炸，展現平凡中國人身上的英雄精神，獲得奧斯卡紀錄片特別獎。

寫作《光影山河：電影與抗戰》的過程中，我們與浩如煙海的史料為伴，從泛黃紙頁到斑駁膠片再到塵封檔案，如同在時光的河流中淘金。珍稀影像的重現，珍貴史料的發掘，更是如同老友重逢般令人振奮。重新發現《華北是我們的》，就是一次這樣的經歷。

《華北是我們的》據記載是一部反映第一次反“掃蕩”斗爭前后晉東南根據地風貌的紀錄片，在銀幕上展現了真正的人民抗戰。但在電影史研究領域，這部作品一直被認為已經佚失。北京、上海以及曾經放映過該片的香港，這些城市的電影資料館均告查無此片。本書作者之一的張丹是山西人，對此耿耿于懷：“這樣一部在家鄉拍攝的珍貴抗戰影像，不該被歷史遺忘。”

轉機出現了。一次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集團）影像資料室查找資料時，張丹發現館藏目錄中有一部名為《華北風光》的紀錄片，懷著一絲希望，她申請觀看了這部影片。或許是持續尋找觸動了時光的機關，張丹驚喜地發現，影片中連綿起伏的山巒，呈現出典型的山西地貌；歌曲《游擊隊歌》，與文獻所述完全吻合；那些木刻風格的字幕標語，特別是片頭、片尾字幕中一再出現“華北是我們的”，更讓人確信：這就是那部久尋不獲的《華北是我們的》！

經過業內多位專家的論證，該片已被正名，寶貴的歷史影像由此被更多人看到，一段封存的歷史記憶得以接續。

除了這類影像資料的發現，我們還發掘了大量未刊檔案、電影放映記錄、銀行借貸文件、海關進出口報表以及早期報刊材料，它們都共同印證了一個事實：日本侵略者不僅妄圖以武力侵占我們的國土，還利用電影進行愚民宣傳，甚至通過低價傾銷膠片以及資本運作等手段，企圖全面控制中國電影業，榨取商業利潤，其圖謀可謂處心積慮。

一部戰時電影史，也是沉甸甸的抗戰史，是一個民族于至暗時刻發出的閃電。銀幕上滿目瘡痍的山河、浴血的同胞，以及那些冒著生命危險記錄歷史的電影人，仿佛在無聲地警示后人：勿忘國恥！觀看那些歷經戰火保存下來的珍稀抗戰影像，總會讓我們眼眶濕潤。這些畫面比任何語言都更有力量。它們不僅記錄著民族的苦難，更昭示著：正是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堅守與犧牲，筑起了抗戰的精神長城。

我們由衷地希望能夠發現并真正讀懂更多這樣的影像。它們如同電影人穿越烽火歲月寫給未來的一封封戰地家書，每一幀都有故事，每一幕都承載著歷史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