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作長篇小說《登春臺》時，某一天格非想到，自己每天跑步時腦子里總有很多想法，比起正在寫的厚厚的小說，他更迫不及待地想將這些想法捋清楚，并分享給大家，于是他從厚厚的筆記中挑出10個想探索的問題，并最終寫成《云朵與道路》一書。

《云朵的道路》可以看作是格非對名著的“新解”，他在書中恣肆地引用各種文學、哲學、社會學作品，剖析《伊凡·伊里奇之死》《伊芙琳》《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分析托爾斯泰筆下“虛假安全感”、喬伊斯故事中的“逃離失敗”以及福樓拜寫作中的“道德困境”等等；此外，格非也將這些文學故事編織進日常生活，讓問題、理論不再是空中樓閣，而是作為生活中一切疑難雜癥的解藥，讓讀者欣然服下，并以更堅定的心投入生活。

值《云朵的道路》出版，格非日前在北京舉辦了一場以“文學療愈”為主題的分享會并接受了媒體采訪。

“云朵”與“臺球”：兩種命運的隱喻

《云朵的道路》這一標題源自羅伯特·穆齊爾在《沒有個性的人》中提出的兩種歷史道路。

羅伯特·穆齊爾認為，人類社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道路：一種是“臺球的道路”——一旦被擊出，只能沿著不可改變的既定軌跡運行一直向前；另一種則是“云朵的道路”——聚合離散不可預測，走走停停，快速移動或四下張望，甚至瞬間消失又在下一刻重新聚合。

這兩種道路的形象，恰如其分地捕捉了當代人面臨的根本困境：在高度規則化的社會中，我們如何尋找真正的自由？格非指出一個悖論：“在我們小時候，沒有多少道路可供選擇，可你仍會覺得生命有無窮的可能性”；而在今天的社會中，“道路隨處可見，但你反而時常會覺得無路可走”。

這種悖論背后隱藏著現代性的殘酷真相——看似多元的選擇實則被無形的規則所框定。現代社會的道路已被簡化為“規則”或“法則”，個體在日益繁密的規則約束下，實際上喪失了可能性。

關于這種“無路感”，格非認為，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意義匱乏感，“很多人的人生道路是父母或周圍人選的，此外太多來自社會的各種信息也在干擾我們的選擇，我們看似自由選擇未來，實則仍被選擇。這種‘道路不是自己選的、職業不是自己選的’狀態，讓人像在忍受生活，而非享受生活。”

格非也從霍桑的短篇小說《威克菲爾德》發散，他談道，霍桑說社會是龐大機器，每個齒輪咬合很緊，犯點小錯被甩出來，再回到系統很難。霍桑時代就有這種焦慮，今天因容錯率低帶來的焦慮也讓選擇變得更艱難。

格非也認為，即便前路總是一片模糊已經成為當下的常態，但是我們仍舊擁有某種自由，他建議不要把人生道路和職業完全等同，尤其不要和功利目的等同。人要在職業中增加自主性，自己安排人生和生活，找到持續穩定的快樂源泉。“掙錢、中獎的快樂很短暫，而思考能帶來穩定可靠的自由和快樂。”

思考作為“快樂源泉”

格非擺脫庸常的、煩惱的生活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思考。

思考首先讓人能夠認清煩惱。“我們本能想推開煩惱，但《圓覺經》說這是錯的，正確做法是‘接受它，放在一邊’。《圓覺經》的‘無念’，不是排除雜念，而是不執著，讓它無害。煩惱來了，繼續做自己的事，隨著時間空間變小，偶爾想起難受也沒關系，在相處中學會駕馭。”

而思考也讓我們能夠對付煩惱。“讀者讀書不是第一位的，思考是第一位的，思考需要材料，一是閱讀的作品，二是生活經驗。學會思考、分析自己，和作家交流，反芻經驗，才能和閱讀建立好關系。很多人讀書像存銀行，存知識拿利息，沒用，穆齊爾諷刺過‘什么都知道的白癡’，知識要和閱讀建立聯系，源頭是思考，不是為閱讀而閱讀。”

格非對于思考本身的熱愛讓他不愿意輕易讓渡這種權利，提到AI，格非說：“寫作時，我會進入到創造性思維中，這種密集的思考集中了牽掛、經歷、欲求、情感，讓人忘記時間，我不會把這種讓給機器。寫作是我的權利，是快樂源泉。早晨去工作室，我會很高興，因為能寫作，能夠創造一個原本不存在的世界，從黑暗到明亮，那種神秘、體驗、對美的捕捉，帶來巨大享受。”

書影

在《云朵的道路》中的《文學的真知》一篇，格非提出，文學是認識世界和自我的重要方式。

現在的年輕人經常陷入到某種痛苦與空虛中，格非認為，真正理解文學的人，心智是健全的。生活中遇到困難也不會吃驚，因為作家們早就描述過，并且文學中的困境可能比你遇到的嚴酷10倍、100倍。文學能幫我們“脫敏”，“我們不要太脆弱敏感，去讀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就會知道他們經歷的精神危機有多嚴重但最終可以克服。現代文學就是偉大作家把困惑寫進作品，和你交流。這對我們當代人認識世界、繼而認識自己處境很有幫助。”

近些年很多經典，如《洛麗塔》《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等等也在被重新評估。什么樣的經典能超脫時代，持續有閱讀和討論價值？

對于澎湃新聞的這個提問，格非認為，能超越時代的作品要關注“本然性的世界”。他認為，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有兩方面：一是“現實性世界”，有壓迫、提出要求，也提供快樂和機遇；二是“本然性的世界”，即世界本來的樣子。

世界本不是為人創造的，人是偶然的小存在，與萬物平等，有生有死，這個本然性世界從古至今延續。格非讀佛經、《道德經》、《金剛經》、《圓覺經》，發現它們不回答現實問題，而是穿透現實，告訴人世界本相，看到的都是幻覺。

格非說，好的作家也一樣，既要關注現實性，也要關注本然性。比如《一千零一夜》《荷馬史詩》，就是關注本然性問題：人是什么？動物與人誰更聰明？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一半以上內容不關注戰爭，而是整個人類社會歷史運動，這超越了現實性。“文學要兼顧現實和存在，這樣才能超脫時代。”格非談道。

文學診療：為年輕人們答憂解惑

在與讀者的交流對談中，格非直面當代人的精神困境。

關于孤獨，格非說，今天社會，一方面情感在枯竭，壓力太大，沒辦法飽滿地和每個人打交道。法國哲學家說：“人與人的關系會帶來很多麻煩，越親近的關系麻煩越大”。格非談道，既然很多煩惱來自人際關系，人選擇一定孤獨、把人際關系降到一定程度，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孤獨捧成靈丹妙藥，“我清華的學生里，有人不善于、不愿意、不敢接觸社會，比較抑郁，我總說，要強迫自己跟社會打交道。本能退縮、用孤獨應付世界，會讓接收的信息越來越少，刺激越來越少，人會更抑郁、膽小。 ”格非說，“所有快樂幸福都來自他人。適當和人群保持距離，減少不必要的痛苦，是聰明的，但不能極端。”

格非說，文學隱藏的重大秘密，是它提供了一種逃離世界的途徑。弗洛伊德說，美是麻醉感，能帶來強烈沉醉感。好的文學、繪畫、音樂，都能讓人沉浸，獲得愉悅，實現逃離。“世界很糟糕，文學模仿它，是為了讓我們能在其中逃離，因為現實不允許逃離。這就是文學的功能。”

據悉，本次新書分享會是“京東圖書·文學療愈計劃”的重要一站，現場的“文學療愈之旅”用同行者之路、冒險家之路、漫游者之路三條小路具象了《云朵的道路》書中的隱喻：“像云朵劃出不可預測的軌跡，去你想去的地方。”在簽售環節，既有追隨格非多年的忠實讀者，也有現場被活動吸引而來的年輕人，共同傳遞著對文學、對閱讀的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