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南將近年創作的十二個中短篇小說結集成《冰裂紋筆記》，這一書名并非取自其中某一篇作品，而是對全書主題的提煉與隱喻——以傳統制陶工藝中的“冰裂紋”意象，喻示人物歷經風雨的生命印痕，及其在時光沉淀下煥發的獨特美學。盡管腰封貼著“女性故事”的標簽，但馬南的寫作卻跳出了性別敘事的窠臼，既不同于傳統“女性故事”中對女性品德的歌頌或苦難的展示，也拒絕當下討論頗多的“弱女”“強女”的兩極敘事，而是以復雜的人性描摹和敘事形式的創新，將筆觸戳向女性在現實生活中的矛盾猶疑之處。

開篇《拉珍》即表明了作者的書寫態度，她無意塑造至善至美、自我犧牲的女性形象，而是展現立體真實、豐富鮮活的生命個體。“我”在與拉珍的交往中揭開了她豐富多維的隱秘人生：拉珍對丈夫的責任與對旺久的愛慕同樣真實，信仰的虔誠與內心的掙扎同樣強烈，她書寫著屬于自己豐富、立體的生命史，而非自媒體鏡頭下忍受苦難、自我犧牲的臉譜化形象。拉珍的生命尊嚴不在于道德的完美，而在于她坦然接納生活的裂痕與內心的矛盾，在負重前行中保持自我的完整性。

“人是被處境規定的存在者”（漢娜·阿倫特語），但在既定的處境中，每個人是否都能像拉珍一樣拒絕被包裝和定義，憑借自我書寫建立生命尊嚴？《演唱會》中，任紅的處境具有普遍性。在“成功母親”的社會期待下，她不斷用“升學唯一論”“早戀有害論”等偏見編織著自我束縛的牢籠。對于此，馬南沒有停留在對女性付出、犧牲的渲染上，也沒有站在人物立場進行控訴，而是通過戲劇性的“頓悟”時刻，讓任紅在得知女兒早戀真相時獲得短暫“覺醒”。但這種“覺醒”僅停留在演唱會構筑的幻夢中，她仍被現實的繩索迅速拉回到既定軌道。這個“未完成的結局”恰是馬南留給讀者的思考空間：真正的自我突破不是沉浸于夢境中的逃避，更不是向現實妥協，而在于直面焦慮的源頭。

《冰裂紋筆記》中的每個女性都在進行著一場靜默而堅韌的自我修補。這種修補不是要消除裂痕，而是學會與裂痕共處；不是追求完美的假象，而是在掙扎和抉擇中以個性力量和行動意志重建尊嚴。帶著童年創傷記憶的常美艷（《寂寞如雪》），以對暴力、不公的反抗，對“罪惡應該受到懲罰”的執著，支撐著自己不被命運摧毀。因肥胖在生活中受盡屈辱的蔣云云（《雪影珊瑚》），憑借廚藝和責任心獲得勞動尊嚴，依然懷抱真誠尋求與他人的情感聯結。

在《萬物回春》中，馬南將這種對創傷與修復的探討延伸到代際維度。駱玉回村后，目睹母親照顧黃秋英，童年的創傷記憶被喚醒；隨著真相揭露，她逐漸理解母親的局限，放下怨恨；胎動的出現成為關鍵轉折——新生命的孕育覆蓋了過去的陰影，讓她重新選擇愛與生活。這里折射出馬南對女性身體經驗的獨到見解：女性的自我修復，可以源于對生命本身的重新擁抱；成為母親也不僅意味著承擔社會角色，更可能是一種源自生命本能的自我救贖。

馬南還擅用象征物揭示人性的多維褶皺：“無花果”（《無花果》）既代表胡胭脂沖破傳統家庭倫理結構的渴望，也指向一種與現實相抵牾，難以掙脫現狀的虛妄；“鮮花”（《拉珍》）既象征拉珍美好、自由的生活理想，又是她在現實中苦于維持生計的束縛；“布偶貓”（《貓也許知道》）既是梁小舟直面傷害、背叛創傷記憶的載體，也是她試圖走向獨立與自我救贖的符號……這些意象作為“矛盾載體”，將人的復雜性外化為人物與特定物象之間充滿張力的互動關系，讓讀者得以窺見人物內心多維交織、不斷涌動的精神暗流。

馬南對復雜性的尊重，也體現為小說結尾的開放狀態。就像在《貓也許知道》的結尾——那只布偶貓，逃出家門后又回頭應了主人公一聲——所留下的不確定性那樣，貓會回來，也可能不回來，但生活在繼續，新的命運會不斷降臨，人生的劇本永遠在改寫。

《冰裂紋筆記》雖聚焦女性經驗，但其核心是對人性多義性的探索，呈現人類共有的掙扎與尊嚴，并最終指向一個超越性別的普遍命題：在現代生活中，每個人都可能遭遇特別的時刻，但生命的尊嚴不在于逃避，而在于重新認識自我。就像冰裂紋器物經過金繕工藝后反而更具價值一樣，人性的光輝往往在最深的裂痕處閃現。馬南筆下那些城市角落里的普通人，他們的人生境遇構成了這個時代的真實鏡像。因而，在《冰裂紋筆記》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標簽化的人物，而是命運的洪流中努力保持尊嚴的鮮活生命。

（作者系《三峽文學》雜志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