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光明書榜刊發《“書生報國，不徒在抱殘守缺”》一文，評論了一部新近出版的好書：吳真《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以下簡稱《暗斗》），文章寫得很好。我認為文中有一段話容易引起誤會，“作者（吳真）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于抗戰風云之下……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對于這一細節，值得結合歷史情況詳加稽考。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明唐弢曾經參與了抗戰時期鄭振鐸主持的“購買、貯藏、運輸、保存”古籍善本的秘密工作。唐弢本人也從未這樣說過。相反，唐弢曾當面對我說過，當年他對鄭振鐸主持的搶救古籍善本的秘密工作一無所知，對后來鄭振鐸委托他郵寄的函件是什么東西當時也是不知道的。而將沒有參加這一工作的唐弢之名，置于為幫助鄭振鐸“貯藏、運輸、保存”古籍善本而辛勞病逝的許地山之前，我認為不妥。

其實《暗斗》書中沒有說過唐弢參與“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這句話，不過類似這種謬說由來已久。據我所知，首先是源于一些研究者（甚至當時人）草率的推測。他們因為唐弢當年正在郵局工作，又正是鄭振鐸的朋友，就想當然地以為鄭振鐸秘密郵寄信件和圖書必是通過唐弢的關系。例如劉哲民在《回憶唐弢同志》一文中就說，鄭振鐸當時與文獻保存同志會成員往來的通信，都是委托唐弢代寄的（對此，吳真在書中已經指正，見《暗斗》第200頁）。這一謬說也和一些人對相關史料不求甚解（甚至連時間也搞錯）有關。因為鄭振鐸在為國家大規模秘密搶購圖書工作的后期，確實也曾委托唐弢向內地郵寄過與古籍有關的函件，但有些人卻不了解或不研究這些函件的內容（鄭振鐸當年致唐弢的信完整地保存下來了，最早是唐弢委托我整理發表的）。其實那是鄭振鐸當年在萬分緊張的搶救工作之隙，又利用搶救下來的一部分珍本編選拍照影印了一部叢書，這些影印的樣張需要寄一份給內地的中央圖書館，鄭振鐸只是請唐弢幫忙郵寄過這些印樣而已，而絕非體量龐大的幾千包古書。唐弢當年幫鄭振鐸郵寄印樣、書目，當然是他的一份功勞，但這畢竟與所謂的“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不搭界，決不能混為一談。

《暗斗》中說：“那么，又是哪位能人有本事把兩千多個郵包順利地運出上海呢？”接著書中第一個便寫到了唐弢，并說“唐弢便是這次運書行動中的‘帳前一小卒’”。這樣的寫法，對那些不熟悉有關史料的讀者，很容易引起誤會，以為唐弢便是“這次運書行動中的”第一個“能人”了。因此有必要略舉一些史料來說明。

以鄭振鐸為核心的文獻保存同志會從1940年初正式開始工作，到1941年12月8日上海“孤島”淪陷，實際所做的購買、貯藏、運輸工作，時間不到兩年（保存、整理工作則一直延續到戰后）。而鄭振鐸委托唐弢寄郵件，是在這一工作的后期。《暗斗》中寫到1939年10月22日鄭振鐸日記記載他邀請唐弢來家，“有可能托請寄書籍運港”，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那時文獻保存同志會還沒有成立，書都還沒有開始買，怎么會托請唐弢運書呢？1941年5月22日鄭振鐸致唐弢信，才首次提出：“不日將有‘航快’數件內寄，不知先生能代為寄出否？”這時，鄭振鐸他們極其機密又轟轟烈烈的購書、運書活動已經開展一年多了。就在同一天，香港葉恭綽致蔣復璁信，已在商量上海同志會寄往香港大學許地山處之書如何轉運之事了。可證此前運書之事與唐弢毫無關系。接著，6月5日鄭振鐸又致唐弢信，感謝日前唐弢代寄一信，并說：“以后，每星期可有一二封奉上，不知方便否？如有不方便處，務懇不必客氣，徑行退還敝處可也。我輩知交，相知在心，決不愿使兄為難。如尚便利，則亦不客氣的拜托一切了。”《暗斗》書中引用了此信，并認可“陳福康根據信中極懇切的商量的口氣判斷，‘這完全是初次托唐弢辦事’。”那么也可知，此前同志會寄書之事是與唐弢毫無關系的。而前此6月2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中談及：“現擬寄郵包二百五十七件至港暫存（皆劉物）。”（所謂“劉物”指同志會所購嘉業堂藏書）亦可證這批寄往香港的“二百五十七件”郵包與唐弢毫無關系。6月12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中又提及：“昨又寄出書一批；大致在下星期內可告一結束；我輩如釋重負，可放心得多矣！”而6月16日鄭振鐸致唐弢信，則完全沒有涉及運書之事。6月19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告知許地山已來信，“寄港第一批書已平安到達，可慰也！”“第四批亦已寄出。明日可寄第五批。劉書運出，我輩之責任減輕多矣。將來究竟運渝或運美，須待蔣君之通知。”6月22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告知“劉書除少數抄校本及須重印者外，均已寄出，共一千七百十包”。8月4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提及“運輸事，自信辦理尚甚妥善。數日內即可全部告竣矣”。在這前后鄭振鐸與唐弢的信中，全然沒有提到這些事。鄭振鐸、唐弢都已逝世，相關研究中涉及史實，要力避以訛傳訛。

（作者：陳福康，系福州外語外貿學院鄭振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