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做牲畜圍欄講，是關豬、關羊、關牛的地方。

“圈”，竟然也可以用來關人！這是日本侵華期間的一個罪惡“發明”，侵華日軍謂之曰“集團部落”，被關在其中的中國人，稱其為“人圈”——一個更真實、更具象、浸透著屈辱感的名字。

1939年至1945年的6年時間里，東起山海關以西的九門口，西至赤城縣的老丈壩，侵華日軍為切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在長城沿線制造的“千里無人區”，將140萬中國人圈禁在居住和衛生條件極其惡劣的2506個“人圈”之中。

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做過這樣的類比：南有南京大屠殺、北有千里無人區。日本侵略者制造千里無人區的暴行毫不亞于南京大屠殺。

長城線上

霧靈山腳下的密云區新城子鎮蔡家甸村，北靠長城，距京城170余公里，是北京最偏遠的山區村之一。這里就曾經被日本侵略者建成一座“人圈”，村落中還殘存著一段那時的圍墻。

墻的基礎是中國古代長城守軍的兵營，早已破敗。日軍將其加高加固，筑起了“人圈”的圍墻。經年日久，砌墻的巨石被風雨侵蝕成灰黑色，縫隙中的石灰輕輕一碰就碎落成塵，隨風飄飛。塵埃中，湮沒著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村子里幾位80歲以上的老人，對那段歷史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卻不愿被觸碰。面對記者的提問，他們的回答簡略而零散，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小鬼子不把中國人當人！”

當挺著大槍的日本侵略者第一次出現在新城子鎮時，李淑珍還不滿十歲。少不更事的她，體會不到亡國奴的屈辱和恐懼。一個日本兵給了她幾個糖塊，甜甜的味道甚至讓她忘了第一次面對“日本鬼子”的驚恐。

但很快，日軍暴露出魔鬼的本性，在李淑珍的記憶中刻下了揮之不去的恐怖。

日軍開始殺人了。幾個據說是“通共”“反抗”的鄉親，被拉到村公所前的空地上，用刺刀刺死。尸身倒伏在地，血在石板路上流淌。

為了起到更大的震懾作用，日軍殺人時，把全村人集中到一起觀看。殺人后，又強迫全村人排隊，從尸體旁走過參觀。李淑珍記得，自己因為害怕，幾乎走不成路，母親攬著她，哆哆嗦嗦地走著。一個被殺的鄉親尚未氣絕，用最后的力氣抓住了從旁走過的一位婦女的褲腳，婦女被嚇得尖聲慘叫，聲音凄厲。按輩分，那個被抓住褲腳的婦女是李淑珍的嬸娘，這一天被嚇瘋了。

李淑珍已記不得日軍進入新城子鎮的年份，蔡家甸被建成“人圈”的1942年，也是在她嫁到這個村之后了。根據史料推測，李淑珍講述的這次殘殺，應該發生于1933年以后。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緊接著，1933年的3月，日本關東軍又發動了“熱河事變”，兵不血刃占領承德，隨即大舉進攻長城各關口。

宋哲元指揮的國民革命軍29軍在喜峰口、古北口、羅文峪一線進行了激烈抵抗，史稱“長城抗戰”，但日軍仍然攻破冷口、古北口，進入關內。

這時，長城抗戰的漫長戰線，已經讓日軍無力再發動大規模戰役，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正傾盡全力地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對華北部隊不予一兵一彈的支援。二者很快簽訂了《塘沽協定》，長城抗戰徹底失敗。

《塘沽協定》在中國大地上劃出了兩條“屈辱線”。

一是《塘沽協定》中明文規定的“軍事分界線”，西起延慶，經由昌平、順義、通縣、香河、寶坻至蘆臺。從這條線至長城的區域是所謂的“軍事緩沖區”，中日軍隊全部撤出。然而事實上是中國軍隊全部撤出了“軍事緩沖區”，日軍卻堂而皇之地繼續駐軍。日本關東軍精銳的鈴木師團當時就駐扎在密云縣城。

另一條“屈辱線”沒有任何協定條款，是日本侵略者單方面劃定的所謂偽滿洲國“西南國境線”。這條線沿著長城，從山海關到赤誠獨石口。日本侵略者不但把新占領的熱河省劃入偽滿洲國版圖，而且“順手牽羊”，將密云、懷柔、延慶等縣的部分地區，一股腦地劃入偽滿洲國。

國民黨政府簽訂《塘沽協定》，實際上默認了日本對中國東三省和熱河省的占領。行省被占尚且不置一詞，何況密云、懷柔等縣域之地。“軍事緩沖地帶”成了日本侵略華北的灘頭陣地，長城沿線的“西南國境線”也就成為后來日軍制造“無人區”的中心軸線。

中華民族視為象征的萬里長城，被侵略者蹂躪在鐵蹄之下。

集家并村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全民族抗戰開始。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這次會議上，還確定了開辟冀東根據地、以霧靈山為根據地進行游擊戰爭的戰略。

霧靈山，燕山山脈主峰，是現在廣為人知的一處旅游勝地。穿行在巍峨險峻的大山中，山花爛漫的風景引人入勝。多數游人可能不會想到，這片美麗的風景背后，曾有一段戰火硝煙的歷史。

八路軍第四縱隊領命出擊，從平西抗日根據地出發向冀察熱地區挺進。一路斬關奪隘，攻延慶，襲赤城，克昌平，進而撕開偽滿洲國“西南國境線”，像一把鋼刀直插日軍背后。

日本侵略者驚呼：“延安觸角伸向滿洲！”日寇駐承德憲兵隊隊長早川唯一在1938年12月向上司發出了《熱河南部地區治安情況半月報》，報告中這樣寫道：“要剔抉設立在承德白河地區的中共黨政地下組織基干，封死中共黨政對滿洲國的侵略進攻。”

侵略者竟然高呼“主權被侵犯”，要“反侵略”，這樣的言辭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過，日本侵略者的確對挺進冀東的八路軍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日偽軍重兵麇集長城線，對八路軍四縱形成包圍之勢，瘋狂進剿。

敵強我弱，四縱突出包圍圈，在冀東轉戰近一年后撤回了平西根據地。但是，長城線上的抗日烽火已經點燃，四縱撤走后，留下了三個游擊支隊和數不清的游擊小隊。就像《游擊隊之歌》中所唱的，在霧靈山周邊的崇山峻嶺中，“在那密密的樹林里，到處都安排同志們的宿營地，在那高高的山岡上，有我們無數的好兄弟。”

在正面戰場上不可一世的日軍，對來無影去無蹤的游擊隊無可奈何。他們祭出了在東北對付抗聯的招數——集家并村。

集家并村的狠毒之處就在于竭澤而漁——將人民集中圈禁管理，斷絕游擊隊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困死、餓死抗日力量。這個招數在東北的白山黑水間實行時，讓抗聯部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曾任承德市千里無人區研究會秘書長的郝洪喜告訴記者：“楊靖宇將軍犧牲時，胃里沒有一粒糧食，只有樹皮和棉絮。這就是例證。集家并村之后，抗聯被切斷了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成了無本之木，離水之魚。”

就像日本侵略者一直用“大東亞共榮”粉飾侵略行徑一樣，他們對集家并村的毒計也有一套說辭。當時日本宣傳機構的對外報道，稱集家并村“絕不是強制收容，而是他們為了自身生命財產的安全和自家經濟的更生與發展，主動遷入集團部落。”對集家并村的過程，日本侵略者則描述成“居民自主奮發和警察的指導相一致”。

實際上，哪里有什么“自主奮發”？郝洪喜介紹，日本侵略者第一次實行集家并村從1939年10月開始，范圍包括興隆縣黑河川和橫河川以及楊樹臺以北幾個山村，是八路軍第二支隊活動的中心地區。最大的一片集家并村區域是橫河川安子嶺北部山區，有14條山溝34個村落760戶人家，都集并到安子嶺、雙爐臺兩個集團部落。

據當地老人回憶，下達命令的第二天，來了十幾個警察，吆三喝四，催逼著群眾搬家。第三天，500余名日偽軍闖進山來，劫掠、拆房、放火。一場浩劫過后，3300間房屋趴了架，620頭騾馬、4800只羊被搶走，糧食衣物不是被搶走，就是被燒毀。家家戶戶斷炊，更無安身之處。一部分人被驅趕到集家點，一部分人背井離鄉去投親靠友，一部分躲進深山搭個窩棚，在饑寒交迫中度日。

由于民眾的抵制和游擊隊的襲擾，再加上疫病的流行，1939年到1940年的集家并村都沒有完全實行開來。到了1941年，一個日本警察頭目的到來，讓長城沿線的集家并村發展到了瘋狂的地步。

這個人叫岸谷隆一郎，由偽通化省警務廳廳長升任熱河省次長（副省長）。當時的熱河省省長是中國人，卻不過是個傀儡，實權全在岸谷隆一郎之手。

岸谷隆一郎的名字被提起時，多數是與楊靖宇相關。他是殺害楊靖宇的元兇，也是集家并村這條毒計的主要制定者。有文學作品描述，在楊靖宇犧牲后，岸谷隆一郎被其英雄氣概和民族氣節所震撼，不久后剖腹自殺。這實在是太高抬這個劊子手的罪惡感了。岸谷隆一郎確實是死于剖腹自殺，不過那是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當天。自殺前，他還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一家人為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殉葬。

岸谷隆一郎到熱河上任后，馬上將其得意之作——集家并村變本加厲地移植到了冀察熱地區，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從1941年夏到1944年春，日本侵略者基本完成了集家并村計劃。其范圍涉及今河北、遼寧、內蒙古、北京、天津五個省、市、自治區的25個區縣，總面積約5萬平方公里，1.7萬個自然村被集并成2506個“人圈”，被圈禁的中國人約140萬人。

無住禁作

集家并村，建立“人圈”，歸結起來是種手段，日本侵略者真正要建立的是無人區。2506個“人圈”建立起來后，長城沿線形成了面積達5萬平方公里的無人區。無人區以長城為軸心，東起山海關，西至赤城老丈壩，長約一千華里，因而被稱為“千里無人區”。

1995年，日本作家仁木富美子撰寫的《無人區——長城下的大屠殺》在日本出版，引起巨大反響。該書首次向日本民眾詳細介紹了二戰中侵華日軍在長城沿線制造“人圈”、殘殺奴役中國民眾的罪行。作者在書中多次提到并感謝一個叫佟靖功的中國老人在史料上提供的幫助。

佟靖功是原興隆縣黨史辦副主任，用半個世紀的時間對千里無人區進行調查研究，是國內掌握千里無人區資料最豐富的研究者。

根據佟靖功的調查研究，無人區有三個層次，一是“無住禁作地帶”，在這個區域里，見人就殺，見房就燒，見東西就搶。區域內不能有人住，不能耕作，是絕對的“無人區”。二是“禁住不禁作”地帶，人不能居住，但可以耕作。三是“人圈”，一般三到五公里內建立一個村莊，用圍墻圍起來，墻的四周建有碉堡。老百姓只能在距“人圈”方圓二三公里內活動和耕作，超出這個范圍，被日軍發現，一般都難逃厄運。

日軍制造千里無人區是以血腥屠殺開始的。到1941年全面集家并村并且大范圍劃定“無住禁作地帶”以后，日軍對出現在“無住禁作地帶”的人民群眾更是見一個殺一個。發了瘋的日本侵略軍竟然搞起殺人比賽，殺人后將耳朵割下來，用鐵絲串起，回去就可以按數邀功領賞。當年駐密云白馬關日本機槍分隊長船生退助在回憶中寫道：“作戰命令規定的方針，為了建立無人區,我們要進行掃蕩討伐，把所有房屋統統燒掉，追殺射擊中國人……不問任何理由槍斃。”

船生退助回憶起日軍討伐密云西白蓮峪的情形：日軍在已經被夷為一片廢墟的一條小山溝里，意外發現了一間小屋，里面有一個70多歲病體垂危的老農民和兩個小男孩，大的六七歲，小的四五歲。盡管祖孫三人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危害,但船生退助等人為了“中隊的成績”，先是放火燒了房子，把動彈不得的老人活活燒死，又把兩個哭喊爺爺的孩子一槍一個殺死。

于是，日本關東軍第九獨立守備隊第十七大隊第十中隊的《陣中日記》上又添了這么一筆：“1942年9月24日，船生分隊成績：消滅山里農民1個，燒毀房屋1間，遺棄通匪嫌疑者尸體3具。”

無住禁作地帶當然不能允許有房子。日軍從劃定無住禁作地帶開始，就對這些區域的民居進行徹底拆毀，放火焚燒，片瓦不留。一些敵我雙方反復拉鋸的地區，特別是根據地，甚至被反復焚燒過多次。本來就生活窮苦的山民，經過日軍幾年的反復掃蕩劫掠，一切生產、生活用品早已蕩然無存。即便是搬不動的碾子磨盤，也被日軍用炸藥炸碎。

無住禁作地帶不但不許居住，而且禁止耕作。日偽軍發動掃蕩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割青”。所謂割青，就是作物還沒有長熟時就進行收割。而日偽軍的割青從作物剛剛播種就開始了。一年12個月，除了大雪封山的冬季，有8個月時間，日偽軍都在進行著不間斷的割青掃蕩。

割青掃蕩的部署由日軍高級指揮機關統一部署指揮。日軍承德憲兵隊特高課長木村光明在戰后坦白，每年3月春耕季節，日本關東軍西南防衛司令官安藤忠一郎就會發布命令，讓日偽軍發動破壞春耕的掃蕩。至6月，命令還會再發布一次，“補充掃蕩”，“將春季耕種的農作物完全毀壞，使其不能再耕種。”

總之一句話，日軍的目的就是摧毀無人區內的一切生存條件，讓抗日軍民無以為繼。安藤忠一郎在命令中下達的“實行拔根斷源式的摧毀”，絕非空話。

敲骨吸髓

140萬中國人，在日軍刺刀的驅趕下，住進了日本侵略者所謂的集團部落——“人圈”。

人世間的圈，用來養豬關羊，把人關進“人圈”，恐怕不能再稱人類的世界了。密云區新城子鎮蔡家甸村村民李軍，回憶起自己經歷過的“人圈”生活，老人恨恨地說了四個字：“豬狗不如！”

對于集團部落的建筑模式，當時的偽滿當局有大體一致的規格。在實際建造過程中，各地地形地貌雖有不同，模式卻大同小異，基本格局都如同集中營。

“人圈”四周挖有寬寬的壕溝，圍墻高約三到五米，就地取材用石頭壘砌。墻頂上是鐵絲網或插滿酸棗樹刺枝，以防攀登。大一些的“人圈”圍墻則建得如同城墻，墻上有垛口、射擊口，四角還建有碉堡。每個“人圈”只有一個大門，由日偽軍把守。

可以看出，“人圈”是個相當浩繁的工程。但不要以為有現成的“人圈”接納被驅趕來的中國人，相反，被關進“人圈”的中國人，要在日偽軍的逼迫下，自己為自己建起牢籠。

佟靖功曾經在日偽檔案中查閱到，修建“人圈”是由偽滿政府劃撥建設費，具體數目不詳。但他訪遍興隆境內的無人區，沒有一村一人見到過這筆建筑費。究竟是根本沒有這筆經費，還是被層層盤剝殆盡已經無從查起。可以肯定的是，建設“人圈”的所有用工用料全部由“人圈”關押的中國人承擔。

中國人被關進了“人圈”，本該先建住房，好有個安身之所，但日偽軍的一律勒令他們去建造“人圈”的圍墻和公用設施。

李軍就曾經被抽去建設蔡家甸“人圈”的圍墻。他是本村人，還有房子可住，而那些被遷來的鄉親，只能投親靠友，在村里人家借住。李軍家一下子住進了四戶人家。原來放農具、存糧食的屋子都住滿了人。他和四個兄弟擠在廂房的土炕上，五個人只有一條被子。還有不少的遷來戶找不到房子，只能在村子空地上搭個木棚子，暫時棲身。

“人圈”圍墻所需的石料，雖說是就地取材，但四周山石巨大，難以取用，很多人家的院墻就被拆了用于“人圈”圍墻。李軍和幾個年輕的小伙子曾有過反抗，他們白天壘墻，夜深人靜了又去把墻拆爛。

但是，面對殘暴的日本侵略者，這樣的反抗可以說是徒勞的。偽警察沒有查到是什么人破壞了圍墻，把幾個懷疑對象打了一頓，隨后又把他們的勞動量加了一倍。

圍墻建起來，人被關進圈里，開始了豬狗不如的生活。

人們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吃飯。

大量人口被集中到“人圈”之中，使這些原有村落的人口密度大為增加，而他們能耕種的土地，只在周邊兩公里范圍之內，甚至本村原有的很多耕地都被劃入了無住禁作地帶。山地本就貧瘠，村里原本能滿足溫飽就屬不易，人口成幾倍增加之后，糧食無論如何也不夠吃了。

更何況，日偽統治者還給“人圈”增加了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郝洪喜曾做過統計，當時“人圈”中各種捐稅及強征攤派項目有20多種。就以地稅來說，每畝耕地要繳谷物出荷1斗（15公斤），民生集谷1斗，地畝捐糧2升，地畝附加糧1升……雜七雜八加起來，每畝田要上繳大約30公斤的糧食。而那時山間耕地的平均畝產能有50公斤就算豐收了。

直接控制著“人圈”的日偽軍警憲特們，更是敲骨吸髓一樣盤剝。

距蔡家甸不遠的曹家路也被建成了“人圈”，那里住著日軍一個連隊。李軍的父親曾經被任命為蔡家甸的保長，他當時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每個月要給日軍在曹家路的駐軍送一只豬、一只羊，雞鴨、雞蛋更是不能斷供。李軍的父親不能像日本人一樣直接去養豬養羊的人家去抓去搶，只能每家每戶地攤派幾兩糧食，再去換豬換羊，借以保一村人的性命。

而日本侵略者卻對外宣稱，集團部落“沐浴真正王道樂土的慈光”，實行配給制，百姓生活富足無憂。

郝洪喜對所謂的配給制這樣評價：“什么都要，什么都不給。”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配給”：每年每戶7尺布，每年每人面粉1.5斤，鹽每月7.5兩，每月火柴1盒……

李軍記得，那時候日偽統治者配給的“糧食”是一種黑黢黢的“共和面”，究竟是什么成分說不清楚，但肯定不全是糧食，苦澀粗糲難以下咽，比災荒年“吃糠咽菜”還要難吃。即便是這樣的食物，也不能吃飽。

“人圈”在圈禁了大量人口的同時，也斷絕了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商業活動。“人圈”如同集中營，又像一個原始社會，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如螻蟻，似草芥。

每年每戶配給的7尺布，真到村民手中時，不知又會縮水多少，甚至有很多“人圈”從來就沒有得到過。郝洪喜說，到“人圈”后期，一家人只有一條褲子的極端情況并不鮮見。他給記者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945年日本投降，八路軍游擊隊解放灤平縣黃土梁子“人圈”，幾個戰士進入一戶人家，進門問話，屋里的女人驚慌喊叫：“別進來！”原來，屋里有姑嫂二人，一個赤身裸體，一個只穿著一條破褲子。戰士們脫下自己的軍裝扔進屋，姑嫂二人才能夠出門見人。

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在配給制下被日本侵略者牢牢控制，并以此控制人民群眾。他們將“人圈”中的生活維持在最低限度，食不果腹、衣不遮體，試圖以此讓人們無力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

家家陳尸

盡管“人圈”外有高墻、碉堡，內有嚴酷的統治制度，然而日本侵略者也深知，這些手段并沒有隔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人圈”大規模修建之后，游擊隊對日軍的襲擾仍層出不窮。

這也讓日本侵略者更加喪心病狂，進一步實施法西斯手段，他們一次次地在“人圈”中搞起了“大檢舉”，搜捕基層黨員干部，破壞基層抗日組織，血腥鎮壓人民群眾。

郝洪喜告訴記者，日偽在實行“大檢舉”初期，總還要立些罪名，比如“國事犯”“密輸犯”“經濟犯”等等。搜出幾張信紙、幾個信封，就可以被視為“通共”。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人圈”中禁止提到“中國”二字，代之以“滿洲國”，說錯、寫錯就會被加上“反滿抗日”的罪名，按“國事犯”治以重罪。

到后來，日本侵略者實行的“大檢舉”連罪名和原因也不講了。1943年1月，承德日本憲兵隊隊長安藤次郎和特高課長木村光明共同策劃了一次在熱河全省范圍進行的“大檢舉”，名曰“二一工作計劃”。這項計劃看上去還是以搜捕共產黨員為目的，但其真正目標是“人圈”中的所有成年男子。日本憲兵曹長太田秀清在戰后交代，他參與的多次“大檢舉”中，得到的命令是對成年男子“一網打盡”。成年男子的年齡界定，有時是18歲至60歲，有時是20歲至50歲。

據興隆縣戰后調查統計，在“二一工作計劃”中，興隆縣就有5000多人被捕。這些無辜群眾，一部分被殺，一部分被送到東北乃至日本充當勞工。

也是在1943年，承德日本憲兵隊文件《滅共對策資料第一四號》中，毫不遮掩地對“二一工作計劃”的本質進行了描述：“撥赤區青年入滿洲當苦工，使之離開鄉村，切斷他們與黨（中國共產黨）軍的聯系性的政策，作為剿共工作是極其有效的。通過此舉，使黨失去工作對象，阻礙黨的發展，降低赤區生產，薄其經濟力量，斷絕擴軍的源泉，進一步破壞鄉村組織，動搖黨的立足點。”

興隆縣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無人區的重災區。1933年3月日本占領時，無人區總人數為14萬人。幾年后如按正常人口增長率算應是19萬人。可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興隆全縣還不到10萬人。減少的人口中，除正常死亡之外，有據可查的被殺6000余人，在“人圈”中因凍餓和疫病而死亡的達l萬多人。

瘟疫是日本侵略者之外的另一個殺手，而這兩個吞噬成千上萬中國人生命的殺手是互相聯系的。

蘑菇峪是興隆縣最大的一座“人圈”，佟靖功對這個村進行了20多年的專題調查，并以這個村為藍本，寫成了20萬字的紀實性文學作品《人圈》。村中最年長的史耀清老人現在已經故去，作為“人圈”親歷者，他的口述留下了那段悲慘歷史最真實的記錄。

據史耀清介紹，1944年春天，蘑菇峪“人圈”遭受了滅頂之災。由于“人圈”內衛生條件極差，造成疫病蔓延，數月內，死亡2000多人。

“可能今天抬別人，明天別人抬自己，最多的一天死了53口人。”史耀清說，那段時間，“人圈”1公里外就能聞到腐尸的味道，雖然死的人越來越多，但看守“人圈”的日軍并未提供過一次藥品，“大家在身上刮刮打打，是唯一的治療辦法。”

“人圈”中人口密度極大，生活水平僅以最低生存需要為準，更別提醫療衛生條件。傷寒、霍亂、鼠疫等瘟疫在“人圈”中連年流行。佟靖功有一份觸目驚心的統計數據：赤城縣千松臺“人圈”，共280戶，63戶因疫病滅門；平泉縣127個“人圈”，共7萬多人口，死于瘟疫的有1萬多人，興隆縣在1943年爆發大規模瘟疫，當年死亡6000多人……

“1941年春天,這里流行起了瘟疫，癥狀是發高燒、鼻孔和口中出血，而且身體發紅，當時，沒有一家能躲過這種病的。只要一家中有一人患病，那么全家就都得上這種病。尤其是老人和孩子發病率最高，凡患上這種病的幾乎都死了。”這是日本女教育家仁木富美子在興隆縣羊羔峪走訪幸存者后寫下的文字。

除了記錄這樣不知病因的瘟疫，仁木富美子還明確提出日軍曾在無人區里進行過細菌戰實驗。

1995年,仁木富美子來到長城沿線實地調查，在車河堡采訪時，仁木富美子聽幸存者說起那一帶的人都得過“雀盲眼”，走路的時候，不知為什么,眼睛一下子就看不見東西了，緊接著就昏迷過去。當時，人們吃的是日本人配給的食鹽，里面摻入了一些小黑粒的東西，不仔細看發現不了。那種小黑粒聞著無味，吃起來有點澀。日本投降后，人們不再吃這種鹽后，村里的“雀盲眼”病也就消失了。

通過多位興隆縣幸存者提供的回憶，仁木富美子還真實地記錄下“特運處理”“活體解剖”“毒氣試驗”等案例。她在書中寫道:“不可否認，日軍的上述種種罪行都與七三一部隊有著密切的聯系。”

“人圈”政策，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民眾的一次漫長虐殺。自1939年到1945年，長城線上千里無人區內，有35萬多中國民眾未能活著走出“人圈”。

骨肉相連

中國共產黨以其特有的凝聚力，把長城線上的中華兒女組織起來，筑起了新的血肉長城。

當時任冀東軍區司令員、政委的李運昌曾對佟靖功回憶，日偽開始實行集家并村政策時，游擊隊曾與其進行過針鋒相對的斗爭，破壞“人圈”，襲擊哨卡。但是，黨組織發現，這樣的斗爭方式招致了日偽軍對人民群眾的瘋狂報復。很快，黨組織改變了斗爭策略。

黨組織針對“人圈”的對策，歸結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隱藏發展，基本采取地下工作的方式，二是執行更廣泛的統一戰線政策，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切實關心群眾，千方百計救濟“人圈”里的群眾。

黨組織采取城市隱蔽戰線的方法對付“人圈”牢籠，“打進去拉出來”。黨員干部潛入“人圈”，打入偽組織，當上了部落村長、保長，以此為掩護開展抗日工作；一部分“人圈”中的保長、甲長被爭取到抗日隊伍中來。據興隆縣調查統計，到1944年，日本侵略者宣布完成集家并村之時，全縣199座“人圈”中有六成從日偽絕對控制轉變成了抗日隱蔽區。

與此同時，游擊隊通過組織群眾搞販運，解決“人圈”中群眾的生活困苦。根據地的物資雖然窘迫，仍擠出鹽、布等接濟群眾。“人圈”中的群眾能為游擊隊提供的糧食等物資微乎其微，他們就偷偷地給游擊隊員做布鞋、送情報，千方百計掩護抗日人員家屬。這種微薄的互相支援，建立起了相濡以沫的貼心聯系。“人圈”中的抗日力量，漸漸匯成了暗流。

此外，日軍的集家并村政策雖然實行了無數次拉網式的掃蕩，卻始終沒能完全實現堅壁清野。據統計，千里無人區內共有5萬群眾躲進深山密林，寧可棲居山洞也不進“人圈”做亡國奴。他們在山林中匯聚成的村落，成了抗日根據地的有力依托。

遷（安）、遵（化）、興（隆）聯合縣的各級領導機構設在五指山根據地，在深山里建起窩棚。抗日軍民像原始人一樣穴居野處，卻給這片地方起名“北平花市大街”。縣長田賽自建了一個小草屋，門口貼了副對聯，上聯寫“有你沒我，有我沒你”，下聯寫“你來我走，你走我來”，橫批“燒了再蓋”。

極端困苦的物質生活，將黨組織和人民群眾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黨政干部和游擊隊，同群眾過著一樣的生活，同吃同住同生產，軍民一體，在崇山峻嶺中建起了一個個戰斗堡壘。就像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說：“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

軍民之間的血肉聯系，在長城線上留下了數不清的動人故事。

佟靖功在研究千里無人區的過程中，曾受李運昌委托，尋找到了一個叫“冰兒”的孩子和他的母親“麻利嫂”。

“麻利嫂”本名張翠屏，是八路軍地下交通員朱殿坤的妻子。1943年，冀東軍區司令員李運昌率領八路軍干部戰士300多人戰斗在以興隆縣霧靈山為中心的抗日游擊根據地。當年1月21日傍晚，日本關東軍第108師團和熱河討伐大隊7000多人將這里秘密包圍。

形勢萬分危急。朱殿坤當時正外出給縣委送信，半路被日軍抓住。情急之下，張翠屏拖著7個多月的身孕，自告奮勇為300多名八路軍帶路。她帶領著戰士們攀懸崖，登峭壁，最后終于沖出了敵人的包圍。但是，由于過度勞累，張翠屏不幸早產，把嬰兒生在了冰河之上。戰士們自發地把棉大衣鋪在冰河上，用身體圍成一圈又一圈地擋住風雪，使母子倆平安地活了下來。李運昌特意為出生在冰河上的嬰兒起名叫“冰兒”。也就在這一天，朱殿坤被日軍殘忍地殺害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張翠屏逝世。家人收拾她的遺物，發現了一個裝滿欠條和收據的密封盒子。那些都是抗日戰爭時期，她為八路軍、游擊隊提供支前糧的憑據，累計有7000斤。難以想象，在食不果腹的無人區里，張翠屏一家如何從自家口糧中省下了這7000斤支援給八路軍。

1942年以后，千里無人區內的斗爭進入了最緊張、最艱難的時期。長城線內的平谷、順義、遷安、遵化等地，突破層層封鎖，給霧靈山周邊的抗日根據地輸送給養。當然，這些隱匿深山的運輸線艱險異常，甚至要付出慘重代價。

1942年深秋，為給冀東軍區送去900雙過冬的棉鞋，平谷縣一區區委書記魯小平和20多名戰士犧牲。順義地區群眾傾其所有，集中了20萬斤糧食支援山區根據地，在付出了巨大傷亡后，歷經三個月才把糧食全部送進山……

無論日本侵略者的手段如何殘酷，長城線上的抗日烽火從未熄滅。當然，這里的犧牲也更為慘烈。據承德市黨史辦統計，抗戰期間，冀東軍區副司令員包森、八路軍第十團團長白乙化等500多名黨政干部血灑長城線，八路軍、游擊隊戰士犧牲6000余名。

1944年，擔負華北地區中心北平防務的日本六十三師團中將師團長野副昌德，在檢查完長城線防區情況后，在筆記中留下了這樣一句哀嘆：“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離，皇軍雖占有點和線，但處處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著的一串念珠。”

走出“人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華民族終于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然而，長年集中營式的統治，已經讓長城線上的兩千余座“人圈”成了另一個世界，勝利的消息并沒有在第一時間傳入“人圈”。

仿佛是一種昭示，1945年七八月，興隆縣連續下了40多天的雨，并引發山洪，興隆縣最大的“人圈”蘑菇峪，圍墻坍塌多處。雨停后幾天，被圈禁的群眾終于知道，他們可以回家了。

據史耀清回憶，大家先是發現看守他們的日軍和偽軍突然撤走了，但幾年的恐怖統治讓他們不敢邁出已經坍塌的圍墻。幾天后，抗戰勝利的消息傳來，人們蜂擁而出。

被圈禁兩年的人們，一路哭著踏上了歸途，盡管他們中許多人的家園已經被摧毀。史耀清回憶，許多人回到闊別已久的已成一片廢墟的家園，并沒有表現出太多的苦楚或歡樂。幾年“人圈”里的非人生活，已經讓他們神經木然。

李軍回憶，大約在日本宣布投降半個月后，他的一個參加抗日游擊隊的遠房侄子跑進了蔡家甸村，大聲呼喊著：“日本投降了！”“人圈”中的人們緩了好半天神才明白，這個消息意味著他們重新獲得了自由。很多人放聲大哭。

又過了幾天，周邊幾個村子聯合搞起了花會，敲鑼打鼓走高蹺，慶賀勝利。游行的隊伍不約而同地匯聚到曹家路，那里曾經是日軍的據點。日軍早已悄悄撤走，人們砸爛了據點的門窗、桌椅，宣泄著幾年來的屈辱和怨恨。

幾乎家家都有親人死在“人圈”里，有的被集體掩埋，有的被日軍焚燒，尸身全無。許多人家只能朝著“人圈”的方向，燒紙祭奠死去的家人。

活下來的人生活仍要繼續，長滿雜草的農田開始復耕，“人圈”里屈辱和悲傷的往事，被人們銘記在心里。

至今在長城沿線還流傳著一首民謠，表達著1945年中國贏得抗日戰爭后人們的心情：“雞年來雞年走，日本鬼子舉了雙手。老天爺給洗血和淚呀，十三年，多少仇？十三年的地獄到了頭！”

歲月輪回，青山依舊，那些塵封在田野和山洞里的千里無人區和“人圈”的悲慘故事正離我們越來越遠。無論如何，這段銘刻在民族心靈深處的傷痕不應該被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