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朱墻在暮色中泛起金紅，青銅器皿的斑駁綠銹在月光下發(fā)出熒光時，故宮又度過了新的一天。近日，作家祝勇的《國寶》——一部以故宮文物為經(jīng)緯編織的小說，與讀者正式見面了。該小說以60萬字的篇幅，講述故宮文物南遷的故事。作者以考古學家般的精準筆觸，在虛構的敘事中展現(xiàn)文物保護人的使命，讓逐漸遠去的歷史和陳列于展館的器物再次有了溫度。

虛構與非虛構交織

在創(chuàng)作小說《國寶》之前，祝勇曾創(chuàng)作過《故宮文物南遷》等多部紀實文學作品。多年來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影響了《國寶》這部小說的基調(diào)，讓它呈現(xiàn)出非虛構與虛構交織的特征。在歷史檔案與紀錄片式的文學語言中，祝勇打撈出無數(shù)敘事的原型——文物保護者莊尚嚴，成為《國寶》中虛構人物那文松的靈感來源；1933年文物出宮清點時的月光，凝結成《國寶》中梅遇影記憶中的丈夫踏出四合院門檻時的半步遲疑。這種非虛構與虛構的糾纏，構成《國寶》最本真的創(chuàng)作方法論，歷史真實的直線與文學想象的曲線在此交錯共融。

作為深耕故宮文化研究的學者，祝勇的創(chuàng)作獨具特色。如果說《故宮文物南遷》，是以文獻織就1933至1958年間文物遷徙的軌跡，那么《國寶》則如X光機，穿透歷史表層，顯影出文物保護者的人性光譜。這種從“物證”到“心證”的跨越，是紀實類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必經(jīng)之路。

《國寶》主人公那文松，雖然有真實的人物原型，但小說賦予了他更為豐滿的命運——從世家子弟到文物押運者，從生活和美到山河淪陷不得不背井離鄉(xiāng)。小說中的“石鼓運輸”“曬畫防潮”等細節(jié)，則均以真實檔案為據(jù)。例如，石鼓每只重逾一噸，運輸時需以棉胎減震；四川陰雨連綿，故宮人趁晴天曬畫等情節(jié)，皆源自南遷親歷者口述。但祝勇并未止步于紀實，而是將技術性操作升華為精神的隱喻——石鼓沉重，象征文明的重量；曬畫的陽光，成為絕境中的希望之光。

小說還塑造了故宮院長易東籬、馬橫嶺兩代學人的形象。易東籬深知南遷的必要性，卻不得不在輿論壓力與政治博弈中艱難斡旋；馬橫嶺的堅忍則體現(xiàn)在，他以學者之身直面硝煙，將文物安危置于個人生死之上。二人的命運對比，揭示了亂世中知識分子的困境：既要守護文明火種，又須在理想與現(xiàn)實間尋找平衡。

值得一書的是，《國寶》對女性角色的刻畫尤為亮眼。那文松之妻梅遇影，以描繪九九消寒圖作為日常儀式，來寄托亂世中的情懷；護士沈芷伊在戰(zhàn)地醫(yī)院照顧傷員，完成了愛的守護。這些女性以柔韌之力，成為文明傳承的隱性支柱。

作者讓故宮人、隨行家屬、官兵士卒以及普通百姓作為主角，在國寶清單與家書往還的縫隙里，鑿刻出歷史褶皺中鮮活的生命溫度。當文物從展柜中走進生活里，當專家從研究室走向南遷的路，當代人與傳統(tǒng)文化對話方式被重新結構。

文物是“沉默的主角”

以家族命運折射時代巨變，是小說常見的敘事策略。《國寶》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將文物南遷的“物之遷徙”與家族離散的“人之流徙”并置，形成雙重敘事脈絡。

《國寶》將器物納入敘事核心，使文物成為“沉默的主角”。器物不僅是歷史的見證者，更成為推動情節(jié)者、隱喻承載者。小說采用“以家映國”的敘事策略，并非簡單的場景搬演，而是通過器物與人物的互文，展現(xiàn)一個民族文明傳承的鮮活歷史。

筆者以為，小說最為特別之處，在于將器物的“物性”升華為敘事的“根”與“魂”。那貫穿全書的先秦石鼓，既是南遷途中的物理負重，更是守護者群體的精神圖騰。石鼓上的古老文字，在月光下幻化為萬里河山；石體的裂痕，暗示著一個民族的傷痕。在小說的樂山曬畫情節(jié)中，那文松和丁彤云展開畫卷時，被畫中景象震撼——山體和密林墨色凝重，氣勢雄渾，連白天的光線都顯得黯淡；畫中人物渺小，看似只是大山的陪襯，但實際上，畫家正是借此凸顯行旅者的意志。那文松感慨，面對強大的困難，人沒有退縮，而他們馱著古物東奔西走，恰似畫中的溪山行旅，無論路途多么艱辛，這些故宮人都不會動搖守護文物的決心。

“物性”升華為“神性”，也發(fā)生在小說的另一個情節(jié)中。當那文松父子乘坐的載著古物的木船在激流中失控，向著樂山大佛疾沖之際，斷裂的纜繩竟如神諭般牽引木船安然擱淺。這個充滿神秘主義色彩的事件，讓物與人關系倒置——不只是守藏者在護衛(wèi)文明火種，青銅鼎彝、書畫長卷，亦化作護佑生命的靈符。

一次新的寫作嘗試

祝勇的散文以考據(jù)精微、文采斐然著稱。轉型小說創(chuàng)作后，他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是如何將散文的抒情性轉化為小說的敘事性。《國寶》的解決之道，是“以細節(jié)驅動故事”。例如，那文松截肢的中指，既是肉體創(chuàng)傷的符號，也隱喻文人“失筆”的精神危機，而他在醫(yī)院目睹傷兵慘狀后的頓悟，則將個人痛苦升華為與民族的共情。這種筆法，既保留了散文的詩意，又賦予小說歷史的縱深。

小說還實現(xiàn)了知識性與文學性的平衡。在《國寶》文本中，大量嵌入了藝術評論、書畫鑒定、文物修復等專業(yè)知識。如開篇主人公還是流浪漢時，通過辨別畫的真?zhèn)危日故玖粟w孟頫書畫的技藝精髓，又暗伏文物流轉的線索。

在筆者看來，《國寶》既非傳統(tǒng)意義的家國小說，也非戲說歷史的純粹想象，而是以故宮學者的翔實筆觸進行的文學深潛。《國寶》將非虛構寫作中的田野調(diào)查方法，轉化為小說中的器物考據(jù)、運輸清單、檔案摘錄，既增強了歷史真實感，又形成了對傳統(tǒng)小說文體的有益重構。

當劉心武贊嘆這部作品“淬煉出一段關于民族記憶的壯闊史詩”，梁曉聲定義其為“填補空白之作”，邱華棟感慨其“波瀾壯闊又氣壯山河”，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部小說，更是保護文物、傳承文化的集體承諾。那些穿越戰(zhàn)火的文物，如青草在每年春日刺破層冰，以倔強的綠意訴說著文明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