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上午10點，烏鎮的日頭已經很烈了。在西柵一間由老房子改建而成的蚌灣劇場中，作家葉兆言攜長篇小說《璩家花園》與讀者見面，這是今年上海書展分會場首屆烏鎮閱讀節活動之一。

葉兆言坦率、真誠、自謙，他不喜歡夸大文學的作用，認為作者“不必把手伸太長”。但無論是否正在身處一個文學與紙媒唱挽歌的時代，于他而言，唯有寫作，才是一生的“著落”。

從祖父葉圣陶、父親葉至誠到葉兆言、女兒葉子，葉氏四代都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但葉兆言說，他成為一名作家，并不是因為家庭，而是與時代的關系更大。“我上大學時，那是個文學時代，今天稱之為‘火熱的80年代’，所有人都在寫小說，我就稀里糊涂也跟著寫小說了。”

他的文學之路一開始算得上順利。“我利用假期寫作，一個暑假寫了8個短篇小說，后來發表了5篇，用了3個筆名。當時覺得自己很牛，把文學看得很輕。我想有一天，這個世界上發現有兩個偉大的作家，結果都是我。”寫完8篇小說后，年輕的葉兆言從南京騎自行車到無錫與女朋友會面，一天騎了220公里。“真是人生很美好的時代。”

后來葉兆言真正成為一名作家，并不是因為很輕易地寫了8篇小說。而是后面的5年，盡管還一樣在寫，但一篇小說也沒有發表。“在中國，大多數刊物都退過我的稿子，幾十家肯定有。退稿后很沮喪，但也會讓你充實。”當時，父親葉至誠有位好友，在文壇上頗有名望，葉兆言希望對方能幫忙推薦一下。“他跟我說，你要喜歡寫就寫，就擱在抽屜里。有一天如果你寫好了，這些小說都能發表。他有句話沒說，寫不好，這些東西不發表也沒有關系，擱抽屜就拉倒了。”

這句話對這位文學青年產生了核彈般的威力。“你的人生里，如果有一抽屜的稿子，那是很充實的。它證明了你的毅力，你對愛的堅貞程度。”葉兆言回憶，恰恰是這五年退稿的考驗，讓他“賭氣”繼續寫，“不斷地退稿，仍然刺激我繼續寫。經過五年后，我開始喜歡上這個行當了”。

盡管以勤奮寫作而聞名，葉兆言并不喜歡夸大文學的價值或意義。這是他第三次來烏鎮，令他想起1984年第一次來烏鎮時的情景。“80年代初期，烏鎮還沒通汽車，茅盾的故居剛開始要修，是三間很小的房子，和今天的烏鎮完全不一樣。”葉兆言說，烏鎮的改變也并非文學之功，“改變這個世界更重要的東西是經濟、法律、新聞，這些遠比我所從事的虛構文學更重要”。

他始終覺得，文學與詩歌是小眾的，是屬于那些喜歡文學的人的事情。“很多人認為作家應該成為哲學家、思想家、什么什么家，這些都是對作家過高的要求，意味著作家把手伸得太長。”葉兆言說，作家要做的事情是把一個故事說好，讓讀者相信，看了覺得有趣，“同樣的道理，讀者的手也不用伸那么長，看著好看，我就看。不好看，我就扔掉。閱讀非常簡單，和看手機沒有什么太大區別。”

《璩家花園》是葉兆言最新長篇小說。小說以南京城南一座老宅院，兩個家庭，三代人悲欣交集的人生故事為主線，書寫共和國七十余載平民史。而這次讀者見面會的主題被定為“愛有著落，就是最幸福的人”。葉兆言說，這一主題其實是在講人生的難度。“愛上一個人，愛上一件事，愛上一個東西，都是很容易的，但持續的愛是不容易的。”他以書中璩天井的人生為例，“我寫這本書，目的是使得這種虛假的、不可能的人生，變得相對真實，能夠引起大家共同的認識。”

《璩家花園》書封

回答記者或讀者的提問時，葉兆言喜歡用比喻。他說，寫作就像跳高，最終目的都是跳得更高，但總是以失敗結尾。對作者而言，每次寫作都是一種黔驢技窮，一種不擇手段想達到的狀態。但同時，每一次新的寫作，都是對以往寫作的一次“拯救”。“我是一個不溫不火的作家，很多人可能從來沒有看過我的小說，從來不知道我的故事。所以在現實的寫作中，在即將開始的寫作中，我都有一種要稍微認真一點、要努力寫好一點的態度。”葉兆言說，“拯救”或許聽起來有點“矯情”，“但通過今天努力的寫作，讀者覺得這篇小說還可以，可能會去看我以前的小說，就讓我以往的小說又復活了。”

公開參加活動、發表演講或接受記者采訪，都非葉兆言所擅長。他更習慣封閉在家里，整天埋頭寫作。偶爾，他嘴里也會蹦出一些流行詞匯。“我剛才聊以前的烏鎮，這樣的話題重新敘述一遍可能會有點意思，但很多人根本不愛聽，這是‘老登’的話，一股‘爹味’，這也是事實。”葉兆言說，他經常提醒自己不要倚老賣老，不要賣弄自己的經歷，不要說多少年前就來過烏鎮了，“我孩子經常警告我，所以我也提醒自己，雖然免不了‘老登腔’。倒不是為了討年輕人的好，因為我想起年輕時候，也不愛聽父母的那些話。”

在葉兆言的書里，“南京”是頻繁出現的城市。他把這座城市比作分享會時屁股下坐著的那張凳子。“沒有這個凳子，我不站在土地上。相當于王安憶的這塊土地是上海，蘇童腳底下土地是蘇州的一個郊區一樣，我不能懸在半空中跟你說話。”但同時，葉兆言也強調，“很多人覺得我立志為南京寫作，其實不是這樣的，城市這個符號不重要。把《璩家花園》的故事移植到烏鎮，也是一樣的”。他覺得，文學一定不能搞地方主義，不能像賣土特產一樣，“文學是世界性的，越是世界性的東西，越是地方的”。

葉兆言說，這是一個文學在唱挽歌的時代。“文學在烏泱泱的人群間，多么渺小、多么不重要、多么沒意義。這是一個事實。但我也想說，寫作本身對我是如何重要，我又如何喜歡它。”

采訪尾聲，有記者提問，他是否在寫新的作品。葉兆言說：“我是一個種地的老漢，我肯定還在種地。”就像分享會的標題所寫的那樣，如果愛有“著落”。那寫作，就是葉兆言的“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