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簡介

程相占，教育部2017年度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任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中山大學藝術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美學、生態美學、生態藝術學、生態批評等。

楊文豐，廣東省科技干部學院中文二級教授，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被譽為當代標志性生態散文家之一。已出版生態散文集《自然筆記--科學倫理與文化沉思》《蝴蝶為什么這樣美》《自然書》《病盆景--自然倫理與文學情懷》《自然課堂》和《無花果》等，有作品被多種外文譯介。生態散文被選入《大學語文》、上海高中《語文》等10多種大中學教材和中高考語文試卷，以及《新中國70年文學從書·散文卷》(孟繁華主編)和《中外生態文學作品選》(浙大中文系教育部規劃項目)等。曾獲第七屆老舍散文獎、第四屆冰心散文獎、第六屆在場主義散文獎、第五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首屆林語堂散文獎、第四屆豐子愷散文獎、《散文選刊》首屆華文最佳散文獎、首屆絲路散文獎、首屆觀音山杯·生態文學獎和首屆國際華文生態文學獎等。

一、國內當代生態文學多屬“小生態文學”

程相占（以下簡稱“程”）：楊老師，您好！我本人主要研究生態美學，對于當代文學研究投入的精力很少。美學的理論性較強，基本特點是思辨性，它很少會去舉例子。為了把生態美學奠定在更加豐富的生態審美體驗的基礎上，同時為了把生態藝術學的建構提到議事日程上，我最近兩年比較關注國內的生態文藝現象，借用生態詩人華海的話來講，就是想更多地走進“生態現場”。2024年11月，我應邀參加了第十一屆清遠詩歌節暨第六屆清遠生態詩歌筆會。會上，我把我所理解的“生態現場”概括為三方面：第一，在地性現場，比方說一個生態茶園、江心島等等，這與生態田野考察比較接近；第二，生態文藝作品，文藝是一個比較全的名稱，既包括文學，也包括藝術，通過對生態文藝作品的鑒賞和批評，獲得更加豐富的生態審美體驗，以便從中提煉出更富有根基的理論；第三，生態作家的工作現場，也就是走近生態作家，與之進行深入交流。正是從這樣的考慮出發，我很想與您這位著名的生態散文家做一次訪談。我先提第一個問題：請您根據自己的創作歷程，談一談您對中國當代生態散文的總體看法。談論完這個話題之后，您也可以把散文再擴大，談談您對您所接觸的其他生態作品，比如生態詩歌、生態小說等作品的看法。

楊文豐（以下簡稱“楊”）：很榮幸有機會與程教授對談。國內的生態散文創作已形成熱潮，原因有多方面：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國家戰略，前幾年頻繁出現的霧霾天氣、世紀疫情、再早些的汶川地震，都在促使生態散文研究升溫。此外，“生態散文熱”亦與中國作協和生態環境部聯合印發《關于促進新時代生態文學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以及國內不少大報名刊隆重推發有關。還應該說，“生態散文熱”更有賴于當代作家對生態問題認識的深化、社會責任感的提升，離不開國內從事生態文學研究的專家、教授的搖旗吶喊，其中就有您程教授，還有汪樹東、龍其林、陳劍暉、王兆勝、劉軍、古耜、馮小軍、李景平、胡志紅等一批專注生態文學研究的專家、批評家的批評導引。總體來看，國內的生態散文創作，好作品有，但還不多。

當下國內的生態散文，依我看可分為三類：一類是融入了生態意識和生態觀念，對自然現象、自然物做出觀照式描寫、贊美；第二類是作家將生態意識、生態觀念與博物學知識結合，抒寫自然或生態現象；第三類則屬于引入科學視角、科學思維，抒寫生態物事，直面生態問題，并且進行生態倫理探求的寫作。思想和藝術均臻入大境界的“大生態散文”，目前還罕見，多數仍屬“小生態散文”，對自然和生態的生命體認、理性認知不夠，啟美抒寫、藝術式啟智思辨較弱，未能深刻、精準地表現生態時代的特征。而且，作家對生態散文這一創新文體，普遍未展示出自覺的營建努力。

近年生態詩產量呈上升之勢，生態詩中的生態意識、生態審美在增強，但好的生態詩尚少見，多數也是“小生態詩”。生態詩有自己的文體之長，但在容納或表現“生態思想量”方面，一般來說比不上生態散文，但也有例外，比如，我們讀艾略特的《荒原》。《荒原》詩詠塵世生態，暗示環境荒涼、民心空虛、道德淪喪，充盈社會批判、生態救贖的精神，意象豐富，典故紛紜，是現代人疏離大自然、沉入社會和精神荒原的可怕證詞，我常將《荒原》當作大生態詩來讀。

依個人之見，在抒寫和提出生態思想方面，生態散文比詩更適合也更擅長，這與生態詩體裁有關。詩歌對生態思想的闡發，確也難于細致，難于充分。劃時代的生態思想“土地道德”，就是由生態散文經典《沙鄉年鑒》提出的，無法想象詩歌能夠嚴密、充分地提出并闡述如此豐富、偉大的思想。世界生態文學經典，大多數也是散文。

我讀的生態小說不多。可能我的閱讀口味有偏差，有的被宣傳得很熱的生態小說，我感覺很難讀得下去。我很喜歡《狼圖騰》，它寫草原生態，揭示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作者表現在小說中的那些有血有肉的深刻的生命體認、生態思想和個性化的文化見解，已使之成為大于文學的“大生態小說”，其中“狼”的象征內蘊已足以啟智啟美。

程：您剛才講的這些情況我大體了解過一些，因為我最近也比較多地關注了武漢大學汪樹東教授發布的《中國生態文學發展報告》，他梳理得很詳盡，主要是分板塊介紹國家的政策、各地生態文學的會議和活動，包括評獎等等，然后下面是按文學的體裁來分，依次介紹生態詩歌、生態散文、生態戲劇、生態小說、生態報告文學等，最后一部分是生態批評。值得注意的是，該處的生態批評是比較寬泛的，包括生態美學和環境美學。當然，能否將生態美學、環境美學稱之為生態批評，這一點仍是值得商榷和推敲的，我覺得三者是不同的學術領域，應該將生態美學和環境美學當作開展生態批評的理論基礎來看待。生態批評并不是單純的理論探討，它主要還是結合文學作品而展開的文學批評。總而言之，通過這幾方面的了解，我個人感覺您的表述還是很準確的。下面請您結合您的代表性作品，簡單地介紹您進行生態散文創作的過程。

楊：我自童年起就喜讀文學，知青時期試寫過短篇小說、詩歌、小劇本，1978年考入南京氣象學院農業氣象專業，大學期間曾發表科學詩和科學童話。1984年10月16日《湛江日報》刊登了我的散文處女作《仙人球情思》，這篇散文已融入植物學知識。第三篇散文《窗》載于1986年第4期《隨筆》，或許與大學期間每學年高等數學課都為主要課程之一并做過大量高數習題，邏輯思維經過訓練有關，《窗》已有較強的思辨。

從《仙人球情思》見報至千禧年，我發表了《向日葵寓言》《邊緣況味》《蝴蝶》《蝴蝶現象》《池塘》《湖》等散文，也發表《散文形神論》（載《作品》）、《呼喚“散文哲學”》（載《散文百家》）、《陽光月光——散文筆記》（載《美文》）等散文藝術筆記。當時的作品，多發表于《美文》《散文》《作品》《萌芽》《散文百家》《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等，現回看，那段時間我還屬直覺式自然寫作，盡管作品里含些生態意識。

千禧年前，我已讀過好些西方的生態文學經典和生態哲學，特別喜歡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受其影響較深。

因甘以雯主編約稿，2001年第4期《散文·海外版》“科學隨筆”開欄并以頭條推出我的6篇《自然筆記》，不久《自然筆記》被選入上海高中《語文》教材，并被香港教育統籌局引進香港各中學校中國語文網絡課堂，還獲得美國《世界華人周刊》“華文成就獎”等榮譽。

從《自然筆記》發表，至2004年印度洋大海嘯發生前，我屬于半自覺式生態寫作，那段時間寫科學散文，生態意識基本上是因題材有關而自然而然進入作品的。《虹影》《北風》《鳴沙山·月牙泉》《緣何尋求還魂草》《臺風現象》等篇什，以及前幾年獲得國際華文生態文學獎的《絕種動物墓碑》，都是那段時間發表的。

而我進入自覺式生態寫作，自覺地加強憂患意識、啟蒙意識、追問意識和哲學思辨，該是從《散文·海外版》2005年第4期以“特約專稿”發表《海殤后的沉思》開始，應該說，是印度洋大海殤的震醒和“催化”，使我進入自覺的生態寫作。

《海殤后的沉思》反響很出乎意外，這篇散文先被選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山東師大孫昕光教授主編的《大學語文》，隨后又被選入其他多種《大學語文》和陳力君主編的《中外生態文學作品選》（浙大中文系教育部規劃項目）。

在《海殤后的沉思》中，我提出大自然具有“父性”“母性”，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分“舊敬畏”和“新敬畏”，而認為人與自然關系的最佳模式是“子宮式生態模式”，則是在發表于《天涯》的長文《走進子宮式生態圣殿》中提出的。

自覺式生態寫作期間，發表的作品影響也大些，較受選家和批評家關注的，主要有《海殤后的沉思》《病盆景》《霧霾批判書》《走進子宮式生態圣殿》《精神的樹，神幻的樹》《佛光》《蝴蝶為什么這么美》《不可醫治的鄉愁》《天麻劫》《敬畏口罩外的微生靈》《夕陽籠罩的珊瑚》《離家的貓頭鷹》等。

這個時段，尤其感恩《散文·海外版》甘以雯主編的扶持，也特別感恩《北京文學》兩任主編楊曉升和師力斌先生的青睞，2011年以來，我的系列生態散文長文《鳥巢》《霧霾批判書》《不可醫治的鄉愁》《哀哉！植物人》《這個塵世的變色龍》《敬畏口罩外的微生靈》《夕陽籠罩的珊瑚》《人魚》和《榕樹寓言》，都發表于《北京文學》雜志。

二、自然性、生態性及自然散文與生態散文的區分

程：您剛剛講的這個歷程讓我也回憶到了很多東西，比方說，我從2001年以來開始研究生態美學的歷程，總體上是與您的創造歷程比較吻合的。我們國家到了21世紀之后，特別黨的十八大之后，國家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得更加響亮，更加明確。關于生態散文的特性，我們以前也談過一次，比方說它的科學性、自然性、民族性、生態性等。其實現在我自己比較困惑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界定“生態性”。2024年12月21日，我參加了“自然與城市：西湖美學研究”學術研討會。我所做的大會發言題目是《對西湖的生態審美何以可能？》，最后講到要特別注重發掘西湖的生態性。我現在腦海當中對“自然性”跟“生態性”這兩個詞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從英文上來講，我覺得找到了對應的詞，“自然性”是“naturalness”，“生態性”是“ecologicalness”。所以能否請您談談，您是如何看待生態散文的生態性的？當然這背后可能會隱含著其他的問題，比方說，我們如何區分自然散文和生態散文？從理論上來講，首先應該區分清楚自然性和生態性，如果區分不清楚的話，自然散文就通常被當作生態散文。國內學術界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其實很多，經常會有人問我什么叫自然美學？什么叫生態美學？什么叫自然文學？什么叫生態文學？我的基本回答就是：自然是從體裁上來講的，生態是從性質上來講的。請您談談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楊：這類問題很值得探討。我想自然性就是大自然或自然物本身固有的特性，它的運行規律、狀態及變化。比如風的自然性，就是風是空氣的流動，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不同物質，其自然性有不同的表現；第三點，人類出現之前，萬物的自然性已存在，但從未停止過自然演化；第四點，受到其他因素比如受人的影響，自然性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改變。

而生態性，是指存在的此物與他物及其構成的關聯狀態，生態性的核心是物與物之間的關系。人類出現前后，自然界都存在生態性。只是人類出現后，生態性或生態關系才加入了人的作用。生態性大于自然性。包含人的因素后，生態性更是大于自然性，人盡管是自然之子，但人擁有相對的獨立性，因而不難看出：生態散文的內涵必然大于自然散文。生態散文是對自然散文的超越。

生態關系有好壞之分。人出于美的愿望去影響自然，未必弄出好的生態關系。國人對鯽魚的囚養始于南宋，鯽魚被養在逼仄的環境里，功能退化，尾巴、眼睛等出現變異，人卻導引病態的變異不但留存，更是還擴大，這種人魚關系，是一種病態生態關系。或許人是想讓鯽魚變得美，結果卻異化了鯽魚，辦了“惡事”。我寫《人魚》，寫的就是鯽魚異化為金魚的病文化。金魚審美和女人纏小腳，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病態審美。

現在來看自然散文和生態散文的區分，凡是著墨自然性的散文，就是自然散文；而抒寫自然物及其之間關系或自然與人的關系的散文，則為生態散文。我想，但凡好的生態關系都不存在任何問題，只有壞的生態關系才內蘊或顯示生態問題。

如果基于“生態關系”對散文分類，散文則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不涉及生態關系，或不著墨生態問題，不涉及生態思想、觀念和意識，不見“人”的擔當、追問、憂患和思辨，只是對自然性范疇內的物事比如山水風景進行審美解讀和抒寫，這類散文，可稱為“鑒賞式自然散文”或“自然物事散文”，其實即為“自然散文”。

第二類散文具有一定的生態意識或觀念，尊重自然，寫及人與花鳥蟲草、自然山水的“小關系”，但基本不涉及生態關系的問題，缺乏追問、憂患和思辨，這類散文，也就是我以前認定的“小生態散文”，當下的“生態散文”，多數是這類“小生態散文”。

第三類是抒寫自然、社會和思想意識相互作用，直面生態問題的散文，這類散文強化審美，體現人對自然的敬畏，對自然、社會和人的關系著力深入地解讀，有自覺的生態思想和意識，也不失人的道義擔當，有憂患、深追問、重思辨，甚至還探索生態倫理，張揚“生態人”的獨特情懷和精神力量——這實屬是“問道式生態散文”，也是我以前提出的“大生態散文”。

各類散文，當然都要有，而在當下生態問題已影響人類存亡之時，時代最急切呼喚的，還是“大生態散文”。我們熟知的世界生態散文經典，比如《寂靜的春天》《瓦爾登湖》和《沙鄉年鑒》，都是直面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大生態散文”。

生態文學何以有力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能夠直面生態問題，敬畏自然和社會，有助于校正人在自然中的“生態位”，強調人類的責任和擔當。

三、生態文學須切入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的問題

程：我簡單回應一下，我覺得您對自然性和生態性及大小生態散文的區分應該說是很清楚的，當然這背后還有一個合理度的問題。因為現在不管是創作界還是批評界，甚至美學界，都有如下幾組概念：自然文學與生態文學，自然批評與生態批評，自然美學與生態美學，如此等等，目前區分得不是特別清楚。從最終的意義上來講，我個人感覺生態性還是來自于自然性。但是您剛才講了一句話，我覺得比較切中了要害，就是說，當純講自然性的時候，它是不包括人的，起碼不包括人的文化活動和社會活動。人最初也來自于自然，他跟自然是一體的，這是沒有問題的。但人這種動物接受文化的過程、社會化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脫離自然狀態，而變成一種文明狀態的過程。這就像我們從嬰兒長成成人的過程、受教育的過程，它正好是一個社會化和文化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文化發揮著很強的塑造功能。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文化的二重性：文化有好的、有壞的。用我的話來講，符合正面價值的東西，我就把它稱之為文明；不符合正面價值的東西，即反面的東西，我就把它稱之為“文弊”——這是我多年前創造的一個術語，至今沒有被廣泛接受。

我覺得您抓得很準的一個問題，就是剛才所說的生態問題。我認為生態文學，包括生態散文在內，它確確實實是生態問題引發的文學思考和文學表達。從這個角度來講，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自然散文和生態散文，它們的區別是特別清楚的。古代有沒有生態文學？沒有。當然古代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生態問題，但跟我們今天所說的生態問題本質上還是不同的。所以我個人感覺這個生態問題其實應該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界定，從歷史的維度，從社會的維度，從文化的維度，從思想的維度都應該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界定。我認為所謂的生態問題是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在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當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包括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這才叫生態問題。有了這個時間節點之后，很多問題都能夠講清楚，并且理論的針對性，文學反思的針對性都會更加集中，否則的話就太泛化了。這是我覺得我高度贊同您的一點。我想簡單補充一點，就是您之前發給我的問題清單中也提到了“反對生態泛化”，那我想請您談談您所說的“反對生態泛化”是什么意思？為什么要“反對生態泛化”？在您的生態散文創作當中，您是如何落實您的“反對生態泛化”的這個理念的？

楊：生態泛化是將生態問題擴大化，將并非生態問題，也視作生態問題。比如，將“自然散文”認同為“生態散文”。我想，這是由于對生態性和自然性的分辨或認識尚不到位、對生態問題認識還云里霧里所致，這有待文學界、批評界對生態性、自然性的內涵做出精準的梳理和界定。

我最近注意到一個現象：好些原本倡行“自然寫作”的人，已改而提倡“自然生態寫作”，自然寫作和生態寫作的邊界是否會被模糊化？我不贊同生態泛化，任何東西一旦泛化、擴大化，失去邊界，勢必魚目混珠，攪成一鍋粥。

如何防止生態泛化？結合自己的寫作經歷，我想，首先得下功夫辨識面對的題材，是否蘊含適合文學表現的生態問題。也就是說，要讓自己的寫作，最好成為生態問題式寫作，我認為這是最有效的辦法。事實也是如此，直面生態問題的作品，文學效應要更大些。

程：好的，謝謝您的回答。這些其實是我長期思考的一個問題。能有多長呢？差不多長到20年都不止。這就得提到我的大學老師魯樞元老師。他在2000年出版了《生態文藝學》，這里面就提到了三重生態或三重生態學，即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這是魯老師建構的一個框架，在國內影響很大。后來國內學界又發現了法國哲學家加塔利也有類似的講法，他在1989年出版了《三重生態學》。受他們的影響，我在研究生態美學的時候，思考框架其實也是三重生態學：第一重叫自然生態學，它講的是自然力量對于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和塑造。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理工科的生命科學、環境科學主要研究這些。第二重生態學叫社會生態學，它是社會力量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這樣就把社會力量加進去了。第三重可以稱之為精神生態學，就是人類的精神力量對于生態系統的影響。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國內外對于“生態”和“生態學”的區分不太清楚，一會講生態，一會講的又是生態學，比如將精神生態和精神生態學混為一談，讓人有點摸不著頭腦。我個人覺得，二者之間的差別是非常大的。我堅持認為，“生態學”的“學”標識著一個學科、一個研究領域。這樣一來，我們從三重生態學的角度來理解生態問題，就比較全面了。為什么會出現生態問題，比方說氣候變暖、物種滅絕、資源短缺、污染嚴重以及人類的精神世界逐漸貧乏和空虛等問題，這些后果其實都是自然、社會與精神三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地球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否，是三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盡管人的力量相對于自然的力量還是很小的，但卻是我們應該集中關注的問題，也就是關注人類的社會行為、精神狀態對于生態系統之健康的影響，而這正是社會生態學與精神生態學的核心內容。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思考生態問題時應該關注的焦點。您剛才提到，進入生態文明建設時代，國內有學者把原來的自然文學叫作自然生態文學。按照我剛才的說法，自然生態文學其實對應的是三重生態學當中的第一部分，即自然生態。如果要想把自然文學寫得更加深入并將之推進到生態文學的層次，就必須將它與社會生態、精神生態聯系起來進行思考。

楊：很欽敬也很感謝魯樞元先生。魯老師兼具學者的思辨和作家的才情，他在蘇州大學主編的《精神生態通訊》，曾賜寄給我，讀后深為受益。記得2008年有一期《精神生態通訊》，還刊載過拙文《異化的溫泉》。

非常贊同您的看法，也非常贊同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的三分法。生態散文的審美效應，必然與作者切入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問題”的尺度和深度密不可分。生態散文之大，與所表現的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的生態問題的深廣程度，可說基本上成正比。

想想，如果寫核泄漏一類大的生態問題，無法想象作家會不以核問題為圓心，對關涉的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做大半徑的精深研究，并提出獨到的見解，以啟智啟美，否則無法寫出一篇“大生態散文”。

我曾寫《任何墻都擋不住心的自由》（載《天涯》2014年第2期“作家立場”），是寫柏林墻，也寫過《澳門蓮花地》（載《人民文學》2019年第12期），除筆涉自然生態，也或深或淺地對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有所切入。

在生態長文《敬畏口罩外的微生靈》（載《北京文學》2021年第3期）中，我筆墨主要聚焦病毒，但無法不寫及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因為病毒固然有自然性，但突如其來的疫情，已無法似感冒發燒那樣完全可由純粹的醫學控制，已發展泛濫為社會生態疾患，導致了人類精神生態的突變，全球范圍內的社會生態，已動蕩如海嘯撲岸。

四、最大限度地擴充生態散文的藝術容量

程：這樣一來，如果我們從三重生態學視野當中去看生態問題的話，作品的容量就會大大地拓展，思想主題就會大大地深化。關于生態散文的生態性與審美性，我覺得我們今天基本上把生態性討論得差不多了，下面就談談審美性。具體到作品當中，審美性其實是我們常說的藝術性。因為我們這里探討的作品本來就是文藝作品，我們把它稱之為審美價值或藝術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是差不多的。生態文藝作品應該有較強的藝術性、較高的審美價值，能夠激發我們強烈的生態審美體驗。坦白來講，我閱讀生態作品，包括生態散文和生態詩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強化我所說的生態審美體驗，這是生態美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所以請您談談，如何能夠提高生態散文的審美性，提高它的審美價值，或者更直接來講，提高生態散文的藝術性？

楊：您提的這個問題非常之重要，關系到中國生態散文能否聳立世界文學之林，是個大題目，我只能結合自己的探索、寫作感悟，談些孔見，拋磚引玉。

首先，生態散文藝術性的提高，須扣緊生態寫作的特點。生態散文寫作帶有一定的學理性，涉及生態學、自然哲學、自然美學、社會政治學以及文學創作一般規律這五個層面。這五個層面基本也涉及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正是這些層面的信息材料的藝術交織，才構成生態散文有別于其他散文的審美魅力，因而，作家既要有自覺的地球村意識，還須遵循事理邏輯、情感合理地藝術地處理好各層面的信息材料之關系。

我依然認為，欲寫散文，必先學會思索，散文之境界，全賴深刻的思考出之。作家得有獨具個性的思考。凡是希望有所作為的生態散文家，都要有至少成為生態思想者的“野心”。生態散文不只是自然現象和生物間故事的抒寫，還須深入反思生態問題，須表達憂患和悲憫，須有質疑、追問和批判，乃至促進生態倫理建構。

藝術處理信息、材料、情感的融入非常重要。但凡思考越深入，情感與材料融合的比例就越高。生態散文中的情感，以憂患為底色。假如材料、思考和情感的藝術融合未達到火候，碼出的文字必枯燥乏味，宛若夾生飯，讀起來“隔”。當然，每一篇生態散文的抒寫角度可能不盡相同，但都需追求在場性。細節是實現在場性的必要條件。所以，對信息材料的藝術整合，并非只是做簡單的加法，至少也是乘法。實際上，藝術整合各類信息材料的過程，已是潛在提升“藝術量”和“思想量”的過程。“藝術量”猶如樹冠的大小，“思想量”可謂樹桿的粗細。

第二，強化作家的審真能力。真善美渾然一體猶如圓滿的紅蘋果。美以真為基礎。生態散文的審美基于審真，基于對自然、社會的本質、規律和特征的認識，所以，審美能力的提高，有賴于審真能力的提高。生態散文里的真，除包括作家所認知的社會、精神之真，也蘊含被作家主觀審美化的生態規律、科學知識、科學思維，當然亦內含作者提出的生態思想，乃科學之真、情感之真和哲思之真的融合。其實，生態散文寫作有一條“捷徑”，這就是引入科學視角。我堅持認為：科學視角之于生態散文，既是作家認識物事的顯微鏡、透視鏡和望遠鏡，也是作家求真、啟智、審美的平臺或起跑線，既是內容，也是手段。而且，科學并非只是自然科學，也包含社會科學。《莊子》就是偉大的社會科學散文。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狂人形象的塑造能如此成功，我想，這與作家巧借了醫學上的強迫妄想癥行為和心理密不可分。《狂人日記》其實也是偉大的科學小說。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生態散文引入科學視角，也是科學時代的要求，且是承接“五四”新文化運動崇尚“德先生、賽先生”的傳統。

第三，強化精品意識，將每一篇生態散文的審美容量擴充至最大化，因而，我要說及象征。我倡行生態散文走向象征。象征物離不開自然性，“文學形象”基于自然性，自然性離不開物象——“形象”，假如新文學小說，未能創造出阿Q、狂人等文學形象，新文學的“相貌”便無法呈現出此等光彩。生態散文，也須創造自己的文學形象，象征無疑適合擔此重任。誠然，審美量的大小，離不開象征物蘊含的“思想量”。一篇生態散文，可建構個別的、局部的象征，也可全文建構一個象征，甚至可以一本散文集創造一個象征，如梭羅的《瓦爾登湖》。

我感覺生態散文寫作，以多學科的視角，細密、細致、精準、科學地描述自然物，甚有助于建構象征。在撰寫《病盆景》《人蟻》《“晨昏線”寓言》《精神的樹，神幻的樹》《霧霾批判書》《敬畏口罩外的微生靈》《夕陽籠罩的珊瑚》《人魚》《榕樹寓言》等時，對象征的營建，我曾作過一些嘗試，有關探索經驗，我在《生態散文容量擴充策略漫談》（載《生態文化》雜志2022年第3期；2022年6月23日分別被中國作家網、新華網轉載）一文中，已有較多談及。

第四，強化無法取代的藝術風格。一個生態散文家在藝術上能否成功，取決于有無一批風格獨特的作品。風格就是特色，風格就是質量。作為中國作家，無論形成怎樣的風格，都須最大限度地展示中國文字之美。

影響藝術風格建構的因素很多，比如，與作者個性化的思想、與審美傾向有關，也與作者無法控制的非智力因素如直覺、潛意識有關。其實，選材和結構對文學藝術風格的建構甚至是“命運攸關”，而選材、結構對生態散文審美風格建構的影響，似乎并未被注意，今天，我稍稍做些探討。

題材是地基性的，也可以是地域性的。同一地域的題材雖然較利于聚焦該地域的生態問題，但過分強調地域性寫作，不利于生態散文的題材和風格的多樣化。地域性寫作并非生態散文寫作的充分必要條件。不同題材，激發的情感反應和審美體驗也必不相同。個性風格的建構，以立足有意義且吻合作家秉性的題材為基礎。我認為，真實而且蘊含問題的題材，直覺有可能寫得美的題材，獨特的題材，才大都是較易寫出深度、精度，適合風格建構的題材。法布爾的《昆蟲記》正是展示昆蟲生命的奇妙和尊嚴，才使塵世有了風格獨具的《昆蟲記》。

而結構，是文學藝術作品最基本的表現形態。莊子與蒙田的散文結構不同，蘇軾、魯迅、梁實秋和博爾赫斯的散文，結構差別也顯而易見。一改變結構，物質世界即生天壤之別，如碳原子以四面體結構排列，會形成硬度和熔點都極高的金剛石；同樣是碳原子，若按層狀結構排列，所形成的則是做鉛筆芯的材料石墨。

中國書法史上的名家碑帖，風格面貌各異，很大程度上也是結構不同所致。文學作品，呈顯性結構易，含隱性結構難。有人曾將唐杜牧的詩《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改變結構，再加幾個標點符號，就變成了劇本。一篇生態散文，一類內容或一個段落，前置或后置，對全文的氣韻、氣勢的影響，已很不一樣。對于一個成熟作家，一篇散文首句文字的節奏、色彩、質感，會如氣象上的“蝴蝶效應”般不斷放大，影響乃至決定全文的語言風格。

一個生態散文家，如果能找準與自己的學養、稟賦最吻合的獨特的寫作題材，選準最適合自己的“藝術工具”，建立獨特的作品結構，那么，創立與眾不同、他人無法復制的風格，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還想說的是，AI大潮已開始席卷人類生活，我認為AI對生態散文創作，必是機遇大于挑戰，如何在寫作中巧用AI不斷提高中國生態散文的審美性，如何進一步借鑒國外優秀生態文學作品，如何融入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道家哲學中自然和生態的思想與智慧資源，創造出具有中國文化自信風貌、臻至藝術最高境界的生態散文，或者說是臻至哲學堂奧的生態散文，已擺在我們的面前。

程：楊老師講得很好。我今天看到一篇博文，有一位畫家叫歐陽巨波，他把自己的水墨畫叫做“氣象主義”，有人評論他的時候講到了一句話，我覺得講得挺好的。他說，歐陽巨波先生的新水墨藝術之新，正是在觀念、視角、主題、媒介、技法的突破中，實現了創造性重構。他從五個方面來講這個新，一個是觀念，一個是視角，一個是主題，一個是媒介，一個是技法。我覺得可以用這五個方面來講生態散文。它背后一定有一個觀念，有一個視角，這個主題以前可能側重在自然生態上，下一步我覺得應該深化到社會生態、精神生態的領域，并且即使在寫自然生態的時候，也應該去把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的東西融進去。另外，媒介是區分藝術門類的一個根據，文學這個藝術門類的媒介就是語言。就像您剛才提到的語言的魅力，高超的語言技巧。然后技法，就是在語言之外，還有結構、謀篇布局等等，這些東西在詩歌和小說上可能會體現得更清楚一點。散文的技法，一般大家都會說“形散神不散”，關鍵就是說怎么從技法的角度再去寫，說白了就是寫作技巧，比如化實為虛、化具象為象征等。這是對生態散文的藝術性的探討，可以從這些方面去著手。希望將來有機會與您做進一步的交流和探討。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廣東省科技干部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