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著名學者薩義德發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講，在談到當時挑戰知識分子的四種壓力時，他提出了著名的“業余性”觀點。薩義德深刻指出，所謂業余性就是不為利益和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殺的興趣，而這些喜愛和興趣在于更遠大的景象。他認為知識分子在本質上應該是一種“業余精神”，他們的行動來自關切和喜愛，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狹窄的專業化。回顧吳玉龍的寫作歷程，他始終孜孜矻矻地秉承著薩義德所謂的“業余性”知識分子寫作。

吳玉龍最近發表的短篇小說《師父是個好人》是其“業余性”寫作的又一成果。該小說在意趣上純粹、灑脫。在文本上結構嚴謹、邏輯清晰，顯示出作者較高的敘事能力。無疑，這是一篇弘揚歷史、民族正義的小說，人物出場即是非分明，黑白道清，但就是這種無可辯駁的正義敘事，卻是出自一個帶有一點私心的懵懂學徒，由他一點一點撥開迷霧敘述，這種零度節制、若愚式的敘事，非冷靜高明的人很難做到，這是一種按照時間線索仿生的敘事緯度推進節奏，一種非全知敘事視角，這種敘事選擇是作者深思熟慮后有意為之，以低姿態、低時空、低氣壓、低（無）信仰的無奈現實狀寫介入國土淪喪的中國現場，真實的還原當時中國淪陷區人民的投機實利性和現實殘酷性。在抵抗失敗，國土大片淪喪的現實面前，貌似一切選擇都是合理的。地主鄉紳賈世仁搖身一變為漢奸偽縣長，在民族和身份認同上踏上千夫所指的邪路，只為一點暫時的亡國紅利，不惜失節失人，自甘自取其辱；父母雙亡后的“我”是亡國奴中千千萬萬懵懂的未成年人，生計無著，只為填飽肚子本能地活下去，但中華民族歷史天空中飄蕩的樸素浩然正氣有形無形地指引著“我”，亦師亦父的師父就是一盞若明若暗的燈；大匠人師父似乎平靜地接受了亡國命運帶來的安排，干活活命，貌似沒有任何立場和喜惡，所以當偽縣長賈世仁找到師父，道出為討姨太太歡心想修葺老宅以金屋藏嬌時，師父沒有流露出鄙夷的神色，相反很享受這從天而降的“財神爺送錢”之舉，而“我”比師父更加沾沾自喜。

作者借學徒“我”的視角寫到這里，讀者們已經憋著一肚子同仇敵愾之氣，這是高明作者的煽火敘事本領。普通人的活命法無關國家苦難，無關民族壓迫，這是如實狀寫無數底層人的現實，“我”、窯工王二、傭人天旺等等，都是為了活命，麻木而無奈地忽略掉國家公敵，而那些有關信仰和革命抗爭的話語需要有人振臂一呼，那是革命年代的常規敘事，將人后置，甚至湮滅為符號。吳玉龍深知其中肯綮，他將人還原、前置，用的是一種類似哥特小說的迷宮深入法，回到殘酷現場，不動聲色的描摹最接近現場的思維和動作。這些思維和意趣用在一個父母雙亡、生活無著、國家危亡意識淡薄的少年學徒“我”身上恰如其分，革命信仰和抗日斗爭意識并非一日天然成就的，它需要血雨腥風的洗禮而養成。

接下的敘事走向，就是在一次次誤會和猜疑中，師父的形象由低到高的嬗變過程。師父幫漢奸修繕老宅、給漢奸當管家、給鬼子看病等層出不窮的貼身陪護。同時，“我”在一點點覺醒，浩然正氣滋養的天然信仰不再為茍活而忽視國家正義，“我壯著膽子說：‘人家都說你干了偽事，是漢奸······’”這是普羅大眾的一次意識飛升，人不再懵懂混沌，師父聽后回答：“受人之托，終人之事，這樣的壞天氣我得去看一眼賈府的宅院去。”又一次將建立在誤會上的猜疑推向高潮，寫到這里，已經具備諜戰小說的部分元素。師父究竟是什么人？被高懸在“我”和讀者頭上。深受短篇架構的局限，作者只能盡快讓疑惑到骨子里的“我”看到復雜現實的結局，最后，一個潛伏隱忍在淪陷區的抗日戰士巋然矗立。在一個雪夜里，抗日先鋒的師父為救出兩名被俘關押的八路軍戰士，果斷出手，成就家國大義。

“我”的震撼是從內心發出一陣陣漣漪的，波紋漣漪所及，“我”對大匠人師父產生了似有若無的幻覺，小說敘事的尾聲是開放式的，留下了更大的歷史謎面，抗戰、內戰結束，全國解放后，解放軍軍官找“我”來做師父宋軍旗身份調查，又將歷史曖昧重放一遍：“宋軍旗為賈世仁修過宅子?宋軍旗做過賈世仁的管家?……”這些籠罩著團團濃霧的謎題已經為“我”所消化，“我”經由歷史血腥已然走出懵懂，“我”隱隱覺出師父又將陷入“我”當年對他的誤解泥沼中：“就在他即將合上筆記本的剎那，我猛然摁住他的右手，大聲說：‘師父是個好人！這句話你一定要寫上！’”這是一段意味深長的讖語，歷史永遠無法精準辨明自身，作者之所以如此敘寫，何其不是又將師父宋軍旗置于“我”的輪回的混沌影射中，這是吳玉龍理解的歷史時代病，一個回旋鏢式的周期律。

讓我們將話題回到廿多年之前，那還是上個世紀末尾之時，我和吳玉龍相識不久，總是就當時社會之事爭吵到面紅耳赤，誰也說服不了誰，那時我們徜徉流連于北大一帶，揮斥方遒，我看過他的一些未發表的大塊文章，知道他將很多不安和感情意趣都寫進了他的小說。此后，很多年不見。再見到他時，他拿出了已發表在各種文學報刊的作品。我欣喜地發現，他的小說依然遵循著“業余性”寫作的理念。我感喟時光流蝕，光陰只是磨損了他的年輪，在知識分子承擔和作為上他并未退步，而且，他的小說總是有一種淡淡的人文感傷貫穿始終，失戀、失愛、失怙等等都是他小說經常出現的不安意象，敘事也以小人物的懵懂視角撩開時代病的各種癥候，最后，小說敘事結束時，讀者會不知不覺中感受到在落差中揭示病象本質的敘述力量，這種不經意的鋪墊和敘述在大相徑庭結果出現時，往往起到大吃一驚的吊詭效果，結局有時并非皆大歡喜，只是給人一點失望的希望，這與作者對光怪陸離社會的認識有一定聯系。

最后，再說一說“業余性”寫作。我們當然不能一成不變地照搬薩義德“業余性”寫作理論，但面對事實而言，反觀出中國當代文學“專業性”寫作產出的作品，卻有很大一部分處于惰性和消極性寫作饾饤之學范疇，這其中有很多受到了“專業性”自身利益附加的思想禁錮，使得自身只為利益施行者策令背書，有一些則是作者自身的局限性所致。由此可見當代“業余性”寫作積極性奔競姿態是多么的難得。